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約兩周時間，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北京天安門解放軍入城槍殺廣場四周的學生及民眾的事件，便告二十周年。當時，涉及其中的學生、工人、農民、記者，不計其數，當中更有來自香港、台灣等華人區的代表，現任香港立法會議員李卓人，當年更以支聯會的代表把公開籌款得來的捐獻拿到北京，盼望支持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
可是，未幾便發生坦克車、解放軍入城的事情，當時就在北京城內的李卓人，目睹什麼呢？在醫院中看到又是什麼呢？原本坐在飛機上等候回香港的李卓人，卻突然間被公安要求下機，究竟當時他的心情如何？倘時光倒流，他仍會否做同樣的事？
問：當年五月廿九日，香港的支聯會籌得大量的金錢，你當時是其中一人把錢拿到國內支援國內的民主運動。當時，其實何以有此籌款的念頭？
答：當時因為看到該運動是須要持續抗爭才可以達到學生的目標，而當時全國的運動起來的時候，覺得都是須要資源來支撐，而當時我們在“民主歌聲獻中華”中，發起了籌款，香港人非常熱情，當時一晚便籌得二千二百萬元，大家見到為國家爭取民主，在危急存亡之秋時，大家都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出來遊行。籌得的款項中，我們當時覺得應該第一時間拿到北京，該學生及市民知道我們是支持的，希望這樣能鼓勵他們可以繼續去爭取民主，所以，在五月三十日支聯會有代表團到北京。
問：當時我們見到事件的變化很急，你們當時有沒有擔心個人的安全？
答：其實，當時大家主要想的是怎樣出力支持民主運動，大家都不會考慮安全與否的問題，大家只知要做就去做，最重要是令這個運動可以推進，當時大家的心情就是希望這次運動可以令到中國人多年盼望有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可以實現。大家想今年是“五四”九十周年，追求一個民主自由的路九十年，仍是未行到，即使當年八九年，行了七十年也未行到。當時在那氣氛下，真的覺得是有機會成功，有機會爭取到民主自由的一個時候呢，大家不會考慮、計較人生安全的事。
問：事件很快的推進，在“六四”當天，香港很多市民當時都追著看電視看著事件的推進，亦到看見“六四”的清晨，軍人入城槍擊學生。當時你在現場見到情況是怎樣？
答：我當時在現場聽到市民說有軍隊入城開槍，我沒有留在廣場上，我在北京飯店上看著長安街，一直看到坦克車運送傷者死者，另外，又聽到槍聲，然後，又見到坦克車入廣場。雖然，廣場關了燈，大家也不知道會發生何事，當然，之後知道廣場有開槍，但之後在談判下，留有機會讓學生可以走。但我們在過程中也一直有看到及聽到也看到傷者及死者在長安街頭揮手及被運送，所以，我們一直見到問題的嚴重性及知道軍隊一直殺到。
問：看到後，你當時有沒有很大的愕然？
答：對我來說非常震驚，因為我們在自己長大的過程中沒有見到那麼多死傷者，也沒有聽過連綿不絶的槍聲，恐懼當然存在，因為真的沒有見過那麼恐怖的處境。六月四日早上，發現學生沒有回來時，我們更加擔心，我們去醫院找香港學生，我們亦碰到香港學生帶我們回去北京飯店，在醫院亦都見到有傷者躺在一旁等候醫治，亦見到有些房間內全部都是屍體，這對我來說也是一個非常震撼的畫面，見到當時發生了槍傷、槍殺事件，真的死傷無數。
問：你目睹他們的傷或致死的原因是怎樣的？
答：死的就未能夠看得太清楚，因為全部都是用布覆蓋著，至於傷者，則都是槍傷，見到他們的血一直流著，見到很多傷者在醫院等候治療。
問：香港政府期後安排港龍航空公司到北京，把在北京的香港人等接回香港，你是其中一員，但是，在飛機上你卻不能離開，可否講講當時發生何事？
答：當時這部包機是希望把最前線的記者、學生及支聯會的成員，最是在事件中牽涉比較深的人都希望可以在六月五日晚安排坐包機回港，我們一群人亦都一起去到機場，全部人也可以上機，起初大家都以為安全，大家都拍掌，鬆了一口氣，孰知有公安突然進來說要查證。他們說要查證，我們也不知為何，但是，我就覺得事有蹊蹺，當他到我的座位時，見到我的證件後就說有問題，叫我出去，那時我沒辦法，跟他出去談，亦都有其他記者有幫手出去談。他當時的說法是，若我不跟他們走，飛機就不能飛，在那時，對我來說我沒有選擇，當時他要找人負責，要拉，我只可就範，於是我便說：“我跟他們走，希望部飛機可以盡快走。”所以，消息很快傳回去香港知道，我亦知很多香港市民好激動衝擊新華社及港督府，要求即時營救我，我想這是即時的效果，是可以幫到我的平安，因為我想他們當時一直在想先抓我，然後才想怎樣處理我。他的處理手法是將我抓到酒店，沒收我的證件，翌日就帶我到地窖向我問話，就沒有將我完全隔離，亦都可以跟香港打來的電話對話，這亦都因為香港起哄得好震動，這變相成為是我的保護。
問：當時的確有很多香港人包括現時民主黨的人及現任主席何俊仁等，到新華社門外抗議。但是，可否再講清楚為何公安只抓你，其他支聯會的成員卻沒有被抓呢？
答：我想最主要原因是我在六月二日於北京飯店開記者招待會時，我是發言人也是團長，我想他的打擊面是找出一人作為“開刀”的對象，我想他以為在整個支援運動中我是團長，就要抓，我估就是這個原因，而事實上，我覺得他們已經把我列入在名單中，因為我過境時，那人問我是否“仁慈”的“仁”，我猜他們要抓的人“李卓仁”是仁慈的仁，他問我，我說我是“人類”的“人”，於是就放我，我覺得他們錯放了我上機，所以，我覺得他們本有的黑名單是針對我，而亦只得我一個人列在黑名單上，可能他又不想打擊所有的香港人、學生。所以，找我作為一個“開刀”的對象。
問：到酒店後，公安問你什麼問題？
答：其實也沒有問什麼特別的問題，只是問我們到北京幹什麼，見了什麼人，一些我早在記者招待會上已說的話；另外，他們也講國家的立場指這是動亂，指我們支持非法組織，又說這些非法組織顛覆國家的穩定等。他一方面循例問我在北京幹什麼，另一方面向我“教育”，我當然反駁指我們支持一個愛國民主運動，定性本身是錯誤的，這狀況大約維持了兩天。其實，我覺得大家都在等著該如何處置，我不斷問他們我可以離開沒有，他就是不斷說還未能夠，大家就可好似等著整件事該如何處置，我相信他們當時其實也在考慮各方面因素包括政治的考慮，他們到底真真正正的盤算是怎樣，又或者會否因為一念之差我可能有事，我自己也猜不到會怎樣？
問：你之前目睹坦克車入城，軍隊入城，又聽到槍聲連綿不絶，當剎那，你有沒有擔心自己的安危？
答：我當時真的也不知道自己有沒有機會返回香港，我記得我去到機場時，站在外面，也聽到有槍聲，當時心想“為何去到機場，在外面仍可聽到槍聲？”不期然的內心有一種恐懼的感覺，這亦到是當時覺得自己一定要硬著頭皮下去，故只好平服自己的心情繼續面對，但是，在那處境，我真的覺得自己作為一個人，真的很渺小，你在一個強權之下，你的性命，自由可以隨時沒有了，亦都覺得自己在一個這樣的大時代，大歷史中是一個很渺小的角色。
問：事件以後，你不能回國，你自己會否為此感到可惜或遺憾？
答：未能夠返國內，我又不覺得什麼可惜，相反是覺得憤憤不平，為何我們不能回國，這是我們自己的權利，另方面，為何那麼多民運人士回國的權利也沒有呢？為何一個國家連這些小數人也不可容納，是否反映這個政權太過虛怯，連這小數的人也不能返回自己的國家。
問：時光倒流，你會否仍做同一件事？
答：不用想，一定會做同一件事，只是我自己有一個心結，就是當時我該否寫下一紙悔過書，因為在那情況下，自己希望可以快點回港繼續支持民運，但是，就簽了悔過書，可是，現在倒回頭想，若果我不簽，他也可能迫著要放我，另一方面對運動的效果可以好一點呢？這一方面反而會思量多一點點。
下集同樣時間，我再請另一位嘉賓同各位聽眾講講“六四”這個議題。
http://www.rfa.org/cantonese/june4_2005/liuyun-05212009133559.html?encoding=traditional
可是，未幾便發生坦克車、解放軍入城的事情，當時就在北京城內的李卓人，目睹什麼呢？在醫院中看到又是什麼呢？原本坐在飛機上等候回香港的李卓人，卻突然間被公安要求下機，究竟當時他的心情如何？倘時光倒流，他仍會否做同樣的事？
問：當年五月廿九日，香港的支聯會籌得大量的金錢，你當時是其中一人把錢拿到國內支援國內的民主運動。當時，其實何以有此籌款的念頭？
答：當時因為看到該運動是須要持續抗爭才可以達到學生的目標，而當時全國的運動起來的時候，覺得都是須要資源來支撐，而當時我們在“民主歌聲獻中華”中，發起了籌款，香港人非常熱情，當時一晚便籌得二千二百萬元，大家見到為國家爭取民主，在危急存亡之秋時，大家都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出來遊行。籌得的款項中，我們當時覺得應該第一時間拿到北京，該學生及市民知道我們是支持的，希望這樣能鼓勵他們可以繼續去爭取民主，所以，在五月三十日支聯會有代表團到北京。
問：當時我們見到事件的變化很急，你們當時有沒有擔心個人的安全？
答：其實，當時大家主要想的是怎樣出力支持民主運動，大家都不會考慮安全與否的問題，大家只知要做就去做，最重要是令這個運動可以推進，當時大家的心情就是希望這次運動可以令到中國人多年盼望有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可以實現。大家想今年是“五四”九十周年，追求一個民主自由的路九十年，仍是未行到，即使當年八九年，行了七十年也未行到。當時在那氣氛下，真的覺得是有機會成功，有機會爭取到民主自由的一個時候呢，大家不會考慮、計較人生安全的事。
問：事件很快的推進，在“六四”當天，香港很多市民當時都追著看電視看著事件的推進，亦到看見“六四”的清晨，軍人入城槍擊學生。當時你在現場見到情況是怎樣？
答：我當時在現場聽到市民說有軍隊入城開槍，我沒有留在廣場上，我在北京飯店上看著長安街，一直看到坦克車運送傷者死者，另外，又聽到槍聲，然後，又見到坦克車入廣場。雖然，廣場關了燈，大家也不知道會發生何事，當然，之後知道廣場有開槍，但之後在談判下，留有機會讓學生可以走。但我們在過程中也一直有看到及聽到也看到傷者及死者在長安街頭揮手及被運送，所以，我們一直見到問題的嚴重性及知道軍隊一直殺到。
問：看到後，你當時有沒有很大的愕然？
答：對我來說非常震驚，因為我們在自己長大的過程中沒有見到那麼多死傷者，也沒有聽過連綿不絶的槍聲，恐懼當然存在，因為真的沒有見過那麼恐怖的處境。六月四日早上，發現學生沒有回來時，我們更加擔心，我們去醫院找香港學生，我們亦碰到香港學生帶我們回去北京飯店，在醫院亦都見到有傷者躺在一旁等候醫治，亦見到有些房間內全部都是屍體，這對我來說也是一個非常震撼的畫面，見到當時發生了槍傷、槍殺事件，真的死傷無數。
問：你目睹他們的傷或致死的原因是怎樣的？
答：死的就未能夠看得太清楚，因為全部都是用布覆蓋著，至於傷者，則都是槍傷，見到他們的血一直流著，見到很多傷者在醫院等候治療。
問：香港政府期後安排港龍航空公司到北京，把在北京的香港人等接回香港，你是其中一員，但是，在飛機上你卻不能離開，可否講講當時發生何事？
答：當時這部包機是希望把最前線的記者、學生及支聯會的成員，最是在事件中牽涉比較深的人都希望可以在六月五日晚安排坐包機回港，我們一群人亦都一起去到機場，全部人也可以上機，起初大家都以為安全，大家都拍掌，鬆了一口氣，孰知有公安突然進來說要查證。他們說要查證，我們也不知為何，但是，我就覺得事有蹊蹺，當他到我的座位時，見到我的證件後就說有問題，叫我出去，那時我沒辦法，跟他出去談，亦都有其他記者有幫手出去談。他當時的說法是，若我不跟他們走，飛機就不能飛，在那時，對我來說我沒有選擇，當時他要找人負責，要拉，我只可就範，於是我便說：“我跟他們走，希望部飛機可以盡快走。”所以，消息很快傳回去香港知道，我亦知很多香港市民好激動衝擊新華社及港督府，要求即時營救我，我想這是即時的效果，是可以幫到我的平安，因為我想他們當時一直在想先抓我，然後才想怎樣處理我。他的處理手法是將我抓到酒店，沒收我的證件，翌日就帶我到地窖向我問話，就沒有將我完全隔離，亦都可以跟香港打來的電話對話，這亦都因為香港起哄得好震動，這變相成為是我的保護。
問：當時的確有很多香港人包括現時民主黨的人及現任主席何俊仁等，到新華社門外抗議。但是，可否再講清楚為何公安只抓你，其他支聯會的成員卻沒有被抓呢？
答：我想最主要原因是我在六月二日於北京飯店開記者招待會時，我是發言人也是團長，我想他的打擊面是找出一人作為“開刀”的對象，我想他以為在整個支援運動中我是團長，就要抓，我估就是這個原因，而事實上，我覺得他們已經把我列入在名單中，因為我過境時，那人問我是否“仁慈”的“仁”，我猜他們要抓的人“李卓仁”是仁慈的仁，他問我，我說我是“人類”的“人”，於是就放我，我覺得他們錯放了我上機，所以，我覺得他們本有的黑名單是針對我，而亦只得我一個人列在黑名單上，可能他又不想打擊所有的香港人、學生。所以，找我作為一個“開刀”的對象。
問：到酒店後，公安問你什麼問題？
答：其實也沒有問什麼特別的問題，只是問我們到北京幹什麼，見了什麼人，一些我早在記者招待會上已說的話；另外，他們也講國家的立場指這是動亂，指我們支持非法組織，又說這些非法組織顛覆國家的穩定等。他一方面循例問我在北京幹什麼，另一方面向我“教育”，我當然反駁指我們支持一個愛國民主運動，定性本身是錯誤的，這狀況大約維持了兩天。其實，我覺得大家都在等著該如何處置，我不斷問他們我可以離開沒有，他就是不斷說還未能夠，大家就可好似等著整件事該如何處置，我相信他們當時其實也在考慮各方面因素包括政治的考慮，他們到底真真正正的盤算是怎樣，又或者會否因為一念之差我可能有事，我自己也猜不到會怎樣？
問：你之前目睹坦克車入城，軍隊入城，又聽到槍聲連綿不絶，當剎那，你有沒有擔心自己的安危？
答：我當時真的也不知道自己有沒有機會返回香港，我記得我去到機場時，站在外面，也聽到有槍聲，當時心想“為何去到機場，在外面仍可聽到槍聲？”不期然的內心有一種恐懼的感覺，這亦到是當時覺得自己一定要硬著頭皮下去，故只好平服自己的心情繼續面對，但是，在那處境，我真的覺得自己作為一個人，真的很渺小，你在一個強權之下，你的性命，自由可以隨時沒有了，亦都覺得自己在一個這樣的大時代，大歷史中是一個很渺小的角色。
問：事件以後，你不能回國，你自己會否為此感到可惜或遺憾？
答：未能夠返國內，我又不覺得什麼可惜，相反是覺得憤憤不平，為何我們不能回國，這是我們自己的權利，另方面，為何那麼多民運人士回國的權利也沒有呢？為何一個國家連這些小數人也不可容納，是否反映這個政權太過虛怯，連這小數的人也不能返回自己的國家。
問：時光倒流，你會否仍做同一件事？
答：不用想，一定會做同一件事，只是我自己有一個心結，就是當時我該否寫下一紙悔過書，因為在那情況下，自己希望可以快點回港繼續支持民運，但是，就簽了悔過書，可是，現在倒回頭想，若果我不簽，他也可能迫著要放我，另一方面對運動的效果可以好一點呢？這一方面反而會思量多一點點。
下集同樣時間，我再請另一位嘉賓同各位聽眾講講“六四”這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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