2009-06-24
为纪念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和六四事件二十周年，自由亚洲电台邀请当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参与者，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在今天的《六四人物话当年》节目里，本台记者林坪采访了在89学运前作了大量组织工作，并发起北高联（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刘刚先生。
刘刚1984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1987年从北京大学物理系硕士毕业，1989年任科大研究生院软科学研究所所长助理，国家教委属下的耐磨材料开发公司总经理助理，和社经所民意调查中心职员。刘刚回忆说，在89年学运开始前，自己多次组织发动北大学生进行民主活动，包括87年4月成功推动方励之夫人、北大教授李淑娴当选海淀区人大代表；88年4月带领王丹等北大学生到天安门广场集会，向人大代表递交请愿书，提出“增加教育经费、推进政治改革”；88年5月，发起北大“民主沙龙”，邀请包括方励之、吴祖光、邵燕祥、许良英、及美国大使罗德、包柏漪夫妇等国内外人士到北大演讲，后又在圆明园南门发起“渊鸣园沙龙”。刘刚认为，这些活动起到了民主启蒙的作用，并在北大学生中培养了一批追求民主的活跃分子。
“在民主沙龙的促进下，北大的很多学生追求民主自由的热情非常高。很多人对我比较了解，他们知道我做的很多事情是想办法用各种和平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运动，并且也知道在一些重要的事件中，我们会去天安门广场请愿，所以大家都期盼着这样的事情。在民主沙龙上聚会，大家很多时候讨论，什么时候再去天安门广场。所以在89年4月，胡耀邦去世的时候，北大这些人自然会想到，去天安门广场。这就是我在（学运）之前做的些事情，在89年前，公安部已经派了很多人，从87年开始对我进行跟踪，包括通缉令上我的照片，也是在跟踪的过程中拍下来的。”
89年4月23号，刘刚组织成立了北高联（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5月4号，刘刚认为北高联组织已经完善，于是离开该组织，转而发动其他社会阶层支持学生运动。刘刚表示，自己在89学运前和学运中所做的很多事情，主要目标是在中国建立类似波兰团结工会的组织。
“使得这个组织，第一比较完善，比较有力度，然后通过这个组织，培养造就一大批领袖人物，然后再跟政府进行谈判、对话。这种对话过程中，把游行、示威这些手段作为谈判的筹码，就是告诉他，如果我们提出这样的条件你不答应，我们再采取绝食、再采取游行示威，或其他的一些方式，就像团结工会当年做的那样，先提出一些条件，比如改善工人待遇、争取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给他一定期限，让他们考虑。他不同意，就告诉他们，如果你不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将可以让整个波兰瘫痪一个月，或者举行全国大罢工。你有了这样的力量，才能够跟政府讨价还价。”
刘刚回忆说，因为担心场面失去控制，自己曾劝说学生不要去天安门广场绝食，但没有成功。后来刘刚曾多次主张学生尽快撤出广场，回到校园，
ACT 3“我当时在联席会议上指出来，要是我们这个组织没有撤出（广场）的能力，那最后会造成全国大串联的局面，甚至会造成广场上各派山头林立，导致各派之间武斗，这种局面，是我们不希望发生的。”
刘刚说：“我5月30号那天，组织撤出天安门广场，没撤出来之后，第二天本又设想另外一个方案，就是成立一个全国学联，与高自联、外高联、广场指挥部，各个方面联合在一块，成立一个更有广泛代表性的组织，然后以这个组织的名义再动员广场学生撤出，但是那天成立这个组织的过程中不是很顺利，外高联的学生对撤出广场并不感兴趣，所以那个计划没有实现。从那以后，我觉得可能没有机会再组织学生撤出广场了，既然我们不能把别人撤出来，我们首先把自己能动员的人撤出来，所以我号召跟我关系比较密切的，比如说广场纠察队总指挥张伦还有一些人我们就一块撤出来。”
刘刚回忆说，6月3号晚上，自己在政法大学昌平校区，6月5号，进入北京市区，察看军队镇压情况，大约6月7号逃离北京。
六四后，刘刚被列在遭政府通缉的21名学生领袖名单中第三名，于6月19号在河北保定被捕，1991年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六年，先后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沈阳大北监狱、长春监狱、凌源第二劳改队。在狱中，刘刚多次组织政治犯进行反迫害抗争。并给各国政要和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写信，揭露中国政府对政治犯的迫害，反对在刚发生六四屠杀的北京举办奥运会。
1995年刑满释放后，刘刚继续受到公安机关迫害，后经秘密渠道逃离中国大陆，1996年4月抵达美国，1998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电脑硕士学位，现在美国纽约从事金融工作。今年六四前夕，刘刚的新书《天安门，路在何方》在香港出版。
刘刚表示： “写那本书，第一个是把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教训写下来，另外就是想告诉人们，我们参加六四的这些人，在那之前，这些人都是怎么想的，大家为什么要这么热衷于上街、上天安门广场。我在中国常听到人们这样讲，用钱捆起来打死对手。有钱人总是这样讲。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多钱，但是我希望，我用方块字、用汉字堆起来，能再一次颠覆这种共产党暴政。我堆起来的，也可能就像砖头一样，我愿意再继续用这砖头冲击。我认为这本书的价值就在这里。”
回顾六四，刘刚说：“共产党当权的这些人知道，一旦实现了民主，他们就会失去他们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利益，甚至失去他们的权力，他们不能答应。所以他们采取这种镇压措施。如果你不去反抗，他没有镇压，但你同样的没有民主自由。一个国家的进步本身需要每个人发挥聪明才智，每个人都有思想言论的自由，你不能靠当权者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那一定是维护他们的利益的。你不能指望人们不去争取，共产党政权会施舍民主。看看东欧，每个国家的变化都是这样的，都是由一些国际社会的压力和国内公民奋起争取的结果。”
谈到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进程的作用，刘刚说：“我觉得海外民运不过是过去一些参加民主运动的历史人物，在中国有十亿人，争取民主是十亿人的事情，并不因为你过去参加了某次民主运动，就意味着你将来一定在中国的民主运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寄希望于中国的民主运动在中国的十亿人当中。
海外民运，不过是过去参加民主运动的一些人士的集合，这种集合本身不是一种坚固的组织，并不等于被共产党逮捕关押过的人就一定是一个战线、一个组织，或者大家就一定齐心合力，也并不等于追求民主的人就一定是坚持一个目标、大家都认同一种策略。
所以这种海外的民运人士，换句话说，已经成为历史，中国今后再发生民主运动，不可能再是海外民运或过去参加过民运的一些人，再重复一次。就像打牌，你已经用过的方式，对手已经掌握了，他严加防范这些人了。中国民主运动重要的是刚开始的时候怎么发动的，很难由被政府监控的这些人做出。很可能是被政府忽略的人，比如说现在他没法打压的、他没有注意到的这些人，这些人做些什么事，现在可能倒更容易成功。”
刘刚说：“参加过过去民主运动的人，他们有些经验可能是宝贵的。我们过去的民主运动没有成功，所以更多的是一些教训。希望我们中国现在的一些青年人，现在追求民主运动的人，他们能够吸取这些教训，站在我们的肩上继续往前走。”
刘刚认为，中国未来实现民主转型的方式可能会是自下而上的，也可能是自上而下的，他个人希望看到出现自上而下的情况，但是没有自下而上的压力，执政者不可能主动进行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刘刚举例说，波兰剧变前曾实行军管，而当团结工会的力量足以跟政府抗衡时，军管也不起作用。刘刚认为，政府不得不让步的时候才会让步，不得不改革的时候才会进行政治改革，希望国家实现民主的人们必须主动去争取。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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