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這天是公元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
晚上七時正，全世界的衛星通訊網都同步轉播了鄧小平亮相並發表講話的電視新聞。這就是著名的“六.九”講話。
這位國際共產主義的巨擘自從和另一位風雲人物戈爾巴喬夫會見之後，就像隱形一般遁入歷史帷幕後面，以致舉世震驚的“六四”真相有了許多離奇的版本。
此刻，一切都塵埃落定。
億萬中國人很久都沒看到過這麼齊全的黨政軍頭頭腦腦濟濟一堂、集體出鏡了。那些年邁得只剩一口氣的幾朝元老也被搬出來，正襟危坐，肅然注視著居中這位曾與之出生入死、榮辱與共的老戰友。此公身經幾許風雨，命途多舛，仍不墮其鐵石一般的意志，實為紅色政權的中流砥柱。他們之間無論有幾多恩怨嫌隙，終須和這位強人共進退，勉力分擔這份其重無比的千秋功罪。
於是全世界都屏息聽取這位東方強人的現身說法。這是一種典型價值體系的箴言，是一種獨特思維方式最清楚不過的詮釋――鄧小平擲地有聲地給這起劃時代大事件“定性”，指出這是兩個不同主義你死我活的嚴重鬥爭。簡明，精辟，不尚繁瑣論證。世人再一次被明白無誤地告知：在中國，異質的信仰不可能有生存空間。所有理想的衝突，必須用流血來解決。
這個有數千年文明的帝國，正統撲殺異端是一條鐵律，也是家常便飯，並非今人首創，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接下來，鄧小平提議黨政軍頭腦們集體起立，為衝突中死去的解放軍指戰員、武警、公安干警默哀一分鐘。
前述的價值體系，這一下子得到了更形像的表述。因為，這個莊重儀式之後，鄧小平竟沒有對死傷百倍於軍人的學生和平民有任何表示。
他們死了是白死。
這段重要新聞播完，那遙遠外部世界震悚之余，定然一片嘩然。但此際我則枯坐良久，無言無容。幻滅二字，若不僅從詞義上去理解它，而從內心深處真正體驗到它，那種萬念俱灰的感受竟是不可言狀的。
我身為“六四”屠殺事件的見證人，迄今血脈賁張，那慘烈的景像永世不忘。但我自問是個理性健全的知識分子，歷史觀和價值觀不至於被一夜槍聲徹底摧毀。我沒有能力對鄧小平作“春秋”式的定論，他無疑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風雲人物，不管歷史對他如何判定，他首先是一個政權的化身，他是他所獻身信奉的那個主義的堅定戰士。他不能逾越自己。他讓我透過紛亂的歷史表像看到了事物的本質。正是這種冷酷而無可變更的本質，令我感到徹骨的恐懼和幻滅。
讀過喬治－奧尼爾的《一九八四》嗎？讀過卡夫卡的《審判》嗎？讀過薩特的《髒手》嗎？此刻，我才算是讀懂了。
是夜，北京槍聲不興。
七、
六月十日。
連日來籠罩著京城的似霧非霧的灰白薄靄一掃而光，天空出奇的晴朗，陽光甚至有著金黃澄澈的色澤。它令我覺得怪兀別扭，然而，它或許就是好兆頭――這一刻，我就要離家遠行。
吻別妻兒，那雙腳卻遲遲邁不出門檻。我悵惘地顧盼這這個住了十年的家，至為強烈的離愁別緒襲進心頭，仿佛是一種朦朧而的預感……前路茫茫，歸期茫茫。這種預感是如此不祥，我不得不強行壓抑著這意念，終於走出家門。
妻子形容憔悴，為我只身前往安定門而憂心忡忡，更為我才返京未久就匆匆南下而傷感。八歲的兒子尚未識得表達離情，反而對即將到來的暑假充滿憧憬，熬過這數日無比沉悶的時光，他渴望自由和歡樂，他曉得暑假將南下和父親會合，於是童稚的心裡湧動著好多美麗的幻想。
……我推著單車踏上彈痕累累的前門大街，回望這幢灰色的公寓大樓，回望高處貼在窗戶上的兩張臉龐，那不祥的意念再度掠過心頭。這個家，我何時才能回來？如果我真的預知自己踏上的是一條不歸路，此時我又能有什麼別的選擇？
戒嚴巡邏隊過來了。我揮去雜念，低頭踏著“順民”的步點，推車前行。這三百米不能騎車，前頭就是第一道關隘，也是大軍突進廣場的第一個血戰之地。眾多年輕的嗓子曾在這裡豪唱《國際歌》與《義勇軍進行曲》，眾多陌生而堅強的臂膀挽成血肉長城，深信充溢天地間的浩然正氣可以阻擋槍彈和坦克的履帶，這一切都成了噩夢。
戰場打掃過了。前門路口拓清之後，不知從哪個方向開過來好幾輛野戰炊事車，停在美資肯塔基炸雞店門前。這間全球性的集團式快餐店，在北京擁有的這爿店鋪是其驕傲，一改它在美國本土路邊小店的形像，它坐落天安門廣場南邊路口，與前門、正陽門相對，盤踞著其它外資店鋪艷羨不已的好風水。如今，這一脈風水已被破壞殆盡。當晚，西南、正南兩路陸軍與空軍部隊掩殺而至，都在這兵家必爭的要衝之地發生戰鬥，第一個被射殺的就是肯塔基炸雞店的雇員。自那一夜至今，該店關門落鎖，空無一人。倒是門前幾輛炊事車蒸汽繚繞，啃了幾日榨菜和壓縮餅干的軍人一批又一批前來輪候吃熱騰騰的雞蛋掛面。那些兵們摘下鋼盔一屁股坐上去，都好奇地隔著落地玻璃窺看老美炸雞店的氣派，繼而去想像它的滋味。
人行道側下水道口的封蓋上，殘留著上一撥官兵潑下的面湯，很多像蛔蟲一樣軟耷耷而且發脹的白面條橫七豎八地粘在那裡。這在早年的人民解放軍，是不可想像的，連一小團玉米面窩窩頭渣兒也不許糟蹋。而今，槍也開了，人也殺了，再奢談早年形像已沒什麼意義。
我小心翼翼地在這些兵們面前經過，路人也不止我一個，這座城市死去數日，今天上班的人明顯多起來。戒嚴的防線昨日已後撤到正陽門兩側路口，前門東西大街已放行。我注意到炸雞店停車場的崗亭圍攏著幾個路人，探頭探腦往裡看。我當然知道裡面有何景觀。那晚，崗亭裡兩條人命就在我十步之外喪送於亂槍之下。
既是擦身而過，我亦稍停步探看。那鋁合金崗亭有一串彈洞，窗玻璃更呲著一個觸目驚心的巨孔。亭裡屍身已經挪走，一瞥之間，我的胃部不由猛地痙攣――大灘血泊已變黑，更顯出那坨白花花的糊狀腦漿之可怖；亭裡還遺下死者值更執勤的紅袖標，躺在血泊之中。
六七米外正好有兩個背靠背挎著衝鋒槍的哨兵，他們竟不干涉途人圍觀這極為刺激的殺人現場。也許這血案和他們這一彪人馬無涉，事不關己；也許此景可收心理恫嚇之效，無妨展覽；更大可能是上級並沒指示他們該如何去做。他們的上級此時忙得不可開交，這類細微末節，自是無暇理會。
再往前，就是歷史事件的中心了。那裡呈現著戰時狀態難得一見得圖景。它是一種像征，是一種勝利者的姿態，它昭告過往的北京市民：你們已一輸到底，再無翻本的機會了。
列成方陣的巨型坦克群之間游走著閑散的士兵，粗大的炮管全都晾滿行軍被，潮滋滋的草綠色被褥在盛陽之下暴曬，坦克手三三兩兩坐在炮塔上，饒有興致地眺望著天安門廣場四周氣勢雄渾的建築群。這裡城廓連雲，大道朝天，和他們那溝壑縱橫、沙塵滾滾的訓練基地是多麼不一樣啊。這群鋼鐵雄獅在宏偉帝都的中軸線上振鬃嘶吼，重重疊疊的皇城宮闕亦為之抖索，那種征服感是何等豪邁！
五十年代初，他們長驅直入南韓的漢城。
六十年代初，他們擊潰麥克馬洪線南北的印度軍隊。
七十年代末，他們一舉攻陷越南的諒山。
八十年代末，他們以雷霆萬鈞之勢拿下了自己的首都。
步履重滯的路人踏上這條中軸線，都喪魂落魄地向廣場行注目禮。這就是剛剛向全世界獻演過一出英雄史詩的地方嗎？這就是一個共和國搏動的心髒嗎？
這些草芥小民一生之中，假如有一兩回從無盡的庸碌灰暗裡噴湧出熾熱奪目的崇高感、壯烈感，並真切體味到“國家主人”的瞬間感覺，那正是在這裡――天安門廣場。
它是人民的圖騰。它是歷史的祭壇。
它其實從建成之日起就忠實於這兩種功能，如同廣場鋪設的方磚一樣精確和勤勉。莫非它早已縝密地計算過，它既能支撐起學生的連營帳篷，也能承受得起成群重型坦克的輾壓？
我移目向蒼天，正陽門彩繪描金的飛檐傲然翹向陽光，上面浮凸的飄逸行龍仿佛不曾被硝煙熏過，只有驚恐的燕群像黑色箭杆一樣在箭樓上飛出飛入。放眼望，皇城隱隱，宮闕重疊，天安門、端門、午門……都在赤日下裸呈著血樣的顏色。數千年來，帝國天朝都認定這種色澤是皇權與威嚴的像征，午門之外，多少顆貯藏著異端的頭顱在刀斧手腳下咕嘟嘟滾動，狂噴出來的鮮血只能讓史家的春秋之筆變得更加生動。這個帝國令世人景仰和迷醉的悠久文明史，本來就充滿了血腥味。
然而，這一代從血污的襁褓和暴力的搖籃裡長大的中國人，仍然未能接受眼前這反差巨大的變化。他們呆立於哨兵的視界和子彈的射程之內，眺望人事皆非的廣場，盡可能抹去臉上的表情，但還是有許多人眼眶裡噙滿了淚水。
我站立了十分鐘，此際的感覺卻比六月三日至四日無眠的晝夜還要漫長。我覺得自己正在與一個時代訣別。
這個時代只有十年，在時間之河裡它是那麼倏忽短暫，而就這輩人而言卻足以培育出叛逆思想的胚胎；這個時代的變遷在人類進步史上本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而在東方專制主義的國度來論卻又是非凡的、充滿想像力的；它從千年魔瓶裡剛剛釋放出一個民族的精魂，轉眼又被加蓋密封，埋葬在刻滿古老碑文的陵墓之下。
而這個時代的起源正出自天安門廣場。同樣在苦寒的春天，這裡曾是黑衣和素花的海洋，那是另一次百萬哀兵的和平大起義，結局是鮮血濺滿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漢白玉基座。
廣場總是在制造著英雄和烈士。一個英雄太多的民族，其命運必然是可哀的。
我甚至無端念及一則軼事――殘酷的文化大革命結束，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人民初嘗久亂之後的安寧，有一位著名的城建專家在《光明日報》撰文提議：如今不再是“階級鬥爭”年代，不再有英明領袖檢閱百萬“革命群眾”的場面，廣場的政治功能已弱化，鑒於這一片城區綠地偏少，不如將廣場翻種綠樹，變為一個花木掩映的人民公園。不消說，這種腐儒式的專家論調，既不能得到最高統治者的首肯，亦決不可能得到廣大民眾的認同。
今日驀然回首，那位學者的立論豈非確有先見之明？又經這一遭創巨痛深的歷史事變，廣場的綠化夢更無從談起。歲月悠悠，統治者和老百姓都把廣場視為超乎宗教的禁地或聖地。它是永恆的。
廣場，這是你的宿命。
我離開了它。我如果曉得此去就不再回頭，心底感觸更將如何？十年來，它只是我住宅窗外的一幅開闊圖景，而這一刻，它成了浮雕，永存於我頭顱內凹凸不平的腦質層裡。
八、
前門東大街。過了北京市公安局，我開始騎行，單車像載不動那紛紜意緒而哐啷作響。長街兩側緊閉的店鋪次第退後……途經兩家銀行，更是鐵閘把門，似乎有不少人是奔著它出門的，到銀行門口焦躁地張望一陣，又掉頭返回。擠提存款，乃亂世必然伴生之事。盡管沿街了無生氣，但我的直觀印像是――六四當日並無大部隊從前門東大街殺過來。我選擇這條路線而避開長安東大街，顯然是明智的。但這一來，我就不可避免要行經崇文門，這個向來令人頭疼的交通瓶頸，如今意味著惡戰、暴戾和軍民之間的深仇大恨。
盡管我從電話裡聽到不下三四種版本的轉述，當崇文門呈現眼前，我才曉得自己的想像力是那樣貧乏――這裡不比廣場、前門，崇文門的路障雖是草草清理過了，卻只是勉強打通了道路。那些燒得焦黑、呲著扭曲框架和鐵殼的大小車輛被推到路旁，還有一輛傾覆的甬道式大型無軌電車無法拖動，堵塞著半條馬路。滿地是碎磚和閃閃發亮的玻璃碴，尚有未拾淨的黃澄澄彈殼……這裡的步哨不及前門多，氣焰卻凶橫暴戾，食指鎖定在槍扳機上，盔沿下雙目精芒閃動，掃描著每一個路人，不時發出幾聲呼喝。
我向路南花市大街方向投去驚心的一瞥。那座造型笨重的行人天橋就在眼前，上面除了挺著刺刀的崗哨，不再有市民過往。當日在此慘酷的一戰，成了官方指證“反革命暴亂”最有力的說辭。
我無意細述事件的過程，所謂“歷史事實”，在它剛發生不久，就已各執一詞，真偽莫辨；及至時過境遷，就更說不清楚了。我倒願意引述官方控詞的梗概――當日，大隊軍車滿載全副武裝的士兵由南向往北，朝廣場方向猛撲，突進至崇文門這交通瓶頸，已是路障重重，民眾嚴陣以待，磚石與瓶子劈頭蓋臉飛來。指揮官眼見無法前進，下令所有軍車掉頭另覓通途，僅一輛拖卡的軍車因體積笨重而掉不過頭來，轉眼後繼部隊已移師他往，撇下這一小隊官兵受到民眾的包圍進逼，他們棄車之後被困於行人天橋上，由士兵持槍把守兩邊梯口。民眾吶喊不止，卻不敢硬衝；其後，有三位白發老婦挺身而出，顫巍巍地走上面天橋，跪倒在士兵腳下，哭泣懇求當兵的勿以槍口對准學生和百姓――到此為止，本是八九民運中感天動地的一幕――那士兵猶豫不決，這時有人發喊：這當兵的手裡欠下幾條人命！無論孰真孰假，在群情鼎沸之下都極具刺激性，於是有幾條身形暴起，和當兵的扭打成一團。指揮官見勢急令全隊衝下天橋，奪路奔入胡同遁去。不幸這名士兵已無法走脫，先被打暈，又被扔下天橋，最後被倒吊於橋底，給澆上汽油，點了天燈！
這毛骨悚然而又極為煽情的血腥故事，被迅速通報全軍，其後又印發照片、登報紙、上電視，成了激發戒嚴部隊士氣和仇恨的活教材。
我最初聽到的並不是這個官方說法，但無論何種版本，我都為之深感震駭。這民族的潛意識中的嗜血和暴力傾向竟是如此可怕，爭端一起即血濺五步，慣於用生死來判勝敗，用斧鉞來辨正邪。如此國民性，欲向現代文明和理性歸化，真是荊棘滿途。
我曾大覺困惑，這個國族的傳統形像倒是沉靜內斂、十分儒雅的，那些綿永而湮邈的歷史，在外人看來，簡直是個瑰麗的東方神話。至少，構成中華文化主流的儒釋道三家，均無暴力取向，如果說“國教”儒家學說有相當的排他性，亦不外是唯尚正統、貶抑異端，確無鼓吹暴力的教條。思前想後，只能歸咎於手執王杖的權勢者，那些君臨一切的真龍天子，那些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人民救星”。諸如“點天燈”這種狂暴的殺人術，本來就是王者首創，車裂、鼎烹、宮刑、甕焙、綁縛法場的游街示眾、刀斧手在觀者如堵之下誇張的表演、割下首級高懸城門昭告子民……所有這些野蠻暴行都假王道、綱常、社稷、穩定之名公然施行，從而激發和確立了“以暴易暴”的模式，嗜血和暴力衝動成了草澤民間的潛在規則。事實上，新中國建政數十年來，一直沿襲許多先朝的律例，諸如處決“階級敵人”的群眾公審大會，押赴刑場時的掛牌游街，更不用說推陳出新的鬥爭會，精神虐待和自虐式的互相揭發和自我交待……等等。
我為那名士兵的悲慘下場深感悲哀，他是狂暴情緒藉以宣泄的一個不幸對像。
但是，這些“暴民”難道是從地底陰溝鑽出來的嗎？在這個血腥的六月之前，他們到底是一群安分守己的升鬥小民，還是如官方所說，是一些對社會主義制度懷有深仇大恨的敵對分子？
如果歷史需要證詞，我會毫不猶豫地以親歷者的身份，證實六月三日至四日，我所目擊的好幾個重要現場，絕無所謂“反革命暴亂”的半點跡像。即使是我目不能及的崇文門，也難以讓我相信整個進軍過程中一彈未發，簡直就像開赴天安門廣場參加閱兵式似的。這一點，崇文門一帶的市民當然有不同說法，否則無法置信一兩個煽動者能令群情聳動，霎時釋放出以暴易暴的潛意識。然而，這些實際上都不重要，真正的原則性問題，是中南海一撮政治老人早已立心鎮壓，“一步也不能退”，“斬草除根，除惡務盡”這就是他們的鐵腕語言。
可憐那些學子與平民，竟不曉得他們從一開始就觸犯了天條，而去幻想他們響遏行雲的呼號和森林一般揮舞的手臂能正天聽、挽狂瀾。
這個政權是暴力革命的產物，最終也要用暴力來捍衛它。想變天嗎？無妨一試，但他們當年流了那麼多血，你們就要還這麼多血來。這絕不是戲言，而是見諸《人民日報》的大塊文章和政要的公開講話。這叫打開天窗說亮話。什麼民族的福祉、社稷的安泰之類都被簡化為――到底是你還是我來坐江山！
這正是現代中國的困局。執政者已斷然排除了和平變易的可能，而暴力革命既非蒼生之福，又會墮入強權陰謀和政治仇恨的歷史因循之中。說到底，千年來每一次改朝換代，終不離天崩地裂、血流成河的模式。如果說這是一次創世紀的偉大嘗試，其結局竟也並無例外。
九、
我離開了煞氣重重的崇文門，折向北行。
一路仍是劫後景像，又發現南北走向的好些路段瀝青層大面積龜裂損毀，當為重型戰車轟隆輾壓所致。就在某個路口，我意外看到了已絕跡多時的白制服交通警察。以下這些細節，或許有助窺探屠城黑日之軍與警的微妙關系――
路心的交通崗亭已被戰車撞翻，交通警背著手站在路邊，無所事事。馬路已無正常交通，民用車輛極為罕見，卻不時有拉著“為民送糧”橫幅的軍車在未及清理的障礙物之間繞行。顯見得在居民的搶購風之下，首都存糧已見危機。再者，廿萬入城大軍的給養消耗也頗驚人。交通警神情沮喪地目送著軍車，那些車牌標志和識別號碼是他聞所未聞的。有路人向他搭腔，交警回應以滿口京腔，於是一下子圍攏了好些平民問這問那，我正好聽到兩句對答。市民不知問的什麼，警察嘴角向遠去的軍車一撇：“他們連我們也打！”市民又問：“這些大兵在北京還呆多久？”交警以尖刻的京腔答道：“您問我，我問誰去呀！”
可以想見，戒嚴部隊的總攻時刻、行動路線以及“強制措施”的具體所指，首都交警大隊全都蒙在鼓裡。我記得第一支從西南路衝擊廣場的軍隊前鋒殺至，在靠近前門的“東方明珠大酒樓”路口值勤的交通警還在崗上，當其時那位警察也驚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戰鬥一起就溜之乎也。
平心而論，凡長駐北京的衛戍區官兵、武裝警察、刑事警察、交通警察、戶籍警察甚至包括國家安全部的秘密警察，內心大都同情民運，只不過交通警察僅系准軍事組織，與公務員近同，政治紀律不那麼嚴密，故能鬥膽講幾句大實話。
甚至於軍隊，這一路我也得睹奇景。又經過某重要路段，這裡有多輛軍車殘骸，其中一部履帶式軍車燒毀得那樣徹底，以我對兵器的無知，竟認不出它原先是裝甲車還是一種軍事指揮車，總之燒成一堆廢鐵，右邊一大截履帶脫落，像一條僵死的巨蟒癱在路心。一切都顯示當時戰況之慘烈。此處現駐扎著大隊士兵。我初時驟見路邊綠地竟然坐滿了穿草綠軍服的大兵，嚇得幾乎掉頭而去，卻又恐顯得形跡可疑，唯有硬著頭皮向前騎行。殊想不到這裡的氣氛要比前門、崇文門輕松百倍。兵們摘下鋼盔，敞著風紀扣，在草地上矮樹下或坐或臥，像郊游野餐似的。只有當官的仍戎裝肅整，挎著手槍四處游動。他們對路心的劫後景像熟視無睹，事不關己。附近是新一代的高層住宅樓群。那些不識天下凶吉大事的孩童憋悶多日，擇這好天氣下樓撒歡來了。士兵們很喜歡逗孩子玩，百無禁忌的小童鑽入士兵叢中，連跑帶跳。兵們樂不可支，或摟抱，或將孩子舉放於軍車上。孩子們的父母先是戒備而後也趨前拉話。我見狀也下車緩行，聽見許多對答。市民的問話大抵千篇一律，士兵答：他們是沈陽軍區開來的，六月五日才進城，一直停留在這裡。有的兵為了回應尖銳質詢，拉開槍膛給市民展示裡頭並無子彈，又說他們這一路根本沒有配發彈藥；有的兵被問道，路心被毀的軍車是哪一部分的？兵漠然回答：“不知道。”當官的根本無意監聽部下的對答，至於市民更大膽的話語，當官的都裝聽不見。
可惜我無法多作逗留，目標是安定門――首都機場――廣州。每一階段都吉凶未蔔，唯有謹慎從事，少去招惹，以免無事生非。依照妻子的路線圖，我繞開重兵把守躲、殺氣騰騰的建國門立體交叉橋，也避開大片使館區，但散布好幾處的外交公寓總不能完全繞過，也就看到了一些戲劇性畫面。這裡多了些小轎車，均系外交官的黑色專用牌照。這些轎車都裝扮得像慶典花車，除了車頭兩面國旗招展，車後天線杆也綁上更大幅的國旗，車身則貼滿五顏六色的外國國徽，隔一兩條街也識別得出這是外國使館的專車。我想，這是派駐那些政變頻仍、內戰不息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外交官習慣沿用的應變措施，卻在北京派上用場了。一幢外交公寓前，接送僑民撤退的大巴士正在裝運大小行李，連等候上車的外國孩童都手持一面小國旗。
即使未曾親睹六四慘況的人，只要看到這些場景，便可相信這個國家的確發生了一場戰爭――一場專制對民主、野蠻對理性的戰爭。
十、
終於到達安定門約定地點。劉心武已在等候，他待在車裡沒動，只用失神的目光打個招呼。
我認得《人民文學》的車，司機卻是新面孔，既不是以前給王蒙開車的老楊司機，也不是那位曾給“借”出去拍過兩部武打片的地趟拳全國武術冠軍。
我把單車放到地鐵站出口處。相信妻子要過好多天以後才敢到這邊來取――如果它還在的話。
鑽進車裡，劉心武簡短說幾句有關機票和航班的事，便歸於沉默。司機亦無言。這張生面孔令我頗不安，更不敢多話。再等一會。《人民文學》的王清風來了，我稍覺寬心，是他送我們去機場。
車子發動，起行，一路窗外大同小異的戰亂景像，四人都各懷心事，默不作聲。直駛離城區，開上通往首都機場的公路，王清風才給我介紹，這位年輕司機也是剛“借”來的。大陸單位的司機時常被借來借去，不足為怪。介紹畢，王清風也不再多言。劉心武更是一路沉默。
通往機場的道路並無軍隊蹤跡，更無截查哨卡，這倒是怪事。內亂一起，占領電視台、電台、電訊電話局、報社、機場都是通例，亦系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範例和光榮傳統…..機場指揮塔從平坦的柏油路盡頭迅速崛起，第二個目的地就要到了，而此際稍稍松弛的心弦又再抽緊，包括司機在內，一車人都頗覺不安，實不知此刻首都機場成了什麼樣子。
拐入停車場，又看到多輛撤僑巴士。前些天盡管各國馳電緊急撤出僑民、專家、留學生，卻無法抵達機場，有先見之明的英美等國，在五月份戒嚴令生效時已包租下靠近機場的假日酒店，臨時安置僑民，一有風吹草動便直奔國際機場。那些動作稍慢的則要滯留到這時才得以返國。
望去國際航線候機廳門口淨是箱籠行李、男女老幼；國內航線大廳之混亂更難以想像。然而，我們之憂慮倒不在於此，機場如無戒嚴部隊把守，想必是另一系統的人馬把關，重點甄別和防範“XX分子”出走。我們都不清楚自己是什麼“分子”，總之，所謂空弦落雁，鐵腕強權之下“知識分子”永遠是驚弓之鳥。
王清風早年也是行伍出身，很精明強干。他讓我們安坐勿動，證件交他去辦理登機手續。王才進去一會就轉回，一切辦妥。他說國內航線反而很冷清，多數國內搭客都困身城內，無法前來。聽機場工作人員說，昨天飛廣州的航班才六個乘客。看情形，大廳裡也並無異常情況。
我們其實到得太早，這種時局勢必要加大時間提前量。接下來，只剩下沉悶的等待。我自是無話可說，只聽見劉向王交待若干編務，其中提到已征集多時的《人民文學》創刊三十周年的紀念冊。其實，在紀念冊上賦詩題詞的群賢，如今其中不少人的命運已難預料……
十一、
終於起行。我和劉步入大廳，果然不見了太平時的熙熙攘攘，但旅客還是有一些，想是今日城內氣氛已略見松弛之故吧。我注意到各航線辦理機票登記之處，都是清一色民航職員，並無加派身份神秘的人手；進而又留意到，一些樣子太過年輕、神情卻憔悴不堪的乘客，他們是臨時前來購票的。機場的慣例都不向外售票，只能在城內民航售票處預購，只有個別常年出差而又門檻很精的人才曉得如果某班航機有空位，機場間或也發售即時機票，但仍須出示個人證件以外的單位證明。而我看到現時這些臨時購票者似無此類單位證明，口頭向民航職員詢問交涉，然後一亮窩在手心的證件――我相信那是學生證，機場職員一改平素拒人於千裡之外的冷面孔，慨然允諾，並即刻著手辦理，收款、開票――就這麼簡單快捷。
這些細節，我想劉心武也注意到了，但我們沒有交流感想，只低頭走自己的路。
唯一出現的武警制服，是進入候機休息廳的檢查關卡，此處向來就有的，一切運轉依舊，也許只是我的心理感覺，那幾位男女武警對學生模樣的乘客的檢查放行，似乎比旁人還快捷利索（後來我得知，機場很快就被嚴密控制，此前的松緩再不復見）。
由此可見，從中央到北京市委到戒嚴部隊指揮部的決策和指揮還是相當紊亂，他們被這個結局的後果弄得手忙腳亂，對事變應對的急輕緩重一時失去了判斷力。當然還要加上相關機構的辦事人員對學生的同情。
進入候機廳，我認出走在我們前面的是羽毛球世界冠軍韓愛萍，另一位長相俊秀的女子也是羽毛球世界名將（我一下想不起她的名字），兩人都是湖北人，在低聲說著家鄉話。她倆都沒隨身攜帶球拍，不像是外出參賽。莫非她們也被連天烽火嚇怕了，返武漢避難的？
兩人注意到我的視線，即刻收起悄悄話。其實我聽不懂湖北話，不知道她們說些什麼。這倒提醒我的警覺，不能與同伴咬耳朵，以免無端招人注目。不過，此後這一路，劉根本無意和我說什麼，而且周圍諸人亦系如此。
又是等候，查驗登機卡，上機。我和劉的座位隔著通道，緊挨著我的是一位戴眼鏡、長相稚嫩的青年，他好像特別珍視自己的小手提包，先往座位下塞，不成功，便詢問我上方行李架的蓋子怎樣打開。我協助他完成這項看上去很鄭重的任務，他坐下卡嚓嘗試一番，同樣不成功，不得不又問我安全帶怎麼系，我示範指點，然後大家再無對話。
毫無疑問，他是學生。直覺告訴我，他豈止沒坐過飛機，而且根本沒到過南方。我不由為他的命運擔憂……
昨日空蕩蕩的機場才隔一天，我們這班飛機已基本客滿，相信未來幾日更會掀起南下的狂潮。我應該慶幸自己得以在屠城六日之後逃離這座凶城，然而卻無半分寬慰之感。飛機轟然發動，我的心室驀然一陣劇痛！
跑道在巨大的機翼下飛快後掠，消失。厚重遼廣的華北大平原在眼底舒緩展開，間或有麥田波動不已的濃綠色塊點綴其間，終是遮不住萬裡蒼黃。這大平原土質疏松，缺水，熱風不時裹挾起駭人的觸天塵柱，宛如一個焦渴的民族伸向天空的憤怒手臂。
大野盡頭，隆起崢嶸的燕山山脈，它望去並非泥土砂石堆積而成的，仿佛從地心到表層都是板塊巨大的岩石，它不需要蓊郁林木的裝點，獷悍豪邁地裸著嶙峋岩層，它是中華先祖的脊骨。經過好幾個朝代的榮枯盛衰，這條地脈也許已王氣凋零，但我們先人傳下來的一股天地英雄氣，依然在後裔子民的經絡裡奔湧。它是豪傑的母體，是烈士的陵墓，是史詩的源泉。
飛機繼續迎著陽光爬升……偌大的北京城呈現眼底，空中俯瞰，已看不到戰亂的瘡痍，氣像依舊，儼然一座雄偉壯觀的帝都，靜穆於暴戾的兵氣和陰沉的人禍之中。曾在大街通衢澎湃湧動的人海旗林已風流雲散，一個光榮的百年夢想再度被覆蓋於劫灰底下。這座見慣了世情翻覆、山河興廢的古城只是沉默著。好多世紀以來，頻仍的災變、兵燹、飢饉、癘疫，乃至山崩地裂都不曾撼動它的根基。它簡直是災難的淵藪，是歷史的縮影；然而，它又是一個國族的像征。它真切體現了中國人忍受苦難的舉世無匹的耐力，在風雲變幻之中固守著內在的生命律。它的沉毅和偉大，遠過於那些顯赫一時的至尊權貴，和那些此起彼伏的災變動亂。直到它無力呵護自己這些命運愁苦的子民，才松開它的巨手――去吧，孩子。
於是，號角驚天，革命像狂飆一般席卷中華大地，歷史又冒著彈雨和血光行進……這是民族的悲歌。
北京漸漸縮小，凝聚成一片血痂樣的暗影。這時，我望見了蜿蜒的萬裡長城和波光微渺的大運河――我終於流淚了。
這就是我所見到的最後的北京。
――１９９０年夏追記於舊金山
(完)
這天是公元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
晚上七時正，全世界的衛星通訊網都同步轉播了鄧小平亮相並發表講話的電視新聞。這就是著名的“六.九”講話。
這位國際共產主義的巨擘自從和另一位風雲人物戈爾巴喬夫會見之後，就像隱形一般遁入歷史帷幕後面，以致舉世震驚的“六四”真相有了許多離奇的版本。
此刻，一切都塵埃落定。
億萬中國人很久都沒看到過這麼齊全的黨政軍頭頭腦腦濟濟一堂、集體出鏡了。那些年邁得只剩一口氣的幾朝元老也被搬出來，正襟危坐，肅然注視著居中這位曾與之出生入死、榮辱與共的老戰友。此公身經幾許風雨，命途多舛，仍不墮其鐵石一般的意志，實為紅色政權的中流砥柱。他們之間無論有幾多恩怨嫌隙，終須和這位強人共進退，勉力分擔這份其重無比的千秋功罪。
於是全世界都屏息聽取這位東方強人的現身說法。這是一種典型價值體系的箴言，是一種獨特思維方式最清楚不過的詮釋――鄧小平擲地有聲地給這起劃時代大事件“定性”，指出這是兩個不同主義你死我活的嚴重鬥爭。簡明，精辟，不尚繁瑣論證。世人再一次被明白無誤地告知：在中國，異質的信仰不可能有生存空間。所有理想的衝突，必須用流血來解決。
這個有數千年文明的帝國，正統撲殺異端是一條鐵律，也是家常便飯，並非今人首創，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接下來，鄧小平提議黨政軍頭腦們集體起立，為衝突中死去的解放軍指戰員、武警、公安干警默哀一分鐘。
前述的價值體系，這一下子得到了更形像的表述。因為，這個莊重儀式之後，鄧小平竟沒有對死傷百倍於軍人的學生和平民有任何表示。
他們死了是白死。
這段重要新聞播完，那遙遠外部世界震悚之余，定然一片嘩然。但此際我則枯坐良久，無言無容。幻滅二字，若不僅從詞義上去理解它，而從內心深處真正體驗到它，那種萬念俱灰的感受竟是不可言狀的。
我身為“六四”屠殺事件的見證人，迄今血脈賁張，那慘烈的景像永世不忘。但我自問是個理性健全的知識分子，歷史觀和價值觀不至於被一夜槍聲徹底摧毀。我沒有能力對鄧小平作“春秋”式的定論，他無疑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風雲人物，不管歷史對他如何判定，他首先是一個政權的化身，他是他所獻身信奉的那個主義的堅定戰士。他不能逾越自己。他讓我透過紛亂的歷史表像看到了事物的本質。正是這種冷酷而無可變更的本質，令我感到徹骨的恐懼和幻滅。
讀過喬治－奧尼爾的《一九八四》嗎？讀過卡夫卡的《審判》嗎？讀過薩特的《髒手》嗎？此刻，我才算是讀懂了。
是夜，北京槍聲不興。
七、
六月十日。
連日來籠罩著京城的似霧非霧的灰白薄靄一掃而光，天空出奇的晴朗，陽光甚至有著金黃澄澈的色澤。它令我覺得怪兀別扭，然而，它或許就是好兆頭――這一刻，我就要離家遠行。
吻別妻兒，那雙腳卻遲遲邁不出門檻。我悵惘地顧盼這這個住了十年的家，至為強烈的離愁別緒襲進心頭，仿佛是一種朦朧而的預感……前路茫茫，歸期茫茫。這種預感是如此不祥，我不得不強行壓抑著這意念，終於走出家門。
妻子形容憔悴，為我只身前往安定門而憂心忡忡，更為我才返京未久就匆匆南下而傷感。八歲的兒子尚未識得表達離情，反而對即將到來的暑假充滿憧憬，熬過這數日無比沉悶的時光，他渴望自由和歡樂，他曉得暑假將南下和父親會合，於是童稚的心裡湧動著好多美麗的幻想。
……我推著單車踏上彈痕累累的前門大街，回望這幢灰色的公寓大樓，回望高處貼在窗戶上的兩張臉龐，那不祥的意念再度掠過心頭。這個家，我何時才能回來？如果我真的預知自己踏上的是一條不歸路，此時我又能有什麼別的選擇？
戒嚴巡邏隊過來了。我揮去雜念，低頭踏著“順民”的步點，推車前行。這三百米不能騎車，前頭就是第一道關隘，也是大軍突進廣場的第一個血戰之地。眾多年輕的嗓子曾在這裡豪唱《國際歌》與《義勇軍進行曲》，眾多陌生而堅強的臂膀挽成血肉長城，深信充溢天地間的浩然正氣可以阻擋槍彈和坦克的履帶，這一切都成了噩夢。
戰場打掃過了。前門路口拓清之後，不知從哪個方向開過來好幾輛野戰炊事車，停在美資肯塔基炸雞店門前。這間全球性的集團式快餐店，在北京擁有的這爿店鋪是其驕傲，一改它在美國本土路邊小店的形像，它坐落天安門廣場南邊路口，與前門、正陽門相對，盤踞著其它外資店鋪艷羨不已的好風水。如今，這一脈風水已被破壞殆盡。當晚，西南、正南兩路陸軍與空軍部隊掩殺而至，都在這兵家必爭的要衝之地發生戰鬥，第一個被射殺的就是肯塔基炸雞店的雇員。自那一夜至今，該店關門落鎖，空無一人。倒是門前幾輛炊事車蒸汽繚繞，啃了幾日榨菜和壓縮餅干的軍人一批又一批前來輪候吃熱騰騰的雞蛋掛面。那些兵們摘下鋼盔一屁股坐上去，都好奇地隔著落地玻璃窺看老美炸雞店的氣派，繼而去想像它的滋味。
人行道側下水道口的封蓋上，殘留著上一撥官兵潑下的面湯，很多像蛔蟲一樣軟耷耷而且發脹的白面條橫七豎八地粘在那裡。這在早年的人民解放軍，是不可想像的，連一小團玉米面窩窩頭渣兒也不許糟蹋。而今，槍也開了，人也殺了，再奢談早年形像已沒什麼意義。
我小心翼翼地在這些兵們面前經過，路人也不止我一個，這座城市死去數日，今天上班的人明顯多起來。戒嚴的防線昨日已後撤到正陽門兩側路口，前門東西大街已放行。我注意到炸雞店停車場的崗亭圍攏著幾個路人，探頭探腦往裡看。我當然知道裡面有何景觀。那晚，崗亭裡兩條人命就在我十步之外喪送於亂槍之下。
既是擦身而過，我亦稍停步探看。那鋁合金崗亭有一串彈洞，窗玻璃更呲著一個觸目驚心的巨孔。亭裡屍身已經挪走，一瞥之間，我的胃部不由猛地痙攣――大灘血泊已變黑，更顯出那坨白花花的糊狀腦漿之可怖；亭裡還遺下死者值更執勤的紅袖標，躺在血泊之中。
六七米外正好有兩個背靠背挎著衝鋒槍的哨兵，他們竟不干涉途人圍觀這極為刺激的殺人現場。也許這血案和他們這一彪人馬無涉，事不關己；也許此景可收心理恫嚇之效，無妨展覽；更大可能是上級並沒指示他們該如何去做。他們的上級此時忙得不可開交，這類細微末節，自是無暇理會。
再往前，就是歷史事件的中心了。那裡呈現著戰時狀態難得一見得圖景。它是一種像征，是一種勝利者的姿態，它昭告過往的北京市民：你們已一輸到底，再無翻本的機會了。
列成方陣的巨型坦克群之間游走著閑散的士兵，粗大的炮管全都晾滿行軍被，潮滋滋的草綠色被褥在盛陽之下暴曬，坦克手三三兩兩坐在炮塔上，饒有興致地眺望著天安門廣場四周氣勢雄渾的建築群。這裡城廓連雲，大道朝天，和他們那溝壑縱橫、沙塵滾滾的訓練基地是多麼不一樣啊。這群鋼鐵雄獅在宏偉帝都的中軸線上振鬃嘶吼，重重疊疊的皇城宮闕亦為之抖索，那種征服感是何等豪邁！
五十年代初，他們長驅直入南韓的漢城。
六十年代初，他們擊潰麥克馬洪線南北的印度軍隊。
七十年代末，他們一舉攻陷越南的諒山。
八十年代末，他們以雷霆萬鈞之勢拿下了自己的首都。
步履重滯的路人踏上這條中軸線，都喪魂落魄地向廣場行注目禮。這就是剛剛向全世界獻演過一出英雄史詩的地方嗎？這就是一個共和國搏動的心髒嗎？
這些草芥小民一生之中，假如有一兩回從無盡的庸碌灰暗裡噴湧出熾熱奪目的崇高感、壯烈感，並真切體味到“國家主人”的瞬間感覺，那正是在這裡――天安門廣場。
它是人民的圖騰。它是歷史的祭壇。
它其實從建成之日起就忠實於這兩種功能，如同廣場鋪設的方磚一樣精確和勤勉。莫非它早已縝密地計算過，它既能支撐起學生的連營帳篷，也能承受得起成群重型坦克的輾壓？
我移目向蒼天，正陽門彩繪描金的飛檐傲然翹向陽光，上面浮凸的飄逸行龍仿佛不曾被硝煙熏過，只有驚恐的燕群像黑色箭杆一樣在箭樓上飛出飛入。放眼望，皇城隱隱，宮闕重疊，天安門、端門、午門……都在赤日下裸呈著血樣的顏色。數千年來，帝國天朝都認定這種色澤是皇權與威嚴的像征，午門之外，多少顆貯藏著異端的頭顱在刀斧手腳下咕嘟嘟滾動，狂噴出來的鮮血只能讓史家的春秋之筆變得更加生動。這個帝國令世人景仰和迷醉的悠久文明史，本來就充滿了血腥味。
然而，這一代從血污的襁褓和暴力的搖籃裡長大的中國人，仍然未能接受眼前這反差巨大的變化。他們呆立於哨兵的視界和子彈的射程之內，眺望人事皆非的廣場，盡可能抹去臉上的表情，但還是有許多人眼眶裡噙滿了淚水。
我站立了十分鐘，此際的感覺卻比六月三日至四日無眠的晝夜還要漫長。我覺得自己正在與一個時代訣別。
這個時代只有十年，在時間之河裡它是那麼倏忽短暫，而就這輩人而言卻足以培育出叛逆思想的胚胎；這個時代的變遷在人類進步史上本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而在東方專制主義的國度來論卻又是非凡的、充滿想像力的；它從千年魔瓶裡剛剛釋放出一個民族的精魂，轉眼又被加蓋密封，埋葬在刻滿古老碑文的陵墓之下。
而這個時代的起源正出自天安門廣場。同樣在苦寒的春天，這裡曾是黑衣和素花的海洋，那是另一次百萬哀兵的和平大起義，結局是鮮血濺滿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漢白玉基座。
廣場總是在制造著英雄和烈士。一個英雄太多的民族，其命運必然是可哀的。
我甚至無端念及一則軼事――殘酷的文化大革命結束，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人民初嘗久亂之後的安寧，有一位著名的城建專家在《光明日報》撰文提議：如今不再是“階級鬥爭”年代，不再有英明領袖檢閱百萬“革命群眾”的場面，廣場的政治功能已弱化，鑒於這一片城區綠地偏少，不如將廣場翻種綠樹，變為一個花木掩映的人民公園。不消說，這種腐儒式的專家論調，既不能得到最高統治者的首肯，亦決不可能得到廣大民眾的認同。
今日驀然回首，那位學者的立論豈非確有先見之明？又經這一遭創巨痛深的歷史事變，廣場的綠化夢更無從談起。歲月悠悠，統治者和老百姓都把廣場視為超乎宗教的禁地或聖地。它是永恆的。
廣場，這是你的宿命。
我離開了它。我如果曉得此去就不再回頭，心底感觸更將如何？十年來，它只是我住宅窗外的一幅開闊圖景，而這一刻，它成了浮雕，永存於我頭顱內凹凸不平的腦質層裡。
八、
前門東大街。過了北京市公安局，我開始騎行，單車像載不動那紛紜意緒而哐啷作響。長街兩側緊閉的店鋪次第退後……途經兩家銀行，更是鐵閘把門，似乎有不少人是奔著它出門的，到銀行門口焦躁地張望一陣，又掉頭返回。擠提存款，乃亂世必然伴生之事。盡管沿街了無生氣，但我的直觀印像是――六四當日並無大部隊從前門東大街殺過來。我選擇這條路線而避開長安東大街，顯然是明智的。但這一來，我就不可避免要行經崇文門，這個向來令人頭疼的交通瓶頸，如今意味著惡戰、暴戾和軍民之間的深仇大恨。
盡管我從電話裡聽到不下三四種版本的轉述，當崇文門呈現眼前，我才曉得自己的想像力是那樣貧乏――這裡不比廣場、前門，崇文門的路障雖是草草清理過了，卻只是勉強打通了道路。那些燒得焦黑、呲著扭曲框架和鐵殼的大小車輛被推到路旁，還有一輛傾覆的甬道式大型無軌電車無法拖動，堵塞著半條馬路。滿地是碎磚和閃閃發亮的玻璃碴，尚有未拾淨的黃澄澄彈殼……這裡的步哨不及前門多，氣焰卻凶橫暴戾，食指鎖定在槍扳機上，盔沿下雙目精芒閃動，掃描著每一個路人，不時發出幾聲呼喝。
我向路南花市大街方向投去驚心的一瞥。那座造型笨重的行人天橋就在眼前，上面除了挺著刺刀的崗哨，不再有市民過往。當日在此慘酷的一戰，成了官方指證“反革命暴亂”最有力的說辭。
我無意細述事件的過程，所謂“歷史事實”，在它剛發生不久，就已各執一詞，真偽莫辨；及至時過境遷，就更說不清楚了。我倒願意引述官方控詞的梗概――當日，大隊軍車滿載全副武裝的士兵由南向往北，朝廣場方向猛撲，突進至崇文門這交通瓶頸，已是路障重重，民眾嚴陣以待，磚石與瓶子劈頭蓋臉飛來。指揮官眼見無法前進，下令所有軍車掉頭另覓通途，僅一輛拖卡的軍車因體積笨重而掉不過頭來，轉眼後繼部隊已移師他往，撇下這一小隊官兵受到民眾的包圍進逼，他們棄車之後被困於行人天橋上，由士兵持槍把守兩邊梯口。民眾吶喊不止，卻不敢硬衝；其後，有三位白發老婦挺身而出，顫巍巍地走上面天橋，跪倒在士兵腳下，哭泣懇求當兵的勿以槍口對准學生和百姓――到此為止，本是八九民運中感天動地的一幕――那士兵猶豫不決，這時有人發喊：這當兵的手裡欠下幾條人命！無論孰真孰假，在群情鼎沸之下都極具刺激性，於是有幾條身形暴起，和當兵的扭打成一團。指揮官見勢急令全隊衝下天橋，奪路奔入胡同遁去。不幸這名士兵已無法走脫，先被打暈，又被扔下天橋，最後被倒吊於橋底，給澆上汽油，點了天燈！
這毛骨悚然而又極為煽情的血腥故事，被迅速通報全軍，其後又印發照片、登報紙、上電視，成了激發戒嚴部隊士氣和仇恨的活教材。
我最初聽到的並不是這個官方說法，但無論何種版本，我都為之深感震駭。這民族的潛意識中的嗜血和暴力傾向竟是如此可怕，爭端一起即血濺五步，慣於用生死來判勝敗，用斧鉞來辨正邪。如此國民性，欲向現代文明和理性歸化，真是荊棘滿途。
我曾大覺困惑，這個國族的傳統形像倒是沉靜內斂、十分儒雅的，那些綿永而湮邈的歷史，在外人看來，簡直是個瑰麗的東方神話。至少，構成中華文化主流的儒釋道三家，均無暴力取向，如果說“國教”儒家學說有相當的排他性，亦不外是唯尚正統、貶抑異端，確無鼓吹暴力的教條。思前想後，只能歸咎於手執王杖的權勢者，那些君臨一切的真龍天子，那些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人民救星”。諸如“點天燈”這種狂暴的殺人術，本來就是王者首創，車裂、鼎烹、宮刑、甕焙、綁縛法場的游街示眾、刀斧手在觀者如堵之下誇張的表演、割下首級高懸城門昭告子民……所有這些野蠻暴行都假王道、綱常、社稷、穩定之名公然施行，從而激發和確立了“以暴易暴”的模式，嗜血和暴力衝動成了草澤民間的潛在規則。事實上，新中國建政數十年來，一直沿襲許多先朝的律例，諸如處決“階級敵人”的群眾公審大會，押赴刑場時的掛牌游街，更不用說推陳出新的鬥爭會，精神虐待和自虐式的互相揭發和自我交待……等等。
我為那名士兵的悲慘下場深感悲哀，他是狂暴情緒藉以宣泄的一個不幸對像。
但是，這些“暴民”難道是從地底陰溝鑽出來的嗎？在這個血腥的六月之前，他們到底是一群安分守己的升鬥小民，還是如官方所說，是一些對社會主義制度懷有深仇大恨的敵對分子？
如果歷史需要證詞，我會毫不猶豫地以親歷者的身份，證實六月三日至四日，我所目擊的好幾個重要現場，絕無所謂“反革命暴亂”的半點跡像。即使是我目不能及的崇文門，也難以讓我相信整個進軍過程中一彈未發，簡直就像開赴天安門廣場參加閱兵式似的。這一點，崇文門一帶的市民當然有不同說法，否則無法置信一兩個煽動者能令群情聳動，霎時釋放出以暴易暴的潛意識。然而，這些實際上都不重要，真正的原則性問題，是中南海一撮政治老人早已立心鎮壓，“一步也不能退”，“斬草除根，除惡務盡”這就是他們的鐵腕語言。
可憐那些學子與平民，竟不曉得他們從一開始就觸犯了天條，而去幻想他們響遏行雲的呼號和森林一般揮舞的手臂能正天聽、挽狂瀾。
這個政權是暴力革命的產物，最終也要用暴力來捍衛它。想變天嗎？無妨一試，但他們當年流了那麼多血，你們就要還這麼多血來。這絕不是戲言，而是見諸《人民日報》的大塊文章和政要的公開講話。這叫打開天窗說亮話。什麼民族的福祉、社稷的安泰之類都被簡化為――到底是你還是我來坐江山！
這正是現代中國的困局。執政者已斷然排除了和平變易的可能，而暴力革命既非蒼生之福，又會墮入強權陰謀和政治仇恨的歷史因循之中。說到底，千年來每一次改朝換代，終不離天崩地裂、血流成河的模式。如果說這是一次創世紀的偉大嘗試，其結局竟也並無例外。
九、
我離開了煞氣重重的崇文門，折向北行。
一路仍是劫後景像，又發現南北走向的好些路段瀝青層大面積龜裂損毀，當為重型戰車轟隆輾壓所致。就在某個路口，我意外看到了已絕跡多時的白制服交通警察。以下這些細節，或許有助窺探屠城黑日之軍與警的微妙關系――
路心的交通崗亭已被戰車撞翻，交通警背著手站在路邊，無所事事。馬路已無正常交通，民用車輛極為罕見，卻不時有拉著“為民送糧”橫幅的軍車在未及清理的障礙物之間繞行。顯見得在居民的搶購風之下，首都存糧已見危機。再者，廿萬入城大軍的給養消耗也頗驚人。交通警神情沮喪地目送著軍車，那些車牌標志和識別號碼是他聞所未聞的。有路人向他搭腔，交警回應以滿口京腔，於是一下子圍攏了好些平民問這問那，我正好聽到兩句對答。市民不知問的什麼，警察嘴角向遠去的軍車一撇：“他們連我們也打！”市民又問：“這些大兵在北京還呆多久？”交警以尖刻的京腔答道：“您問我，我問誰去呀！”
可以想見，戒嚴部隊的總攻時刻、行動路線以及“強制措施”的具體所指，首都交警大隊全都蒙在鼓裡。我記得第一支從西南路衝擊廣場的軍隊前鋒殺至，在靠近前門的“東方明珠大酒樓”路口值勤的交通警還在崗上，當其時那位警察也驚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戰鬥一起就溜之乎也。
平心而論，凡長駐北京的衛戍區官兵、武裝警察、刑事警察、交通警察、戶籍警察甚至包括國家安全部的秘密警察，內心大都同情民運，只不過交通警察僅系准軍事組織，與公務員近同，政治紀律不那麼嚴密，故能鬥膽講幾句大實話。
甚至於軍隊，這一路我也得睹奇景。又經過某重要路段，這裡有多輛軍車殘骸，其中一部履帶式軍車燒毀得那樣徹底，以我對兵器的無知，竟認不出它原先是裝甲車還是一種軍事指揮車，總之燒成一堆廢鐵，右邊一大截履帶脫落，像一條僵死的巨蟒癱在路心。一切都顯示當時戰況之慘烈。此處現駐扎著大隊士兵。我初時驟見路邊綠地竟然坐滿了穿草綠軍服的大兵，嚇得幾乎掉頭而去，卻又恐顯得形跡可疑，唯有硬著頭皮向前騎行。殊想不到這裡的氣氛要比前門、崇文門輕松百倍。兵們摘下鋼盔，敞著風紀扣，在草地上矮樹下或坐或臥，像郊游野餐似的。只有當官的仍戎裝肅整，挎著手槍四處游動。他們對路心的劫後景像熟視無睹，事不關己。附近是新一代的高層住宅樓群。那些不識天下凶吉大事的孩童憋悶多日，擇這好天氣下樓撒歡來了。士兵們很喜歡逗孩子玩，百無禁忌的小童鑽入士兵叢中，連跑帶跳。兵們樂不可支，或摟抱，或將孩子舉放於軍車上。孩子們的父母先是戒備而後也趨前拉話。我見狀也下車緩行，聽見許多對答。市民的問話大抵千篇一律，士兵答：他們是沈陽軍區開來的，六月五日才進城，一直停留在這裡。有的兵為了回應尖銳質詢，拉開槍膛給市民展示裡頭並無子彈，又說他們這一路根本沒有配發彈藥；有的兵被問道，路心被毀的軍車是哪一部分的？兵漠然回答：“不知道。”當官的根本無意監聽部下的對答，至於市民更大膽的話語，當官的都裝聽不見。
可惜我無法多作逗留，目標是安定門――首都機場――廣州。每一階段都吉凶未蔔，唯有謹慎從事，少去招惹，以免無事生非。依照妻子的路線圖，我繞開重兵把守躲、殺氣騰騰的建國門立體交叉橋，也避開大片使館區，但散布好幾處的外交公寓總不能完全繞過，也就看到了一些戲劇性畫面。這裡多了些小轎車，均系外交官的黑色專用牌照。這些轎車都裝扮得像慶典花車，除了車頭兩面國旗招展，車後天線杆也綁上更大幅的國旗，車身則貼滿五顏六色的外國國徽，隔一兩條街也識別得出這是外國使館的專車。我想，這是派駐那些政變頻仍、內戰不息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外交官習慣沿用的應變措施，卻在北京派上用場了。一幢外交公寓前，接送僑民撤退的大巴士正在裝運大小行李，連等候上車的外國孩童都手持一面小國旗。
即使未曾親睹六四慘況的人，只要看到這些場景，便可相信這個國家的確發生了一場戰爭――一場專制對民主、野蠻對理性的戰爭。
十、
終於到達安定門約定地點。劉心武已在等候，他待在車裡沒動，只用失神的目光打個招呼。
我認得《人民文學》的車，司機卻是新面孔，既不是以前給王蒙開車的老楊司機，也不是那位曾給“借”出去拍過兩部武打片的地趟拳全國武術冠軍。
我把單車放到地鐵站出口處。相信妻子要過好多天以後才敢到這邊來取――如果它還在的話。
鑽進車裡，劉心武簡短說幾句有關機票和航班的事，便歸於沉默。司機亦無言。這張生面孔令我頗不安，更不敢多話。再等一會。《人民文學》的王清風來了，我稍覺寬心，是他送我們去機場。
車子發動，起行，一路窗外大同小異的戰亂景像，四人都各懷心事，默不作聲。直駛離城區，開上通往首都機場的公路，王清風才給我介紹，這位年輕司機也是剛“借”來的。大陸單位的司機時常被借來借去，不足為怪。介紹畢，王清風也不再多言。劉心武更是一路沉默。
通往機場的道路並無軍隊蹤跡，更無截查哨卡，這倒是怪事。內亂一起，占領電視台、電台、電訊電話局、報社、機場都是通例，亦系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範例和光榮傳統…..機場指揮塔從平坦的柏油路盡頭迅速崛起，第二個目的地就要到了，而此際稍稍松弛的心弦又再抽緊，包括司機在內，一車人都頗覺不安，實不知此刻首都機場成了什麼樣子。
拐入停車場，又看到多輛撤僑巴士。前些天盡管各國馳電緊急撤出僑民、專家、留學生，卻無法抵達機場，有先見之明的英美等國，在五月份戒嚴令生效時已包租下靠近機場的假日酒店，臨時安置僑民，一有風吹草動便直奔國際機場。那些動作稍慢的則要滯留到這時才得以返國。
望去國際航線候機廳門口淨是箱籠行李、男女老幼；國內航線大廳之混亂更難以想像。然而，我們之憂慮倒不在於此，機場如無戒嚴部隊把守，想必是另一系統的人馬把關，重點甄別和防範“XX分子”出走。我們都不清楚自己是什麼“分子”，總之，所謂空弦落雁，鐵腕強權之下“知識分子”永遠是驚弓之鳥。
王清風早年也是行伍出身，很精明強干。他讓我們安坐勿動，證件交他去辦理登機手續。王才進去一會就轉回，一切辦妥。他說國內航線反而很冷清，多數國內搭客都困身城內，無法前來。聽機場工作人員說，昨天飛廣州的航班才六個乘客。看情形，大廳裡也並無異常情況。
我們其實到得太早，這種時局勢必要加大時間提前量。接下來，只剩下沉悶的等待。我自是無話可說，只聽見劉向王交待若干編務，其中提到已征集多時的《人民文學》創刊三十周年的紀念冊。其實，在紀念冊上賦詩題詞的群賢，如今其中不少人的命運已難預料……
十一、
終於起行。我和劉步入大廳，果然不見了太平時的熙熙攘攘，但旅客還是有一些，想是今日城內氣氛已略見松弛之故吧。我注意到各航線辦理機票登記之處，都是清一色民航職員，並無加派身份神秘的人手；進而又留意到，一些樣子太過年輕、神情卻憔悴不堪的乘客，他們是臨時前來購票的。機場的慣例都不向外售票，只能在城內民航售票處預購，只有個別常年出差而又門檻很精的人才曉得如果某班航機有空位，機場間或也發售即時機票，但仍須出示個人證件以外的單位證明。而我看到現時這些臨時購票者似無此類單位證明，口頭向民航職員詢問交涉，然後一亮窩在手心的證件――我相信那是學生證，機場職員一改平素拒人於千裡之外的冷面孔，慨然允諾，並即刻著手辦理，收款、開票――就這麼簡單快捷。
這些細節，我想劉心武也注意到了，但我們沒有交流感想，只低頭走自己的路。
唯一出現的武警制服，是進入候機休息廳的檢查關卡，此處向來就有的，一切運轉依舊，也許只是我的心理感覺，那幾位男女武警對學生模樣的乘客的檢查放行，似乎比旁人還快捷利索（後來我得知，機場很快就被嚴密控制，此前的松緩再不復見）。
由此可見，從中央到北京市委到戒嚴部隊指揮部的決策和指揮還是相當紊亂，他們被這個結局的後果弄得手忙腳亂，對事變應對的急輕緩重一時失去了判斷力。當然還要加上相關機構的辦事人員對學生的同情。
進入候機廳，我認出走在我們前面的是羽毛球世界冠軍韓愛萍，另一位長相俊秀的女子也是羽毛球世界名將（我一下想不起她的名字），兩人都是湖北人，在低聲說著家鄉話。她倆都沒隨身攜帶球拍，不像是外出參賽。莫非她們也被連天烽火嚇怕了，返武漢避難的？
兩人注意到我的視線，即刻收起悄悄話。其實我聽不懂湖北話，不知道她們說些什麼。這倒提醒我的警覺，不能與同伴咬耳朵，以免無端招人注目。不過，此後這一路，劉根本無意和我說什麼，而且周圍諸人亦系如此。
又是等候，查驗登機卡，上機。我和劉的座位隔著通道，緊挨著我的是一位戴眼鏡、長相稚嫩的青年，他好像特別珍視自己的小手提包，先往座位下塞，不成功，便詢問我上方行李架的蓋子怎樣打開。我協助他完成這項看上去很鄭重的任務，他坐下卡嚓嘗試一番，同樣不成功，不得不又問我安全帶怎麼系，我示範指點，然後大家再無對話。
毫無疑問，他是學生。直覺告訴我，他豈止沒坐過飛機，而且根本沒到過南方。我不由為他的命運擔憂……
昨日空蕩蕩的機場才隔一天，我們這班飛機已基本客滿，相信未來幾日更會掀起南下的狂潮。我應該慶幸自己得以在屠城六日之後逃離這座凶城，然而卻無半分寬慰之感。飛機轟然發動，我的心室驀然一陣劇痛！
跑道在巨大的機翼下飛快後掠，消失。厚重遼廣的華北大平原在眼底舒緩展開，間或有麥田波動不已的濃綠色塊點綴其間，終是遮不住萬裡蒼黃。這大平原土質疏松，缺水，熱風不時裹挾起駭人的觸天塵柱，宛如一個焦渴的民族伸向天空的憤怒手臂。
大野盡頭，隆起崢嶸的燕山山脈，它望去並非泥土砂石堆積而成的，仿佛從地心到表層都是板塊巨大的岩石，它不需要蓊郁林木的裝點，獷悍豪邁地裸著嶙峋岩層，它是中華先祖的脊骨。經過好幾個朝代的榮枯盛衰，這條地脈也許已王氣凋零，但我們先人傳下來的一股天地英雄氣，依然在後裔子民的經絡裡奔湧。它是豪傑的母體，是烈士的陵墓，是史詩的源泉。
飛機繼續迎著陽光爬升……偌大的北京城呈現眼底，空中俯瞰，已看不到戰亂的瘡痍，氣像依舊，儼然一座雄偉壯觀的帝都，靜穆於暴戾的兵氣和陰沉的人禍之中。曾在大街通衢澎湃湧動的人海旗林已風流雲散，一個光榮的百年夢想再度被覆蓋於劫灰底下。這座見慣了世情翻覆、山河興廢的古城只是沉默著。好多世紀以來，頻仍的災變、兵燹、飢饉、癘疫，乃至山崩地裂都不曾撼動它的根基。它簡直是災難的淵藪，是歷史的縮影；然而，它又是一個國族的像征。它真切體現了中國人忍受苦難的舉世無匹的耐力，在風雲變幻之中固守著內在的生命律。它的沉毅和偉大，遠過於那些顯赫一時的至尊權貴，和那些此起彼伏的災變動亂。直到它無力呵護自己這些命運愁苦的子民，才松開它的巨手――去吧，孩子。
於是，號角驚天，革命像狂飆一般席卷中華大地，歷史又冒著彈雨和血光行進……這是民族的悲歌。
北京漸漸縮小，凝聚成一片血痂樣的暗影。這時，我望見了蜿蜒的萬裡長城和波光微渺的大運河――我終於流淚了。
這就是我所見到的最後的北京。
――１９９０年夏追記於舊金山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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