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石1991年前曾用名陈章宝。广西玉林容县人，出生于1966年广西容县的农民家庭。从小其父亲就教导他：“如果有需要帮助的人，路过我们家的门口，绝对不能任其空手而过。”因此，陈章宝家乡所在村子里的人，要是有什么困难，都会到他家寻求帮助。许多外村人，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也会到他们村子，找到他家。因此，陈家在当地很蒙恩，陈章宝从小学起，就是学校里品学兼优的学生。
1985年参加高考，陈章宝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师大学。
1989年的时候陈章宝是北师大大四的学生。因为积极组织和参与“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简称“北高联”或“高自联”的工作，并任北师大“高自联”的宣传部长，是北师大“北高联”大喇叭的实际管理者。
1989年六四之后，陈章宝被收审于秦城监狱。
1995年春，已经更名为陈天石的陈章宝，因参与王丹组织的活动，又受迫害，失踪于臭名昭著的武汉“青山劳改农场”。
同年秋，因抗议迫害，于澳门水域跳海，随后，又在广西被关押3个月。至此，陈天石在共产党的监狱中是三进三出。
后来几年，陈天石弟兄人生的愁苦，随着年岁的增长，不断的增加。
2000年前后，陈天石弟兄蒙上帝呼召，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并仰望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蒙恩得救的人。
2004年北京中原教会成立后，于2004年复活节在北京中原教会受洗成为基督徒，公开自己的信仰，并宣告和见证上帝的恩典。受洗后不久，与广西同乡邬姊妹结婚。一直坚持参与教会的服事，当时为北京中原教会的主要同工之一，遵从主耶稣的教导，从不停止聚会。
此后，有7年多的时间，在北京肖家河带领和主持着教会的一个聚会点。同时，在北京朝阳和顺义之间的一所国际学校，从事学校的教务管理工作。以一个北漂者的世俗身份，在平安喜乐和艰难软弱中，养育着一儿一女，见证上帝的大能、恩典和荣耀。
采访缘起
我们的访谈分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是关于“信仰的见证”，下半部分则是关于“历史的见证”。
2012年5月19日上午周六聚会敬拜后，于下午时分，笔者在北京陶然亭公园的湖畔柳荫石头上，对陈天石弟兄做了将近4个小时的访谈，通过口述录音，对其过往有了一个很好的回顾，也对未来满怀了盼望。对于未来的盼望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之一，因为“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罗8:24,25）
以下是陈天石弟兄的访谈见证。从中也许你能够看见，那从起初就有的生命之道，是如何拯救带领人信靠耶稣基督的。
一、民主思想的启蒙
钟道：1989年游行时，你带头喊出“反独裁，反专制”的口号，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游行队伍中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当时大多数人还是处于“反官倒，反腐败”的层面，没有上升到体制性的问题，而独裁和专制是体制性问题。请您谈谈您思想发展的脉络。
陈天石：我们这一代所受的核心教育主要有两个，一是爱国主义的教育，二是马列主义毛主义的教育。爱国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你看到执政掌权者在爱国的名义下实际上在奴役着广大民众的时候，你就会感到十分的痛苦。马列主义在社会发展和政治经济方面的理论也并非一无是处，但是其解决社会冲突的阶级斗争方法，在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实践中，演变成为极端的暴力主义，这使我们清楚文革浩劫的一代对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说法产生了疑问。
另外，由于我从小喜欢历史和文学，考文科到了北师大中文系以后，在文艺理论、美学等等课程中，都要思考到很核心的问题，有关人的问题，人本身的问题。80年代上学的时候，人本主义和人本思想的启蒙，在高校中的氛围是相当不错的，比较开放自由。虽然我们在图书馆里能够阅读到的新书籍还比较少，但是从很多保守的教科书中，在有关人的主题论述里面，也会引发思考，也会从另外的方面得到一些启发。人作为自然人也好，作为公民也好，在社会上面，应当拥有怎样的自由生活？
对于我们个人权利的事情上，虽然从法理的层面来说，当时思想还很模糊。但是当时思想启蒙的气氛，加上老师们和学校外面的学者们，经常在学校里举行各种各样不同的讲座和沙龙，学生都非常欢迎，也很热衷于听这些讲座。事实上当时听这些讲座，都比我们从书本上所获得的信息要多得多。所以，我从1985年进入学校后，开始对许多还懵懵懂懂的事情开始了思考。
记得那年的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多少周年的时候，我们还跑到北师大图书馆前毛的石头偶像前，去敬献花圈纪念。很多刚从文革过来的教工，看到我们这些年轻人，这些刚入校的学生向老毛献花圈，他们都觉得很疑惑。
经过这个事情以后，我自己到了1986年以后，思想迅速的改变，跟刚才所说的校园气氛有关。很快的通过回顾历史，结合看的一些现实，认识到我们整个社会虽然是处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当中，但是，基本上还是属于专制和独裁的社会。尤其是人与人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各个阶层之间，不自由，不平等的现实，在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可以体现出来，我的感受还是非常的深。
虽然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以后，像我们学习都很优秀的学生，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非常好的机会。但是整个社会里面，由于体制基本上还是处在一党执政和专政的状态底下，我本人对于社会的未来就有了很多的思考。由于当时看到那些当官的，也就是掌握资源的，手中有权力的，在利用特权，当时叫官倒也好，什么也好，在使得官民之间在竞争方面处于非常不公平的一种状态。再加上经济改革方面的一些实验，引起的通货膨胀非常的激烈。就像我们刚开始进学校的1985年，一个青椒炒肉4毛钱，到了1986年，快一块钱了，到1989年的时候，已经两块钱了。这都不是我们普通的学生，普通的市民所能承受的。
所以的话，通过进大学将近4年的学习和思考，在1989年的时候，我对社会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虽然还不能从理论方面，或者是很清晰的知道，我们这个社会，这个体系，这个系统，存在有多少问题，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没有这方面全面的研究。但是，感觉到制度的问题很大，尤其是专制的问题，一党独裁的问题，社会没有民主的问题，没有自由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些在人文方面有一些思考的学生来说，感受是很深刻的。
所以，在同学们发起游行的时候，我只是将我的心里话喊出来而已。没想到同学们的反响是这么强烈，我也就更坚定了在后来所有我主管的宣传工作里面，就比较重视这个方面的方向，在广播稿件和组织稿件方面，都在向自由民主方面偏重。事实上，在运动当中，外界也在不断给我们送一些资料来，包括西单民主墙的，还有国内外一些关于中国的报道，一些中国存在的社会经济政治的问题，这些资料都源源不断的送到我们北高联（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宣传部，和我们北师大的宣传部这个地方来，事实上我们后来很快就成为了一个信息中心，这场爱国民主运动的信息集散点。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得到了一些新的启蒙。基本思想脉络就是这样的。
二、89民运的人和事
钟道：对于89期间的一些人，像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像在国内的马少方、李海等等，那些在运动中非常活跃的人，请您谈谈与他们之间的一些交往。
陈天石：1989年在北高联这个平台上面，从4月24号正式成立以后，到5月7号，北高联的总部搬迁到北大之前的这段期间，我们基本上每天都在北师大有一个包括各校学生参加的自治会的全会和会议。
很多后来被大家所熟知的六四学生，所谓骨干或者领袖，我都是在这个平台上认识他们，但是大部分人，我跟他们都没有什么个人的交往。在工作关系上最为密切的还是我们北师大的几位。吾尔开希，他既是北高联成立以后的第二任主席，也在我们北师大，是我们北师大自治会的主席。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主管宣传，在我们北师大自治会里也是宣传部的部长，我跟他的关系当然就比较密切。
另外就是秘书长张军，副秘书长是后来加盟进来的梁擎敦，大家叫他梁二，这些人都很熟悉，算是有很多的接触。另外就是后来进来当北高联副秘书长的王超华，她是社科院的研究生，是4月底起北高联很活跃的一个骨干成员。我们这些人经常在一起开会，算是接触比较多。
其他的像周永军、王治新、封从德，郑旭光等人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北高联的会议上，大家有一些见面，但是个人私下的交流比较少。我在以前的时候，也是不太善于表达的人。我自己虽然会有一些思想、有一些想法，但是当我面对公众要做一个说明的时候，这方面就是我的弱项。所以我很少在一些公众场合里主张我自己的东西，而一般都是通过组织工作，通过组织的运作，或者是写一些简短的东西，来尽我的一份职责。因此大家对我的印象一般也很模糊。
说一下马少方。少方是比较早的跟“北高联”联系的，吾尔开希宣布成立“北高联”以后，少芳就来了。他也是去参加“北高联”正式成立的圆明园会议的代表之一，但是他们学校北京电影学院比较小，他就老往我们学校跑。我开始的时候知道他，但与他也没有太多的接触，但是他第一次比较有名的演讲，是在我们北师大318纪念碑那里演讲的，是由我们宣传部和秘书处进行组织和安排的，所以算是第一次有了亲密的接触，他那个时候可能对躲在后面的我印象也还不深。后来，我们在一起参与绝食的发起，慢慢的还有一些其他场合的见面，算是有一些进一步的了解。那个时候同学和同学之间，这些骨干分子个人私人之间很深的交往，事实上是比较少的。
王丹也是我们一起发起绝食的时候，才有了直接的合作，之前虽然在不同场合见过面，但是也没有过交谈，后来大家坐牢出来在北京，我们见过很多次。
至于柴玲，由于她主要的活动不在北高联，而绝食以后我就主要在学校里面，因此我们就从来没有碰过面。李海那时候和我一样，都不算很活跃的人，属于在低下做事情的骨干，我坐牢出来以后才见到他，这些年来见得就很多了，很高兴的是，他现在也开始接受福音了。
三、青山劳改农场和跳海抗议
钟道：我们把时间跨度拉大，我们要谈到1995年春天您在武汉的“青山农场”被劳教，以及你和张智勇在1985年秋天因在澳门海域“跳海抗议”被关押。对于这两次的关押经历，请你简述一遍。
陈天石：1995年3月的时候，由王丹牵头，这些因为89六四而失学的国内落难学生，到北京香山的樱桃沟春游。我去了之后，就被北京市公安局扣押了，他们把我身份证没收，送到武汉一个劳改农场关押，后来知道那是国内很臭名昭著的青山农场。按照今天的话来说，事实上我是被失踪了，外界也没有人知道我到哪里去了，我就不存在了。
后来我是通过当时从青山农场释放出去的人，我托他们出去后，给我家里打电话。这样我的家人才知道我被关押，就到武汉市公安局跟他们要人，他们才不得已把我放出来。按照他们的计划是要关押我半年的，当外界知道了我的情况后，因为没有理由继续关押我了，我就出来了。
我被关押劳动了1个月，4月江南春寒料峭的天气下，下到扎骨头的水里去挑绿肥，因此在青山农场里面，我就风湿病发作，再加上本来就有腰椎间盘的撕裂，出来的时候基本上就走不动了。自己心情也很不好，就回到广西休息一段时间。
我在北京的生意当时是做得很好的，做酒楼的装修，跟合作伙伴已经挣了好几十万块钱了。等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发现我的合作伙伴已经把钱挪作其它的用处了，账上已经没有什么钱了。这个时候，也因为我消失了1个月，当时的女朋友，她不能理解这样的事情，就提出来跟我分手了。我十分的难过，我就觉得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是这样的艰难，与朋友合作做生意，诚信上也很有问题，在政治上对我们也是动不动就拘押起来，甚至让我们失踪，从地球上消失。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不太适宜再继续在国内生活下去了，就有了出国的打算。
在经过了春天的这些事情之后，95年夏天，我就申请护照。想试探性的通过中旅先到国外去旅行，能够自由的进出国门后，再到外面去找个学校去读读书，抱着这样的想法。但是去旅行的计划没能实现，申请到的护照也没有给我，也不让我出国去。广西的公安厅要求我交10万元的保证金之类的，我当时有点钱，但是没有这么多，我也觉得不应该交这笔保证金，我据理力争希望他们能够把护照给我，他们要求我等3个月。我也等了3个月，但是最终他们也没有把护照给我。
在非常苦闷的心情下，正好当时张智勇也有出去读书的想法。他是申请了护照，也拿到了出国的签证，但是后来公安局又通知他，要收回他的出境卡。公安局的人也正在到处找他， 他也知道自己按照正常的途径，即使到了海关也出不去了。他当时看到我也没有得到护照，就从天津到了广西我的家里。当时我想，既然是这样，我们就用别的方法试一试。以前，在香港澳门这些地方，有许多人就偷渡过去了，自己就游过去了等等的，当时事实上也可以通过别的一些方法，办些海员证之类的，其实也是可以过去的，只不过要花点钱，这些钱是比较大的，那个时候5000块钱也是不小的数目。
我们两个人，89年以后都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心里面也很压抑。当时就想既然不给我们出去的机会，那我们就选择一个表达一下我们心情的方式，通过澳门环岛游，我们从船上跳了后，就游到对岸去，搞出一点新闻事件出来，表示我们的抗议。
我们实际上没有把这个事情筹划好，还是年轻人的意气用事，很多的事情考虑的不周全。当我们联系我们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时候，联系不上，我们又急不可耐。最后我们买了95年10月25号的船票，就从珠海澳门环岛游的船上跳下去了，是在澳门的水域里跳下去的。结果我们还没有游到岸，就被澳门的保安警察部队，水上警所给我们捞起来了，把我们关在收容所里面。
我们去的时候也带了一些我们身份的证明，但是当时的葡萄牙政府澳门方面的政治部，来对我们审查之后，他们最终还是决定把我们遣送回来，交给大陆的公安。他们知道我们回来就会被区别对待，要坐牢或者劳教，但是他们不顾我们的抗议，第三天就将我们送给了珠海警方。
因为这个事情，张智勇被天津市公安局处以1年半的劳教，对我呢，据当时公安局的人说，上面是要给我3年劳教。但是，我们当地的政府方面，当地公安主办审查的人员也受到很大的压力，因为在我被关押期间，不断的有亲友，社会的人士，我们当地的一些开明的人士，利用各种方式和各种机会跟他们表示、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抗议。所以最终他们说，你在里面被关着，我们每天都被人骂，最终他们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处以重金罚款，以取代劳动教养，这样在里面前前后后被关押了3个月最终让我出来了。罚了5000元，在95年的时候是挺大的一个数了。
四、从民主运动到基督信仰
钟道：1995年春你被送到武汉“青山劳改农场”关押，再到了10月份，因为“跳海抗议”，又被关押3个月。这两次的被关押都可以说是89六四的一种延续。想请你谈一谈，后来你是怎么接触到基督教？接触到了教会？进入到教会中？怎样认识上帝的？
陈天石：首先来说，事实上，我从秦城监狱里面出来以后，即使是在取保候审期间，我就已经开始努力工作了。从1991年去深圳工厂里面打工以后，一直到现在，我都在力求过一种正常人的生活，努力的工作，成家，过上一般人所向往的幸福的生活。
但是，正像刚才所谈到的那样，这中间总是受到一些搅扰，生活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在出狱以后的头三年里，我申请身份证就不给我办。后来通过辛苦工作，好不容易能够有一点点经济能力以后，又发生了1995年一系列的事情，很不顺利。
到了1995年底跳海的事件后，我就检讨了一下自身的问题，认识到：人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还是应该有更多的忍耐。既然出国走不掉，就要来面对国内这样的环境。
所以，从1996年开春以后，虽然我是有一点容易冲动的毛病，但是通过调整心态，准备以一种新的心态全力以赴的开展自己全新的生活。我决心以后就不再提出国的事情了，在国内这个环境里面继续的努力，也想看看国内这个社会最终会走向哪里去？所以，从1996年开春以后，我就又回到北京重新建立了装修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也做了其他一些服务性的生意，也赚了一点小钱，不多。直到1999年生活还算过得去。
到了2000年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在商场上，有许多别人能做的事情，我自己总是做不了。社会迅速的转型到，很多的生意，都是靠台底交易，靠行贿受贿，才能够拿到利润比较好的生意，装修工程尤其如此。而辛辛苦苦的本分去做，就很难挣到钱。当然在做生意过程中，自己本身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服务的精神，就是我们基督教所说仆人的精神，也还是有很多的欠缺，所以，生意并不顺利。从原来挣了一些钱，到后来赔了一些钱，生意就陷入低谷，生活也陷入低谷，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大，在成家的问题上也没有什么进展。
所以2000年前后，我整个人生就处于低谷。当时，我回顾自己的人生，从少年时代开始，无论是生活多么艰难，自己是很阳光的少年，后来是充满理想抱负的青年，最终在1989年经受了种种打击以后，自己觉得还是比较坚强的青年。但是步入社会以后，就发现，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自己遇到和面对各种各样的艰难挫折，慢慢的就陷入了低谷而不能自拔，人生里面有很多的愁苦缠绕着自己。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耶稣。在没有接受福音之前，我就感觉到我是生命有了问题。我的生命就像一棵树一样，枯萎了。
但是，那个时候对生命的认识，还没有从《圣经》这个角度有所理解。正好这些时候，我们一些朋友都信主耶稣了。像张前进，在1998年那个时候就已经信主耶稣了，他就给我一些像《生命季刊》这样的刊物。而在梅娜姊妹那里，我看到了一些福音方面的影视光盘， 比如唐崇荣牧师的《神权、政权、人权》。虽然当时我对唐牧师的讲道不能完全接纳，但是在对于神的敬畏和顺服这一点上，我是赞同的。以后，我就发现基督教《圣经》所谈的这些道理，是非常的好。特别是从主耶稣的救赎牺牲，他的完全献上，对照到我们这些罪人要为自由民主事业的牺牲，从我们的有限，也让我完成了对主耶稣的人子到神子的认识，这对于破除无神论思想对自己的辖制也非常的关键。
在2000-2002之间，我虽然还没有去教会，但是在读到《圣经》话语的时候，我就常常的流下自己的眼泪。
五、接受生命中的永生之道
钟道：请您详细叙述一下您归信耶稣基督的历程。我们晓得人的愁苦是因着自己的罪而有的，人生得以脱离愁苦的唯一出路，就是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认罪悔改，信靠基督，成为基督教会中的一员。
陈天石：我记得在我的一生里面有三次流泪是刻骨铭心记忆深刻的。
第一次流泪，就是1989年的时候，屠城血案发生的时候，在满城痛哭的时候，我是痛哭流泪，甚至心里头流血的那种感觉。
第二次流泪，就是我的父亲因为我被关押秦城，家人没有接到我被收审的通知，以为我已经罹难，他经受过一年的严重打击后，他后来很早就过世了。他过世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对不起我的父亲，这个时候是我第二次的痛哭流泪。
第三次痛哭流泪，是我读《圣经》，看到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句话的时候。祂接着说：“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完全被这句话所击倒，祂这句话可以说是征服了我，因此而泪流满面。
在信主耶稣基督之前的时候，由于我之前人生的历程，我本身的愁苦，在刚才也说过，我自己的经验也告诉我，实际感受是自己在生命上出了问题。在没有读到《圣经》中的这些语言的时候，我的实际感受是，我生命已经枯萎掉了。我自己靠我本身的力量，没有办法振作起来，没有能力恢复过来，不能重新让自己拥有旺盛的生命力。所以，当我在这个时候读到《圣经》里面耶稣的生平言训的时候，我才认识到，耶稣能够给我带来生命。2002年下半年的时候，我就到教会去了。
从此我就没有离开过教会。而且我经常的将我自己对主的认识，对神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和弟兄姊妹们分享，我也请弟兄姊妹们为我自己的生活工作，包括我自己的婚姻祷告。神也很看顾我，信主以后很快神也赐给我一个姊妹，让我终于在38岁的时候，还是结婚了。我的姊妹也跟着我一起信主，我们现在也有了两个孩子。可以说从信主以后，我和家庭都在神的祝福和保守里面，我们虽然也没有很多的收入，我也不做生意了，到一个学校里做一般的行政管理工作，但是应该说在生活、工作、家庭各方面都是非常的平安喜乐。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主既然让我们重生，给我们生命，那我们最好的感谢神的方式，就是要牢记祂给我们的使命，就是传讲耶稣救赎的福音，宣讲祂的道。所以，我就在这个过程中，从2004年起，参与到教会的服事。虽然自己能做的很少，但是就一直到现在，都在教会里面做一点力所能及的服事工作。
六、传扬福音为主而活
钟道：非常的感谢主，尤其是我在跟我的家人谈起福音的时候，我太太也常常说起，感谢陈天石把福音传给我们。我是2003年非典过后，8月底从深圳回到北京，回到北京之后的10月份，你邀请我们去教会，我们一家去教会以后就很快的被主的福音所征服。我们都知道“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自己也决志信主了，因此是非常感谢陈天石弟兄把这生命之道介绍给我，使我们一家人都蒙神的保守。我们知道人都是很败坏的，尤其是看到自身的这种败坏和有罪的时候，确实是不得不降服在神大能的救赎当中，降服在耶稣基督十字架面前。想请你谈谈，信主服事这么多年，即经历过教会实际的生活，也看到教会里面，主要是指中国家庭教会，这种分分合合，这样那样的纷争。当然，因着人的有限性，我们尽管信了主以后，生命还是没有达到一个完全的地步，也有很多的罪在里面。你对中国家庭教会在2000年之后，特别是中国家庭教会在城市的发展，以你亲身经历过的事情，谈谈你的看法，关于教会的问题。
陈天石：首先还是要补充一点自己生命的问题。刚才说认识到自己的愁苦，生命的枯萎，事实上是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信靠主耶稣基督。但是，我自己一直都觉得自己是非常的软弱，我信主以后最大的感受不是别的，就是一直感觉到自己是非常的软弱。在初信的时候，热情比较高涨一点，进入到稳定的阶段，希望自己能够更多的做一点服事的时候，往往自己很多以往的毛病会成为拦阻，看到自己很多的毛病还是改不掉，所以在服事的方面非常的亏欠。
至于谈到2000年以后教会的情况，事实上除了我们本身教会的发展，自己有些认识以外，看到北京这些有来往和交往的教会发展以外，外地的一些教会，因为我没有实际去感受过，只能是在自己所接触的范围里面谈。我自己是从信主耶稣的2002年以后，我看一直到现在的2012年，至少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个阶段是到2008年为止，到奥运会为止。我觉得家庭教会在城市的兴起是非常迅速的，虽然说在国内这个环境里面，也有一些政府对我们宗教信仰的，对基督教会也有一些限制和打压，但是总体上来说，相比现在而言，还是要宽松一些的。所以，我自己所在的北京中原基督教会，现在已经分为两支，一支叫做北京中原教会，一支叫做北京圣山教会。从2004年北京中原教会正式成立，到2008年奥运会期间，他的发展算是比较稳定的，从1个聚会点，到2个聚会点，3个聚会点，现在是4个聚会点，包括现在持守北京中原教会这一支的话，现在是5个聚会点。发展是比较稳定的，神在做工，也很祝福我们的教会。
有不少像我这样的，在过去的人生历程中有很多愁苦的，也有一些像我这样经历过89磨难的朋友，甚至有一些坐牢时间非常长的一些朋友，像胡石根和王国齐等，他们都信了主耶稣。
奥运会没有开的时候，有一些人预言，奥运会会给中国福音的兴旺，教会的兴起，带来一个契机。但是，我当时就有一个担忧，可能在奥运会以前，因为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整个奥运的环境，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会不会落实？所以奥运前中国社会是一种宽松的环境。但是我担心到了2008年以后，中国会收紧，各方面都会收紧。同时也由于中国的整个社会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的时期，出现了很多的实际的问题，如2008年暴露出来的三聚氰胺的“毒奶事件”，512汶川大地震所暴露出来的房地产建设中存在的“豆腐渣工程”等等，社会的不稳定与政府的维稳之间的矛盾，会影响到中国家庭教会继续兴起的环境。
事实上很不幸的就是，我的担心通过2009年山西“临汾的教案”，还有“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的被打压，以及2009年11月1日北京守望教会被迫在海淀公园门口大雪中的户外敬拜，上海万邦教会的被打压，等等很多的一系列的教会的案例，一直持续到现在，这几年中国宗教自由这方面的环境是处于自由度更少一些，政府在收紧，中国家庭教会内外的争战都很激烈。
所以，我只能从自己所看到的和自己所接触到的信息来说，我觉得目前是从2002年这10年以来，宗教信仰自由是处于低谷的时候。但是我本身对于未来是有信心的，中国社会目前到了一个时期，到了社会向更加自由、公平、正义，最终会走向民主宪政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不只是我们这些信主的基督信徒是这样认为，就是我所接触到的普通的民众、普通的公民，他们对中国社会走向宪政民主的向往也是非常的强烈。我相信整个中国社会，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对宗教信仰自由，包括其他的公民自由权利的促进，是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的。在网络信息的时代，网络的推动力也是很大的，当然党内外和国内外的，各个方面的因素都结合在一起了，对中国社会走向更加的开放和民主，产生了不可逆转的推动力量。
我也希望中国政府在民主方面，能够因应历史的发展进程，顺应中国民主化的历史天命，在宗教信仰方面，也给予中国家庭教会在信仰自由方面更多的尊重和自由的空间。因为中国家庭教会是中国社会的底层稳定，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家庭教会所倡导的忍耐和仁爱，也是中国社会得以稳定和谐所必不可少的教导。
七、小结
我们以倒叙的方式先记录了陈天石弟兄的信仰历程，下半部分内容就会涉及到陈天石弟兄在“89六四”期间的一些个人的经历，这些经历既是历史，也是现实。因为我们知道，许多有份于“89六四”那个划时代之历史事件的人都还在世，而“89六四”在国内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89六四”23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愿下半部分的文字能够成为对“89六四”的纪念。
初稿于2012年5月21日，改定稿于2012年6月6日。
──《观察》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