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四月起，北京城內一群盼望政府正視社會歪風的學生，自發性發起和平遊行示威，抗議官倒等貪腐的嚴重問題，未幾，學生的訴求更獲眾大學的教授、知識份子，甚至，平民老百姓鼎力支持及參與。只不過，要求清廉及關顧民生的政府的訴求，最終在一輛輛坦克車駛進北京、一隊隊解放軍擎槍操入天安門廣場和不絕於耳的機關槍聲響下，這場要求國家改革的運動，在鐵蹄下被鎮壓下來。
有人被迫逃亡，有人卻成階下囚。
1989年才只得十九歲的趙慶，在這場民運中失去了十四年的自由，為的是他丟了軍車上的礦泉水及抽煙。他說，當時自己在抽煙，但有人徑自走來向他借火然後縱火燒軍車，就這樣他便被起訴”故意放火罪”。
2003年出獄了，但他至今仍找不到工作，因為身份已經被定性了。
“找工作困難，有誰要。一般來說在國內的單位都不會用服刑人員。”
跟趙慶同一命運的還有當年只得十八歲的孫宏，孫宏同樣被起訴“故意放火罪”，被公安拘捕時，更遭他們暴力對待，他的一雙門牙更被公安踢至飛脫了，2007年他刑滿獲釋。但两年間，他仍是找不到一份工作。
孫的兄長說：他本來找一個單位包車，到奧運了，審查之後，又是六四，單位就說我們不能要你， 我們現在要穩定，所以，不能請，把他趕走了。
中國境內私人企業單位恐怕惹來官方找麻煩，遂拒予聘請當年曾參與六四民運的人士，這現象其實在官場上更是嚴重，除了不會聘請這類人士，連他們發展的機會，也會砸過稀巴爛。
當年受前總理趙紫陽的間接委託，勸導參與學運的學生們不要搞得過火的知識份子周舵，總括過去廿年的生活，他說“被活埋”了。他說：對，我這二十年等於是被活埋，你不管往那走，走不出幾步你就發現有一堵牆在前面。我說我這廿年來，就像一個烈性傳染病的帶菌者，就好似現在豬流感的帶菌者一樣。肯定跟我接觸或者做生意的人，肯定會有顧慮。
周舵說，面面碰壁的例子多不勝數，單以他所住的地方為例，當年經朋友介紹有一名投資者欲在其現有的地方建造一個渡假村，但是，最終渡假村的發展藍圖泡了湯。
他說：“聽說是當時一個中共高層官員政治局常委宋平內部講話時，點我的名，這些六四份子現在中去搞經濟，他們一旦有經濟實力就會給共產黨搞亂，然後，上面一年四次派人來調查我，把投資商嚇跑，我好幾年也還也不了這個債。”
八九年，周舵在北京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出任所長費孝通的助理，本是一份穩定安逸的工作，但是，他就踏上了這一條路，且數度被短期關押及軟禁。廿年後的今天，他雖說為到自己當年走上這條路感到莫明其妙，不過，他說沒有後悔，因為，到最後他們成功在那千鈞一髮間，通過與戒嚴部隊的談判，把學生和平地帶離天安門廣場，避免在廣場內血流成河的悲劇。
他說，在八九學運中受牽連仍在國內生活的人，明顯較海外的人生活差，不過，也有人可以發大財。但是，他要的生活就只不過是看書聽音樂的簡樸生活。
因八九學運被政府追捕，被迫逃亡到海外的學運領袖封從德說，他的海外生活非一般的生活，他完全進入精神領域的空間，從頭開始接受宗教歷史的知識，跟一般仍走在中國軌道上的人不同。他完全依靠自己擁有的電腦學識維生，從沒有接受任何政府或團體的援助。
不過，他對當年用身軀阻擋軍車的人之後所經歷的遭遇及生活上遇到的困難深表同情，他明白這群人一直未被外界關注，生活的狀況最差，所以，他說個人能力雖有限，但仍會盡力做。較早前，他將在學運中雙腿被坦克車輾斷的北京體育學院理論系的畢業生方政及其家人接到美國，和他一起住在一個斗室裏。
當年被判囚１８年的青年高鴻衛，两年前終於出獄，但要孤單一人應付生活壓力，因為母親早逝，父親則在他入獄後的第九天與世長辭。沒有接受太多教育，且身有病患的高鴻衛對當年自己參與八九民運的決定表示，當時全因良知驅動，並沒有如其他人般想及什麼民主、自由這類理念，他覺得天安門廣場上的姐姐妹妹們被人欺負，他就覺得要保護他們，因為他相信每人均有生存的權利。可是，他卻因“故意放火罪”被關在獄中十八年，
他說：我當時就覺得自己做的是應該的，是正義的，反正，我就覺得我不會為我自己做的事後悔，我沒有為到自己做的事感到羞愧。
他說，即使現時他住在一間屋頂漏水的破爛屋子裏，生活仍是三餐不繼，但是，一旦再遇上有人被別人欺負的時候，他仍會站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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