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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21日 星期四

易晓文:"沉默"的"六四暴徒"们 被扼杀的呐喊者高洪明先生

老武 @ 2009-5-21 0:12 阅读(1231) 评论(6)

"沉默"的"六四暴徒"们

作者:易晓文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自从邮箱里收到为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的征文邮件后,我就一直在想着我该写些什么,从什么角度写。但是,想了很长时间,却一直迟迟未能动笔。原因很简单:我对"六四"没有直观印象。还有,我觉得写的人太多了,我这个没有经历过的人无论怎么写,从哪个角度写,都会是苍白的、空洞的。但是,我还是想写,毕竟我见到了那些二十年前进了监狱还活着出来的"六四暴徒"们。他们,应该被人们关注。

我之所以将"沉默"打上引号,就是我很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沉默不是自觉自愿的而是被迫的,他们的沉默不是觉得说出来没用而是有话说不出来。契科夫在《苦恼》中描写了失去儿子的马车夫姚纳的痛苦:"我向谁去诉说我的悲伤?"是的,同姚纳一样,他们不知道向谁去诉说自己的悲伤。

这个社会似乎是一个容易遗忘一切的社会。今天人们还在讨论地震中死去的人的悲惨,明天就可以看到媒体上铺天盖地的赞美、歌颂;今天人们还可以听到撕心裂肺的哭嚎,明天人们就可以若无其事地站在一个高度指点江山……人类似乎总喜欢被笼罩在光环下,所以那些卑微的生命便不被人们注意,即使他们的苦痛已经超越了人类在正常情况下所能承受的极限。

一位大哥,我见过他几次。每次他都那么平和,那么淡然,可我知道,他的家已经破裂了,早在他刚坐牢不久就破裂了。而他,直到现在依然没有找到能够让他有尊严地活下去而不是靠老母亲的养老金苟且偷生的工作。一个工作,对于现在的人来说,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不是全国经济萧条,也许他们会有机会找到赖以为生的工作。但是,错了,就算是全国都很好找工作,他们也找不到。因为,他们是"六四暴徒",是被刻上了红字且永远都不会抹去这印迹的"六四暴徒"。

我该怎么去描述他呢?我想不出来。但是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应该是他的尴尬吧。那是一个阴冷的下午,因为需要,我得随他去拿一些东西。待走到他家小区的门口时,他停下来,费了很大劲才说出来:"兄弟,不好意思,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好吗?"接下来,我们之间出现了短暂的无语,那种尴尬让我实在不愿再提及。但为了描写,我还是必须回忆。我点了点头,咽了口唾沫,眼睛发涩。看着他缓缓的离去,我似乎从他高大结实的背影中感觉到了他没有说出来的重负。出来后,他解释说:"兄弟,并不是不想让你进我家,我们虽然没见过几面,也不是很亲近,但是我对你绝对信任。而是我母亲,她已经不敢让我再接触任何人和任何事情了。每次我要出去,她都要问好几遍,去哪里,干什么,和谁等等。要是我带一个人回来,那我几天之内都无法消停,她会一直不停地问,直到问得我只有重复再说不出什么新鲜的内容了才不问了。她不是好奇,而是害怕。一个普通的小老百姓,她所经历的苦难也算是多的了,再加上我们回来后,管区的相关部门对我们的高压,让母亲脑子里那根弦一直紧绷着。时间长了,难免会成为现在这样。"除了表示理解,我还能说什么呢?

生命给予我们的,并不是快乐。而快乐,似乎也很难拥有。美国著名作家亨利.米勒曾说过一句话:"什么都一样,还不是想让自己快活起来吗?"可见拥有快乐之艰难。一个人,也许今生最难以忘记的就是亲眼看见人死亡的场面。如果是在一瞬间只是看到了一个人的非正常死亡情形,那么这个人也许在短暂的时间内会忘记,因为我们人类本来就善于忘记一切他人的苦难,但是他们却忘记不了也忘记不得。那种惨烈是什么样的,我无法去体会,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根本就无法体会得到。一个朋友的女儿,在听到父亲被劳教的消息时,她的母亲对我形容:"孩子像是疯了,从这个屋子跑到那个屋子,从楼梯上跑下来再跑上去,一刻也不停。我劝孩子停下来,因为我看着孩子那样,我心疼。可孩子说她停不下来,停下来就憋得难受。我怕孩子憋出个好歹来,就没敢再阻止她……"在我的记忆里,有一段也是这么描述一个"暴徒"在看到杀人的场景后的情形因无法承受而有上述表现的。当人被惨烈的场景冲击了视角后,或许这个人唯一能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释放这可能会让人疯狂的情绪,所以我很容易理解他们为什么要成为"暴徒"。而事实上,他也不过是有放火烧军车的嫌疑,于是就被判了个死缓。"我什么也不想说,说什么呢。一切都是自己愿意的,在那样的情形下,你无法控制自己,只能让自己做点什么来发泄这能让人憋死的愤怒。"

是的,他们是一群当时最为单纯的人,年纪都不大,都连政治诉求都没有,只为了人性中最本质的善良被那惨烈的场面激发了出来,想要通过某种行为来表达自己"人性的升华"(武文建),但是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却是最大也是最为沉重的。"其实我觉的还不如不回来。我不回来,我母亲想我,可她有病了,还能去医院看病。可现在我回来了,她反倒不敢去医院了,因为我们必须考虑母亲那点退休金如何安排好我们娘俩的生活还得节余出钱来给母亲看病。我回来,母亲的生活水平不是上升了,而是下降了;我回来,我感觉不是轻松了,而是这压力更大了。我……对不起母亲……"听了这番话,我真的什么也不想说,此刻,说什么都是苍白的,都是多余的。我们没有经历过此种苦痛的人怎么能体会的到他们的苦痛?"真的,不是我不想说,回忆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让我更痛苦的内容了。我的妻子遭已经和我离婚了,因为这么多年我在监狱,孩子到现在我也见不到一面……这些都不算什么。而威胁,威胁才是我最痛苦的。近20年,老虎也会关成猫,别说是我了。可我们回来后却随时被威胁要再次抓进去,就是为了防止我们和外界说出真相。这是一个20年来丝毫没有进步甚至还退步了的执政党,当年死了那么多人,我们受了那么多罪,可直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出真相,兄弟,你能说这是进步或者是改变吗?不能!使用,我们只好沉默。"是的,"只好沉默"的背后有多大的无奈与苦痛,不亲身经历又如何去体验?不亲身经历又如何去表达?

另一位大哥,当年曾是一名优秀的电工,就是因为那一点小事,给判了死缓。死缓,那是什么人才会被判的?而当年那么多人集体被判了死缓。恐怕这是我们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残酷的一次集体镇压吧。偏偏就被他们赶上了,偏偏他们成了牺牲最大的一个群体。"嗨,说白了,我们什么都不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想那么多。不像当时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些人,有的都自视为领袖级别的,有的甚至在幻想着胜利之后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引起全世界瞩目的大人物。而我们,只是一些被那些无情地枪杀自己的同胞的士兵的暴行激怒的普通小老百姓。于是,我们就只好自认倒霉了。"多年的劳累让他的眼睛随时都眯着,似乎想将一切都收回在自己的眼睛里,一点也不放过。

可我知道,这不过是我的一种很简单的想法,事实的真相是:他太失望了:"兄弟,你们才是我最敬佩的人。我们当年是因为一时的激愤,实在忍不住了,一时冲动才动手了。可你们不一样,你们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你们的勇气比我们大得多。"我反驳:"难道你不认为现在的政治环境要比以前宽松了许多?难道你觉得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真的是为了什么理念之类的东西吗?不,有很多人是有他的目的或者说是野心在里面的。比起你们的单纯来,很多人根本不如你们。你可以想象一下,当年你们在看到那些事情后,你们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可如果把当时的事情放在现在的某些人身上,你觉得他们会像你们一样去做什么事情吗?根据我的了解,那些人不会。就是当年,又有多少人像你们一样去做了?"

他张了张嘴,想再说些什么,却叹了口气:"那个我说不上来。我只知道,现在这个社会真的完了。在街上,你看到小偷却不能去阻止,因为害怕会被报复。有一次我在公交车站看到一个小偷,想去阻止,但是我的亲戚说,你怎么还那么傻,现在的社会谁还管闲事?一句话给我说闷了。我们的社会怎么了?出现丑恶的现象,人们就不去管了,任由这个社会这么发展下去?为什么20年后这个国家不是更好了而是更糟了?很多事情,都让我失望。"我为他的正义感动,也为他的境界骄傲。20年后,这人依然是条汉子,但是这个社会却对不起他,没有给他应有的回报。我只好简单而枯涩地回答:"有些事情,并不是你所看到的那么简单,20年前的社会和20年后的社会真的不一样。"说完这句话,我真的想抽自己的嘴巴子。我怎么会这么说?我怎么会说出这么冷血自私的话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教训"一个曾经的"暴徒"?但我的内心,真的是在为安慰他,希望他不要再承受太多的苦痛。20年了,已经够多的了。

20年来,少有人为他们说句公道话。前段时间,朋友给我说了一件事。有人让她进网络会议开会,谈"六四",谈社会的转型,谈某些人今后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将可能会起到的作用。朋友说:"我就说一句话,一句话,就消解了他的全部。我问,你们整天谈这些大而空的东西,你们想过没有,国内那些暴徒们出来还连生存都无法保证,你们是否可以帮他们募捐点钱?",她好笑地说:"就这一句话,就让这家伙闭上了他那张喋喋不休的嘴。"她的话让我想起了那位因不敢让我去他家而每次见我都感觉很愧疚的大哥的话:"我们真的什么也不想说了。说出来真相,我们只能让那些政治精英们用来向人们炫耀,再拿我们的事情去说事,以增加自己在海外的份量。这不扯淡吗?我们和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是否能得到更多的关注我们不去关心,我们关心的是20年来谁对我们关心了。我们虽然没有政治诉求,我们也不是他们的人,但是我们一样受到了迫害。我们比他们受到的迫害还要严重,可是这么多年来,他们却没有为我们说一个字。太滑稽了。我们把自己的苦痛说出来,除了增加我们的痛苦,什么都没有。再加上我们随时被威胁要被送进去,说出来得不到任何安慰,反而可能会被送进去,我们说它干嘛呢?所以,我不想说什么。"听到这番话前,我的心本来刚平静了一些,但是这番话再次让我心潮起伏,无法言说的苦涩让我只能深深叹口气,将想要说的话憋回去。

无论什么事情,在这个大时期结束后,都会得到客观的解释,而当事人,也会被人们重新公正的评价。可是,这些"六四暴徒"们是否也会得到公正的评价,我真的不敢去想。世界,往往是荒诞而残忍的,对于他们,也许并不会特别开恩,能够给他们一个客观的评价、一个合理的回答。也许,我的悲观是不能成立的。如果那样,我将和他们开怀畅饮,为他们,也为将来。

《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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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扼杀的呐喊者----记为祭奠六四而入狱的高洪明先生

作者:李金芳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在六四过去后的几年里,在当局定性的"反革命暴乱"的阴影下,大多数的国人沉默着,不是因为情愿,而是因为恐惧、因为不能开口。然而六四五周年前夕,终于有一个人勇敢地站出来公开地发声,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他就是高洪明先生。高洪明先生被众人所熟知的是他因为筹建、组织中国民主党而入狱8年,但早在1994年他两次独自到天安门广场祭奠六四因此而入狱却鲜为人知。1994年5月31日他被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以"扰乱社会治安、屡教不改"的罪名判处两年劳动教养。

泪洒遗嘱,毅然别家

高洪明先生出生于1950年5月11日,祖籍山东,4岁随母返回北京,在朝阳区吉市口小学、呼家楼中学就读,1968年6月22日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9年1月22日回城,经考试进入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最早在建国门外的建外公寓上班,后调入外交人员房屋服务公司,被捕时在外交人员服务局管理科任副科长。

回忆起过去的岁月,1989年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奠定了他追寻民主自由的思想基础。高洪明先生说,六四前后的每一个场面他几乎都亲历过。因为当时高洪明家住东交民巷,步行15分钟就可达天安门广场,他对学生提出的"反官倒、求民主、重新评价胡耀邦"很是赞同,只是由于当时自己身在外事部工作,没能亲自参加那场运动。但是,在运动开始之时,大概是5月10日左右,高洪明本着一位公民的良知和责任,亲自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政府要真心诚意地与学生对话,要求邓小平辞去中央主席职务。

每天下班后,高洪明必做的事就是到天安门广场去,从心里已经完全站在了学生的立场上。提起六四,他声音低缓、表情凝重:六月三日晚上我十点多钟回家后感觉特别累,躺下就睡着了,突然被邻居叫醒:打枪了,死人了,快去天安门。我到楼下时看到学生正沿着东交民巷撤离,六月四日凌晨,我在天安门广场周边戒严外围转了一圈,建筑物的墙上有很多弹洞,我的手指伸进去竟然摸不到弹洞的底,我的心一下子冰凉,这对我的触动极大。所以六四后连续五年每次两会召开之际,我都给江泽民写信,给人大写信,要求中央:为六四平反,我阐述自己的观点,不管群众有何过激的行为,但动用军队镇压人民都是彻底的犯罪。可是五年啊,没有任何回音,也没有人理睬我善意的上书。我开始想:每年写信都没有人理睬,到底中央收没收到信?到底外界知不知道有人为六四鸣冤?一个人光有了想法而不去付诸行动,一切都是徒然。应该让世人知道有人一直在为六四呐喊,中国并不缺少仗义执言的人!怎么办?写宣传材料到天安门广场去散发,这是最好的行动。

第一次也就是1994年的3月23日人大闭幕之时,高洪明先生准备好一篇文章,内容涉及到中国方方面面的改革,文章表明自己的态度:六四这么大的事件,震惊中外,但政府至今也不给人民一个合理的解释,作为公民自己有责任站出来为六四呐喊。他花了80块钱复印80余份,并打电话联系加拿大广播公司等外国记者,在散发传单的过程中想通过他们向外界报道。

其实,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要做出这样的惊人之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又谈何容易!高洪明先生也是经过了几个月的思想斗争,最后给家里留下了一份遗嘱。说到这里,高洪明先生停顿了良久:写遗嘱的时候,我几个小时都无从下笔,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9岁的幼女,中有40岁多病的弱妻,如果按着自己的意愿去做了,可能会判十几年的徒刑,也许还会是无期,家中的亲人怎么办?泪水湿了几张信纸,最后我给自己的安慰是:自古忠孝不能两全。

含泪写好遗嘱后,他泰然地接受了采访,然后带着80余份宣传材料毅然前往天安门广场。

真理在手,正义在胸

高洪明先生怀着凛然的正气从外交公寓一出来,没想到被早已等候在门口的一帮警察拦截住,里面居然还有他原来的熟人。一行警察没收了他的宣传材料,劝说他有什么问题可以向上级部门直接反应,但到天安门广场散发传单绝对不行,不但今天不行,以后也绝对不能去。高洪明先生第一次为六四而呐喊的行为就这样被当局果断而快速地扼杀了。当晚高洪明先生回家后听到外电广播说:北京一名男子欲到天安门广场散发传单,中途被警察带走。

尽管当时高洪明先生仅仅是一个名不见经传、不为外界所熟知的人,但他的举动无异让世界知道了:中国人并没有被六四的高压压倒、压垮,他的壮举必将被历史记住。

高洪明先生的心躁动着:一次去不成,就两次、三次,总有一次会成功的。中国有13亿人,一定要有人发声。

4月底,他再次利用工作之便,联系好几家外国媒体,准备5月31日到天安门广场亲自祭奠六四。5月30日深夜,他剪好纸钱,在每张纸钱上写着:平反六四,实行民主改革。剪刀把高洪明先生的手磨出了血泡,他早已顾不上这些。有了上次的教训,高洪明先生这次作好了较充分的准备:他专门去天安门转了转,考虑应该在哪里抛撒纸钱合适。在天安门城楼撒不了,午门上虽然可以撒,但很快就会被控制,效果也不是很大,最后他决定在天安门国旗杆下抛撒,时间定在国旗降半旗之时,并特意记住了31日降旗的准确时间,计算好了降半旗的时间。他选定这个时间有一层特殊的含义:降半旗为六四的死难者致哀!

一切准备就绪后,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高洪明先生的大姐夫5月27日去世了,因家中只有高洪明先生一位男性直系亲属,6月1日需要他亲自主持葬礼仪式。但此时,高洪明先生已经与外国媒体约定好了去天安门广场的日期,并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放弃行动会让外国人怎么看中国人?不守承诺?关键时刻贪生怕死?不能失约,还是那句话:自古忠孝不能两全。

5月31日从姐姐家心情复杂地出来后,高洪明先生直接到达原工作地点-北京外事服务局自己的办公室,若无其事地与同事聊天,等待晚7点的到来(事后他知道早有人在监控他的一举一动,并准备随时制止他)。7点他从单位出发,带着写满标语的宣传纸钱直奔天安门广场。一路上他想万一被抓就吃不上饭了,于是在路边的饭馆买了4个馅饼,毕竟心里有事吃了2个就吃不下去了。当他行车至南河沿时有人骑车强行往路边挤他,一个陌生男子突然猛地往里一拐,两个人差一点撞车,高洪明先生刚想开口责问,站在一旁的人迅即将他抛进停靠在人行道上一辆开着门的汽车上,他听到一句"货已到手"后,汽车迅速开走了,一切就是迅雷不及掩耳。由于早已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所以当时高洪明先生并没有恐惧和害怕,好像生死已经是置之度外了。

待高洪明先生反应过来后,抬头一看前边还有一辆汽车,后背厢里装着他的自行车,车里还有人对着高洪明坐着的汽车录像。到达东华门派出所后,两个警察分两边架着高洪明先生,前边仍有警察在对其录像。

审讯开始了。

警察:你为什么要去天安门广场?

高洪明:我年年都给江泽民写信,给人大写信,但人民群众的呼声没有人理睬,我就是要让国家重视人民的呼声。

警察:你们家六四的时候死人了?有暴徒被抓了?

高洪明:没有。

警察:那六四跟你有什么关系?

高洪明: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这是一个民族的事。

警察:你是不是想出名呀?

高洪明:你要是认为这样能出名你也可以去做。

警察:你是不是想要引世界关注然后出国?

高洪明:你知道我在外事局工作,想出国合理合法的正常手续很容易。

警察:政府是允许对六四提出各种看法的,但是到天安门广场去撒纸钱绝对不容许。天安门广场是国家的脸面,国家的脸面能让你随便抓吗?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吗?

高洪明:我有这个想法就要付诸行动,脑袋掉了碗大的伤疤。

这样的问题被反复问了无数遍,从被安全局的人抓捕,到后来被北京公安局一处的16名警察分两班反复问话,直到深夜他们都累了,才停止审讯。

第二天吃完早饭,多名警察仍然反复审问"究竟是为了什么要这样做?""还有没有同伙?"下午5点后,高洪明先生被几名警察押解到东城区看守所,关到一个6平米左右、没有窗户的安全四所。这间房子只有一扇木门,木门上有一个20公分的窗口,只有在送饭时窗口才打开,外面是黑夜还是白天,屋里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完全的与世隔绝!墙上有一人多高的棕榈护垫防止屋里的人自杀,有两名陪号早已等候着他的到来。屋内有一个大小便的池子,一个洗脸池常年流着水,一盏孤灯高高地挂在屋顶,24小时发着微光。第二天两个陪号就不停地哭号"这不是人呆的地方啊,我活不了了,放我出去吧,求求你们了,救救我吧,要出人命了",使得看守所不得不频繁地更换陪号来监视高洪明先生的一举一动。

一开始的十几天内,当局提审了高洪明先生21次。当局弄不清他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即不为名也不为利,那此人是不是有精神病?6月4日几名警察把他带到北京安康医院(精神病院)进行全面检查。4、5名身穿白大褂的人什么都问他,高洪明先生本能地说"先把话说清楚,你们是不是类似前苏联的克格勃?"身穿白大褂的人和警察提审时一样,反复问:既然没有任何个人目的,为什么要甘冒这么大的风险?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肯定是有精神病吧?最后他们拿出一份由美国有关专家制作的心理测试题,一共是400道题,被测试者只要回答"是"或"否"就行了。高洪明先生不到一个小时很快就答完了这些题,穿白大褂的人看了后说"没毛病,一切正常"。中午到了警察们去吃饭,就把高洪明先生单独放在一个小屋子里,白墙,窗户上有铁栅栏,恐惧感在这一瞬间突然产生了:会不会被他们偷偷弄死?只要一捂嘴什么就都结束了。几分钟后,高洪明先生平静下来,心里面不停地念叨着两句话"虽然是只身把龙潭虎穴闯,犹如有千百万阶级弟兄在身旁"、"真理在手,正义在胸,人民与我同在"。心态平和下来后,他不敢躺在床上,在屋里来回走动,设想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一会儿,警察给他送来了三个饭盒:一盒米饭,两盒肉,并对他说"快吃吧,您立了大功了"。高洪明先生不明白警察这句话的真实意思,尽管很饿,还是没有吃,怕饭里有毒药之类的东西。最后他又被带回了看守所。

水池为海,孤灯是太阳

接下来高洪明先生便开始了无期的真正的黑牢生涯。黑洞洞的屋子里分不清白天黑夜,每天4个窝头,一碗漂着油花的菜汤,身边的陪号不停的哭闹声传进耳鼓"活不了了,要出人命了,放我出去吧"。高洪明先生最怕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中自己也会崩溃,于是他在心中构建了这样浪漫的想象:那房顶上的孤灯不就是我心中的太阳吗?洗脸池中的水不就是我心中的大海吗?窝头菜汤不就是我饥饿的大餐吗?与太阳和大海为伴,还有囚餐胜大餐的心态,我一定会活着,活到自由的那一天!这期间,陪号又换进来一个违法的警察囚犯,此警察认识看守所所长,这样终于可以看到电视了,这一天是7月8日。从这一天开始高洪明先生才得以知道外面的消息:金日成死了。

在被高洪明先生戏称的这间"死亡黑匣子"里,他始终坚信自己的选择没有错。有两次,陪号的人恰好出去开犯人大会,电灯灭了,他一个人一下子就像掉在无底的深渊,这是绝对的伸手不见五指,这两次黑暗的经历让他终身难忘。

分不清楚春夏秋冬,有一天,东城分局的一位负责人来视察,打开牢门一量室内温度:42度。马上叫人把鼓风机打开,高洪明先生才结束了每天只穿一个小裤头也会从头到脚流汗的生活,这样每天伴随他的除了两个陪号不停的哭叫外,还多了一个鼓风机的嗡嗡声,但是鼓风机一下子不知开到了哪一天,直到他又被冻得浑身发抖大声打门时,鼓风机才完成了它的使命。

到第105天的时候,他被宣布"给予两年的劳动教养"。高洪明先生的心里一下子就塌实了,没想到会判处这么轻,虽然他从来也不认为自己的做法是违法的。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他决定上诉。他还亲自起草了一份起诉书,起诉时任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主任苏仲祥,尽管法院也曾来人,问请不请律师,并告诉他如果请律师你的家里是不掏钱出律师费的。此后当局一直有意拖延,直到1995年3月25日才开庭。

开庭的前一夜,他从安全四所被转到了大号里,晚上到大号后整整坐了一宿,就是在厕所边所谓的"坐台儿",然后第二天早晨由警察押解着到东城区法院开庭。

大义凛然,针锋相对

法庭上一共13人,除了身穿警服的警察,就是对面坐的便衣警察,高洪明先生看了看原告的牌子后平静地坐下来,质问法庭为什么自己的亲属没有一个人到场?法庭辨称已经公告了,家属不愿来。高洪明先生再次质问:那我的70元诉讼费是谁交的?法庭称是其二姐夫代交的。高洪明先生对于法庭以公告为由并没有亲自送达开庭通知书表示了抗议。再一看被告席上坐着一女两男,高洪明先生问道:我告的是苏仲祥,为什么他没有到场?被告席上的人出示了委托书后,双方开始了各自的辩护。

被告:你是什么目的?为什么要降半旗?为什么要通知外国记者?这样做分明是扰乱社会治安。

原告:我在行使人民的权利,更告诉世界中国人不是全怕死的。

被告开始念材料:高洪明慌慌张张地骑着自行车……

高洪明先生立即更正:我不可能慌慌张张,我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怎么可能会慌慌张张?应该说是大义凛然。

被告:你骑自行车时为什么胳膊不停地晃动?

原告:我在练习抛撒传单纸钱,想在被警察制止前最大限度地把纸钱抛出去。

被告还出示了国旗班的证言,证明降旗的时间恰好就是高洪明准备抛撒传单的时间,以证明高洪明先生去天安门广场的举动是早有预谋。

最后法院宣布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胜诉,维护"两年劳动教养"的决定。

坐牢如坐禅

1995年5月10日高洪明先生被送往北京团和看守所。有一个警察告诉他:我坚决支持六四,但不敢明确表态,你的行为让我敬佩,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找我。高洪明先生的心一下子温暖起来。两天后教导员和大队长找到高洪明先生谈话,一听是外事服务局的都对其很尊敬。5月19日刚吃完早饭,来了几个警察说:拿着你的行李转移。于是高洪明先生随着19名犯人在警察的押解下,坐1天1夜的火车,从北京的团和看守所转到了地处黑龙江省甘南县的北京双和劳教所,20日到达双和劳教所,21日开始干活,到稻田里插稻秧。黑龙江的5月,冷风吹过来,就会飘起一阵小雪花,随后又是小雨,稻田里踩下去一指深是冻土和没化的冰。

第十天,高洪明先生累得腰早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只能跪着干活,也不愿叫苦屈服。两条腿让水泡得肿胀,每条腿肚上至少有100多条细小的竖口子,一动就像针扎一般疼,但他紧咬牙关坚持着。这时候的他,还不认识一个民运人士,他也不为民运人士所了解,所以尽管当时劳教所里有同路中人,他们还是以提防之心来对待他。慢慢地,大家看到了高洪明先生的坦诚和骨气,开始与他接触,高洪明先生的精神上因为有了志同道合的朋友而倍感充实,苦累早已抛之脑后了。

有一天高洪明先生接住严正学扔过来的一个西红柿,刚咬一口就被管教夺下,喝斥说"你不许吃,别人谁吃都可以,只有你不行",高洪明先生以一笑回答之。他把坐牢看作是坐禅,认为这是他追求民主和自由必经的历练,不仅在磨练意志,同时也是在锻炼韧性。他总结在看守所里的感受是:没在安全四所里呆过我不知道什么是孤独和黑暗,没在大号里呆过我不知道什么是残酷和黑暗。有了这样的全部经历,就像《红灯记》里唱的那样"有了这碗酒垫底,以后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高洪明先生没旷一天工,不管劳教所的人怎样刁难,都以一颗平常心坦然面对,终于得以平安出狱。

追求真理,矢志不渝

高洪明先生出狱前夕,警察找到他的妻子和姐姐,希望他们劝阻、制止他,并告诉他们高洪明一直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出狱后亲属尤其是姐姐也为当年他不顾姐夫去世的悲伤去逞自己的一时之快而耿耿于怀,认为他是一个不考虑家人不负责任的人。

但高洪明先生就是一个较真的人,他怎么也不明白:退一万步讲,六四开枪必定会伤及无辜,国家必须对六四死伤者给予赔偿道歉,必须给世人一个交代,怎么能这么不清不楚不负责任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不可能停止,必须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是做人起码的原则,哪怕因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回家后,高洪明先生得知原单位北京外事局早已于1995年5月10日,在他被送往团和的当天将他开除。开除的理由是:高洪明去天安门的行为,是打着外交人员服务局的旗号,这给外交人员服务局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国际影响,必须予以开除。

出狱后的高洪明先生,丢掉了工作,一家人就靠妻子的工资维持生计。提起妻子,高洪明先生有些动容,他这样说:虽然她常常责怪我,但我一直认为她是一位不平凡的妻子,一位杰出的女性,一位伟大的母亲。在高洪明先生被发配到黑龙江之后,妻子每月都会寄上一大包食品,连同邮费在内要三、四百元。

回想起自己所走过的路,高洪明先生说当初决然地祭奠六四并不是心血来潮,当局一直弄不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早在1979年以前他就曾写过7封信给中共中央,记得1979年5月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向资本主义学习,应当成为我们的口号。共产党应当追求国家进步,社会进步。在评价毛泽东时,他引用了人们评价曹操的一句话"功首罪魁非两身,流芳遗臭本一人"。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惊人之举。但高洪明先生认为他只不过是做了一个公民应该做的事,正如他在法庭上的慷慨陈词:我无愧历史,无愧人民,无愧良心,我只有愧80老母,9岁幼女,40弱妻。但我会坚定地沿着自己的选择走下去,追求民主自由的心不会变。

令人非常遗憾的是,高洪明先生多次上书的珍贵手稿都被当局在搜家时尽情抄走,从1994年5月31日第一次抄家,到6月5日的第二次抄家,他以前的日记,手稿,中学的学生证等所有带有文字的东西全部被抄走,包括5月30日深夜他用来剪纸钱的剪刀,写标语时用的女儿的画笔都没能幸免。1999年6月29日高洪明先生因为中国民主党被捕时第三次遭到抄家,2009年因为写文章抨击时弊第四次被抄家,这四次抄家使他丢失了所有自己的文字!

我与高洪明先生接触颇多,他为人谦和,坦诚,耿直,认准的理儿决不会回头,警察曾说他这是"一根筯",但他自己说这叫"执着"。他广为世人所熟知的常常是他曾因为中国民主党而坐牢8年,但早在1994年六四五周年之前夕,他就因为勇敢地走上街头,两次去祭奠六四,虽然都是中途就被当局扼杀,但他因此而被捕入狱2年,遭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这段历史不能被忘记,也不应当被忘记。

© 就算是深陷,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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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武 [64.182.119.*] @ 2009-5-21 14:08:11

黄河清发表“六四底层列传”
旅居海外的中国作家发表有关20年前的六四事件中一些底层民众的故事。
旅居西班牙的中国作家黄河清最近在美国的《纵览中国》网络杂志上发表了《六四底层列传》的第一部,只是 他经过多年调查整理的,内容是介绍在一九八九年六四期间一些普通中国民众的表现。第一部记录了大约数百名有名和没有留下名字的普通中国民众在六四事件前后 的表现和遭遇。作者表示,希望中国人不忘记这些起来奋斗的同仁、同学和千千万万普通的北京市民。据纵览中国网介绍,《六四底层烈传》共介绍了五百零四人, 另有包括约两千人的十个群体,是近年来对六四事件中普通民众表现的一个比较全面的记录。《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博士表示,这样的文章,在六四事件二十年之 后的今天发表意义重大:
“这篇文章我想是自从六四事件20年前发生以来中国人以及全世界关注的比较少的吧。就是不出名的、默默无闻的但是 实际上是做出了很大贡献和牺牲的这批人,让全世界知道,让全中国人知道。这件事情我想还是意义非常重大的。六四事件中判刑最重的、甚至被判处死刑的、被各 种各样迫害的实际上主要还是在下层人们中间,而这些市民在这里面做出了非常大的牺牲。”
《六四底层列传》的作者黄河青用了好几年时间翻阅资料,和当事人联系,他表示,多次被参与民主运动的普通民众的事迹感动得流泪。他的愿望是为历史留下一个更加全面的记录,他说:
“写的时候我哭过好几次,没有办法不流泪,太惨了。我尽量把这些惨的东西都删掉。我不想用这些东西去打动人,我就是要把这个历史给记录下来,这是最重要的。”
《六四底层列传》介绍的第一个人是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八三级女学生韦武民。这位参与整个运动的学生,在事后当局的调查整肃时,以自杀进行抗议。黄河清表示,六四事件之后遭到整肃和打击最大的,是为数众多的普通学生和北京市民,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这种底层人被判刑的死缓的二十几个,无期的二十几个,十八年的、二十年的,十年以下的六百多个。他们真是为六四付出了太多太多了。这20年来几乎都没人注意到他们。”
黄河清说,他的文章发表之后,很多读者通过各种方式和他联系,提供了更多的普通民众故事的细节,他将会继续加以整理。他表示,在完成《六四底层列传》之后,他将继续写作六四期间的中国军人列传,为以后留下当时中国军人所作所为的记录。
黄河清希望更多的人行动起来,把自己所知道的情况整理出来,为整个事件留下更为完整的记录,因为只有记住真实的历史,才可能看到有希望的未来。


浪跡天涯 [219.77.91.*] @ 2009-5-21 19:45:26

老武哥,支持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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