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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11日 星期一

孔捷生:最後的北京(1-5)

.....這絕對是戰爭狀態下才得一見的景像――見首不見尾的大部隊在夜色掩護下悄悄移動,密麻麻的鋼盔組成方隊,攢動著刺刀的叢林,每隔一定行距就顫巍巍地招展出肩背式報話機纖細的三菱形天線。沒有口令,甚至沒有半聲咳嗽,軍容肅整,緊張而肅然地行進。長街兩側湧動著滾滾鐵流,左出右進,廣場守軍魚貫撤出,新開抵的集團軍旋即接防。

(本文1990年發表於《廣場》季刊秋季號)


一、

槍聲仍在響。遠或近。

天空慘白。北京的夏季仿佛是從那個大凶大煞的日子開始的,蒼穹於是一直顏色慘淡,間或揉進幾股濃黑的煙柱,好讓那屍布一樣的天幕分出層次來。

“----不要走近窗戶!”每家每戶的大人都反復警誡,如同嚇唬小孩的鬼怪故事。而恐怖的超神傳說倏地變成了現實。

不同軍種、兵種的精銳團隊在空寂無人的大街上跑過或操過。他們互不相涉,更互無聯絡。廣場已攻陷,反抗已撲滅。他們仿佛只是在競賽士氣,暴喊著“一――二――三――四!”的操令和吼著軍歌,對民心似鐵的北京人進行精神戰。當然,他們毫不猶豫地對任何一個可疑的影像開火,或者干脆無目的地朝天鳴槍,以強化“六四”數日以來籠罩首都的戰時氣氛。

門戶緊閉,窗簾低垂。每家每戶都如此。

於是再也看不到鋼盔的攢動和刺刀上閃爍不定的金屬光澤,猶如看不見槍膛裡精密而猙獰的來復線。事實上,沒有人能目睹那撞擊、起爆、旋轉、迸射的物質運動的瞬間,只有那尖厲而干燥的音頻,不時撕裂著人們的耳膜。這種生疏的音波忽地成了北京人生活的軸心。

這就是死亡。它和每個人都那樣近。

自八國聯軍兵燹至今,北京城間隔了九十年才得以溫習這嗆人的硝煙味。光陰荏苒,北京人已喪失了應付戰亂的能力。更何況,歷史角色的轉換實屬匪夷所思,圍城一月並發動總攻的不是凶橫的外寇,而是中國軍隊。幾多死難者直到他們的肉體被灼熱彈頭洞穿的一剎那,仍不敢相信取去他性命的是自己的同胞。

第四天了。

我們一家三口困縮在一個房間。臨街那個房間已不屬於我們,從窗縫強襲進來死的氣息,把那個房間掠走了。

曾經激沸的熱血降到了冰點。六月四日血與火之夜,我那股視死如歸的勇氣已徹底崩潰,仿佛不曾在暗鋼色的刺刀前高亢地喊過、豪邁地唱過;不曾在彈雨中挺立過、奔跑過。我只是對著四堵牆壁發呆,絕望、怯懦,像一只偷生的螻蟻。我甚至不再屏息潛行到住宅臨街的一面,偷偷掀開一角窗簾窺視天安門廣場。那裡已沒什麼可看,連升騰數日的渾濁煙柱都已熄滅,只有直升飛機在列成方陣的坦克群之中頻繁起落。

曾令我的心志如此昂揚過的地方已化為一塊巨大的血痂,色澤漸漸變黑。

唯一可做的事是反復調校收音機的短波頻率,捕捉外部世界的每一束電波。“抗議”和“譴責”且不去管它,特別篩選出“嘩變”和“起義”之類的只言片語,來膨化自己的幻想,用來填補被炮火洞穿的思維空洞――每個人的腦際都驀地有了這樣一個彈孔。

神跡並沒有降臨。

我們一家三口,就這樣卷縮在兵禍沉重的陰影下。

大軍破城之日起,我八歲的兒子已經同全北京城的孩子一樣,不再背起書包上學。兒子不曾從這意外的“假期”裡得到絲毫快樂。他首先失去了自己的空間――臨街的房間本是他的領地,卻被“戒嚴”了。從木樨地到復興門都有朋友打電話來,哭訴那些無堅不摧的虎狼之師,揮軍攻城時向街道兩旁的居民亂槍濫射。現代科技的成果是牆殼越來越薄而子彈穿透力愈來愈強,不少人竟是在寢室裡領受無妄之災。特別是木樨地,那一帶的人家當晚徹夜蹲在地板上不敢直腰,子彈嗤嗤斜穿上來擊中天花板,灰沙四濺,粉塵彌漫,如同戰爭影片用濫了的噱頭。

就這樣過了四天。

兒子不知做什麼好。他從直覺裡知道不可以去碰那部買了不久的電子游戲機,便把所有藏書都搬出來,從《西游記》到《安徒生童話》,沒一冊能翻倒廿頁以上。彌散於大氣中的驚悸與死亡氣息,和神話世界根本不能相容。然而,他才八歲,完全無法理解窗外發生的一切。看見兒子百無聊賴而又不敢多言的樣子,當媽媽的哭了。這幾天來,妻子動不動就淌眼淚。

對窗外的一切,我們大人又能理解多少?

妻子僅下過一次樓,拐進樓後面的胡同。那裡貼著牆根瑟縮蠕動著一條人龍,是搶購食品的居民。店鋪拉上鐵閘做生意,不再有進門選購的權利,只能把種類名稱報上――如果店裡還有貨的話。

連庫房裡年深月久的、罐殼已見鏽斑的罐頭都搶購一空。酷似一部災難片的細節,陪襯角色就是驚惶的老百姓。

自然,有交頭接耳、有嗚咽抽泣和高聲的咒罵――只是在胡同裡。

近在咫尺的大街則是另一番景像。路面殘留著被坦克衝決的路障,大小車輛焦黑的屍骸、磚石、碎瓶子、血漬、委棄的旗幟……沒有行人,只見高度戒備的軍隊在巡邏。商店重門深鎖,叩門光顧的只有怵目驚心的彈孔。

尚未陷落的是胡同。那裡是戰時消息的交流中心;是掩護學生撤走的秘密通道;是不畏死的抵抗者的游擊走廊。

在六月六日,我曾目擊一群士兵鳴槍狂追幾個平民,從前門追至供電局,逃跑者拐入我這幢大樓後面,隱沒進胡同裡。士兵衝至,才拐彎便猶豫止步。眼前和他們對峙的一邊是迷牆一般的高層公寓,另一邊是錯落的四合院和幽深的胡同,每扇門戶都緊閉著,門後面是石頭一樣的沉默。士兵們商量幾句什麼,威脅性地放兩槍,退走了。

顯然,這些千裡勤王的官兵從未進過北京,他們只是在《解放軍畫報》上認識首都的。六月四日之前幾次失敗的行動,失散掉隊的官兵都找不到自己的駐地,他們甚至沒有北京市區的地圖。戒嚴部隊指揮部或是無意讓各路人馬配合協調行動,竟沒有派出公安干警、武警、衛戍區的人手給遠道開拔而來野戰軍指引路徑,而更願意讓他們各自為戰。說到祭出和老百姓有“魚水之情”的軍隊傳統,請北京“老鄉”當向導,那是想也不要想!

四十年前往事已矣,當日北京萬人空巷,簞食壺漿,夾道歡迎人民解放軍和平入城的歷史佳話,竟被四十年後的一夜槍炮擊得粉碎。

人民創造的歷史和帝王創造的歷史是如此不能相容。

人民畢竟被擊潰了,最後的“戰壕”――經緯縱橫的大小胡同,終究會被橐橐靴聲踏平的。

二、

電話鈴又響。

這些天來,它響個不停,半夜裡也得爬起來接電話。國難當前,晝夜的概念已失去意義。北京城交通斷絕,郵電停頓,加急電報一夜之間激增數萬份而無人派送。傳媒只剩下廣播電台和電視,電波和熒屏翻來復去都是《中國共產黨告全體黨員、全國人民書》,還有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第X號緊急通告。唯一的人際信息傳遞渠道就是電話。連日來哪怕彼此不太熟悉的人都互通電話,打聽不同城區的戰況。

這回來電的是《人民文學》的主編劉心武。他告訴我,他妻子剛看見同住一幢大樓的叢維熙、鄧友梅、張鍥提著行李鑽進了作家協會的轎車,奔機場方向去了。妻子也勸他暫時離開北京避一避。劉心武說他曉得那三位同行是去深圳“創作之家”避風頭,他也想去南方小住,卻不欲與那三位“扎堆”,以免日後大家牽扯出說不清的麻煩。他問:如我也想離京,可否給他在那邊作些接待安排?

我告他:已有兩位朋友來電話相約南下。真到了那邊,接待之類是小事,問題是怎樣才能離開這座凶城?劉心武沉默一陣,說:“我試試看,也許有辦法弄兩張機票。”電話掛斷。

我妻子知道劉心武太太的態度,也勸我先返廣東。北京眼下兵連禍結,再演變下去誰也估不透還有什麼事發生。妻子讓我等局勢穩定了再回來。

我無言以對。要是能走,北京城不知多少人逃難去了。北京往南的鐵路交通已連日斷絕;北行火車據悉只到通縣。全國最大的鐵路交通樞紐――北京站,已徹底癱瘓。至於飛機場,那邊的情勢我完全不知,從劉心武住的安定門去機場,或尚可通行,而從我這裡前往,則要提著腦袋上路,行經前門、崇文門、建國門等幾個血泊未干的殺戮戰場。如今在那些地段子彈就是王法。我從電話裡得知,建國門已由坦克列陣,立體交叉橋上上下下重兵布防,處於戰時狀態,炮口所指,已不是膽敢作飛蛾撲火的悍民,顯然是嚴防更大的事變。

遠的不說,從我這幢公寓樓向東,不能走出三百米以外。那裡,攻陷廣場的部隊把原先民眾設置的路障加固,架設多挺機關槍,擺開了鎮守天安門廣場的第一道“擅越者死”的屏障。在戒備森嚴的工事後面,曾經喧響過地動山搖的吶喊,旌旗蔽日,蔚為壯觀,令氣像蕭森的紫禁城九重龍鳳闕黯然失色。轉眼翻覆,狂飆般揮舞的手臂和僕倒的身影,已化為浮雕,凝固在人民英雄紀念碑被煙火熏黑的漢白玉基座上。而偌大一個廣場,已變成全世界最大的戰時兵營。

番號龐雜、兵種各異的三十萬大軍虎踞京師,時局嚴峻而又撲朔迷離。其時我和許多人一樣,隱約覺得滿城硝煙之中掩蓋著種種可能的變局――那意味著一場兵燹,於這個創傷累累的民族來說,絕非幸事。

若然當局就此一戰勝定,其後的手段自是不言而喻。五十日震驚朝野的全民運動,清濁立判,對那些鐵了心下殺手的政治老人來說,“黨”和“政”已不足倚,唯有“軍”可以拱衛這座危城,今後相當一段時間,北京最權威的聲音將是槍栓的錚響。

預料之中的大搜捕、大清洗已迫在眉睫。

我並沒有將所有凶兆都告訴已被驚悸和愁苦所壓倒的妻子。屠城次日,我前後致電兩位可斷定有大麻煩的朋友,其家人簡短答曰:“不在。”然後掛斷。我再打過去,一開口先報姓名,對方才吐出富於暗示性的一句:“他離開北京了。”

這是警訊。我能不能離開北京?之後又何去何從?

我一夜無眠。

三、

而這一夜裡,北京的情勢似有了許多變化。

各城區槍聲大多歸於沉寂,只有城南上半夜傳來兩起自動火器短促的射擊聲,並曾有一兩聲爆炸。城南一帶,民風剽悍,尚未完全停止以卵擊石的抵抗。倒是殺戮最慘重的西長安街一路像墳場一樣死寂。

那些為著一個光榮夢想而捐軀的英烈,只成了周而復始的歷史演義的幾行注腳。而這部發皴的黃卷,已被續寫了無數情節近似的章回。

下半夜,所有聲響都在濃稠的夜色中沉澱下去。我曉得,這一充滿生死歌哭的篇章已經完結。其後,有一種紛沓的動響從夜幕中傳來,低沉、有力,像冰川徐緩而沉重的移動,像洪水漫過布滿卵石的河床。我驀地掙脫困頓,下床躡足摸向窗前。我想,這片城區每一個心膽俱裂的戰敗者都會被這陣沉悶的聲波所驚動,和我一樣,偷偷掀開窗簾窺測。

這絕對是戰爭狀態下才得一見的景像――見首不見尾的大部隊在夜色掩護下悄悄移動,密麻麻的鋼盔組成方隊,攢動著刺刀的叢林,每隔一定行距就顫巍巍地招展出肩背式報話機纖細的三菱形天線。沒有口令,甚至沒有半聲咳嗽,軍容肅整,緊張而肅然地行進。長街兩側湧動著滾滾鐵流,左出右進,廣場守軍魚貫撤出,新開抵的集團軍旋即接防。

似乎只有裝甲部隊沒挪窩。若然那群鋼鐵巨獸咆哮起來,滿北京城的百姓一定以為戰事重燃。對當局來說,沒有比這群龐然大物沉重地鎮住共和國的心髒更具像征意義的了。

毋庸置疑,外間電訊關於“變局”的喧囂聒噪純屬子虛烏有。

那些凶猛強悍的攻城主力撤走了,代之以已在郊區屯兵多日而又不大清楚城裡出了什麼大事的外圍部隊。

我伏在窗前半個鐘頭,看來這浩浩蕩蕩的大換防要持續到拂曉。我曾想像會突發一些小騷亂,在黑暗中醒著的高樓和平房,會飛出瓶子或半截磚頭,挾著熾烈的仇恨和無謂的盲動,呼嘯墜落寒光閃爍的鋼盔之上,於是暗夜裡將突發暴喝和一輪亂槍……然而,重壓在櫛次鱗比的樓宇之上的只是一團死氣,什麼也沒發生。

血氣最盛的北京人也被殺怕了。

姑勿論會種植下天大的禍根和死結,畢竟,吾國歷朝歷代的鎮山寶總不會失傳,那就是立竿見影的霹靂手段――殺!

就這樣,一個新紀元尚未開始就結束了。四十年來,那些纂修黨史、軍史的御用專家們總在忙碌,不懈地對史料實行增補、篡改、消滅。只有這一段落,他們始終是無法回避而又理屈詞窮的。最佳的辦法是令老百姓對這五十日刻骨銘心的經歷徹底遺忘。如果可以乞靈於超自然的力量,他們甚至會祭出某種神乎其技的無上心法,讓十一億人民一夜失憶,統統少活五十日!

類似的工作已經開始。

四、

天明,槍聲已渺的北京城有了一些新氣像。

接防廣場的新軍組成小分隊,背挎鋼槍,槍口朝下,唱著《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軍歌,沿長街出動拆除路障。有的軍官出面向附近的供電局、房管局等單位交涉,借用掃帚和手推車,用作清理打掃路面。被橫過來阻擋軍車的交通隔離帶一一歸位,只有那些被坦克輾過的扭曲鐵欄和殘碎水泥墩被扔進垃圾堆。

官兵們干得很起勁,汗水蘸透了草綠色的軍衣。先兩日委棄於路心的褪色旗幟,不知何時已被人悄悄拾走,大概是當作歷史文物收藏吧;路邊還有一兩根紅布條,也不曉得官兵們認不認得它的來頭,總之掃帚到處,歸於塵土;倒有一冊薄薄的什麼書,是學生撤退時遺落的,被“六四”下午的驟雨打濕,而後又干透變黃。一士兵拾起翻翻,交給挎手槍的軍官……這打掃戰場的過程,有如一出無情節的默劇,而觀眾則站滿公寓大樓的走廊或臨街房間,憑窗俯瞰,不再躲躲閃閃,卻默不作聲。

雙方的肢體語言各自表達著什麼。

這種無聲的對峙直到中午,民眾開始軟化,先是供電局出來了廿多人幫助清理路障,其後我和許多被困了數日的居民也湧到街上,圍攏著這幫官兵打探情況。

人們自然認出這批軍人並非當日攻城主力,卻也不敢施展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攻心戰,但一口惡氣無論如何咽不下去,於是劈頭一句都是這般問:“你們是二十七軍的嗎?”當時,京城盛傳沿公主墳、軍事博物館、木樨地、西單、六部口強行推進的西路軍是二十七集團軍,那一路狂攻濫殺,長街伏屍累累,令人發指。這血海深仇是永難開解的。

對此一問。兵們都迅速回答:“不是。”

“那你們是哪個軍區的呢?”民眾追問。

兵們不答。他們都很年輕,也靦腆。倒是那軍官搶過去答:“我們都是中國人民解放軍。”

這軍官顯然是軍校栽培出來的,見得場面。大兵們就不是那麼回事了,越來越多的居民大有把他們隔離開來盤問之勢。

“你們以前進過北京?”民眾問一士兵。

“沒有。”士兵口音濃重,模樣也很敦厚。

“你們進來之前知道北京的情況?”民眾愈加大膽。

士兵很窘迫,嘴唇一動,不知說什麼好。

另一撥居民更具挑釁性,某中年婦女問一位壯實的機槍手:“你們是人民子弟兵,怎能向人民開槍呢?”

機槍手臉色陡變,不答腔,提著武器穿出人群,趕緊向分隊靠攏。

倒是那位軍官仍在人叢中侃侃而談。市民雖覺得這支新軍對自己並無多少敵意,面對當官的卻不敢放肆,只轉彎抹角找話說,沒搬出叮叮當當的唇槍舌劍。軍官不知怎的生出諸多感觸,說道:“像今天這樣,我們軍人就寬心了。我們最怕老百姓不理解,罵我們……”軍官眼圈也紅了。

毫無疑問,他們當屬戒嚴初期幾度入城未遂的部隊之一。那陣北京人眾志成城,以血肉之軀力擋數十萬雄師。茫然不知所措的官兵在郊縣風餐露宿,到處挨罵,郊縣農民甚至以鐵耙封鎖公路,扎穿軍車輪胎。部隊士氣沮喪抑郁,不知此來為何。除了“四.二六社論”反復洗腦,連電視及諸種報紙都禁看(當時中央電視台及幾家大報都明顯傾向民運)。面對四面敵意,他們覺得除了抽像的“上級”,誰也不需要他們來北京現世。日子一拖再拖,軍心幾近崩潰。或許,這就是他們未被選中出任攻城主力部隊的原因。

眼前這位軍官樣子誠懇,感情豐富,更有文化。他除去戒嚴部隊指揮部發下來的關於“反革命暴徒”襲擊解放軍的通報外.是否曉得“六四”揮師疾進的先頭部隊有過什麼作為?以他在軍校修得的學識是否清楚在充滿暴力和血淚的中國歷史上,用正規軍乃至坦克和自行火炮來撲滅學生運動,也是開天辟地的頭一回?以他對世界軍事史的素養,是否記得起哪個國家的教科書把武裝部隊射殺手無寸鐵的平民的戰例堂而皇之地記載進去?

我不敢斷言他沒有閃過諸如此類的念頭;正如我不相信這些敦厚樸實的農村兵和精干強悍的軍校生是殺人狂。事實上,當日的逃兵和集體怠戰的部隊之多,是極為直觀的例子――他們畢竟是人民的子弟。

不用過多久,全北京都將曉得軍事法庭開始秘密審判一批批違抗命令的指戰員,上至集團軍軍長下至普通軍官,都受到極嚴厲的處置。與此同時,世界現代軍事史的一項創舉在北京誕生――一個國家的武裝部隊向平民開戰,並戰而勝之,因此得到隆重的授勛。這場閃電戰的結局近於完美,一方是上百萬的城市居民,一方是以寡敵眾的精兵勁旅。他們導演了一場壯烈的陸空立體戰爭(假若北京不是內陸城市,並肩出動的還將會有海軍)。

這場“聖戰”,這些故事,在這座城市將會世代相傳,永遠牢記。

五、

下午,劉心武來電話。我以為他只是打聽廣場動態,實想不到他這麼快就能弄到飛往南方的機票。亂世危城,這簡直是奇跡。

票是次日下午的,但劉告訴我,司機拒絕開車到這邊來接我,因這一段路途關隘重重,從城東到前門,幾乎要“檢閱”盡各大軍區、各兵種的戰時防區。司機對建國門尤其恐懼,那裡的大兵凶橫跋扈,連日在外交公寓一帶亂槍掃射,曾將埃及使館武官的家射得落花流水(訊息來自外電),或許這有助於向中東國家推銷國產軍火吧;再加上方勵之夫婦潛入美國使館避難,導致使館區兵力激增,便衣成群,截查所有車輛,形跡可疑者可立斃於槍下。

我彷徨無計,怎樣才能在戒嚴之中趕赴距離遙遠的首都機場呢?我也得知劉再復、王安憶二位本要到新加坡訪問,是六月五日的國際航班,結果滿城烽火,機場變得可望不可即,現時這兩位竟不知去向。

“我在安定門等你,你自己想辦法過來吧。”劉心武掛斷電話。

小亂入城,大亂下鄉。這是飽經離亂的中國人以血淚凝成的生存要訣。走終須是要走的,“儒以文亂法”,中國知識分子數千年來的宿命就是――如果不“和中央保持一致”,即為異端,即為亂臣賊子,必須無情地加以鎮壓、整肅、撲滅。此番又將如何?那只永不言倦的鐵腕,將以雷霆萬鈞的態勢來完成我們那份惶惑的想像。

妻子自然十分耽心我前去安定門的凶險,但兩害相權取其輕,還是早走早著。她給我畫了一張詳細的路線圖,如何盡可能從胡同繞行,避開重兵扼防的主要路口,還囑咐我好多注意事項。總之,只要我平安,在快要到來的暑假,她將攜孩子到南方與我團聚。北京這場兵燹,她的心也涼了,讓我回去聯系有關方面,以後舉家南遷,遠離京師,遠離這政治風暴的中心,到山重水復的南方去過下半世太平日子去……說著說著,她的淚水奪眶而出。妻子生於斯,長於斯,終於夢碎,內心何等悲涼!

沒什麼可收拾的,何況我不可能拎著一個在哨兵眼中至為可疑的行李袋去履險。須知此行原是逃難而非度假。只是我結婚十年,總像候鳥一樣南來北往,但每年夏秋都在北京這個家中寫作,竟已淡忘了南方夏季的濕熱滋味,然而和眼前的瓦礫焦土、硝煙血痕相比,遙迢的家鄉簡直是避秦桃源。

妻子略略知道我這次來京之前在南方民運風潮中的作為,便一再問我回去將會有什麼麻煩。我安慰道:時代到底不一樣了,這十年的滄桑巨變,有時反是身在首都不易感知到的。過去大江南北鐵板一塊,天子一聲號令,舉國地動山搖;而今各省有了些實權,甚至有若干自家的政令,懂得如何虛應故事去和中央集權周旋。尤其粵省,如今一派和平安逸,若為發財故,搏殺者便如過江之鯽;若在驅策人們去“批判鬥爭”,實在缺乏原動力,連街邊擺攤賣彩票的檔主都曉得那是一出演濫了的宮闈劇。

話說得如此斬釘截鐵,也是安撫自己,是否如此,我心裡也沒底。但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有躲不過的禍,我寧在嶺南領受那份麻煩,而對北京的刺刀槍托避之則吉。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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