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达
 按：不了解六四事件和它的前後氛圍，新一代國民將很難明白，六四事件作為一條界限，劃出了中國的後極權時代。這一逆轉，隱含著對內對外雙重的行為不確定。這是它和國際社會難以互信、關係緊張的根源，也是中國此後始終緊繃著內在張力、在超強壓力下依然難以真正穩定的原因。 動筆之前，我讀了整整二十年前的兩篇序言，那是1992年作者北明的自序和高爾泰先生的初版序言。兩篇序言完整介紹了這本書，也已經非常清晰地為六四事件定位。 那麼，我還需要寫什麼？也許，我應該寫一寫它為什麼需要在二十年以後再版。 就在今年年初，一個剛在美國國際關係專業畢業的中國年輕人，撰文評論近四十年來的中美關係，裏面提到：自1979年中美建交始，兩國關係穩定度過十年「蜜月期」，而此後，也就是1989年，從「對華製裁」開始的一系列事件，美國更改對華政策。文章認為，是美國意在「轉向限制中國發展空間，對中國戰略威懾和遏制」。 我很驚訝，跟這位年輕人說：不僅中美間，1989年，中國與許多國家之間的關係都同時發生了逆轉。轉折來自六四事件。中國政府鎮壓和平示威平民，震驚了世界。這才是對華制裁的由來，而並非美國在1989年突發奇想，要轉向「限制中國發展」。年輕人給我的回答是：六四事件，坦白而言，我沒有研究過，所以沒有資格評論究竟國內發生了什麼。作為個人，這名青年健康、陽光、聰明，主觀上也在力圖為中美互解做努力。但是，對本國重大事件的認知缺失，令其努力結果很可能是南轅北轍。 這是真實故事。算一下年齡，這正是「八九民運」前後出生的那一代，他們今天已是中國舞台上的生力軍。可是，這一代新國民成長中所認知的本國歷史，都支離破碎。不僅阻擋了他們對歷史的了解，也阻擋了他們對自己國家現狀的認識、以及對整個世界格局發展邏輯的理解。 不了解六四事件和它的前後氛圍，新一代國民將很難明白，六四事件作為一條界限，劃出了中國的後極權時代。在此之前，極權制度在文革中把中國推向崩潰邊緣之後，出現過一個迎合世界潮流方向急轉彎，似乎出現曙光，向自己的國民和世界展示，中國可能逐漸走向政府和民間的良性互動，走向內在鬆弛，可以最終採普世價值為自己的價值觀，進入法治社會，也自然成為國際社會中一個負責任有擔當的正面角色。而六四事件以最極端方式，逆轉了這個方向，它把中國推向後極權時代，它隱含著對內對外雙重的行為不確定。這是它和國際社會難以互信、關係緊張的根源，也是中國此後始終緊繃著內在張力、在超強壓力下依然難以真正穩定的原因。 因此，在六四事件發生二十三年以後，向中國年輕一代介紹當年這個歷史逆轉，依然是重要的。 六四事件捲入了各個社會階層，從上層官員、知識精英到非常廣泛的普通民眾。從不同角度由個人的故事來記錄歷史細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這本回憶錄就是一份出色的歷史記錄。 我看到這本書很晚，卻被它深深觸動。因緣際會，作為青年學者的北明，有機會接觸了「八九運動」的不同層面；陰差陽錯，六四事件後她被關押的體驗又經歷了不同的地區和形式：從外省最底層監獄到京城的賓館看押；作者的寫作始於事件剛剛過去的當口，記憶感受鮮活清晰；更重要的是，作者有清醒的歷史感：對每個細節的記錄都力求真實，她不為屈從「政治正確」而粉飾抑或貶損，絲毫沒有取悅讀者的打算；作者不僅不為自己「樹碑立傳」，相反，她把自己作為一個「樣本」，幾近苛刻地回顧和審視整個過程中的自己。她既有女性的細緻觀察和內心體驗，又有獨特的思考和剖析，具備準確判斷的能力。最終，她以極具穿透力的文字，傳達了個人際遇所展開的漫漫歷史場景。 作者在監禁中，已經敏銳地在具體計算和思考，政府為整治幾個學人，納稅人承擔了怎樣龐大的支出。最後，出獄後的作者，路迢迢歷盡艱辛尋夫，但這個國家自有無窮盡的人力物力，對一個弱女子圍追堵截，令她無法脫圍。作者在向大家指出，當下極權的維穩經費，本不是什麼新生事物。 作者細心地記下了在昌平關押期間，在中秋節收到的政府慰問信 ，作者立即意識到，這是一份極為難得的歷史文件。她咀嚼出其間傳達的複雜信息。六四一刀兩切，劃出對立兩邊。站在作者對面審查她的，也是有血有肉的北京人，其中不少人的思想情感，當與作者並無大的差別。可身在體制內的位置，必須「自覺」調整和限定自己。所以，如作者指出，審查者給受審人的這封信裏，大量使用了「八九民運」中青年知識分子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彙，如「理解」、「同情」、「人道主義」和「良知」等等，寫信者同樣是目睹六四同胞鮮血的人。 這一細節，也是延至今日的巨大困擾：以文革前與文革式專制的信息封閉，來塑造「輿論人心一邊倒」的愚昧，已經再不可能。但是在後極權時代，專制對人、對社會的規範仍然十分有效，在北京人最難以壓服的一刻，還是可以瞬間成功壓制其最強烈的情緒和衝動，把人壓回原來的模具之中，更可悲的是，其中一部分，甚至成了這個體制的一部份。作者讓我們看到，國家機器的作用不可輕視，後極權時代的韌性不可低估。 作者經歷的後期囚禁，是在招待所甚至賓館裏。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沒有幾個平民能夠住賓館，所以，就算「部長級待遇」了。可是，不僅沒有自由，而且「進秦城」的威脅始終存在，甚至審查者邊拎著手銬邊發出秦城威脅，要寫材料寫悔過寫檢討寫保證，要方要圓任意，能不能拉開窗簾每天見一眼陽光，取決於看守者的個性，而且關押無期限。讀此書，讀者會強烈感受到，作者是一個特別自尊、對屈辱極為敏感和難以忍受的人，但她毫不掩飾地讓我們看到，體制之強大，可窮盡一切手段，相比之下，個人是如何弱小而無力，維護自尊是多麼艱難。 作者始終有清醒意識：專政機器下，真正求告無門的是底層。那些和大案要案無關的六四被囚者，他們是大學生、普通市民，通常在國際關注視線之外，所以，對他們的處理沒有底線。提到六四事件，我眼前首先浮現的圖景，是當時中央電視台新聞畫面中，那幾個被銬在樹上示眾、已經完全不成人形的普通北京青年市民。我無法想像他們的母親如何面對這樣的圖景。被囚禁的經驗永遠改變了作者，單純的同情心抹去了她和那些普通女囚的界限，她的文字在向讀者強調：當權力無制約，它碾壓的絕非僅僅是挑戰者，哪怕尋常時期，傷害更多發生在對政權最「無害」的民眾身上。作者最後仔細地補充描繪了她在山西太原上馬街監房遇到的一個個普通中國女囚，縱有鐵石心腸，也難以不動容。 行文至此，我突然發現，今日中國的後極權特徵，都已經濃縮在這本《告別陽光》裏，濃縮在作者描述的那場歷史逆轉中。 原载《陽光時務》 再版信息： 書名：《告別陽光——八九囚禁紀實》 再版日期：2012年9月 再版機構：美國“柯捷出版社” 定價：25美元 網上訂購：點擊此處 郵購地址：61-20 G.C.P. #B1204 FOREST HILLS NY 11375 USA |
2013年11月30日 星期六
六四—今天：《告別陽光》再版序
2013年11月26日 星期二
《告别阳光——八九囚禁纪实》第三章 初入牢门
《告别阳光——八九囚禁纪实》第三章 初入牢门
北明
囚车载我经过熟悉得令人心痛的街道。在公安局办公楼接受了生平第一次审讯后，我被押到太原市上马街监狱。
“砰”地一声，号子铁门在我背后关上。然后是嘁哩喀喳的上锁声。
一切归于平静。
这就是监狱。
十万八千里，永远不交错的距离一步就跨到了。我实实地站在刚刚为我腾出的一寸空地上，咬紧牙关，不让自己抽缩掉。
要扣押的在监狱接待室再一次被扣押了。裙子的腰带、裤子的皮带、带铁拉链的牛仔裤、玻璃瓶的护肤膏、梳头的铁刷子、有铁钉的拖鞋、带铁勾的胸罩、发夹，还有项链、眉笔、小镜子等等。最后，我被领入里间，一件件地往下脱衣服。
“没藏啥东西哇？”直脱到只剩下胸罩和短内裤，女看守发问道。
我不讲话，我讲不出话来。虽然女狱卒始终未动手，只是命令我把自己身上带的东西一样样掏出来给她看。
“藏了没有？”这会儿她抱着双肘，稍息站着，又问了一遍。
“你要我藏什么？”鞋也脱了，我光脚站在地上，差不多赤条条了。在这种状况下，无论迎头而来的是什么，哪怕是一块海绵，你也必然被打倒，健全的人无法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尊严。我几乎是在用一生的力量支撑着，抵抗住窘迫和屈辱。
“穿上哇。”
我穿上被践踏的尊严。
走进大墙内的漆黑夜，我被看守命令往右拐，进入一个大铁门。铁门打开了。刚迈进去，却听得一声喝令：
“出去！站在门口！喊报告！”
是铁门边岗楼里那个全副武装的门卫。
真地妈的（对不起！）不想这么做。但没有勇气。从被抓到现在，慌乱尚在心头，屈辱却步步紧逼，录像、搜查、审讯、搜身、脱到几乎一丝不挂。在这一个接一个的强制中，我的勇气差不多耗光了，尊严也几近破碎了。尽管胸中聚起一个又一个木柴捧，但它们都被窘迫浸湿了，燃不起燃不起。
回转身，默默瞄了一眼那专制机器上的镙丝钉，跨出铁门，望着漆黑的夜，我说：报告。
第六监——上马街监狱中唯一的女监——看守办公室里，狱吏再一次令我脱下自己的衣服，她要检查我的胸罩上的勾是否是铁的。
不是铁的，是硬塑料的。但她仍令我拆下来。问她那我怎么办？她说再缝上。我永远不换洗吗？她喝斥道：你以为这是哪？这是监狱！凑合吧你就！
剩给我的唯一反抗方式是请她帮我缝上。
一边在背后给我缝，她一边警告我，不许我散布我的反革命言论！
我竟然有反革命言论！这令我吃惊不已。但她仍声色俱厉地强调，直到我点头答应。然后她把我送到紧挨看守办公室的第一个号子。如唤鸡唤狗般唤道：起来起来！给她腾个地方！唉呀睡得真死哩！中午不睡，晚上死睡，闹甚了这是！起来起来！她手脚并用地弄醒门口地铺上的人，转身往柜子里掖东西一样，往门里掖了掖我，咣当一声闭门、上锁走了。
一进门就是地铺，我已经脱了鞋，一手提鞋，一手提行李，身体紧贴着门。
七八个脑袋从床上地上各个角度支起来，望着我。继尔蠢蠢欲动，要给我腾地方。
这个囚室大约六平米。木板支起的通铺占去三分之二的面积。剩下三分之一地面是地铺。地铺旁剩下一块空地，右边挤着一个硕大无比的马桶，左边，本来可以站下我，但这会儿站着十几只鞋。床底下躺不进去：七、八个人的日用品全部放在床沿下。
紧闭的铁门中央有一小洞。洞外固定着一个能够旋开去的木片。可以想像，那里随时会出现一只溜溜转的眼珠子。
这就是我要在里面活的地方。
“我不睡了。在这坐坐就行了。”指指床沿，我对动起来的人们说。
“不睡不行。”“就是，躺下哇。不然一会骂呀！”很快腾出一个长条空档。
我躺下。一盏光秃秃的灯泡在囚室顶壁中央悬挂着，刺人眼目。
“不关灯吗，”我问。
“天亮了才闭哩。灯绳在窗外。”
天此刻正黑得光明正大。灯绳不由我们掌管。
挺尸一般挺在犯人中间，给头项灯光一览无遗地照着，疲倦在心中很远的地方向这方守望，走不近。
天蒙蒙亮。监狱响彻革命歌曲大齐唱。是有线喇叭。
“起床！起！懒猪！一号的，抓紧时间！”看守扯起嗓门。唏哩哗啦开锁，咣地一声，铁门大开。
放倒排列、让灯光照了一夜的身躯们纷纷竖起来，往上套衣服。动作迅速，神态紧张。一个被称作“秦大姐”的，指挥官一样低沉地发出一声声简短命令，让把被子这样那样叠过来叠过去，叠小叠方叠整齐。地铺上的身子们则东挪西躲，将被子单子褥子枕头统统扔上床，把反面流淌着水珠的大块塑料布卷巴卷巴塞进床下。
有人慌慌张张地冲向厕所，有人提着水桶去水管接水，有人去擦铁窗外开着的两扇玻璃窗。
“今天该谁倒马桶了？”
“我和胖胖。”
然后，“我”和“胖胖”趿拉着鞋，吃力地抬起那只硕大无朋、其重无比的马桶一弓一弓地向厕所走去。
我竖在大通铺上，腾挪躲闪，望着周围这一切，呆若木鸡。
第三天起，学会了抓紧时间起床，竖起来套好衣服立即去上厕所，而且无论是否必要都尽可能守着不起。直到看守再度扯出嗓子，吼猪入圈般吼出凌厉的动静，才最后一个走出厕所。如果不是这样，我就完了——牢房里的马桶虽可供随时使用，但它过于庞然，近一米高，打开盖，口有脸盆那么大。不踮起脚便挨不着。一旦挨着，放放心心坐上去，人便有漏下去之虞。即使为了不漏下去而保持住“骑马撙裆”的古怪姿势，巴掌大的囚室内众目睽睽，还是注定要丧失排泄功能。所以，无论如何咬牙切齿痛下决心，想尝试一下这种新功夫，仍然是只要一上去就什么都不会了。到了这种时候始体会出，卫生条件尚在其次，安全乃人体代谢机能的第一要素。囚室外的厕所也令人缺少安全惑，也需极大的勇气和毅力：一个从头到尾的长长便池，没有任何间隔。六、七个人须如在商店排队购物那样，挤着排将起来。没有谁能够提前来或推后来，监狱准军事化制度让所有人在共同的时间共同的空间做共同的事。好在虽说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大家此刻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排“到一起来了”，谁也不嫌谁，谁也不怕谁，只要闭目塞听，横下一条心便可。能大模大样放放心心上一次这样的厕所虽算不上幸福，也值得整日企盼。为了这，每天清晨，随着“唏哩哗啦，咣”地一声牢门大开，看守扯嗓子，我便使出当年在新兵连夜间紧急集合时的本领，常常用不了六十秒，就冲出铁门，冲到厕所。只是和抢购东西略有不同，这么抢先，并非为了早来早走，而是为了能多排一会，而且能排在最后一个。身后就是水龙头和墙，比较安全可靠。
上厕所的另一个非凡的好处是活动腿脚筋骨，呼吸新鲜空气。从第一个号子走到厕所，要路经第二个号子，第三个号子，第四个号子，要走二十六步路。来回便是五十二步。进了厕所走几步，就是六十步。来回来去歪走斜线又多几步，厕所门口那个仓棚可挡住办公室门口看守的视线，出了厕所在仓棚下再多走几步，便是七十来步。这是很可观的体力活动，也是很重要的肺部卫生措施。监狱里不放风。一天二十四小时铁门紧闭，犯人沙丁鱼一般挤在囚室里。白天，三分之一的地面空间腾出来了，床上的人却也挪到了地下（白天不许上床）。三分之一的空间横走两步半，竖走四步半。没有一个板凳，要想全坐下，就得亲密无间地排在床沿。床高，坐上去脚不挨地，身子不能转动，受刑一般。囚室里唯一的“宝座”是那马桶。马桶盖盖子，里边盛满污物，想起来恶心，坐上去却很舒服：它靠窗，挨暖气。既可间或小风拂面，清快爽心，又可将腿脚抬起来搁在暖气上，缓解久站后下肢的充血浮肿。门口有一把破苕帚，也是一个常引起争执的好位置：把它平放在从未干过的地上，背靠了墙坐下去，既宽松又舒适，门缝里时而也有微微的新空气进来，很养人。等到几天后，我们号子里增至九个人时，马桶和苕帚就显得更加宝贵了。
有一个终日敞着的铁窗，囚室又不大，空气是够用了。但是人太多，又是骄阳如火的七月天。尤其是那马桶，里边满盛着少时六、七人，多时八、九人一天的污物：粪、尿、溲了的饭菜汤、洗脸水、洗衣水、刷牙水、洗澡水、呕吐（囚室中有一个十八岁的孕妇）痰、经血……。马桶上虽说盖了盖，但少不了谁要倒脏物、排粪便、扔东西。说来也怪，除了老住户“秦大姐”，所有人都不能完全坦然地在马桶上出恭。一天二十四小时，法定的上厕所时间只有两次，除了清晨一次，另一次是下午四时许。越想等到“法定”时间上厕所，越觉得随时可能失禁。这成了一种心理暗示，一种条件反射。结果算下来，每个人一天出恭的次数都比平日里要多。有时有些敏感者简直多得不可思议，这样一来，马桶几乎闲不着。有幸坐在这“宝座”上乘凉的人也坐不稳。一会便给轰下来让位于真正的“马桶皇后”。马桶盖一开，气味便不大好。本来你刚呼出来我就吸进去的混浊空气越发呛人。便人人扒了窗户往外伸鼻子，而每逢这时，就会招来窗外狱卒更其鲜腥恶臭的斥骂。
下午四点那次上厕所说是“法定”的，其实是捎带的，主要目的是要各囚室出来人提开水、接凉水，晾晒或收洗好的衣服。除此之外，能出来的机会便是打饭时。走出囚室三、四米，站在送饭的铁车旁，挨着个让两个黄脸婆给盛好，再走回去。然后又是，咣！铁门紧闭，稀哩哗啦，上锁。
一日三餐。一个大得扣在头上可以当帽子的塑料碗和一个塑料勺子是每个人永远的餐具。饭也基本上一成不变。早餐，一碗稀稀的玉米面糊糊，里边加了少许的盐；午餐，一碗白菜汤，一个黑馒头；晚餐，重复早餐，只是将糊糊中的盐换成了一汤勺那么多的咸菜，外加一个玉米面窝窝头。需要说明的是，在落后的中国广大内陆地区，玉米面远未变成发达的工业国家那样的保健食品，它仍然是饥饿和贫穷的象征。长期如是，星油不见，使人们的胃口变得极大，总是吃不饱，不到开饭，肚子们就咕咕叫成一片。号子外边铁门一响，号子里边就忙着趿鞋、钻到床下取碗。门一开，便拥出来，伸着脖排成队，眼睁睁看着饭从锅舀到勺，从勺舀到碗，然后目光就像给碗里的东西拽住似的，盯住碗，疾步进屋，蹲下，吃。一时间，团团坨坨弓满了专心致志往嘴里扒饭的人脊。这一刻，是全号子、全监狱一天当中最安静的时刻。既便发生地震，那些粘在碗缘的脸似乎也不会转动一下。
农村，猪圈里的猪，在槽边吃食时也不过如此。
有一只猪坐在马桶上，将双腿高高抬起，翘在暖气片上，以便自己的同伴有足够的地方弓起背脊专注地吃。这只猪吃不下，居高临下望了弓起的背梁，听了唏溜唏溜的声音，每每心中地震不已。这只猪知道，它和面前同伴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它是一只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可悲形象的、亳无食欲的猪而已。
这只猪便是我。
唯有一件事令我对自己的低级动物身份发生怀疑——举凡关进这里的，每日要为自己的一日三餐上交一元人民币和一斤粮票。出“圈”时结算。斤两、分亳不得有欠。不久后，当我走出监狱，狱方向我摊开双手，念出一串数字时，我惊讶地睁大了双眼，万分感叹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经济观念如此深入人心。
在太原上马街监狱不长的日子里，我始终无胃口进食，却不断以耳当口，品味了不少上等佳肴。这种用来听的佳肴每天都有，不是由嘴吃进去，而是由嘴说出来。女犯们每每将自己的拿手好菜一道一道复习了来，精神会餐。饥饿如此强化了人的味觉。有一次，一个囚友剔牙时不小心吐出了牙缝中的一粒姜，顿时后悔万分。以至全号子的人知道她失声尖叫的原因后，都为之扼腕叹息，只差全体去地上寻找了。那一次，引发了长达三小时的精神会餐，全是鸡鸭鱼肉，山珍海味。
一个星期二十一顿饭中只有一顿略有改变，即星期日午餐。白菜汤变成了半碗炒白菜，菜中有少许肥肉片。人们从星期五就开始盼望这顿午餐了。由于长时间的素食和缺油，所有的胃肠都不能适应这突如其来的油腻，所有人餐后都腹泄不止。不是当日下午，便是三更半夜或次日清晨。高大的马桶虽然加剧了排泄的尴尬，不能抵挡望眼欲穿的企盼和如狼似虎般吞咽带来的快感。
说到这里的医疗卫生条件，实在有赖于各人肌体的免疫系统。每日下午四时的一桶开水是号子所有人全天的饮用水。没有保温瓶，没有浴室。闷热难当、汗水淋漓的囚室里，要喝水，要洗身，全在下午四时许。这样一来，囚室两步宽五步长的地面便“湿”可鉴人。据说有医疗室，但不知是什么样的高级处所，不知病到哪种程度才有资格就诊。所以，如果你不想死，最好别生病，要生，也桃着生。比方，皮肤上可以生点癣，头可以有些疼（最好不是器质性的，也不是功能性的）。除此以外，你保证健康的唯一办法是乞求自己健康。因为无论你生什么病，这里永远只有一种药：止痛片。还有一种药：癣药膏。可是，药膏又不能用来吃，以兼治其他。你不到奄奄一息，别想走出牢房。你也不用呻吟，那没用。顶多窗台上又多扔几片止痛片给你。
这里没有报纸可看，对于正在受审的人来说当然也不许会见亲属、朋友，不许通信、不许稍口信、不许带东西。但是像一日三餐一样，每日有三个节目可供欣赏，全是用来听的：第一个节目是监狱的无线电喇叭里传出来的革命歌曲大齐唱。“咱们工人有力量”、“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有关于“平息反革命暴乱取得了伟大胜利”的烂调。中国本来鲜有国内新闻，那些日子里就更没有。唯一的“新闻”便是对“反革命集团”和“反革命动乱、暴乱”的清算。好在这个节目不长，清晨起床后一半个小时就过去了。第二个节目跟在第一个节目之后，更加单调且有震耳欲聋之势。那便是厨房传来的剁食声：咚咚咚……！听到这动静，你便可以想像农民在自家院子里剁猪食。那是一把极大极钝的刀，一个极大极脏的案板，一堆从市场上弄来的廉价的圆白菜。菜不用洗，也无须摘捡，直接住案板上一放，刀便上去七剁八剁，剁开为止。这是一天当中囚犯们唯一的那顿菜，清水煮白菜。好在这节目也不长，而且一天也只一次。
最令人恶心的是第三个节目。这节目不分昼夜阴晴，随时开始：狱卒的咒骂之声。我所住的女六监共有三、四个女狱卒，她们训骂起来全部没有距离感：无论被骂者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边，一律扯着嗓子尽力将骂声弄得极大极高极吵。这样一来，无论她们骂谁、骂哪一个号子，所有囚犯都不得不洗耳恭听，你又不知她骂哪一个，骂什么事，所以无意中非竖直了耳朵仔细分辨不可。骂得也很有水平，很出新。如果被骂者胆敢表示不满，拳脚相加外，骂的内容便更加具体而生动。常常是成串的不忍卒听的言词突然从看守办公室爆出，一路肮脏恶臭无比地穿越所有号子，直抵最尽头的厕所便池。刹那间，对面房沿上的麻雀惊咋着飞起，几个号子鸦雀无声。六监的看守偏偏有两个是年轻的女孩子，长得眉清目秀，漂漂亮亮。要不是有一次扒在铁窗亲眼所见，我真难以想像那些粗俗下流的语言是出自那样妩媚的面孔。
号子的墙上贴着监规，其中最后一两条是关于看守不准任意打骂，侮辱犯人的。但那没用，如果你不想使看守对你张嘴喷粪，你就得谨遵监规及监规以外的一些土规则，包括不许大声说话、小声唱歌，不许跳舞和扒窗户往外看，还要学会各种各样的快速行动：快速起床、快速打饭、快速接凉水、决速上厕所、倒马桶、擦玻璃、洗漱、晾收衣服、上床或倒地睡觉并快速睡着，说话声大了快速停止，打架吵嘴了快速息怒等等。有时这也不一定可以保全一个人的尊严。我就亲眼看到那个搜我身的姓郝的狱卒借故将一个拘留十五天的人罚站，并在面含微笑循循善诱时，突如其来大打出手，猛掴那个犯人的脸。而那个犯人在被罚站前，只不过是在郝巡视时，腰挺得不直；在挨打前，只不过像郝诉说自己感冒了，头痛咳嗽。被打以后，她仍然直直地站着，敢怒不敢言。全号子的人都直直地站着，敢怒不敢言。
我就是在这件事之后，踱到那“监规”面前仔细查看的。而犯人们则大不以为然地笑我这一举动，说我不愧是个书呆子。
最初的监狱生活于我有如地狱。衰局已定，前程莫测，虽已身在万丈深渊，却仍是一步一个陷阱。突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一切，一呼一吸一举手一投足都在茫然失措间。绷紧了神经对付频繁的审讯。审讯的分分秒秒都使我感到自己好像一个真正的罪犯。回到牢房，更要支撑着四肢，抵御彻骨的哀愁、惶惑与自卑对我的无情修剪。
日子改变了时速，要人一步一捱地打发。走完上午，下午就好走些。下午内容多，吃午饭，是一件事，睡午觉，又是一件。到了下午四点，打来了开水冷水，擦澡洗衣服，磨磨蹭蹭就到了晚饭。晚饭后，看守不再禁止上床呆着，号子里人们早早就歪在床上、地下，说些淡话或闲愁。天黑了，掌灯了，睡觉了，一天就过去了。
没有书的日子，即便在地狱的惊恐中也仍是寂寞。便常枯坐在深寂中将目光投到窗外，读那外面的东西。
外面，东西不多，连带沉沉如盖的天空一起，统统被铁窗割成了条状：云朵、警戒了望塔、对面平房顶。只有十几米远处的两样东西没有被切割变形：左边一个，高高细细、不戴帽子不冒烟的，是烟囱；右边一个，墩墩实实戴了帽子常冒烟的，也是烟囱。左边一个斯斯文文，气质高贵单纯。分明弱不禁风，偏赤条将自己裸在天地中，静静张着口将宇宙精华一古脑吸入。右边一个苍苍烈烈，沉雄高古。分明饱经沧桑，偏破帽掩容，沉住气将大地之能量喷向天宇。这两个，前者要溶入大千，后者要影响世界；前者遗世独立，地老天荒；后者呼风唤而，日月同辉。这两个不是烟囱，是人，先后在我生命中刻下印痕的人。
我更情不自已，细细阅读的是右边那个。那个平日里谦和温厚，大智若愚，偶尔浓烟滚滚，烈焰熊熊。他富于激情，充满责任感，是条好汉。他是我的现实。这现实并不如往事那般超然美丽几乎将我溶化，却绵密博大，点点滴滴充满我身我心。自从和他相遇，我不再是自己的奴隶。我将必要的丧失垒筑成生命完善的阶梯。抓牢了自己存在的阿基米德点，从从容容，潇潇洒洒，坦坦荡荡，安安详详。每天每天，我都在前所未有的大哀愁中清扫出一块干净的心的角落，以便翻来覆去阅读他。他在流亡，我在监狱。一旦他知道了我的消息，肯定更加义无反顾，宁肯掘地藏身，不愿去国。每每读出这样的消息来，忧喜参半，越发不忍转目。右边那烟囱被我想像成我的先生郑义，成了日日必读，用以支撑自己的一部功课。
沥沥小雨，将漫天霏霏愁绪撒入人间。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
监狱的喇叭出人意料地传出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听众朋友，您好。又到了我——陆霞，为您主持听众点播的时间了……。”
陆霞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我们俩住对面床。在那个音乐轰炸的教学楼里，我们共度四年时光。她谨小慎微，四年大学生活循规蹈矩，在我们那疯疯颠颠的艺术系，本本份份地经营五条线上的声响，埋头作曲专业。临到分配，人心散了，她却大爆冷门：爱上了我们班人人非议的一个花花公子。
没多久，分配离校的同学还没走光，陆霞又“飞也似地”失恋了。此前她一反常态地昂首阔步、笑语开朗，此后又一反常态地变回细声哀气、谨小慎微。这样的巨变、速变，着实让我们领教了什么是“爱情的力量”。分配后的陆霞并未从我的视野里消失。她脸上再次漾出笑意，是她终于从学非所用的单位调到山西省电台文艺部之后。当时，我也为自己不得其门而入的美学理论专业发愁。曾有同学建议我去替换陆霞的位置，说她工作的成绩不很理想，声音不明亮等等，说文艺部主任已表示乐意接收我了。我犹豫着没去。做电台节目主持人，那不是我喜欢的专业，再说，那是刚活过来的陆霞。后来有一次，偶然听到陆霞的主持，声音极为柔和、亲切，婉婉委委如与人对话一般。正是最标准的播音效果。换了我，未必就好。再者，我不知道自己能否能如陆霞般遵从人们习惯的传统，弄得不好，别出心裁，定不长久。
此刻，陆霞正用她娓娓动听的话语给听众介绍、播放流行歌曲。我将头靠在监牢门框上静静听着。这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场面：我曾经是这位主持小姐的同学吗？我曾目睹她身上的巨大变化吗，我差一点取代她的位置出现在我头顶那个喇叭里吗？
流行歌曲过后，是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这是几乎所有学院派音乐专业学生的特性：无论流行音乐如何席卷大地，在听过唱过之后，我们总会找回到纯音乐中梳理疲惫的审美知觉。但此刻我已无法安详地听下去了。那曾经来自地平线深处的、号角般辉煌的旋律，此刻在我心中正演成一种巨大的苍凉。
外面的世界与我不再相关。无论听与不听，陆霞们都将继续亲切下去，流行歌曲将继续流行。
新世界交响和它的追寻将属于不同的人们。
（第四章“女囚们”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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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June 24,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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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明
囚车载我经过熟悉得令人心痛的街道。在公安局办公楼接受了生平第一次审讯后，我被押到太原市上马街监狱。
“砰”地一声，号子铁门在我背后关上。然后是嘁哩喀喳的上锁声。
一切归于平静。
这就是监狱。
十万八千里，永远不交错的距离一步就跨到了。我实实地站在刚刚为我腾出的一寸空地上，咬紧牙关，不让自己抽缩掉。
要扣押的在监狱接待室再一次被扣押了。裙子的腰带、裤子的皮带、带铁拉链的牛仔裤、玻璃瓶的护肤膏、梳头的铁刷子、有铁钉的拖鞋、带铁勾的胸罩、发夹，还有项链、眉笔、小镜子等等。最后，我被领入里间，一件件地往下脱衣服。
“没藏啥东西哇？”直脱到只剩下胸罩和短内裤，女看守发问道。
我不讲话，我讲不出话来。虽然女狱卒始终未动手，只是命令我把自己身上带的东西一样样掏出来给她看。
“藏了没有？”这会儿她抱着双肘，稍息站着，又问了一遍。
“你要我藏什么？”鞋也脱了，我光脚站在地上，差不多赤条条了。在这种状况下，无论迎头而来的是什么，哪怕是一块海绵，你也必然被打倒，健全的人无法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尊严。我几乎是在用一生的力量支撑着，抵抗住窘迫和屈辱。
“穿上哇。”
我穿上被践踏的尊严。
走进大墙内的漆黑夜，我被看守命令往右拐，进入一个大铁门。铁门打开了。刚迈进去，却听得一声喝令：
“出去！站在门口！喊报告！”
是铁门边岗楼里那个全副武装的门卫。
真地妈的（对不起！）不想这么做。但没有勇气。从被抓到现在，慌乱尚在心头，屈辱却步步紧逼，录像、搜查、审讯、搜身、脱到几乎一丝不挂。在这一个接一个的强制中，我的勇气差不多耗光了，尊严也几近破碎了。尽管胸中聚起一个又一个木柴捧，但它们都被窘迫浸湿了，燃不起燃不起。
回转身，默默瞄了一眼那专制机器上的镙丝钉，跨出铁门，望着漆黑的夜，我说：报告。
第六监——上马街监狱中唯一的女监——看守办公室里，狱吏再一次令我脱下自己的衣服，她要检查我的胸罩上的勾是否是铁的。
不是铁的，是硬塑料的。但她仍令我拆下来。问她那我怎么办？她说再缝上。我永远不换洗吗？她喝斥道：你以为这是哪？这是监狱！凑合吧你就！
剩给我的唯一反抗方式是请她帮我缝上。
一边在背后给我缝，她一边警告我，不许我散布我的反革命言论！
我竟然有反革命言论！这令我吃惊不已。但她仍声色俱厉地强调，直到我点头答应。然后她把我送到紧挨看守办公室的第一个号子。如唤鸡唤狗般唤道：起来起来！给她腾个地方！唉呀睡得真死哩！中午不睡，晚上死睡，闹甚了这是！起来起来！她手脚并用地弄醒门口地铺上的人，转身往柜子里掖东西一样，往门里掖了掖我，咣当一声闭门、上锁走了。
一进门就是地铺，我已经脱了鞋，一手提鞋，一手提行李，身体紧贴着门。
七八个脑袋从床上地上各个角度支起来，望着我。继尔蠢蠢欲动，要给我腾地方。
这个囚室大约六平米。木板支起的通铺占去三分之二的面积。剩下三分之一地面是地铺。地铺旁剩下一块空地，右边挤着一个硕大无比的马桶，左边，本来可以站下我，但这会儿站着十几只鞋。床底下躺不进去：七、八个人的日用品全部放在床沿下。
紧闭的铁门中央有一小洞。洞外固定着一个能够旋开去的木片。可以想像，那里随时会出现一只溜溜转的眼珠子。
这就是我要在里面活的地方。
“我不睡了。在这坐坐就行了。”指指床沿，我对动起来的人们说。
“不睡不行。”“就是，躺下哇。不然一会骂呀！”很快腾出一个长条空档。
我躺下。一盏光秃秃的灯泡在囚室顶壁中央悬挂着，刺人眼目。
“不关灯吗，”我问。
“天亮了才闭哩。灯绳在窗外。”
天此刻正黑得光明正大。灯绳不由我们掌管。
挺尸一般挺在犯人中间，给头项灯光一览无遗地照着，疲倦在心中很远的地方向这方守望，走不近。
天蒙蒙亮。监狱响彻革命歌曲大齐唱。是有线喇叭。
“起床！起！懒猪！一号的，抓紧时间！”看守扯起嗓门。唏哩哗啦开锁，咣地一声，铁门大开。
放倒排列、让灯光照了一夜的身躯们纷纷竖起来，往上套衣服。动作迅速，神态紧张。一个被称作“秦大姐”的，指挥官一样低沉地发出一声声简短命令，让把被子这样那样叠过来叠过去，叠小叠方叠整齐。地铺上的身子们则东挪西躲，将被子单子褥子枕头统统扔上床，把反面流淌着水珠的大块塑料布卷巴卷巴塞进床下。
有人慌慌张张地冲向厕所，有人提着水桶去水管接水，有人去擦铁窗外开着的两扇玻璃窗。
“今天该谁倒马桶了？”
“我和胖胖。”
然后，“我”和“胖胖”趿拉着鞋，吃力地抬起那只硕大无朋、其重无比的马桶一弓一弓地向厕所走去。
我竖在大通铺上，腾挪躲闪，望着周围这一切，呆若木鸡。
第三天起，学会了抓紧时间起床，竖起来套好衣服立即去上厕所，而且无论是否必要都尽可能守着不起。直到看守再度扯出嗓子，吼猪入圈般吼出凌厉的动静，才最后一个走出厕所。如果不是这样，我就完了——牢房里的马桶虽可供随时使用，但它过于庞然，近一米高，打开盖，口有脸盆那么大。不踮起脚便挨不着。一旦挨着，放放心心坐上去，人便有漏下去之虞。即使为了不漏下去而保持住“骑马撙裆”的古怪姿势，巴掌大的囚室内众目睽睽，还是注定要丧失排泄功能。所以，无论如何咬牙切齿痛下决心，想尝试一下这种新功夫，仍然是只要一上去就什么都不会了。到了这种时候始体会出，卫生条件尚在其次，安全乃人体代谢机能的第一要素。囚室外的厕所也令人缺少安全惑，也需极大的勇气和毅力：一个从头到尾的长长便池，没有任何间隔。六、七个人须如在商店排队购物那样，挤着排将起来。没有谁能够提前来或推后来，监狱准军事化制度让所有人在共同的时间共同的空间做共同的事。好在虽说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大家此刻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排“到一起来了”，谁也不嫌谁，谁也不怕谁，只要闭目塞听，横下一条心便可。能大模大样放放心心上一次这样的厕所虽算不上幸福，也值得整日企盼。为了这，每天清晨，随着“唏哩哗啦，咣”地一声牢门大开，看守扯嗓子，我便使出当年在新兵连夜间紧急集合时的本领，常常用不了六十秒，就冲出铁门，冲到厕所。只是和抢购东西略有不同，这么抢先，并非为了早来早走，而是为了能多排一会，而且能排在最后一个。身后就是水龙头和墙，比较安全可靠。
上厕所的另一个非凡的好处是活动腿脚筋骨，呼吸新鲜空气。从第一个号子走到厕所，要路经第二个号子，第三个号子，第四个号子，要走二十六步路。来回便是五十二步。进了厕所走几步，就是六十步。来回来去歪走斜线又多几步，厕所门口那个仓棚可挡住办公室门口看守的视线，出了厕所在仓棚下再多走几步，便是七十来步。这是很可观的体力活动，也是很重要的肺部卫生措施。监狱里不放风。一天二十四小时铁门紧闭，犯人沙丁鱼一般挤在囚室里。白天，三分之一的地面空间腾出来了，床上的人却也挪到了地下（白天不许上床）。三分之一的空间横走两步半，竖走四步半。没有一个板凳，要想全坐下，就得亲密无间地排在床沿。床高，坐上去脚不挨地，身子不能转动，受刑一般。囚室里唯一的“宝座”是那马桶。马桶盖盖子，里边盛满污物，想起来恶心，坐上去却很舒服：它靠窗，挨暖气。既可间或小风拂面，清快爽心，又可将腿脚抬起来搁在暖气上，缓解久站后下肢的充血浮肿。门口有一把破苕帚，也是一个常引起争执的好位置：把它平放在从未干过的地上，背靠了墙坐下去，既宽松又舒适，门缝里时而也有微微的新空气进来，很养人。等到几天后，我们号子里增至九个人时，马桶和苕帚就显得更加宝贵了。
有一个终日敞着的铁窗，囚室又不大，空气是够用了。但是人太多，又是骄阳如火的七月天。尤其是那马桶，里边满盛着少时六、七人，多时八、九人一天的污物：粪、尿、溲了的饭菜汤、洗脸水、洗衣水、刷牙水、洗澡水、呕吐（囚室中有一个十八岁的孕妇）痰、经血……。马桶上虽说盖了盖，但少不了谁要倒脏物、排粪便、扔东西。说来也怪，除了老住户“秦大姐”，所有人都不能完全坦然地在马桶上出恭。一天二十四小时，法定的上厕所时间只有两次，除了清晨一次，另一次是下午四时许。越想等到“法定”时间上厕所，越觉得随时可能失禁。这成了一种心理暗示，一种条件反射。结果算下来，每个人一天出恭的次数都比平日里要多。有时有些敏感者简直多得不可思议，这样一来，马桶几乎闲不着。有幸坐在这“宝座”上乘凉的人也坐不稳。一会便给轰下来让位于真正的“马桶皇后”。马桶盖一开，气味便不大好。本来你刚呼出来我就吸进去的混浊空气越发呛人。便人人扒了窗户往外伸鼻子，而每逢这时，就会招来窗外狱卒更其鲜腥恶臭的斥骂。
下午四点那次上厕所说是“法定”的，其实是捎带的，主要目的是要各囚室出来人提开水、接凉水，晾晒或收洗好的衣服。除此之外，能出来的机会便是打饭时。走出囚室三、四米，站在送饭的铁车旁，挨着个让两个黄脸婆给盛好，再走回去。然后又是，咣！铁门紧闭，稀哩哗啦，上锁。
一日三餐。一个大得扣在头上可以当帽子的塑料碗和一个塑料勺子是每个人永远的餐具。饭也基本上一成不变。早餐，一碗稀稀的玉米面糊糊，里边加了少许的盐；午餐，一碗白菜汤，一个黑馒头；晚餐，重复早餐，只是将糊糊中的盐换成了一汤勺那么多的咸菜，外加一个玉米面窝窝头。需要说明的是，在落后的中国广大内陆地区，玉米面远未变成发达的工业国家那样的保健食品，它仍然是饥饿和贫穷的象征。长期如是，星油不见，使人们的胃口变得极大，总是吃不饱，不到开饭，肚子们就咕咕叫成一片。号子外边铁门一响，号子里边就忙着趿鞋、钻到床下取碗。门一开，便拥出来，伸着脖排成队，眼睁睁看着饭从锅舀到勺，从勺舀到碗，然后目光就像给碗里的东西拽住似的，盯住碗，疾步进屋，蹲下，吃。一时间，团团坨坨弓满了专心致志往嘴里扒饭的人脊。这一刻，是全号子、全监狱一天当中最安静的时刻。既便发生地震，那些粘在碗缘的脸似乎也不会转动一下。
农村，猪圈里的猪，在槽边吃食时也不过如此。
有一只猪坐在马桶上，将双腿高高抬起，翘在暖气片上，以便自己的同伴有足够的地方弓起背脊专注地吃。这只猪吃不下，居高临下望了弓起的背梁，听了唏溜唏溜的声音，每每心中地震不已。这只猪知道，它和面前同伴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它是一只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可悲形象的、亳无食欲的猪而已。
这只猪便是我。
唯有一件事令我对自己的低级动物身份发生怀疑——举凡关进这里的，每日要为自己的一日三餐上交一元人民币和一斤粮票。出“圈”时结算。斤两、分亳不得有欠。不久后，当我走出监狱，狱方向我摊开双手，念出一串数字时，我惊讶地睁大了双眼，万分感叹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经济观念如此深入人心。
在太原上马街监狱不长的日子里，我始终无胃口进食，却不断以耳当口，品味了不少上等佳肴。这种用来听的佳肴每天都有，不是由嘴吃进去，而是由嘴说出来。女犯们每每将自己的拿手好菜一道一道复习了来，精神会餐。饥饿如此强化了人的味觉。有一次，一个囚友剔牙时不小心吐出了牙缝中的一粒姜，顿时后悔万分。以至全号子的人知道她失声尖叫的原因后，都为之扼腕叹息，只差全体去地上寻找了。那一次，引发了长达三小时的精神会餐，全是鸡鸭鱼肉，山珍海味。
一个星期二十一顿饭中只有一顿略有改变，即星期日午餐。白菜汤变成了半碗炒白菜，菜中有少许肥肉片。人们从星期五就开始盼望这顿午餐了。由于长时间的素食和缺油，所有的胃肠都不能适应这突如其来的油腻，所有人餐后都腹泄不止。不是当日下午，便是三更半夜或次日清晨。高大的马桶虽然加剧了排泄的尴尬，不能抵挡望眼欲穿的企盼和如狼似虎般吞咽带来的快感。
说到这里的医疗卫生条件，实在有赖于各人肌体的免疫系统。每日下午四时的一桶开水是号子所有人全天的饮用水。没有保温瓶，没有浴室。闷热难当、汗水淋漓的囚室里，要喝水，要洗身，全在下午四时许。这样一来，囚室两步宽五步长的地面便“湿”可鉴人。据说有医疗室，但不知是什么样的高级处所，不知病到哪种程度才有资格就诊。所以，如果你不想死，最好别生病，要生，也桃着生。比方，皮肤上可以生点癣，头可以有些疼（最好不是器质性的，也不是功能性的）。除此以外，你保证健康的唯一办法是乞求自己健康。因为无论你生什么病，这里永远只有一种药：止痛片。还有一种药：癣药膏。可是，药膏又不能用来吃，以兼治其他。你不到奄奄一息，别想走出牢房。你也不用呻吟，那没用。顶多窗台上又多扔几片止痛片给你。
这里没有报纸可看，对于正在受审的人来说当然也不许会见亲属、朋友，不许通信、不许稍口信、不许带东西。但是像一日三餐一样，每日有三个节目可供欣赏，全是用来听的：第一个节目是监狱的无线电喇叭里传出来的革命歌曲大齐唱。“咱们工人有力量”、“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有关于“平息反革命暴乱取得了伟大胜利”的烂调。中国本来鲜有国内新闻，那些日子里就更没有。唯一的“新闻”便是对“反革命集团”和“反革命动乱、暴乱”的清算。好在这个节目不长，清晨起床后一半个小时就过去了。第二个节目跟在第一个节目之后，更加单调且有震耳欲聋之势。那便是厨房传来的剁食声：咚咚咚……！听到这动静，你便可以想像农民在自家院子里剁猪食。那是一把极大极钝的刀，一个极大极脏的案板，一堆从市场上弄来的廉价的圆白菜。菜不用洗，也无须摘捡，直接住案板上一放，刀便上去七剁八剁，剁开为止。这是一天当中囚犯们唯一的那顿菜，清水煮白菜。好在这节目也不长，而且一天也只一次。
最令人恶心的是第三个节目。这节目不分昼夜阴晴，随时开始：狱卒的咒骂之声。我所住的女六监共有三、四个女狱卒，她们训骂起来全部没有距离感：无论被骂者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边，一律扯着嗓子尽力将骂声弄得极大极高极吵。这样一来，无论她们骂谁、骂哪一个号子，所有囚犯都不得不洗耳恭听，你又不知她骂哪一个，骂什么事，所以无意中非竖直了耳朵仔细分辨不可。骂得也很有水平，很出新。如果被骂者胆敢表示不满，拳脚相加外，骂的内容便更加具体而生动。常常是成串的不忍卒听的言词突然从看守办公室爆出，一路肮脏恶臭无比地穿越所有号子，直抵最尽头的厕所便池。刹那间，对面房沿上的麻雀惊咋着飞起，几个号子鸦雀无声。六监的看守偏偏有两个是年轻的女孩子，长得眉清目秀，漂漂亮亮。要不是有一次扒在铁窗亲眼所见，我真难以想像那些粗俗下流的语言是出自那样妩媚的面孔。
号子的墙上贴着监规，其中最后一两条是关于看守不准任意打骂，侮辱犯人的。但那没用，如果你不想使看守对你张嘴喷粪，你就得谨遵监规及监规以外的一些土规则，包括不许大声说话、小声唱歌，不许跳舞和扒窗户往外看，还要学会各种各样的快速行动：快速起床、快速打饭、快速接凉水、决速上厕所、倒马桶、擦玻璃、洗漱、晾收衣服、上床或倒地睡觉并快速睡着，说话声大了快速停止，打架吵嘴了快速息怒等等。有时这也不一定可以保全一个人的尊严。我就亲眼看到那个搜我身的姓郝的狱卒借故将一个拘留十五天的人罚站，并在面含微笑循循善诱时，突如其来大打出手，猛掴那个犯人的脸。而那个犯人在被罚站前，只不过是在郝巡视时，腰挺得不直；在挨打前，只不过像郝诉说自己感冒了，头痛咳嗽。被打以后，她仍然直直地站着，敢怒不敢言。全号子的人都直直地站着，敢怒不敢言。
我就是在这件事之后，踱到那“监规”面前仔细查看的。而犯人们则大不以为然地笑我这一举动，说我不愧是个书呆子。
最初的监狱生活于我有如地狱。衰局已定，前程莫测，虽已身在万丈深渊，却仍是一步一个陷阱。突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一切，一呼一吸一举手一投足都在茫然失措间。绷紧了神经对付频繁的审讯。审讯的分分秒秒都使我感到自己好像一个真正的罪犯。回到牢房，更要支撑着四肢，抵御彻骨的哀愁、惶惑与自卑对我的无情修剪。
日子改变了时速，要人一步一捱地打发。走完上午，下午就好走些。下午内容多，吃午饭，是一件事，睡午觉，又是一件。到了下午四点，打来了开水冷水，擦澡洗衣服，磨磨蹭蹭就到了晚饭。晚饭后，看守不再禁止上床呆着，号子里人们早早就歪在床上、地下，说些淡话或闲愁。天黑了，掌灯了，睡觉了，一天就过去了。
没有书的日子，即便在地狱的惊恐中也仍是寂寞。便常枯坐在深寂中将目光投到窗外，读那外面的东西。
外面，东西不多，连带沉沉如盖的天空一起，统统被铁窗割成了条状：云朵、警戒了望塔、对面平房顶。只有十几米远处的两样东西没有被切割变形：左边一个，高高细细、不戴帽子不冒烟的，是烟囱；右边一个，墩墩实实戴了帽子常冒烟的，也是烟囱。左边一个斯斯文文，气质高贵单纯。分明弱不禁风，偏赤条将自己裸在天地中，静静张着口将宇宙精华一古脑吸入。右边一个苍苍烈烈，沉雄高古。分明饱经沧桑，偏破帽掩容，沉住气将大地之能量喷向天宇。这两个，前者要溶入大千，后者要影响世界；前者遗世独立，地老天荒；后者呼风唤而，日月同辉。这两个不是烟囱，是人，先后在我生命中刻下印痕的人。
我更情不自已，细细阅读的是右边那个。那个平日里谦和温厚，大智若愚，偶尔浓烟滚滚，烈焰熊熊。他富于激情，充满责任感，是条好汉。他是我的现实。这现实并不如往事那般超然美丽几乎将我溶化，却绵密博大，点点滴滴充满我身我心。自从和他相遇，我不再是自己的奴隶。我将必要的丧失垒筑成生命完善的阶梯。抓牢了自己存在的阿基米德点，从从容容，潇潇洒洒，坦坦荡荡，安安详详。每天每天，我都在前所未有的大哀愁中清扫出一块干净的心的角落，以便翻来覆去阅读他。他在流亡，我在监狱。一旦他知道了我的消息，肯定更加义无反顾，宁肯掘地藏身，不愿去国。每每读出这样的消息来，忧喜参半，越发不忍转目。右边那烟囱被我想像成我的先生郑义，成了日日必读，用以支撑自己的一部功课。
沥沥小雨，将漫天霏霏愁绪撒入人间。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
监狱的喇叭出人意料地传出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听众朋友，您好。又到了我——陆霞，为您主持听众点播的时间了……。”
陆霞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我们俩住对面床。在那个音乐轰炸的教学楼里，我们共度四年时光。她谨小慎微，四年大学生活循规蹈矩，在我们那疯疯颠颠的艺术系，本本份份地经营五条线上的声响，埋头作曲专业。临到分配，人心散了，她却大爆冷门：爱上了我们班人人非议的一个花花公子。
没多久，分配离校的同学还没走光，陆霞又“飞也似地”失恋了。此前她一反常态地昂首阔步、笑语开朗，此后又一反常态地变回细声哀气、谨小慎微。这样的巨变、速变，着实让我们领教了什么是“爱情的力量”。分配后的陆霞并未从我的视野里消失。她脸上再次漾出笑意，是她终于从学非所用的单位调到山西省电台文艺部之后。当时，我也为自己不得其门而入的美学理论专业发愁。曾有同学建议我去替换陆霞的位置，说她工作的成绩不很理想，声音不明亮等等，说文艺部主任已表示乐意接收我了。我犹豫着没去。做电台节目主持人，那不是我喜欢的专业，再说，那是刚活过来的陆霞。后来有一次，偶然听到陆霞的主持，声音极为柔和、亲切，婉婉委委如与人对话一般。正是最标准的播音效果。换了我，未必就好。再者，我不知道自己能否能如陆霞般遵从人们习惯的传统，弄得不好，别出心裁，定不长久。
此刻，陆霞正用她娓娓动听的话语给听众介绍、播放流行歌曲。我将头靠在监牢门框上静静听着。这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场面：我曾经是这位主持小姐的同学吗？我曾目睹她身上的巨大变化吗，我差一点取代她的位置出现在我头顶那个喇叭里吗？
流行歌曲过后，是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这是几乎所有学院派音乐专业学生的特性：无论流行音乐如何席卷大地，在听过唱过之后，我们总会找回到纯音乐中梳理疲惫的审美知觉。但此刻我已无法安详地听下去了。那曾经来自地平线深处的、号角般辉煌的旋律，此刻在我心中正演成一种巨大的苍凉。
外面的世界与我不再相关。无论听与不听，陆霞们都将继续亲切下去，流行歌曲将继续流行。
新世界交响和它的追寻将属于不同的人们。
（第四章“女囚们”待续)
作者惠寄 转载请注明出处
Sunday, June 24,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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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25日 星期一
在囚人士：楊天水談江蘇的民運
89.64南京高自联信息发布平台: 89.64南京高自联关注之 在囚人士：楊天水談江蘇的民運: 談談江蘇的民運 楊天水 2004年2月1日 提要： ﹒ §§一、所謂的“文化革命”即“十年內亂”前的民運 ﹒ §§二、7、80年代的民運 ﹒ §§三、90年代以來的民運 ﹒ §§四、江蘇民運的的經驗教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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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全(Li Quan,Zhu) 南京高自聯
1987年免試攻讀南京大學哲學系碩士學位。
經歷南京學潮
1984年參與了南京大學「5.28」遊行示威活動。
1986年參與了86學運。
1988年12月參與了南京高校學生反非洲留學生遊行示威抗議活動。
1989年參與了「南京高自聯」的創立並擔任常委，曾當選為南京高自聯主席。
經歷上海89學潮
經歷北京89學潮
在聯席會議上朱利全主張廣場學生主動撤退以保住目前的民主勝利成果，柴玲怒斥朱利全為李鵬派來的。朱利全這一主動撤退的主張被回絕。
1989年6月11日失去自由，被南京市公安局拘留。1991年2月被解除收容審查。
2006年遭遇重大車禍等。
2008年簽署《西藏12條》。
2008年簽署《08憲章》。
參考文獻[編輯]
- 訴訟紀實 -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 Democracy - Guo Luoji
- 郭羅基作品選編：《共產黨違法案紀實》抗議書
- 民主通訊20050430a
- 中國部分知識分子關於處理西藏局勢的十二點意見| 香港獨立媒體
- 《零八憲章》第十五批簽名人正式名單（536人http://www.2008xianzhang.info/Lists/list--15.html
六四纪实小说：《原来这里有个门》一/齐治平
刚进家门,就直奔卫生间,也顾不上和母亲说话,人有三急.也不知道吃下肚的东西发生了什么反应,一路上努力坚持着,脸都变白了.总算解脱,一身轻松,才知道这去处虽说不雅,却实在能帮人大忙.
母亲告诉我有同学来过,说是老同学要聚一聚,留下一张便条.我接过一看,那是个熟悉的电话号码.
我有预感.
在一个公用电话上和接话人约好了时间,地点:三点四十五,省美术馆门口.我原来定的是三点半,接电话的人说要准备车,听起来怪怪的.我是坐公共汽车去的,我有月票.我已经在工厂上班四个月了.
提前一刻钟来到约定地点,走进了附近的一家商店.这是一家专营渔具的商店.我从未享受过垂钓的乐趣,也不懂其中常识,至今还奇怪那天怎么会走进那家商店.莫非预示愿者上钩?
站在渔具店里,悄悄观察街对面的省美术馆,没看见大门口有桑塔那.我走出商店,沿着碑亭巷一直走到头,在报摊前看了几眼,看看手表:三点四十.开始沿原路返回,抬头看天,彤云密布.走到巷口,一眼就看见那辆车.于是我横穿马路,走过去.两个便衣已经看见我,其中一个就是冒充我同学的那位.他冲我点点头,打了个招呼,我笑笑算是回应.
一上车就感觉不对，以往后座上可是只有一个人。已经坐在右边的那人块头很大，并不与我招呼。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人。“同学”随后也上了车，把我夹在当中。过了一会儿，另一个便衣上了前座。他叫史春海，和我接触过多次。
车开动了。90年前后在南京坐桑塔那还算是比较上档次的，半年来我几次坐过这种轿车，也坐过标致车，但似乎不如桑塔纳感觉好。
“同学”抽出一支“红塔山”给我，我客气一下说不抽。过一会他又劝烟，我又客气。右边的大块头突然冒出一句京腔：抽一支吧！我只好点燃这支烟，开始留心史春海今天为何一言不发，也许要出事。车开了一阵子，经过中医学院门口，还是老样子。我曾经在一段时间里经常到这个学校去。车转上城西干道，我一边抽烟一边想，如果直奔大桥（注：指南京长江大桥）去，今天没事；如果往省委开，肯定出事，因为万中曾对我说他被关在华东饭店几天。会出什么事呢？
不幸言中，桑塔纳很轻快地在草场门广场上向右转弯，直奔华东饭店。
准确地说，我被带往的是南京军区招待所，老南京叫AB大楼，后来改称华东饭店，只是我不知道我去的是A楼还是B楼。
车开进院里停下之后，一个便衣站到停车线旁。我下车时他一抬手，做了个指引方向的动作。我正好抽完最后一口烟，下车时把烟踩灭在地上，随着那便衣走向饭店的旋转门。门口站着另一个便衣。这人我打过交道，知道他姓朱，代号“老朱”。老了一身崭新的警服，只是没有“公安”标志和警号，我知道这是安全局的打扮。老朱和史春海一样没同我打招呼，而以前这两人约我见面时却是格外热情的。我由此确信今天肯定要出事了。
跟在老朱后面，从楼梯走上去，地上铺着猩红的地毯。“325”，我看清门上的房号才走进去。里面有四五个人。带我来的几个人也进来了。我突然有点紧张，就说要方便一下。我脱下黑呢大衣，摘下兔毛围巾，走进卫生间，随手带上门。谁知老朱又把门打开，推开一道缝说，就这样。我明白一定要出事了。血往脸上涌，小方便竟略有困难。冲完马桶，我对着墙上的镜子整理了一下头发，走出卫生间。
站好!把手拿出来！我被迫纠正了一下姿势。
有人开始读逮捕令，戴手铐，签字。拍照片和摄像的两个人前后左右忙了一阵。自我感觉良好，还对着镜头看了一眼。
这个过程持续大约五分钟，人都走光了。最后一个人出门前命令我在一张沙发矮凳上坐好。
我开始抽烟。我随身带着烟。但越抽越慌，全身的血好像都涌向头部。紧张。
冰凉的手铐似乎比火红的烟头有助于平稳情绪。我奇怪为什么戴上后手并不痛。这副手铐带给我清醒，一切又恢复正常。
http://boxun.com/news/gb/lianzai/2009/05/20090519134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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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14日 星期四
微小說：四十年前的真相
當人們的生活艱苦到討厭平穩，就會思變。
由舊政權過渡至新政權，這個國度成功轉型至正式的社會主義，是北歐模式的社會民主主義。國家地廣，取締中央集權，改以聯邦制管治。各州份成立州政府，適度的自治。經過公投後決定脫離聯邦的地方，亦應充讓其獨立。
新政權成立初期，當然經過一段頗長的「磨合期」。舊共和國解放軍死抱權力保護權貴，但是民眾及國際社會，較支持擁抱普世價值的民主聯邦改革勢力。舊共和國殘黨苟延殘喘，只在西部山區當土皇帝。聯邦政府已經掌握了東部至中部緣海地區的實際統治權，人民正在休養生息。
國際社會對新的「中華聯邦國」更為接受，廣受世界各國尊敬。中國由一黨專政的獨裁國家轉型至多黨派民主聯邦政府的經驗，受各國贊揚，並成為非洲國家第四波民主運動的主要參考方案。中華聯邦國的上台，並不因為它是由一個擁有絕對權力但深得民心的天使推翻暴政，而是它基於講求權力制衡的民主普選制度。中華聯邦國揚棄了舊共和國只求經濟發展犧牲一切的國策，轉為追求權力制衡、人權、國民生活質素和環境保護。縱使聯邦國的經濟數據並不及舊共和國，但是國民無論快樂指數、國民體格及道德都因應新政權的統治方針而大幅提升。
每個新政權都要面對的問題，是過去政府的違法及不義行為的彌補。舊政權直至倒台，都仍未就其統治期間的種種暴行作公正的評價及補償。聯邦政府就「轉型正義」的問題，成立多個真相調查委員會，由學者、官員及記者等等人士組成。另外，就像當年民主德國(東德)倒台後，一切舊共和國的機密檔案都予以公開。
身為歷史學者的我被委任為一九八九年屠殺事件真相調查委員會委員。委員會除了要調查事件真相之外，也為將建於天安門廣場的「八九屠殺紀念館」作資料搜集。調查委員會的目標，是要還完歷史的全部真相，認清史實，以史為鑑，防止全世界任何國家重蹈覆轍。
這個重任交托於我，也有雙重的意義。第一重意義，是為八九年的死難者討回公道，另一重的意義，是要調查我爸下落。
聯邦國成立後，人們擁有言論自由，可以自由討論一九八九年屠殺事件。而被選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100個人物」的父親，也成為各界的討論焦點。
但是，國民被迫封口四十多年，真正知道家父去向的人，已經不再存在。我只能透過以前留存下來的資料，去推論家父的下落。
我對家父的認識不深，他消失的那個清晨，我才剛剛滿四歲。媽哭著淚眼抓著我的小手說爸爸沒有回來，我也只呆呆的站住傻笑。
家父是湖南長沙人，家母說他是長沙馬王堆漢墓遺址的考古隊長，屬於工人階級。一九八九年發生民主運動，五月中爸爸帶領考古隊其他隊員趕到北京聲援，並加入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工自聯)。而我和家母卻留在長沙老家等待家父歸來。
家父在民運的角色，並不明顯，但家母說他全心全力地投入民主運動。他是負責物資運送之類的支援工作，一直都避開了媒體的鎂光燈。六月四日凌晨，北京街頭發生了舊共和國人民解放軍屠殺市民的事，家父負責將死傷者用單車送至解放軍301醫院。子彈在他的身邊刷過，甚至擊中了他的單車，彈出火星。他在昏暗的街燈燈光之下，在長安大街驅車前進，耳邊傳來機槍掃射及救護車的響聲。爸爸來來回回的把被開花彈打斷手腳的學生、工人、圍觀民眾送到醫院。死傷者鮮血染紅了家父的手，他抓著醫院外科部主管醫生的白抱，留下鮮明的血印。家父哀求醫生務必要把死傷者救活。家父沒有看清那名醫生的名牌，只依稀看到他姓蔣。
「蔣醫生，求求你。」
我恍惚就像在現場聽到爸爸在荒亂的醫院大堂這樣哀求。我幻想到那位蔣醫生只以眼神回覆家父，就轉身為皮開肉綻的受傷者動手術，一片一片的把開花彈的碎片取出來。
以上這些，是家父在六月四日中午致電給家母報平安時所講，再由家母轉述。這亦是家母最後一次聽到家父的聲音。家母憶述，電話中途被截斷了，家父還未答他會去那裡避難的問題。
家母的說法，雖然我是相信的，但我沒有任何實質證據證實。工自聯成員趙洪亮接受訪問時親證，在六月三日晚解放軍開槍之時，他臨急趕回工自聯總部把工自聯成員名單燒毀，以防軍人秋後算帳。從此，工自聯除了韓東方、呂京花和趙洪亮等知名成員之外，到底還有甚麼成員，根本無從證實。
我們兩母子最後一次見到家父，是在六月五日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節目。
手持旅行袋，穿著白色恤衫、淺藍色長褲的男人，昂首在長安大街阻擋著解放軍38師的坦克陣前進。坦克被擋停了下來，男人爬上坦克，與坦克駕駛員理論。後來幾個人合力把他拉走，電視新聞把這個畫面形容為「稍有常識的人都會看出，如果我們的鐵騎繼續前進，這個螳臂擋車的歹徒，難道能夠阻擋得了嗎?」
沒有人知道這個「螳臂擋車的歹徒」是誰，唯獨是在電視機前的媽媽認得他。我還記得媽媽兩行眼淚，指著畫面向我說:「你爸…」
家母擔心家父的安危，但卻無法再聯絡上他。後來國內媒體傳出「螳臂擋車的歹徒」名為「王維林」，反倒令家母安心。並不是母親知道自己認錯那個男人，而是傳媒認錯了那個男人，反倒可令家父有機會逃過解放軍的追捕。母親是鐵了心的認為，那個男人就是家父。
「他肯定是你爸…」等了三十年，在病床彌留時她仍然是這樣堅稱。乾癟的面容，從鼻腔抽出血液的插鼻喉，還有機器發出來的嘟嘟聲，伴隨著她用九牛二虎之力說出來的這句話。
屈指一算，家母也走了十年。
三十年來，家母一直等候家父的歸來，但我認為他們只能在天國相聚了。
八九屠殺之後，家母獨力的把我養大。家庭一家之主在八九年之後失縱，根本不是甚麼奇事。只不過，沒有人知道我是「螳臂擋車的歹徒」之子，我們兩母子為保命也對此事守口如瓶。
年青時，家母見我成績不錯，就把我介紹給家父的前僱主，是一位有名的歷史教授，從此我就走上了歷史研究之路。歷史教授的兒子，八九在北京唸大學，也在屠殺時被殺害。教授自己本身研究古漢史，他卻強烈建議我去讀現代史，或許是他死去的兒子也是主攻現代史吧。
讀書時期國內外不停傳出「坦克人」或「王維林」下落的不同說法。電視畫面見到，家父的而且確是獲救了，但他卻從此消失。有人說他被關押，也有人說他逃到台灣去了。國內外不少人說他被坦克輾死了。舊共和國的國家主席江澤民接受國外記者訪問時說他知道「王維林」仍然生存，似乎都只是胡謅。就是在他任內全中國建立起金盾工程，阻礙網絡自由，禁止國人說真話。這樣人還有誠信可言嗎?
另一個說法是，「王維林」被便衣公安抓到了，抓進了天安門廣場附近的軍事博物館。但是，他卻趁無軍人看管時逃走，再走上長安大街阻檔101師的前進。但是，101師沒有如38師般把坦克停下來，「王維林」的血肉就藏在坦克車的履帶縫間。
沒有人把這個畫面攝下來，也是一個沒有證據證明的說法。
我從前共和國的秘密檔案紀錄，找不到當日101裝甲師出勤的紀錄。有關八九屠殺的政府文獻，似乎舊共和國早就有人處理掉了。
互聯網紀錄，眾說紛紜，但卻沒有甚麼實質的證據。我曾親身到北京長安大街一帶打聽，試圖找回四十年前營救「王維林」的參與者和目擊者，可惜無功而還。
我也曾經訪問過工自聯的高層，我說出家父的真名，問問他們有沒有印象。他們的答覆也只有搖頭。
四十年，足夠把任何歷史的真相侵蝕得無影無縱。
我的使命，就像當年站在坦克陣前的家父。我面對的，不是冷酷的國家機器，而是人類習慣遺忘的犬儒習性，還有四十年來舊政權為了掩飾屠殺行為而對歷史的肆意扭曲，以及威權統治餘波之下人民的冷寞。
我要以一人之力抵抗這些圍著事實真相的障翳，把八九歷史的真相還原出來。
爸，請賜予我勇氣。
微小說：四十年前的真相
當人們的生活艱苦到討厭平穩，就會思變。
2013年11月12日 星期二
香港《文匯報》北京採訪組《屠城四十八小時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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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11日 星期一
诉讼纪实(二)
我一直在考虑，怎样把党内斗争引向党外？我想抓住收容审查的问题做文章。
六四以後抓人，总是说依法进行收容审查。依的甚么法？收容审查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国务院、公安部有过关于收容审查的规定，但它是违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作为行政措施的收容审查，在限制人身自由的严厉程度方面，与逮捕没有甚么区别。这就是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的逮捕。国务院、公安部发布的行政法规与宪法相抵牾，因而是非法的。在执行中，又不按规定办。本来，收容审查的对象是有流窜作案嫌疑或有犯罪行为又不讲真实姓名、住址，来历不明的人。後来主要用来对付政治犯。收容审查的时限是一个月，至多不能超过三个月。而六四以後被收容审查的人已超过五六个三个月。以收容审查的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完全是违法的，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和《拘留逮捕条例》等有关法律。
我的研究生朱利全被抓走以後，一直与刑事犯关在一起收容审查。我给南京市人民政府递了一封《抗议书》，抗议南京市公安局在收容审查问题上的非法、违法行为。南京市公安局不仅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而且破坏了大学的教学秩序。我作为研究生的导师也是公安局破坏教学秩序的被侵害者，所以有权提出控告。我还说：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我首先提请南京市人民政府严肃处理；如果问题不能得到合理解决，我不得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我将手持法律，走向法庭，伸张正义。
这封信写于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一日，那时我因病住在江苏省人民医院，是在病床上写成的。按常规，南京市人民政府一定置之不理。我的计划是一个月之後以南京市公安局为被告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中级人民法院肯定不会受理，我再向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上诉、申诉。另一方面，收容审查的问题并非南京所独有，可以从南京市公安局追到公安部、国务院。不料，我出院後不久，二月十一日朱利全等人被放了出来。不见得是我的《抗议书》起了作用。但下一步法律诉讼的计划未能实现，我又得另找题目做文章了。
朱利全等人释放时叫做审查结束。另一名物理系学生陈学东，就是那位带领学生堵住长江大桥的高自联常委，被判了两年徒刑；按关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计算，没过多久，也放出来了。既然收容审查的关押可以折抵刑期，怎么能说它是行政措施？可以折抵刑期的长期关押，未经司法机关批准或决定，怎么能说它不是非法、违法？
朱利全出来後告诉我，在他关押期间，重点审查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和我的关系。真是软硬兼施，用尽心机。第一次提审就要他交待和导师的关系。
朱利全说：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就是教我学问。
有一次，江苏省公安厅的一位处长找他谈心。朱利全是被关在南京市看守所，由上级的处长出马，可见案情重大。处长说：你的导师有思想，文章写得好，我都看过，就是有些话说得太早了一点。你怎么看？想套他的话。朱利全说：郭老师的那些文章都是在北京写的，那时我年纪还小，没有看过。郭老师到南京以後就不能发表文章了。
後来，公安人员发火了，拍桌子打板凳地说：你的情况我们都掌握了，就看你交待不交待？然後拿出一张单子，上面一行一行地写着几月几日几点到几点。说：你一次又一次到导师家干甚么去了？讲吧！
朱利全看了一眼，他不记得那些日期了，不说话。公安人员提醒他：五月十四日南京市高自联成立，你五月十三日晚上到导师家去了。五月十八日南京市大游行，你五月十七日晚上到导师家去了。五月十九日鼓楼广场开始绝食，你五月十八日晚上到导师家去了。厖都是关键时刻，你干甚么去了？呃？
朱利全又看了一眼，仔细一想，准确无误。他说：既然你们已经掌握了，还问我干甚么！
北京说：民主运动是极少数人操纵的，所以，各地都要捉拿操纵者。我没有被捉拿到，我的朋友高尔泰却在南京被捉拿去了。
高尔泰是四川师范大学教授。一九七九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内部刊物《未定稿》发表了我的《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第一稿和他的《异化现象近观》，还有沙叶新的剧本《假如我是真的》，主编林韦被邓力群指责为偏离四项基本原则而遭撤职。此後，我和高尔泰神交已久，但直到一九八三年我在南京时他来访才相识，彼此一见如故。时值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他对我颇多激励，赠钟馗图一幅。他所画的钟馗与众不同，是一个戴眼镜的现代钟馗，作仰天长叹状，题诗曰：魑魅魍魉何其多，一个钟馗奈若何！後来，他又重画一幅，题诗祗有一句：一个钟馗奈若何。他说，这样更含蓄。此幅钟馗奈何图，我十分喜爱，常悬室中。往还多年，他就想到南京大学来教书。经不少周折，一九八九年居然办成。九月一日，他正从南京的新居出来，上去两个人，是四川省公安厅的，要同他谈谈。一谈不复返，被押回了成都。
高尔泰的研究生也是民主运动中的活跃人物。有其师必有其徒。自由化的老师，培养出了自由化的学生；惩罚自由化的学生，又追究自由化的老师。高尔泰作为反革命宣传鼓动嫌疑，被收容审查了。这是因为对民主运动的镇压，四川比江苏搞得更凶。北京民主运动高潮期间，各路诸侯中给中央打电报施加压力的有海南的省长梁湘和四川的省委书记杨汝岱。後来，梁湘被找了个岔子撤职查办。杨汝岱一看风头不对，早就转弯子了。为了将功补过，他特别卖力。除了北京，外地开枪的祗有他的治下成都。高尔泰告诉我，六月五日，他亲眼看到武装警察挥舞狼牙棒在成都大街上见人就打。有一个男子怀抱婴儿，狼牙棒打下来，他一闪，正中孩子的头上，一刹那脑浆迸流。这位愤怒的父亲，大喊一声，把死孩子扔向了警察。我久久不能从心头抹去这一幕惨状。事後，杨汝岱抓人也很起劲，还抓到南京来了。高尔泰被关了四个月後释放，得了八个字：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他在狱中与刑事犯关在一起。那些凶狠的牢头狱霸要教训教训他，反被他打翻在地。他学过武术，当右派的时候又在大西北经受了生死考验，所以有本事把刑事犯镇住。出狱以後，他对我说：当时我就为你担心，你要是被抓进去，受不了厖
我的《抗议书》送到南京市人民政府後，没有答复；南京大学党委却作出了反应。一月二十八日，党总支书记郭广银通知我：党委决定，因政治审查不合格，取消我当教授的资格。中国不像美国。美国的政府部门各司其职，非法移民向税务局交了税，税务局不得把他的非法移民身分告诉移民局。在中国，官家都是相通的，可以转材料，最後都转到本人所在单位的党委进行处置。对知识分子的处置常常是取消职称或不得提升职称。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重功名，从前的秀才、举人、进士的科举阶梯变为如今的助教、讲师、教授的职称系列，孜孜以求。《儒林外史》中那些可笑的周进、范进们，换上了二十世纪的新装，还在继续演出传统的悲剧。共产党利用知识分子的功名心理，强调政治标准第一，因而提升职称成了政治控制的手段。我对这一套早已看透。一九八九年三月，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通过我的博士导师资格。不久，政治风波兴起。有人给我打招呼：你千万不能动，否则博士导师的头衔就丢了。我说：我宁可不要博士导师的头衔，我要做一个像样的人！敁六四以後，博士导师的头衔果然丢了。有人幸灾乐祸，有人同情惋惜。现在又取消了教授资格，老子不在乎，其奈我何！但是，我也不放弃这一机会进行合法斗争。我给中共江苏省委送上一份《控告书》，控告南京大学党委取消我的教授资格是窃取行政权力、作出错误决定，因而违反了宪法、违反了党章。南京大学党委作出的决定，曾装模作样地在校、系评审机构通过，这些机构中都有党外人士。我提出质问：我的三点看法属于党内的保留意见，是谁把它向党外人士泄露的？我要求追究，以违犯党纪论处。当然不会有甚么结果，我祗是表现一下有理不饶人。
我对南京大学党委的控告，省委置之不理，反而来讨论我的党籍问题了。先是党委书记韩星臣在一个叫斗鸡闸（从前是何应钦女儿的公馆）的地方背着我开了几次预备会，统一思想。三月十四、十五日，讨论了两个下午，虽然最後以不予登记的方式取消了我的党籍，但会议开得非常激烈，大大地伸张了正气。
按规定，我必须首先作思想小结、进行自我批评。我全不按规定，还是讲我的三点看法。评议时，这些讲哲学、教理论的同行们竟说不出个道理来，我想反驳都抓不住论点。说来说去祗有两条：一，政治上和党中央不一致；二，从来不作自我批评。结论是不能当党员。这两条，我早已直认不讳。正因为政治上和党中央不一致，我才提出保留意见；由于提了保留意见而不能当党员，这是侵犯党员权利、破坏党章。现在不作自我批评也是事实，但不是从来。一九五七年以後，共产党的左倾思潮横流，能顶住压力不作自我批评是一大优点，而我还做得不够。第二天下午，支持我的人纷纷发言。六四以後，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师分成两派，大体以年龄划线，人们戏称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老年黑格尔派持官方的态度，又掌握了系的领导权，处处打击青年黑格尔派。也有交叉：按年龄来说我是老年，但政治上属于青年黑格尔派；有一对夫妇很年轻，政治上却属于老年黑格尔派。会议的高潮是，支持我的青年黑格尔派人物张之沧，与那位老年黑格尔派中的年轻人，拍桌子大吵了一通，火药味很浓。时代确实不同了。一九五七年，刘宾雁受批判时，一位支持他的朋友戚学义当场跳楼自杀，祗能以死表示抗议。一九八二年，我在北京大学受批判时，支持我的朋友也祗是暗中出主意，会上表示沉默。现在是明目张胆了，公开支持我就是甘愿冒犯领导。
值得一提的是那位L副教授。过去，他因支持我而为领导所不喜欢。他估计，中国的现状还能维持二十年。二十年一过，自己的一生也完了，所以决定转弯子。第一天的会议上，他在发言中说：你既然不能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你自己提出来不要做党员了。我的那些不能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观点，他都曾表示赞同，那么他自己为甚么不提出来呢？他也确实想不当党员，祗是考虑到家里有老人孩子才当下去。他对我很了解，我是不会自己提出来不做党员的。第二天，该说的都说了，支部书记要表决。有一位政治上虽保守而心肠很好的人提议：是不是让老郭再考虑几天，下一次会议表决。老郭是几十年的老党员了，党籍丢了很可惜。祗要他表示愿意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一切都可以重新考虑。
L副教授说：这个会开得很痛苦，不要再开了，现在马上就表决。痛苦的是他自己，是他自己的双重人格的表演。
又有人说：看郭老师是不是愿意考虑大家的意见，如果愿意，还是再开一次。
他们把拥护官方的态度叫做大家的意见。我说：现在在场的大家的意见也有不同的观点。大家的意见我都可以考虑，但考虑的结果不能保证大家都满意，再考虑几天恐怕也很难改变几十年的考虑。
L副教授接着说：你看，再考虑几天有甚么用！去年，他对刘广明和我说，我们两人的重新登记，在支部大会上通过是没有问题的，他可以保证。今年，他却是迫不及待地要求通过给我不予登记的决定。
表决的结果，以九票对七票通过不予登记的决定。祗差一票，如果是八票对八票，就不能通过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甚么都是一致通过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毕竟还是出乎党委的意外，他们本来以为，以绝大多数票通过是没有问题的。六四以後，我们这里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第一次在支部大会上唱反调的时候，还没有人响应，而现在党内出现了不可小看的反对力量。合法斗争改变了一个单位的小气候，坚持和扩大斗争也一定能改变全国的大气候。
决定通过以後，支部书记让我发言。我说：我再一次表示反对这个决定。我要申述反对的理由，起码讲两个钟头。如果你们不怕耽误吃晚饭，我就讲下去。也可以另外找时间接着开厖其实我是缓兵之计，想把我这个最後的发言组织得有条理一些。当时已是下午六点，支部书记说，那就以後再开吧。事後，他们又赖帐了，说：请示过党委，不同意再开了。我说：那我就写书面意见，请你们打印出来，发给每一位到会者。
为刘宾雁跳楼自杀的戚学义，死後还被追打成右派分子。为我辩护的青年黑格尔派，虽然没有成为甚么分子，但後来的日子也不好过。L副教授改换了门庭，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我被取消教授资格，空出一个名额。他看准机会，改变态度，就补了上去。如果他继续对我表示支持，这个好处不会给他。党的领导也很需要这样的人，否则，关于我的不予登记的决定就通不过。L副教授又被任命为哲学系副主任，发给特殊津贴，申请多年的换房问题也得到了照顾。林彪把共产党的权术、也是历来统治者的权术概括为一句话：诱以官、禄、德。诱人者是可恶的；但多少知识分子，自愿上钩，失尽尊严，也是很可悲的。维护人格，追求真理，进行合法斗争，不仅要耐得寂寞，而且同样会忍受牺牲；这种渐渐消磨的牺牲更难熬，更需要韧性的战斗精神。
我的目标是走上法庭，但还没有找到打官司的题目。清洗出党不是法律问题，但我深知共产党的脾气，对于被清洗出党的异教徒，必将进一步实行政治歧视和迫害。我耐心地等待着共产党为我创造诉讼的条件。
果然，一九九一年暑假以後，九月十二日下午，哲学系主任林德宏和新任党总支书记钱惠琴找我谈话。林说：上午系里开了会，根据上面的精神，根据目前的形势，我们决定，你的课不上了，由别的同志来上。
我多年来讲授研究生必修的专题课。六四以後，我发表不同政见祗限于党内，上课还是按教学大纲讲，所以没有理由不让我讲课。现在不让我讲课，肯定是有上面的精神来了。
我问：搼上面的精神是甚么？根据目前的形势为甚么就不许我上课？请你们讲出理由来！
林说：上面的精神你应该知道。
我说：我不知道，请你讲一讲。
谈话冷场，谁都不讲话。
系主任林德宏是看上面的脸色办事的人。一九八二年我初到南京大学哲学系时，这里人与人关系融洽，系主任夏基松主持公道，因此气氛极好。文化大革命以後，这样的单位可以说全中国少有。当时我很庆幸，心想执行邓小平指示的蒋南翔选错了地方。系主任换上林德宏以後，搞得人心离散，四分五裂。他有一句口头禅：多做工作有甚么好处！他当系主任就是为了捞好处。利益不均，必然引起矛盾。下面没有多少人拥护，则唯上是从。所以，越是贪官越听话；越是腐败官僚机构的权越大。林德宏对上面的精神当然很清楚，不知为甚么他就是不说。我就是要逼出上面的精神来。
我说：既然你说不出上面的精神，我无法执行，到时候我还是去上课。说完就走。这次谈话不到一刻钟。隔了一天，林德宏、钱惠琴又找我谈话，传达上面的精神。他们说，是南京大学党委和校长、副校长一起作的决定，因为我有三点看法，政治上不合格，所以不能上课、不能带研究生。钱惠琴还说：我们是婉转地传达，他们说得很不客气。
我说：第一，剥夺我的工作权利是违反宪法的，我保留以後采取行动的权利；第二，取消列入教学计划的课程是撕毁协议的行为，应当赔偿我的经济损失。
钱惠琴很紧张：你要采取甚么行动？我劝你不要采取行动。在她看来，采取行动就是破坏安定团结。我说：我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采取行动。
然後她就对我进行政治思想工作，陈词滥调说了一大堆，最後一再强调：希望你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我说：马列主义，我比你学得多。你看过几本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你说说。
她说不出来，脸通红。事後，她对人讲起这一点，大为不快。
钱惠琴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基层政工干部。她上过大学，因为教书教不好、研究做不了，转为政工。大学里的政工干部大多类此，是教学第一线淘汰下来的人物。某人，搞教学讲师都当不了，搞政工则可以当个科长；过几年又可以提升为副处长、处长。在官本位的体制下，处长相当于教授；不仅相当，还可以名正言顺地当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工教授、德育教授、管理教授等等。智商很低而又曲线追求名利的人，都集中到政工干部队伍中去了。其实，这批人是给共产党帮倒忙。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说过，北大办得最好的时期是蔡元培当校长，蔡元培只身上任，根本没有甚么政工干部。政工干部们听了当然很不高兴，说我否定政工干部就是否定党的领导。邓小平好像也有所感觉，他曾说：大学里祗要一个党委书记就行了。但後来要反自由化，又不得不依靠这些政工干部。在共产党看来，维护稳定比办好教育更重要。而依靠一帮愚蠢的政工干部来维护稳定，共产党的形象祗能越来越糟，饮鸩止渴而已。政工干部们常常板起马列主义的面孔教训人，他们自己又不懂甚么马列主义。我的专业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们这一套对我失灵了。
听说上面的精神来自国家教委，但没有拿到证据。正巧，证据来了。
周培源先生来南京。我们是忘年交。我和妻子刘渝宜去拜访。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和物理系教授冯端也来了。冯端是正直的老知识分子，不改常态。曲钦岳却点头哈腰、形状畏葸，因为他有求于周老。我看到了两个曲钦岳：在小人物面前是一个高傲的曲钦岳，在大人物面前是一个卑下的曲钦岳。我想起了《官场现形记》中的描写，脏官的官服都需要两套：在百姓面前得穿前襟长、後襟短的官服，因为老是挺胸；在上司面前得穿前襟短、後襟长的官服，因为老是弯腰。曲钦岳如果穿长袍，现在就需要前襟短、後襟长了。
我妻刘渝宜问曲钦岳：不让老郭讲课是你决定的吗？为甚么在党内发表了不同看法就不能讲课？
曲钦岳说：我不是党员，党内的事情我不清楚。政治上的问题由党委拿意见，我不好插嘴。行政上的事嘛，我不能说不清楚，那是执行国家教委的规定。
以不是党员而当大学校长，为数极少，因为像曲钦岳那样的人不是党员而胜似党员。中国的民主人士往往比共产党员听话，共产党内还有持不同政见者，选听话的民主人士当政更便于加强党的领导。对于民主人士本人来说，也乐意如此，有好处是自己的，有麻烦就推给党委。
刘渝宜又问：国家教委的规定有文件吗？
曲钦岳说：文件没有，是口头的。教委负责人在各种会上多次讲过，坚持看法的，不能讲课。
这样，我就可以把哲学系、南京大学和国家教委连成一条线。
我收到一份出席国际学术会议的邀请。英国的国际传记研究中心和美国的传记研究所将我的名字列入了几种名人录。这两个机构联合向我发出邀请，参加将于一九九二年七月在剑桥大学举行的第十九届国际文化和交流大会。我向系主任递交了一个要求办理出国手续的书面报告。这次会议的费用自理。我算了一下，总共需五千美元。我负担不起，即使批准出国我也去不了。但我断定上面是不会批准的，可以使我又一次拿到侵犯公民权利的证据。过了一个多月，系主任答复：请示过党委，党委书记韩星臣说：像他那样的表现，根本不能出国。挃好极了，比我预计的还要好，我正需要这样的材料。公民出国由共产党的党委来审批，而且可以根据表现限制出国，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但人们在党的领导下生活已习以为常，我的一些朋友，即使思想很解放的朋友，也表示困惑：这怎么是违法行为？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解释了半天，他们才慢慢腾腾地说：也有道理厖。不过，还是提醒我要谨慎，因为一九五七年的教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触犯党的领导是要当右派的。这就更促使我运用法律武器来对付党的领导。
中国的现实是党政不分。但我的起诉不能党政不分，虽然违法的事实是相关的。我分别以国家教委、南京大学党委为被告，进行起诉。同我直接打交道的是南京大学和哲学系，他们不是行政机关，根子追到国家教委，就构成行政诉讼。我起诉南京大学党委，还想引出一般性的命题：共产党违法。苏联解体以後，苏联共产党的存在是否合乎宪法引起诉讼。这一点对我有启发。但此时提出问题，苏联共产党已不复存在。何不在共产党掌权的时候起诉共产党？
我知道我的官司在法庭上是打不赢的，但在道义上一定能打赢。我的诉状主要不是给法官看的，而是给人民看的。这就决定了状子的写法。起诉书有一定的格式，逐栏填写则索然无味。我不去管它，自成一体。我给南京市人民政府的《抗议书》是手写的，复印了几份，作为抄送件给有关单位。其中一份给了南京大学学生会，他们又去复印了许多。这事提醒了我。我几次要党委把我的发言打印出来，他们不干。我决心自己买一台电脑，写作诉状，便于打印、复印，以广流传。
当时我手头拮据。剥夺了我的工作权利後，祗发基本工资；听起来还是基本的，其实祗是全部实际工资的一小部分。後来发职务补贴，我的职务补贴在助教之下。我问校长，我算甚么职务？没有答复。为了表示抗议，我拒绝领取工资。这样，我就没有收入，靠朋友接济。恰好有一笔意外之财。台湾时报文化公司将我的《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一文收入丛书，给了六百美元稿费，换得三千三百元人民币。我走进一家电脑公司，老板说，不谈生意，先谈友谊。电脑是现代化的，经营电脑的人脑也比较现代化。当我得知一台IBM286的电脑售价是三千九百元，面有难色：我祗有三千三。对方却说：好！就三千三。你郭先生要用电脑，我们送你一台都是应该的。那种电脑的进货价是三千四，临走还送我一个多用插座和五张软盘。我在中国办事常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因为我是明码的自由化分子，办事的时候对方知道我而我不知道对方。如果遇到反自由化人士，往往横生枝节，多方刁难，自以为很有把握的事也办不成。如果遇到心心相印的人物，则排难解纷，锦上添花，别人办不到的事我能办到。後一种情况越来越多，使我相信人间自有公道在。
呂金花回想去年此時在天安門當廣播員 這輩子只有那幾天活得像人
聯合報系美加新聞中心記者薛曉光／特稿
在八九民運期間，仁義的特質在工人群中顯得非常突出，當「工自聯」成立，一萬餘工人簽名加入，使得聲稱「工人階級是主人」的共產黨膽顫心驚，六四大屠殺時，工自聯的成員，在危急關頭，無人伸手救援，被殺的最多，死的最慘。
工自聯的成員呂金花女士在北京擁有三家服裝店，一場運動改變了她的生活，她無意中得到學生領袖逃亡的聯繫電話與地址，輾轉抵美，丈夫因「窩藏妻子」被捕，兩歲的女兒交託老母照顧。
工人出身的呂金花回想去年此時忍不住輕嘆：「這輩子只有那幾天的生活像個人！」在八九民運以前，三十歲的呂金花注重的是追求個人物質生活的享受，民運期間，她體會到個人也有力量，對國家也有責任。「我在工自聯廣播站當廣播員，這這時我才知道新聞自由的重要，我們讓群眾自己來稿，誰寫都行。有揭發的，有反對貪汙和官倒的，有編順口溜的，有編歌的。有人把很多流行歌曲改了詞，讓大家唱，像『一無所有』：『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走了好久我們還是一無所有。』」呂金花邊唱邊說。 (64memo.com - 1989)
後來中共組織通縣、大興的農民遊行支持北京政府，參加遊行的每人發十塊錢，立刻有人寫順口溜，呂金花倒背如流：「庸戶(擁護)李鵬，支持獨裁，不要自由，不要民主，一天領了九塊九，我們良心都沒有，寧做李家狗。」
「念群眾來稿，是在傍晚的時候，大夥吃完飯帶著孩子出來乘涼；台上廣播，台下起哄，有時大夥兒一起唱，上下交流，人越來越多，後來有好幾萬呢！
，我一輩子第一回知道我們能起多大作用了！也才知道，在做一個中國公民的基礎上，我們跟李鵬是平等的！」呂金花認為，這也是後來中共為什麼把工自聯當作眼中釘的緣故。(64memo.com´89)「工自聯是在戒嚴前後，由韓東方他們在五月十九日成立的，組織內沒有什麼總指揮、副總指揮，大家都是常委或者成員。」呂金花說工自聯開始時人不多，但是到了五月三十日有三個成員被抓之後，三十一號，工自聯組織了一次大遊行。六月一日，號召大家加入工自聯，「簽名的人，還要寫上工作單位，出示工作證；好傢伙，一下簽了近萬人！」呂金花說，受到鼓舞，大夥兒準備到各工廠吸收更多的成員。(64memo中華富強-2004)
呂金花對工自聯的章程很自豪，「有人上台談民主，台下聽的明白的人少，胡塗的人多，我們不懂政治，想到的就是要替工人謀點福利，第一條就是要求選擇職業的自由，還有居住的自由、談判的自由！」
「六四那天」，呂金花眼見著兩個工自聯的夥伴，身上披著被子，喊著「刀槍不入」去堵軍車。軍隊開槍時，他們還以為是橡皮子彈！
「軍隊快來來了的時候，我在工自聯的帳篷裡，趕緊收拾工自聯近萬人簽名的名單，急急忙忙的燒了！」呂金花知道這份名單若落入中共手中的禍害。呂金花離開北京之前，彎去一個小旅館，看看由河北滄州來的一對農民企業家夫婦。「進了房間，我大吃一驚，六月七號了，他們還在那裡印傳單吶！他們自己花八十塊錢買了一些油印設備，刻鋼版，那寫的東西連我都知道不通順，我說，都什麼時候了，你們還不快走！他們說，怕什麼，大不了就是個死，都死了這麼多人了！後來我看到報紙說破獲一個工自聯的地下組織，那地址就是他們的！」呂金花黯然的說。 (64memo反貪倡廉/2004)
呂金花認為中共最害怕的就是工人的力量結合起來，「政府抓了工人，從不敢提是『工自聯』這個組織的；就說我們是流氓，破壞社會治安，因為政府不敢面對所謂的工人階級先鋒隊，已經明明白白的站到他們的對立面了！」
【1990-06-04/聯合報/07版/六四事件周年特別報導】
2013年11月10日 星期日
诉讼纪实(一)
政府杀了人还要对受害者的尸体泼上脏水，诬之曰“反革命暴徒”，然後强迫人民表示拥护。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很善于开展表态运动来获得人民的支持。表态运动往往是说谎运动。邓小平应是记忆犹新的。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和“四人帮”发动的“批邓”运动，按表态据说全国人民是“万众一心”的，其实都是谎言。毛泽东一死，打倒“四人帮”那才是万众一心。“六四”以後，对“平息反革命暴乱”的一片拥护声，也是大规模的说谎运动。人们用谎言来迎合政府，保护自己。根据已有的政治经验，邓小平不可能不知道人们在说谎；但现在轮到他需要利用谎言来虚张声势、进行自我欺骗了。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加入了说谎运动，玷污了知识，辱没了人格。曾经激昂慷慨地谴责政府不民主的人，枪声一响，又对不民主的政府表示拥护了。人民的沉默、容忍、以至“拥护”，是不民主的政府存在的条件。还有一种哲理作为支持，叫做“好汉不吃眼前亏”。中国坏就坏在“好汉”太多。当权者深谙此种心理，祗要来一个“杀鸡给猴看”，一大批怕“吃眼前亏”的乖巧的猴子们就缩着脖子当起“好汉”来了。每当紧要关头，也总有人以“好汉不吃眼前亏”劝我。我祗好说：我不是好汉，所以不怕吃眼前亏。制造“六四”流血事件的中国政府之所以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挑战，就在于多数人不敢讲真话。因为政府太坏，逼得人民不敢讲真话；正因为人民不敢讲真话，政府就可以坏下去。这是两难推理。从何突破？政府会不会自动变好？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开放，起初也大讲“民主和法制”，人民寄予莫大希望。曾几何时，“民主和法制”换成了坦克和步枪。看来，首先必须在人民方面作出突破，真正的变革必须由人民来推动。可以说，中国的民主政治要从人民讲真话开始；讲真话就从每个人自己开始。
我因讲真话吃过许多苦头，至今不悔。“六四”以後，讲真话更为困难。仅仅表示一下个人的英勇气概还不算难，难的是如何用自己的真话去引发大家讲真话。
邓小平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所作的《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成了权威性的文件。以学习和讨论这个讲话为题，从党内到党外，开展表态运动。那时，我虽然是一个没有登记的共产党员，还是要交纳党费、参加组织生活。我所在的支部共有十六名党员，都是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几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和“马列主义老爷爷”，在民主运动期间蜷缩起来，现在又趾高气扬、咄咄逼人了。多数人都是同情、支持学潮的，参加过游行，在请愿书上签过名。形势一变，又随风转舵，还有一套说词，大致是：开始学生是爱国的，後来被坏人利用了，我上当受骗了；幸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采取坚决措施，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也挽救了我。这是一种学问——共产党在几十年中教会人们的“表态学”。无论多么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事物，都可以看上面的脸色找到理由表示拥护。每个人的发言都很长，按规定必须汇报自胡耀邦逝世之日起的全部活动，还要论证自己的思想转变如何合乎情理。开半天会，祗能完成两三个人的表态。我对所有人的发言都听得很仔细，把它作为一种社会心理来进行研究。同时我也在琢磨斗争的策略，既要反对镇压又要保护自己。以往我常常拿《中国共产党章程》作护身符，虽然效益不大，还是要用它。这次我还想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利用邓小平的话来反对邓小平，利用他的一句话反对他的十句话。别人都表态了，最後，轮到我发言。我抓住邓小平说的“这次风波迟早要来，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分析事件的必然性。必然性的根据是人民的不满。但是邓小平对政治风波的处理，采取开枪、抓人的措施，就是不承认事件的必然性。当时大讲党的总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我说“六四”事件也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极力掩盖事实真相;“两个基本点”：一是用个人解释历史，说甚么“动乱和暴乱是极少数极少数人策划的、操纵的、组织的”，一是用思想解释历史，说甚么政治风波的根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这叫历史唯心主义。我随身带着党章，拿出来念了一段，根据党员的权利提出保留意见。我发言的时候，会场上气氛很紧张，有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暗示作会议记录的人好好记，大概是为了向上汇报。我说：“请你们如实汇报。如果记得不全，我可以再重复一遍。”
我的发言一下子传开了，从系里传到系外，从校园里传到校园外，从南京传到北京。其实，我并无独到的见解，很多人与我看法相同，祗是没有讲出来。既然我讲出来了，别人就借我的名义表达自己的看法，并加以渲染。信息反馈回来，变成这样：“郭罗基爆了一颗原子弹！他说邓小平的讲话祗有一句是对的，其他都是错的。……他讲完了，有人威胁他：你敢不敢再讲一遍？他站起来，又讲了一遍，还叫记录的人一字一句都记下。”我的发言越传越长，因为人们都把自己的话加进去，成了“民间文学”。
不久，东欧剧变，北京惊慌。江泽民、李鹏签发了一个紧急电报，要求全国进行所谓“反和平演变教育”。各级党委又一次从党内到党外组织人们“反思”，而且还要每个人写出书面的“思想小结”。这一次，我不等到最後发言了，而且不无煽动之意。我说，不仅老百姓要反思，领导人更要反思。现在的问题是领导人毫无反思之意，祗是要求老百姓反思，还带有强迫的味道。我是愿意反思的，反思的结果是：在中国讲真话很困难。我又拿出党章来念了两段，说：上一次我根据前一种党员权利对“六四”流血事件提出保留意见，这一次我要根据後一种党员权利对核心人物邓小平进行批评。还是用老办法，引了邓小平关于“对领导也可以批评”的一句话，然後说“我批评邓小平就是执行邓小平的指示”。我发言时，有人点头，有人插话，讲到这里，有人就笑起来了，气氛与上一次大不相同。我讲完後，S教授接着发言。他早已带头“反思”过了，此刻是针对我讲的。
他说：“在中国，不是共产党就是国民党，不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我以为要把我打成“国民党”了，幸好，还不是。他继续说：“中国没有社会民主党，中国的社会民主党思潮就在共产党内。”然後就大肆批判社会民主党思潮。本来我被封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代表人物”，这时又成了“社会民主党思潮在共产党内的代表人物”。这位教授在“六四”以後大出风头，经常应召进京，参与各种批判文章的写作。北京正在批判社会民主党思潮，他刚从北京回来，就把这顶时髦的帽子带了回来。
他又说：“共产党究竟做的好事多还是坏事多？是不是要把共产党推翻？”
我说：“即使做了许多好事，难道就有理由向人民开枪吗？有人为你做了九十九件好事，最後祗做一件坏事，就是向你开了一枪，难道还要对他感恩戴德吗？”
他说：“现在的问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是第一位的大是大非……”
L副教授为我帮腔：“罗马尼亚搞的是社会主义吗？完全是封建专制主义！”他情绪十分激动。明指罗马尼亚，暗含甚么意思，大家心照不宣。
我是不动感情的，慢条斯理地说：“社会主义有各种各样的牌号。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之外，《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有反动的社会主义，有保守的社会主义，有空想的社会主义。还有农业社会主义、伦理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等等。东德搞的是大墙社会主义，把人民封锁在大墙之内，强迫享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罗马尼亚搞的是夫妻社会主义，人民的财富变成齐奥塞斯库和爱琳娜夫妻老婆店的私产，存入了瑞士银行。北朝鲜搞的是父子社会主义。古巴搞的是兄弟社会主义。我们中国是老人社会主义，国家大事都由几个老人说了算。中国政府公开表示，说是尊重罗马尼亚人民的选择。那么即使搞资本主义也是罗马尼亚人民的选择。党内文件又说是‘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如果是‘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就不能说是人民的选择；如果是人民的选择，就不能说是‘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究竟是甚么？”
其他人也有说上三言两语的，竟没有一个人公开站在S教授一边。
S教授和我在五十年代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同学，後来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南京大学哲学系长期共事，相知颇深。在北京大学，平时我们都爱发怪论。运动一来，他就深刻检讨而且还要揭发我；运动过了，照样发怪论，又是好朋友。如是者再三。他是出于自己的要求先我调到南京大学的。一九八二年，我被发配到南京大学时，他常来闲谈，为我解闷。
有一次，他问我：“你知道你为甚么倒楣？”
我反问他：“为甚么？”
他说：“别人批‘四人帮’批的是‘四人帮’和邓小平的不同点，你批‘四人帮’批到‘四人帮’和邓小平的共同点上去了。咳，你批得太深刻了，触动了共产党左倾的老根子，所以邓小平不干了。”他把一个“太”字声调拖得很长。
我一想，果然如此，而原先我还没有这种自我意识，应该说是他比我看得深刻。不搞运动，他的“自由化”思想往往超过我；一搞运动，他又反起“自由化”来了。我从北大到南大，历来有一个不好的名声——“从来不作检讨的人”。一九八三年“清除精神污染”，中共中央宣传部指示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又指示南京大学党委，要对我这个“从来不作检讨的人”进行“帮助”。S教授当时是哲学系副主任，他和党总支书记找我谈话。我根本不承认甚么“精神污染”。党总支书记倒是应付差事，他却很认真，说甚么“难道你是一贯正确的？你比党中央还高明吗？”党总支书记向上汇报：“开会帮助，如果郭罗基反驳，大家又说不过他，怎么办？”正好胡耀邦来南京，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韩培新壮了胆，就把中共中央宣传部指示对我进行“帮助”的事一笔勾销。“清除精神污染”短命夭折，S教授和我又共发“自由化”言论。一九八六年纪念“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三十周年，许多报刊重提七年前我提出的“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S教授也支持为我平反。“六四”以後，彼此态度截然不同，他又站在批判的立场来对待我了。我从北大到南大，看惯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知识分子的众生相。我真希望有一位大手笔，写一部当代的《儒林内史》，其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肯定会超过吴敬梓的《儒林外史》。S教授就是可以入《儒林内史》的人物。
“反和平演变教育”要求写书面的“思想小结”，无非是为了装档案袋。中国人就怕档案袋，走到哪里跟到哪里，一辈子不得解脱。我的档案袋里已经装了许多东西，再加一点也无所谓，我是不怕的。但我在会上给大家提醒一下，表示拒绝写书面材料。L副教授居然起来响应：“我也不写！”
这一天是一九九零年一月六日，比起三个月前的那次会来，表明形势的发展有了很大的进步。
不久，又在发生“动乱和暴乱”的地方进行“党员重新登记”。目的当然是为了对参加民主运动的党员和不拥护镇压的党员实行清洗。
所谓“重新登记”是相对于已经登记而言。一九八四年开始的整党运动进行过一次登记。一九八三年十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作出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的决定。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邓力群点了周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胡绩伟（《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王若水（《人民日报》副总编）、李洪林（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处长）、阮铭（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和我的名，作为全国的批判重点。其他五个人都有一官半职，祗有我是白丁，但我的罪名最重。邓力群诬陷我是“从极左到极右的典型”、“‘三种人’的标兵”。所谓“三种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四人帮”造反起家的人，派性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邓力群指使教育部派了两个人来南京“传达党中央的指示”，要我公开检讨，说是“要求不高，祗要像白桦那样，两千字就行了。”我拒绝了。整党中提不出任何事实可以证明我是“三种人”，但又不肯罢休，结果对我作“暂不讨论”的处置，没有登记，由原单位北京大学进行“审查”。我强烈地提出不同意见：这种做法违反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决定中祗有“准予登记”、“不予登记”和“缓期登记”三种，没有“暂不讨论”这一条。当时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党员除了一人以外，都是支持我的，在支部大会上激烈批评上面的错误决定。这里表现出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严重缺陷，作决定的人可以不遵守自己作的决定，特别是代表党中央的那些人，而一般党员又无法监督他们遵守；若是向上控告，还是由不遵守决定的人来处理不遵守决定的案件，下文如何可想而知。一九八六年“七一”前夕，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党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我为“优秀党员”。爆出了一大新闻，共产党领导机关决定“暂不”登记的党员，在普通党员眼里却是“优秀党员”。我本人并不优秀，我认为这是对我所受的不公正待遇的同情和对领导机关不讲道理的抗议。领导和群众对立，必然引起群众和领导对立。党中央某一个领导人还批评南京大学哲学系“选举郭罗基为优秀党员是错误的”。这一事例对于研究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十分有意义的。不是声称“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吗？按照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优秀党员”，事先被领导定为不能登记，“集中”的基础何在？事後又被领导说成是“错误的”，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了甚么？直到一九八七年，全国范围的整党已经宣布结束，而我的党员登记问题还是“暂不讨论”。又过了一年多，北京大学党委才拿出一个《关于郭罗基同志的审查结论》。虽然捏造事实、歪曲真相、罗列了一大堆“严重政治错误”，还是没有找到“三种人”的定案根据。既然罪名不能成立，理应为我平反。南京大学党委居然还要我作检讨，才准予登记。党内掌握领导权的人是没有错的，明明错了也不算错；而被领导的人则必须不断检讨认错。我问：“要我检讨甚么？”党委书记韩星臣说：“人人都有错，难道你是一贯正确的？”这算甚么理由！我不作检讨，相反，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一日提出控告，要求“对诬陷诽谤者邓力群予以制裁”。勒令检讨与拒不检讨僵持，所以一直没有登记。“六四”以後“党员重新登记”，党委就想将一九八四年遗留下来的登记问题不了了之。我却不依，提出：一九八四年整党时一个“暂不”，已经六年了，我还没有登记；没有登记就谈不上“重新登记”，应当先讨论我的登记问题。党委说，参加“重新登记”一起解决。我就宣布：既然我有资格参加“重新登记”，等于我已经登记，这就是我坚持不作检讨的胜利。
“党员重新登记”有一项规定，首先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书必须承认一些先决条件，诸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拥护平息反革命暴乱”等等，否则连参加“重新登记”的资格都没有。我当然不会承认这些，但是如果不申请就是自动出党。民主运动高潮期间，有人希望我带头在校门口贴“退党声明”，还说会有十几个人跟上。我说：“如果我不是党员，现在决不参加这个党；既然我是党员，现在决不退出这个党。”我还劝大家不要退党，在党内坚持斗争：“反腐败的人都退党了，不是把阵地完全交给腐败的人了吗？”法律系有一位青年教师按捺不住，写了“退党声明”，结果被开除党籍。党员应有退党的自由。到了这时，共产党祗许进不许出，成了封建会道门。共产党不许退党是一种考虑，反腐败的人们不应退党是另一种考虑。孙悟空还要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才好发挥作用。已经在共产党肚子里的孙悟空们，为甚么要自动退出呢？所以，我总是愿意留在党内。不怀好意的人正在瞧着我，如果我提出申请，就可以逼我就范，承认“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拥护平息反革命暴乱”等等，否定自己，深刻检讨。如果坚持自己的立场，那就不要申请，自动出党。我还是申请了，我的申请书上写着祗承认党章。我准备过这第一关就和他们斗一斗。假如他们不接受我的申请，我就要问：“你们所列的那些条件是否包含在党章之内？如果包含在党章之内，我承认党章为甚么拒绝我的申请？如果不包含在党章之内，怎么能成为党员的必备条件？”我的申请书交上去之後，没有任何反应。我不承认那些先决条件，照样参加“党员重新登记”。
我参加“党员重新登记”之後，就在堡垒内部攻打。我提出：上一次“党员登记”是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而这一次“党员重新登记”是中央组织部的通知；中央组织部推翻了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是违反党章的。“党员重新登记”的条件，列入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这是党章规定的党员条件中所没有的，也是违反党章的。党总支书记郭广银自作聪明地说：“下一次的党章就有了。”我说：“既然要等下一次的党章才有，这就证明确确实实违反了现行党章。”党委没有正面的答复，说是：“你可以不申请嘛！”他们感到麻烦了。有的人虽然在会议上不敢有所公开表示，私下同意我的说法。因此，“党员重新登记”的庄严气氛大打折扣。
“党员重新登记”的程序是：学习文件，提高认识，个人总结，支部评议。在支部评议之前，支部委员分头与每个人谈话，掌握动态。支部委员L副教授找我和刘广明谈话。
L副教授是我到南京大学哲学系後才相识的，他曾主动对我表示支持。那时他是党小组长，我在他的党小组里得到了保护。一九八六年我被选为“优秀党员”就是他提名的。在一次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韩培新参加的座谈会上，他为我仗义执言，要求取消对我的不公正待遇。韩培新还表示“要解决这个问题”。L副教授对我和刘广明说：“现在支部里祗有我们三个人能谈谈心了。”他要我们谈谈各自的打算。刘广明是参加民主运动的青年教师，现正受到公安局的不断传讯。他处事稳重，运动高潮期间并不激进，高压之下也不软弱。他的打算是不失原则，蒙混过关。我说，我不会为了登记而拿原则做交易。我已经举起反对镇压的旗帜，党员可以不当，旗帜不能倒。L副教授动情地说：“这个党员当得有甚么意思？我和老婆半夜醒来，一起商量，不当党员了。後来一想，家里有老人孩子，不行，……”他同意我们的打算，说：“支部通过是没有问题的，我可以保证，不知上面批不批？”谈话结束，跨出门的时候，他还说：“好，就按既定方针办！”L副教授也是一个可以入《儒林内史》的人物，他的好戏是在後面。
每个党员在支部大会上报告自己的总结，然後大家评议，是否同意重新登记。其他人都顺利通过，刘广明报告了总结而没有就是否同意重新登记的问题作结论，我连总结都没让报告，大概怕我在会上“放毒”。随後就放暑假了。我的重新登记问题和上一次的登记问题一样，还是“挂起来”。
我估计，最终是不会让我登记的。我在党四十多年，这是一生中主要的经历，今後上帝大概不可能再给我一个四十多年了。我想写一篇文章，说说我先前为甚么入党？如今为甚么出党？作为我的人生备忘录，也是对共产党的告别书。一九九零年的暑假，我就干这件事。谁知思绪万千，文章越写越长，挥汗疾书，写了十几万字，还没有写完。开学以後，党总支的负责人谈起我的登记问题，我就说：等我的书面材料写完後，请你们打印出来，发给大家，然後开支部大会评议。我是想把我的“不同政见”变成打印稿，以广流传。开始他们不置可否，十一月二十二日党支部书记和党总支书记正式找我谈话，说“打印出来是不可能的”，大概请示过上级了。这次谈话，她们要我谈谈“对重大政治问题的看法”。“六四”以後在高压之下，我祗是顶住，提出保留意见。这时，根据形势的发展，我的调子就升高了，准备反攻过去。我说：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坚持封建主义专制化；“六四”事件的性质是镇压人民；再加上“党员重新登记”违反了党章，这就是我的“三点看法”。事後他们整理了一个书面的谈话记录向上报告，要我签字。我认为很好，可以留下一个历史资料，非但签了字，还把它修改得更明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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