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国：“六四”对新闻媒体方面有正面影响
6月4日是中国政府武力镇压1989年北京天安门民主运动20周年。
20年前发生的“六四”运动与共产党执政下的历次学生运动最大的不同，是有了知识分子尤其是新闻界的加入，最后发展为一场全民运动。
而在其中起关键影响的是89年4月中举行的知识分子悼念胡耀邦座谈会，和4月底上海市委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事件。
BBC中文网记者嵇伟采访了当事人之一、当时《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记者站主任张伟国。现在美国的《动向》杂志总编张伟国因为该事件在1989年6月10日被公安部秘密关押22个月。他首先回顾当年《导报》事件的经过：
张伟国：在胡耀邦去世后，《世界经济导报》4月19日在北京举办了一个悼念胡耀邦座谈会，与会者有胡绩伟、李锐、严家祺和戴晴等一百来人。
张伟国专访录音《世经导报》后来把会议的讨论刊登了五个版面，但在出报前上海市委希望对报道作删改，导报总编钦本立因为不同意市委的意见，受到当时的市委书记江泽民拍桌子批评。
上海市委撤销了钦本立的总编职务，并派工作组进驻《导报》，引起全国新闻界同仁的抗议，5月4日北京记者首先上街游行，然后全国记协要求与中共领导层对话。《导报》事件因此在天安门广场学生绝食之前，成为全国性的大事件。
问： 是否可以说，这一讨论事件为把一场单纯的学生运动演变成一个全社会的运动，尤其是引进知识分子和新闻界的加入作了铺垫呢？
张伟国：这的确是89学运和共产党执政下的历次学生运动不同的地方。因为《导报》的读者主要是大学生、知识分子和各大机关中搞政策研究的智囊，而这些人在当时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是思想最活跃、走在最前面的人。《导报》事件把他们联合进这场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导报事件起到了让一场学生运动成为全社会运动的桥梁作用。
问： 二十年后的今天回头看，应该怎么评价这一在某种程度上引发“六四”学运的事件呢？
张伟国：当年赵紫阳从朝鲜访问回来后曾批评江泽民，在《导报》事件上搞糟了，搞被动了。我认为，回顾这一事件，应该从不同的层次去分析。
如果从具体的微观角度看，《导报》在89年全军覆灭，“六四”死了那么多人，而且“六四”后又出现了江泽民这样靠《导报》事件上台、把中国引入歧途的领导人，这可以说是副作用。
导报事件在天安门广场学生绝食之前成为全国的大事件
但是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合力的结果，从更宏观的历史角度看，中国新闻界和知识界，在49年后共产党的统治下，第一次由于《导报》事件而联合起来，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觉悟。
问：“六四”运动与此前所有共产党政权下的学生运动的最大不同之处，是新闻界的首次加入。20年过去了，中国的新闻界按理应该比当年更开放许多，是不是这样呢？
张伟国：谈不上更开放。在1989年《导报》事件发生时，新闻界同仁就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当时的进一步就是进十年，退一步就会退十年。中国到了一个转型的关键，经济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必须进行包括新闻开放在内的政治改革的突破。
但是回首20年中的中国，当局对新闻界的控制是在加紧，而不是在放松。
尽管今天的中国媒体在组织形式和硬件上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有了媒体集团，设备也先进到跟世界水平接近甚至超前，但是当局对新闻本质的扼杀、对舆论的社会监督功能的扼杀、对老百姓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扼杀却都是前所未有的。
问：“六四”事件对中国的知识界和新闻界显然具有极大的影响，刚才您谈到的是负面影响，现在谈谈正面的。
张伟国：“六四”在新闻媒体方面的正面影响，首先是让新闻界和全体中国人第一次看清楚中国新闻媒体的本质，也就是它作为党的喉舌与工具的本质和功能。
如果说在“六四”之前中国公众对媒体还有盲目信任的话，在“六四”之后的中国媒体，无论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的权威媒体，还是以民间色彩出现的半官方媒体，他们的整个社会信任程度和公信力都前所未有的下降。
此外，中国在20年中对新闻界的严厉控制，使许多优秀的新闻从业者脱离了官方媒体，“六四”之后出现一大批自由撰稿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意味着对当局的新闻管理体制投下了反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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