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最黑暗的时代来到澳洲，我能说一句：问心无愧。”这是孙立勇在“六四”20周年前夕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所说的一句话。其中“黑暗时代”是指“六四”后当局关押政治犯的艰难岁月；“问心无愧”是说他呼吁平反“六四”坐过7年监，流亡海外后仍忘不了为“六四”入狱者奔走呐喊。
孙立勇今年48岁，8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公安学校，分派到北京市东城公安分局工作。因看不惯公安行业里的种种黑幕，1987年挂冠而去。“八九”学运爆发时，他在国企北京北辰集团担任保卫工作。
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后，孙立勇在新华门门口看见学生请愿呼吁政治改革，受到感动，“我没有直接参与运动，只是给学生运水、捐款。因为天安门广场很多便衣，都是我同学，都认识我，如果我做得过分，会有麻烦。”
6月3日晚，孙立勇曾抱着两岁的女儿往天安门跑。“当时广场高自联那些学生号召市民堵军车，我不能抱着孩子去拼”。回家途中，他听到枪声，又看见老百姓扔石头酒瓶。他把孩子送回家后，又跑到附近医院，“里边已经有些死人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六四”镇压后，当局秋后算账，很多人被迫写悔过书，政治上一片黑暗。孙立勇觉得这时候应该站出来，为“六四”受难者说话。1989年底，他开始筹备地下民运刊物《民主中国》，后来改名《钟声》，1990年3月出版第1期。
《民主中国》主要有3个诉求：（一）要求平反“六四”；抚慰死伤者；（二）要求人大常委成立法庭审判屠杀者和屠杀的指挥者，还中国老百姓一个公道；（三）争取选票出政权，还政于民。孙立勇自己购置影印机印制刊物，然后寄给各党政机关单位，让当政者知道民间的反抗声音还在。
“我准备随时进监狱，但这种事情总得有人去做。后来有人问我为什么做，我说我是为了女儿，为了她将来的自由；我们不流血，她们以后就没有自由了。”
1991年4月，跟孙立勇一起办报的战友被抓。不久，孙立勇向当年出身的东城公安分局投案。他觉得战友被抓，自己跑掉，不是他做人的原则，也对不起战友的父母和子女。1991年5月，孙立勇被判有期徒刑7年，送到秦城监狱。坐牢期间，他遭到狱方的虐待和同囚的犯人的毒打，曾以“监狱内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罪名，被关到无法站直的“小号”牢房里长达183天。由于长期戴脚镣，孙立勇现在双脚仍留有瘀红的伤痕。
1998年，孙立勇出狱。他曾办书店，却遭当局骚扰，无法经营，生活困窘。2002年他尝试去香港，但在罗湖桥被拒绝出境。2004年，孙立勇跟有关单位谈判，终获旅遊签证，让他前往澳洲。此后，孙立勇申请政治庇护，移民澳洲，定居悉尼。“像我这种人，他们（中国政府）希望你走，眼不见，心不烦。”
移民澳洲后，孙立勇政治上得到解脱，经济上却很拮据。他英语水平欠佳，只能打散工，当搬家工人，时薪15澳元，在悉尼只够买5杯咖啡。孙立勇感叹地说：“我最好的青春都在监狱里度过了，命运呀！”
尽管如此，孙立勇为“六四”讨还公道的热情从来没有冷却。他在悉尼成立了“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四处筹钱，撰写文章，为“六四”入狱者奔走呼吁。他现正撰写狱中自传《走过冰山》，为“六四”抗暴者说话，计划在“六四” 20周年前出版。
任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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