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武 @ 2009-5-18 14:16 阅读(2255) 评论(6)
德国之声借纪念“六四”为中共造势
作者：王容芬
“六四”是一个缩略语，它的全称是：1989年6月4日中国共产党下令全副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屠杀争取民主和平请愿的北京学生和市民事件。“六四”比“天安门事件”更确切，因为屠杀不只发生在天安门，戒严部队朝天安门挺进时，沿途扫射，见人就杀，朝居民楼窗口开枪，甚至停车扫射外交公寓，配合天安门清场，大兵进入大街小巷追杀——“六四”是中共镇压民主诉求的屠城事件。
今年是“六四”血案发生20周年，全世界都在关注，巴黎将为“六四”死难者建纪念碑，伦敦将举行“六四”纪念周……进入4月，海外中文媒体就开始一天一天回忆20年前，围绕胡耀帮逝世、学生请愿、首都各界公开信、大游行、广场绝食……发纪念文章。国内早就筹备的“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不顾当局禁令，在母亲节举行。
5月16日，德国之声姗姗推出“八九民运二十周年纪念专题”，为首的篇名就转了向：《中共平反“六四”之日不会太远了》。什么叫“平反六四”？六四是国家机器屠杀无辜人民案，为杀人者平反？如果是语病，词不达意，德国之声要表达的是为死难者平反，但是却要刽子手中共来平反，是非不分，比转向还糟糕。有点人权意识的人，都知道开杀戒是国之大忌。“六四”是反人类大案，要按照罗马规约设立反人类罪法庭，审判中共，把大大小小的杀人责任者绳之以法，就像纽伦堡法庭审判纳粹战犯、金边法庭审判为红色高棉时期大屠杀负责的康克由等人那样，把他们的具体罪行公之于众，给他们应得的制裁。中共只能当被告承担罪责，而不是作为主体出面给别人平反。
如果仅仅错了个题目，事情就简单了，可惜通篇采访都在为中共说话。采访李成教授，张口就贬低六四死难者，说他们“并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他对八九民运的评价是：“当时首先这个八九年民运，它并不会把中国带入民主社会……它的失败实际上是必然的。”与此相反，李教授拔高中共领导人温家宝，达到惊世骇俗的地步：“我觉得温家宝是在推动中国民主当中起很大作用的领导人。他所说的民主跟八九民运时候学生概念的民主是不一样的。
温家宝的看法更成熟。首先他解释民主是带着一个普世价值的理论，实际上跟西方的民主是一样的。主要强调了一个是选举，第二个是法制或者司法的独立性，第三个就是一个监督系统，包括媒体的监督，公民社会的监督等等。所以他这个概念实际上是跟西方民主的概念或者普世价值民主的概念是相吻合的。而且他最近在逐步推动中国民主化建设，包括他跟美国CNN有线电视台做采访，跟很多外国友人或者官方，包括我们学会在2006年10月，很荣幸跟他谈了75分钟，其中话题当中主要部分就是关于民主的。所以他的观念可能在党内当中还是少数，但是他代表着中国共产党比较清新的一个观点。在很大意义上讲，我觉得比赵紫阳所谓的民主更成熟了，而且更具体了。他实际上已经开始有一个逐步走向民主过程的路线图。首先先从党内民主开始，然后到全民民主。先从基层民主选举开始，然后逐步扩大，同时还保证了社会公民，社会法制建设各个方面的发展。但这需要时间。”
李教授可以把温家宝与赵紫阳相比，比较20年前的温与赵，能显示当时他们思想的异同。比较今天的温家宝和20年前的赵紫阳，能显示两代中共领导人的差距。如果要比温家宝与学生，那就只能拿20年前站在赵紫阳身边不说话的温家宝与20年前为民主甘抛头颅洒热血的学生相比，或者把今天的温家宝总理与今天40岁出头八九民运那一代人相比，看哪个更具民主意识。李教授却把今天的温家宝与20年前的学生相比，时空对象都错位，显不出温家宝的成熟和优势来。再说，李教授站在“党内”立场上，只能评价温家宝在推动“党内民主”上所起的作用，推举党内民主领袖，把温家宝推举到“在推动中国民主当中起很大作用的领导人”的地位，缺乏对中国民主运动中非共产党人的了解和分析，没有说服力。走出国门的温家宝，在别人眼里并不像李教授描述的那么清新，那么民主。他在剑桥大学做题为“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的报告，医学生马丁·杨克耐着性子听到结尾部分，终于忍不住站起来质问：“剑桥大学怎能向一个独裁者卖淫？你们为何要听他的谎言?”
李教授始终离不开共产党的一党制，毫不掩饰他的主张：“当然我的观点现在是所谓中国的一党两派，尽管现在中国并不愿意走上所谓的多党制或者是西方的三权分立，这个领导人说得很明显。但是党内的派系在逐步的起作用……通俗一点来讲就是团派跟太子党之间的互相竞争。这个竞争并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因为他们的权力几乎是势均力敌的，所以其本身也使政治本身更加多元化，有更多的权力的牵制，所以这也是个积极的变化。”李教授为中共延续一党制过于务虚，不承认共产党外的政治势力，看不到民众的反抗和新的凝聚力。真实情况远不容执政党乐观，历朝历代的统治集团，哪个受过铺天盖地的“草泥马”？胡总书记尚有忧患意识，去年12月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说中共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胡书记显然比李教授实在，后者欺人，前者起码不自欺。
在回答澄清六四还需要多少年的问题时，李教授预言十年左右，理由是，到那时共产党内老人都退光了，新一代的李源潮、李克强、习近平等，“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跟年纪大的一代，跟李鹏，江泽民一代是不一样的。”
如果没注意开头的介绍，我会以为李教授是中央党校教员，绝不会想到这位拥戴共产党，宣传一党制的人是美国布鲁金斯学院外交政策专家、约翰·桑顿中国中心资深研究员。李成教授有他的言论自由，他可以自由表达拥护共产党之心，也可以为共产党拉票。但是，他不是在网上发贴，也不是给德国之声投稿，而是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采访既编成中文节目播放，又用汉字传播，就是德国之声的责任了。自我标榜“人权之声”的德国之声播发这样的宣传言论是什么行为呢？挂人权之声的羊头，卖极权政治的腐肉，是欺骗行为。德国之声又开始充当中共的传声筒了，这次转向来得邪行，偏偏借纪念“六四”来为中共造势。
以下是德国之声的报道：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4256182,00.html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梅花》 1X2米 2008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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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痛——向武文建先生致敬
程美信
人生最大不幸莫过于向屈辱妥协，它不止践踏了生命尊严，还纵容了邪恶力量。
这世界似乎越来越小。记得多年前在国外读了廖亦武先生《六四画家武文建》一文，“武文建”这个名字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1989年，他才十九岁，是北京燕化公司工人，同时在学绘画，因6月5日燕化公司十字路口演讲抗议屠杀并牵头发起游行示威，被判“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七年徒刑。后来，我在美术网站上了解网友“老武1989”就是画家武文建本人。在虚拟世界里，“老武1989”是那么风风火火、血气刚烈，完全是一个嫉恶如仇的“网络牛仔”，因此树敌无数，有时行文措辞不免触恶难听，尤为一些社会黑暗现象及一些麻木不仁的言论，他总是那么爱憎分明和义愤填膺。这一切全然来自他心中那抹不去的隐痛，还有他善良真正的天性。 (博讯 boxun.com)
武文建的绘画艺术不光基于个性天赋，不幸的人生经历赋予他对待生命、社会、艺术更具有内在的张力，使得画面释放出强烈的生命激情以及对苦难的深刻体验。他为纪念“6 4”十五周年所创作的《永远的痛》系列（2004.布面油画，15幅，都是90cmX120cm,），画面充满了血燃般的色彩、刀痕般的笔触、烈火般的情感，有如生命在熊熊烈火中争抗。这种富有情感表现力的绘画语言，显然跟师承技法毫无关系，全然来自心灵深处的隐痛。之所以，在《永远的痛》系列作品中，除了令人血液沸腾的震撼力之外，那些天安门、自由女神、华表、坦克、夜幕，它们一一成了生命与死亡、正义与罪恶的道具。可是，在他的《心中的风景》系列作品中，通过“绿树垂枝”这一情感象征情，表达对“64”受难者的无限缅怀，并流露出几分难以抑制的沉哀；在同一系列作品中，反复出现骨灰树、十字架、坟墓、荒原的景象，仿佛逝远的亡灵在召唤――这武文建永远抹不去内心之痛。
武文建的《记忆》系列作品，可能是一个历时漫长的创作阶段，出场如同《永远的痛》一样，在叙事一个真实的历史片段，当创作进入51号－55号作品，画面出现了一种幻觉景象，色彩转为抽象情感的无限遐想，使得作者、观众、作品都处于集体退场状态，剩下只有生命孤立存在的痕迹。到了2008年，武文建还在不断补充每个系列绘画，在语言表现力越来越富有情感抽象表现力，它预示一种内心嫉妒焦虑的不安，使得画面爆发出一种强烈接近崩溃的情感张力。正是那“永远的痛”占据了一切，艺术对于武文建而言，它不过谴责法西斯暴力的语言和缅怀死去人们的情感慰藉。近7年的牢狱之灾，并没有摧垮他的个性意志，反使他在艺术与人生都变得格外执著，如同跟茫茫黑夜展开漫长的长跑。
在网上，有个叫“刘菲”的女孩看了武文建的绘画作品，便留言说“你很爱用红色啊”。武文建以“是血”二字作了简单答复，哪知得到的回应是——“不会吧！？什么血？”。这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悲哀现实，也证明了武文建艺术创作的重要意义。不是中国人对苦难过于健忘，而是专制主义摧毁了人们对不幸历史的记忆，使得年轻一代对“天安门、血燃天空、坦克”画面却表现出一片茫然。多年来，武文建承受着内心巨大的隐痛，以他的绘画揭示专制主义的残暴本质，同时对那些惨遭无辜杀害的生命表达了缅怀之情，藉此唤醒世人的正义良知，避免历史悲剧一再重蹈。
武文建的绘画始终在拷问着我们的良心。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对良知与正义的公然践踏已成为政治暴力的一贯手段，迫使在人们在恐惧中屈从妥协。中国需要像武文建这般敢于抗争的人，他的不屈不挠不止于勇敢个性和善良真情的自然品质，更多的是来自一种痛定思痛的反思精神。老实说，面对武文建那震撼人心的绘画作品，我总感到无比的愧疚；还有哪些受尽迫害的人们，他们不是武文建一人心中永远的痛，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永久之痛。
绘画（牛博国际网）：
https://64.182.118.200:8010/blogs/w/archives/291428.aspx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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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军人列传
黄河清（西班牙）
【九曲澄曰：
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的“6·4”镇压屠杀学生和平民的决策者是邓小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执行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
1989年5月17日晚，在邓小平北京寓所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5名常委对北京是否戒严投票表决，李鹏、姚依林赞成，赵紫阳反对，乔石、胡启立弃权。5月18日，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主持中央军委会议，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遭排除；会议讨论决定了戒严部队的组成。戒严部队指挥部由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总参谋长迟浩田、北京军区司令周衣兵组成，刘华清任总指挥。
戒严部队由解放军以下部队组成：陆军第38集团军、24集团军、27集团军、28集团军、63集团军、65集团军（隶属北京军区），空军第15空降军（隶属广州军区），第23集团军、39集团军、40集团军、64集团军（隶属沈阳军区），第20集团军、26集团军、54集团军、67集团军（隶属济南军区），第12集团军（隶属南京军区），北京军区炮兵第14师，北京卫戍区警备部队，武警北京市总队，天津警备区坦克师。总计20至25万人。除第54集团军外，其余部队都在6月3日21时开始陆续接到开枪镇压的命令。
戒严部队从总指挥、军长到士兵，在这一场旷古未闻的军人“征伐”平民的战争中，表现不一，遭际有异。有心怀悲悯，不愿屠民而抗命者；有以服从为天职，坚决执行命令者；有以坦克碾人为乐残民以逞全无心肝者；有被愤怒的市民痛殴致死者……。
兹择其著者略记，所据系中共公开报道、讲话和出版的书籍以及海外公开出版物和网络。不一一注明出处。已昭示天下者怵目惊心，然只是极有限的一部分。历史将记住这些人和事，善人、恶人，好事、坏事。历史绝不会背着“六四”走过去。“六四”解放军镇压屠杀平民百姓和学生的真相完全彻底大白于天下，有赖档案解密，有待当事者、知情者吐实。
限于条件和水平，多有错失遗漏，谨致歉；不过以聊胜于无自勉，期有心人知情者指正补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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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将刘华清、上将迟浩田、少将张工（“平暴”指挥者）
·上校罗刚（指挥坦克碾死11人者）
·大校佟大刚、大校谢双喜、军士赵斌（在长安街疑轧死、伤多人后受学生保护免死者）
·上尉李勃（开332号装甲车第一个杀进天安门广场者）
·中校军官（近距离用手枪对准学生连射3枪者）
·少将张美远（率38集团军率先杀进天安门广场者）
·少将左印生（率15空降军从南面率先杀进天安门广场者）
·少校赵勇明（率侦察队捣毁广场高自联指挥部者）
·18名军人的死亡
·中将徐勤先（抗命不从者）
·大校许峰（躲藏变相抗命者）
·少将何燕然、少将张明春（变相抗命者）
·第28集团军官兵抗命
·少将傅秉耀（请士兵将枪口抬高者）
·少将吴家民（请士兵将枪口抬高者）
·上士齐金贵（“6·4”后投寄抗议信遭判2年）
·士兵汪全胜（遭民众殴打致疯者）
·穿便衣的戒严部队小兵（受广场特别纠察队负责人保护者）
·第39集团军116师高炮团1营2连“抓暴徒”
·第39集团军116师高炮团6连某排排长“崔博士”
·佚名战士（用高射机枪打跑传达军委首长命令的直升飞机者）
·第12集团军一名战士的信（配备130发子弹）
·中尉李晓明（讲述亲身参与“平暴”经历者）
·张爱萍、萧克、杨得志、李聚奎、叶飞、陈再道、宋时轮7上将与罗点点（联名上书者）
·刘华清
刘华清，湖北大悟人，1916年生；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戒严部队总指挥。1989年6月4日中午12时半左右，一架军用直升机飞到木樨地28军受阻部队上空，用高音喇叭反复播讲：“军委首长有令，军队不能受阻，受阻坚决还击！”“坚决还击”一般被解读为“开枪”。这架直升机是戒严部队总指挥刘华清派来的。“6·4”后，刘华清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迟浩田
迟浩田，山东招远人，1929年生，中央军委委员，1989年北京戒严部队指挥部三巨头之一。“6·4”后升任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1996年迟浩田以国防部长身份访问美国，在美国国防大学讲演结束时，该校学生就1989年“6·4”屠杀学生和市民一事提出质询，迟浩田回答说：“我当时作为解放军总参谋长，我在这里可以负责的、认真的回答朋友们。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出问题就出在东西方向和南面方向，有一点问题，就是有点推推撞撞。”迟浩田在《战争离我们不远，它是中华世纪的产婆》的内部讲话公然宣称对美国“清场”时，要将在美国的几百万华人也一起“清”掉。理由是这些人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太深，如果留下他们，今后还要搞运动改造……。迟嘲讽反对中国人杀中国人的人“太迂腐，太不讲实际了。中国人不杀中国人，我们怎么能解放全中国。”
·张工
张工，山西原平人，1935年生；时任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戒严部队发言人。张工在戒严部队镇压屠杀平民学生的全过程中不断对外发言：解放军战士如何遭到暴徒殴辱毒打杀戮、如何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如何忍无可忍奋起还击，如何没有杀死一个平民学生云云。张工是解放军内的“袁木”。“6·4”镇压屠杀翌年7月，张工军衔由少将晋升为中将，擢任北京军区政委，1998年晋升为上将。
【九曲澄曰：“6·4”开枪命令究竟谁下，至今无人承认。公开的说法扑朔迷离。中共文职以至军人上下，从元凶邓小平，巨恶李鹏，帮办杨尚昆、姚依林、陈希同，坐镇刘华清、迟浩田、周衣兵、张工诸人，皆系古语所云“无胆匪类”者也。】
·罗刚（指挥3辆坦克在六部口追逐碾压11人死亡者）
罗刚，陆军第38集团军坦克第6师上校团长。1989年6月4日清晨，罗指挥三辆坦克在北京六部口追逐碾压学生至11人当场死亡或成肉酱，伤者众，未能统计；现查明姓名单位者死5伤9。部分死难者是被这三辆坦克挤死的。他们在坦克到达前已经紧急躲避，有的已经越过绿色尖头铁栅栏，有的虽然来不及或无力越过绿色尖头铁栅栏，也已经紧贴在绿色尖头铁栅栏旁，腾出了路面；可是，其中一辆坦克并不照直前行，而是故意掉头挤倒路边的绿色尖头铁栅栏，冲上人行道，把这些学生活活挤死在绿色尖头铁栅栏处，然后又猛地掉转头，甩倒几名学生。罗刚事后著文“红墙外的较量”，宣扬自己在六部口指挥坦克镇压“暴徒”的功劳。该文收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的《戒严一日》书中。
·佟大刚、谢双喜、赵斌和003号装甲车（在长安街疑轧死、伤多人后受学生保护免死）
佟大刚，38集团军112师大校副师长，46岁；
谢双喜，北京军区装甲兵部大校副部长，48岁；
赵斌，003号装甲车专业军士驾驶员。
6月4日凌晨1时许，003号装甲车在长安街上横冲直撞耀武扬威疑轧死伤多人后，开到了天安门城楼东侧观礼台附近卡住了，只能在原地转动，无法行进。愤怒的民众一拥而上，先是用棍棒撬铁盖，继而用棉被蒙铁盖烧。大火烧了十余分钟，佟大刚、谢双喜在装甲车里忍受不了高温，先爬出来逃命，接着驾驶员赵斌也爬了出来。愤怒的民众围住佟、谢、赵殴打出气。有人劝阻无效。十余名学生迅速挤了上去，挽手成一个包围圈，将3位军人围在中间，还有学生紧紧抱住已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军人保护，苦苦劝说在场的民众冷静：不要伤害军人，他们只是奉命行事。好几位学生被愤怒的民众误伤而血流满面。佟、谢、赵3军人在学生的保护下被送到了广场北京红十字会临时急救站，得以保全性命、治疗殴伤。
6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共和国卫士’精神永放光彩”文章，其中有对佟大刚、谢双喜和003号装甲车的描述：
“某师副师长佟大刚大校和某部装甲兵副部长谢双喜大校，乘坐首长车队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因后面车辆受阻，他们单车英勇前进，先期抵达广场，对暴乱分子起了震撼作用。在掉转车头准备接应后续部队时，装甲车突然熄火，暴徒蜂拥而上，有的砸车，有的点火，这两位领导干部先后下车，宣传群众，揭露暴徒，惨遭毒打，身负重伤。”
佟大刚自己撰文“浴血金水桥”（文载《戒严一日》书，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1989年11月），其中引用003号装甲车驾驶员赵斌的回忆文字曰：
“突然正前方二百米处从路旁窜出两个人，拖起一个隔离墩直朝我车跑来，我先是一怔，怎么办？躲，对方也会左右移动，随车而变化。倒不如……我加大油门，方向丝毫不变，径向前冲。每隔十余米路上就有一处路障。我开动脑筋，正确分析，果断处置，能撞则撞，能轧则轧。说心里话还是躲得多。因为每撞一个障碍物，象岗亭、油桶什么的心里就一阵难受，为国家的财产而可惜。”
“六四”后，佟大刚升任北京军区副总参谋长，授少将衔。
·李勃（开332号装甲车第一个杀进天安门广场者）
李勃，38集团军112师技术部修理科上尉助理工程师，北京人，1961年生，1976年入伍。6月4日凌晨率322号装甲车第一个挺进天安门广场。
1989年7月27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中校军官（用手枪对准学生连射3枪）
6月4日凌晨2时许，戒严部队一中校军官在天安门城楼东侧观礼台前率队开枪打死了许多人。天安门学生纠察队长张健（北京体育学校学生）目睹同学中弹倒下，情绪异常激动，撩起体恤衫，露出胸膛，对着距离约10米的这个中校军官高喊：“我们都是学生，我们没有武器……我就是你现在看到的纠察队员的头，要杀就先杀死我！”中校军官闻声举起手枪，连开3枪，两枪击中张健。张健未死未倒，强撑着盯着中校军官近半分钟，再喊：“你再开一枪，你再来！你没有将我打倒，你再来！”
·张美远（率38集团军率先杀进天安门广场者）
张美远，38集团军少将副军长。在军长徐勤先抗命后，张美远受命率军进京“平暴”。 38集团军军史记载：“面对暴徒的打、砸、抢、烧、杀，指战员们英勇无畏，以步代车，人护车行，突破了12个路口，排除了暴徒设置的由燃烧的汽车、电车组成的7道火障，克服了7公里长的密集路障，历经4个小时的艰难奋进，于6月4日1时30分到达金水桥一线，作为成建制的集团军，第一个开进天安门广场。……集团军1万零8百名官兵、45辆装甲车在清场前开进到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沉重地打击了暴乱分子的嚣张气焰，摧垮了他们的西部防线，震慑了盘踞在广场的顽固之徒，为取得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张美远在“六四”后升任军长，授中将衔。第38军大批官兵立功：8人“共和国卫士”、4人“卫国勇士”、27人一等功、131人二等功、1311人三等功。
·左印生（率15空降军从南面率先杀进天安门广场）
左印生，15空降军副军长。几乎与38军同时，15空降军经由永定门、宣武门、珠市口、前门从南面杀进了天安门广场。15空降军属于解放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武器装备最先进。在向天安门挺进的过程中，一直以班为单位，形成一个方阵，人手持枪，高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口号，杀气腾腾，开枪挺进，沿途打死打伤许多民众。从珠市口到前门这一民居密集、地形复杂、民众拦阻最顽强的地段，15空降军毫不留情、凶悍异常地以密集的枪弹开路，仅仅15分钟就杀到了前门，先头部队于6月4日凌晨1时25分挺进天安门广场东南部。15空降军杀进天安门广场后，继续开枪杀人。已查实者，北农大园艺系研究生戴金平就是被15空降军枪杀在广场东南部毛主席纪念堂附近。
15空降军副军长左印生、副政委田瑞昌、43旅旅长李家洪、43旅旅政委赵金奎、44旅旅长武运平、44旅旅政治部主任樊友义，在“六四”后皆得升迁。
15空降军和38集团军是“六四”镇压屠杀学生市民最凶狠的虎狼之师。
·赵勇明（率侦察队捣毁广场高自联指挥部者）
赵勇明，27集团军司令部侦察处少校参谋，江苏南通人，1957年生，1976年入伍。奉命率领侦察分队捣毁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高自联指挥部。
1989年7月27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18名军人的死亡。
【九曲澄曰：18名在“6·4平暴”中死亡的军人，有15人被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中共在北京开表彰大会，请来了他们的父母妻子家属，邓小平、杨尚昆、李鹏、刘华清、迟浩田诸政要接见慰勉有加。中共下令中央各部门、国务院政府各部门、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大张旗鼓地劳军慰问。刘国庚、崔国政、李国瑞3位“共和国卫士”的画像和雷锋、赖宁等英雄人物一起，张贴在全国各中小学教室里。未几，各学校受令撤下画像，不再张贴。他们的“平暴”英雄事迹也不见再行提起，宣传部门、媒体奉令不再宣传、举办纪念活动。
15名“共和国卫士”的死亡全部在6月4日凌晨后，也就是说是在6月3日21时戒严部队开枪镇压屠杀了大批学生市民后。18名军人死亡者的原因无论是愤怒群众的报复性毒打，还是自伤或意外，他们都是被利用者，是中共“6·4”镇压屠杀祭坛上的牺牲。愿他们的亡灵安息。】
·39集团军116师某部战士某
该名战士在由山海关向北京进军“平暴”途中，给连长买汽水，被自己的军车撞死。“6·4”后，该战士被授予“烈士”称号。
·39集团军116师高炮团1营2连战士某
该名战士于6月7日随部队从天安门广场撤离后，驻在朝阳区一所小学校内，一名士兵在驻房内擦枪走火，将他打死。团里报告上级说是被“暴徒”打黑枪打死的。该战士被授予“烈士”称号。
·陈XX（第一位“共和国卫士”）
陈XX，某军宣传干事，5月22日乘坐军车撤退，拦阻的群众欢呼时陈干事挥手致意。因军车突然发动，陈干事被摔下车致死。当时各报都做了如实的简短报道。两天后中央军委突然授予陈XX以“共和国卫士”称号。陈XX成了1989年“6·4平暴”第一位“共和国卫士”。军报改口报道他是被群众拥挤的人流挤到车轮下致死。当时引起学生方面强烈抗议。
【九曲澄曰：老谋者深算早筹，未雨前绸缪已备。娃娃们天真可爱，众黑手自诩应愧。】
·刘国庚
刘国庚，63集团军通信团4连1排军少尉排长，山东莱阳人，1964年生，1983年入伍，1987年毕业于重庆通信学院。6月4日凌晨5时许，刘在长安街电报大楼对面，被群众打死，肠子被划出，尸体遭焚烧。
民间说法：刘国庚用手枪打死4人后被市民围住打死，尸体被焚烧。
1989年6月30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崔国政
崔国政，39集团军116师347团炮兵营榴炮2连6班下士战士，1968年生,，1987年入伍。官方报道，崔于6月4日凌晨4时40分牺牲于北京崇文门天桥。崔始被群众围住毒打，其中“暴徒”赵耀堂“掏出一把长约l 5公分的水果刀上前乱刺”，“赵身边一个穿皮夹克、身高1﹒80米左右、操北京口音、约20岁男青年，……赵与那名暴徒一起往崔国政身上倒汽油。……赵用火柴点着了崔国政的裤子。约10分钟后，因绳子烧断，崔国政掉在挢下，昏死过去。
民间说法：崔国政与同伙在崇文门天桥上利用有利地形打死打伤多名群众，后被愤怒的市民抓住处死，尸体被焚烧并悬挂于天桥上，其同伙逃脱。
1989年6月30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李国瑞
李国瑞，武警北京总队2支队1中队通信班上等兵，内蒙古赤峰人，1969年生，1987年入伍。6月4日凌晨在阜成门一带掉队，5时许，被群众打死在阜成门立交桥上。
1989年7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王其富、李强、杜怀庆、李栋国、王小兵、徐如军
王其富，38军炮兵旅5营营部无线班下士班长，安徽嘉山人，1968年出生，1986年入伍；
李强，38集团军炮兵旅5营2连1班上等兵，西安人，1969年生，1987年入伍；
杜怀庆，38集团军炮兵旅5营2连3班下士战士，河北清河人，1967年出生，1985年入伍；
李栋国，38集团军炮兵旅5营2连4班下士副班长，安徽嘉山人，1968年生，1986年入伍；
王小兵，38集团军炮兵旅5营2连4班上等兵，西安人，1968年生，1987年入伍；
徐如军，38集团军炮兵旅5营3连有线班下士班长，安徽嘉山人，1967年生，1986年入伍。
王其富等6人，都随部队参加北京“平暴”。6月4日凌晨1时许，他们乘坐的军车在西长安街翠微路口转弯时因车速过快翻车导致油箱爆炸，“我们10名战士全被车上的防爆器材砸在车里。车厢前头的5名战友都被死死地砸在车底挤在一起。一点也不能动。”6人身亡。后来军人收尸时用铁锹铲他们的尸体，引发围观群众强烈指责收尸不人道。
1989年6月30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予王其富等6人“共和国卫士”称号。称他们：6月3日晚9时，上级命令炮兵旅迅速派出人员去运送防暴器材，王其富等10名战士乘坐一辆军车前往天安门执行任务，车行至翠微路口时被“暴徒”拦截，遭投掷石头、燃烧瓶、火把，油箱爆炸，其中6名战士壮烈牺牲。云。
·马国选
马国选，54集团军162师炮兵团6连代理排长，河南人，1967年生，1985年入伍。6月4日凌晨1时许，马重伤于菜市口附近，送往武警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1989年6月30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王锦伟
王锦伟，54集团军某团后勤处战勤中尉参谋，河南太康人，1963年出生。6月4日凌晨王被冷枪打死在南新华街一带。
1989年6月30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刘艳坡
刘艳坡，武警北京总队1支队1中队列兵，河北襄城人，1971年生，1989年入伍。6月4日凌晨2时许被群众打死在北京人民医院门口。
1989年7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于荣禄
于荣禄，39集团军政治部少校宣传干事，1967年生，1989年6月4日凌晨牺牲于赴广场采访途中。
1989年7月27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民间说法：于荣禄违反部队规定，自行脫下军装，换上便衣前往天安门广场拍摄战友“平暴”照片，遭戒严部队误以为学生平民拍照而射杀。
·臧立杰
臧立杰，39集团军115师某团7连2班战士，黑龙江嫩江人，1969年生，1987年入伍。6月7日10时许与同伴乘军车路过建国门时被外交公寓里精确的远距射击击中面部身亡，大批军队随即包围并扫射外交公寓。翌日，各国大批外交人员和家属离京返国。于建国门外大街附近死亡。
1989年7月27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王景生
王景生，39集团军某团1营1连3排排长，河南南阳人，1966年出生，1984年入伍，1988年毕业于石家庄陆军学院，1989年7月4日因劳累过度病故
1990年2月11日，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徐勤先
徐勤先，中共第一王牌军38集团军中将军长。1989年驻军保定，学潮期间，受命率军进京“平暴”。徐勤先因病住院抗命，“这个兵我不能带”，拒绝在调兵令上签字。六四后，徐勤先被判处5年徒刑。在军事法庭上，徐说：“人民军队从来没有镇压人民的历史，我绝对不能玷污这个历史。”“不是人民的罪人，就是人民的功臣！”现居北京。有说刑期非5年，获释后患病，现已亡故。
·许峰
许峰，第39集团军116师师长。1989年北京学潮期间，奉命进军北京城区“平暴”。许峰消极抗命，拖延行进。许峰曾化装进城到天安门广场察看情况，回来后对部下说：“现在收不到上级指示，你们也不用找我了。”116师除1个团外，其余各团6月5日才到达天安门广场，还是在其它部队的押解下。
·何燕然、张明春
何燕然、张明春，第28集团军军长、政委。1989年北京学潮期间何、张奉命率军进城“平暴”。何、张消极抗命，拖延行进。6月4日清晨部队尚在西长安街木樨地，遭民众拦阻，不强行挺进而顺势停滞不前。28军在六四屠戮中普遍抗命，比较温和，同何燕然军长、张明春政委的态度有关。
·第28军官兵抗命
1989年6月4日上午，奉命进北京城镇压学潮的28军在西长安街木樨地一带受到民众阻拦。该部队官兵不相信6月3日晚上和6月4日凌晨发生屠杀，强调“人民军队绝不会向人民群众开枪”。一些年轻人跑到附近的复兴医院，高喊着：“要血衣，要血衣，28军官兵不相信军队会向群众开枪。”这些人很快从复兴医院拿到很多血衣给28军的官兵送去。血的事实立即震撼了28军官兵，军心涣散，许多战士气愤地撕掉领章，扯下帽徽，有的甚至把枪枝扔到了护城河里。靠近木樨地立交桥约有七、八十辆车的军人全都下了车，弃车而不顾。
·傅秉耀
傅秉耀，第39集团军军长。1989年北京学潮期间傅奉命率军进城“平暴”。傅接到可以采取一切措施的命令，并得知其他部队已经开枪后，在战前动员大会上说：我这个老兵也是第一次遇到今天这种情况，我请求大家把枪口抬高一点。
·吴家民
吴家民，陆军第40集团军军长，据该军118师一名战士说，吴家民在向部队下达挺进北京城的命令时，亲自训话：“我活了50多岁，第一次指挥这样的军事行动。军令如山，不过，弟兄们，我求求你们，进城的时候，，无论遇到什么情况，请把你们的枪口抬高一寸。”
就已经知道的军人挺进北京杀人情况，至今未有第40集团军开枪杀人的具体案例。
·齐金贵
齐金贵，解放军驻云南部队某坦克团上士播音员，“6·4”后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普通一兵”的名义，书写了十多封抗议信，寄给各级政府机关。遭军事法庭判处两年监禁，关押在云南省第二监狱。流亡法国的诗人艾鸽最近著文披露这一史实，艾鸽说：齐金贵对他说过“我也是军人，如果派我去执行戒严，我死也不会对着自己的兄弟姐妹开枪。”
·汪全胜
汪全胜，第38集团军某部战士，祖籍湖北，1969年生于长沙，独子，有4位姐姐。1989年汪参加北京“平暴”战斗，遭愤怒群众殴打致脑震荡，获中央军委授予“”称号，参加“平暴英雄事迹报告团”；汪父母受到省军区首长接见，4个姐姐由临时工转正。汪自己因脑震荡后遗症时发，经常神志不清，胡言乱语；谈过几个对象，都没成。现在是彻底疯了。2008年有海外原邻居友人返国欲探望汪，遭有关部门阻止。
·穿便衣的戒严部队小兵
戒严部队和公安、国安系统在镇压屠杀前，派出了大量的化装便衣特务混入学生和市民中。6月3日晚6时许，一名穿便衣的军人被送到了广场纪念碑特别纠察队处。这名军人由于沿途受到愤怒的学生和市民的严厉谴责，惊恐万状，雙目失神，脸色惨白，语无伦次，失去常态，但是全身上下全好无损，没有任何伤痕。特别纠察队负责人、人民大学教师吴仁华将这名军人安置保护在最高层西南角的一个帐篷里，与愤怒的学生和市民隔离，并请来了医生帮他稳定情绪。从便衣的口袋里找到了士兵证件，便衣便无从再否认了。在对他讲述了一番真相和道理后，吴仁华委托医生伺机用救护车将这名便衣特务安全地送出了广场。
·第39集团军116师高炮团1营2连“抓暴徒”
“6·4”之后，2连驻守在北京市朝阳区一所小学，就在朝阳区“抓暴徒”和“围堵通缉犯”。一位街头摆摊卖冷饮的老太太，骂他们是“法西斯部队”，即被当作“暴徒”抓了起来。2连因此多增一份功劳。
·第39集团军116师高炮团6连某排排长“崔博士”
“崔博士”系军校出身的下级军官，对六四“平暴”不满，在部队中讲了一些批评政府的话，并在6月中旬开小差回了辽宁海城。六四后遭处理回家。
·佚名战士
佚名战士。1989年6月4日中午12点半左右，一架军用直升机飞到木樨地28军受阻部队上空，用高音喇叭反复播讲：“军委首长有令，军队不能受阻，受阻坚决还击！”时，这位佚名战士开着装甲车，用车上的高射机枪向播讲命令的军用直升机扫射，将其打跑了。
·第12军战士的一封信
“6·4”时一位高中学生在近十年后，披露当时戒严部队第12军一位战士的信。摘录如下：
SM:
我们前往北京时乘的飞机是中国民航和中国联航，到京后就住在南苑机场。因为我们是第二梯队、后备军，主要任务是控制整个戒严部队的，哪里需要人时就上哪里。当时参加戒严的部队也不是很稳定。他们好多在我们没到时，只有干部有子弹，正、副班长有5发子弹，其他人根本就没有发子弹。我们到后他们每人发10发子弹，而我们每人却发了130发子弹，并有命令是在执行任务中可以开枪扫除一切有碍于我们完成任务的人。当然大家的心情也很复杂，只是紧张而不是害怕。对我们来说并不怕，不象其他部队没有命令不准开枪射击，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可以开枪射击任何你所看不顺眼的人。当时若我们12军上了，肯定会血洗北京城。这是没说的，因我们是中央军委的铁拳，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根本不会让我们上去。
南苑机场是整个戒严部队的大本营。最早到京的是38军，最晚到的是我们军，6月4日到的。本来5月20日我们军就到了，但因保密不严，整个驻Ｘ部队的营房都被Ｘ市的高等院校（连中专也在内）的学生所围，所有通往铁路和机场的交通要道都被学生所阻。
我们是7月18号乘火车离开北京的。有好几个将官来给我们送行，并和我们车箱的官兵一一握手。当时也不知是什么心情。其中有一个是中央军委的，也不知是什么来头，因除到我们客车车厢来外，闷罐车厢都没去。铁路沿途整个都被武装力量所封锁，安全措施是国家元首级。
好了，我只能给你谈这些。本来不该谈的，希望你看后把它烧掉。我毕竟还是名军人，应该遵守国家机密，为了你我却违反了这铁的纪律，希望你好自为之！
XR(1989)7、31
这位当年的中学生还附了如下一段话：
他的这封信我一直保留着。除此而外，我还有一只他送给我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手表
——戒严手表。表盘上没有商标，在12点刻度下是一个头戴钢盔的士兵头像，6点刻度上方有一行字：献给敬爱的首都卫士。下面写着：北京市手表厂。这只机械手表装在红色的长方形塑料盒内，盒盖上印有“赠首都戒严部队 中共北京市委员会 北京市人民政府”字样。
他在信中虽然说过“血洗北京城”的话，但是他后来对我说，他们刚到京就被告知“首都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有的士兵被活活打死”，因此情绪有些激愤。我理解他，因为当时连我也相信政府的宣传，何况他还在更封闭的军营中。只是在多年后我们才了解了事实的真相。
·李晓明
李晓明，22岁，解放军第39集团军116师高炮团1营2连雷达站中尉站长，1989年随军参加北京戒严部队“平暴”。2001年李居澳大利亚，在墨尔本某大学就读。李晓明接受澳大利亚吕易采访时说：
我们116师高炮团当时驻军在辽宁省海城县。5月20日上午10时，高炮团召开了动员大会，传达了上级文件，大意是全国各大城市的大学生们正在罢课、示威、游行，派我们去沈阳执行维护治安的任务。每人发了冲锋枪，军官还配有手枪。我们乘军车向沈阳进发。当队伍行进到沈阳附近时，上级又命令改去北戴河。到了山海关附近，上面又说改去北京。……
6月3日下午，……我们突然接到立即向北京城进发的命令。并说上级要求，要不惜一切手段执行戒严命令，并准时于6月4日到达天安门广场。这时，上级没有再说我们是“人民子弟兵，不能向人民开枪”之类的话。部队官兵也都感到气氛紧张，情态严重。部队进军途中，遇到群众堵路，整个军队行进缓慢。最后，我们军队后退，群众还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们又按照预案行走另一路线。师长（许峰）同一些参谋穿便装先头察看形势。这时便有消息悄悄在部队传开，说是有的部队已开枪杀人。我们师长也许听到、看到更多。他回来后便一头钻进师通信车内，告诉大家说收不到上级指示。我们营长头脑简单，说：师里怎么会收不到上级指示，我们营通信员的电台都收到了军委直呼：“116师，你们在哪里，请回答！”……6月5日清晨6时许，第38集团军作战处处长前来我团，他站在一辆军车上，两名士兵将机关枪架在驾驶室上。由他在前面开路，我们车队仿佛被押进城。一路上，我们看见许多烧毁的军车、民用车、公交车和路障等。街上行人几乎不见，但不时从街旁楼内传出喊声：“法西斯、刽子手！”我们的战士有的便向楼内开枪扫射。到广场后，我们部队被安排到军事博物馆前厅驻下。我同6连1名排长一起去广场想看个究竟。只见纪念碑四周全是垃圾，狼藉一片。纪念碑北侧的大理石台阶和柱子已被坦克车撞坏，履带印在广场的大理石面上清晰可见。我们在垃圾堆里随意翻了一下，发现一条裤子和一件棉袄上面，都有弹洞和斑斑血迹。也不知这些衣服的主人是伤是死。我们的战士去打扫广场，回来后也告诉我说他们在垃圾下面也看到很多滩血。……有开枪就难免有人被打死打伤。但我们部队射杀，打伤了多少人我们没有统计，也不好统计。整个戒严部队打死、打伤多少人恐怕也难统计。前面提到，6月5日清晨，我们部队在38军作战处长押进城途中，就有战士向街道两旁楼内喊话的人开枪射击。6月5日10时左右，我团1连由天安门广场去新华社接应被围困在那里的6连时，也是一路开枪将他们接回来的。一个士兵就亲口告诉我，他就向路上的群众打了一梭子（约有20多发子弹）。所以说死伤一些人是肯定不可避免的。再就是6月7日，广场上的部队开始向各自的防地出发。我们师由广场向朝阳区方向开进。前面由装甲车开路，每辆军车上都架着机关枪，每个官兵的枪内装满了子弹。当车队行进到复兴门立交桥附近，从对面的一个国际饭店（我不知道这家饭店的名字，它的后面是外交公寓）楼上传来几声枪声。我们的整个车队便停下来，冲锋枪、机关枪一起向楼上开火，如同暴雨一般。有无死伤，我不清楚。只听说第二天便有大批驻在公寓和驻京的外交人员就匆匆离京回国了。……我没有看到或看到开枪杀人的明确文件或口头命令。但是“不惜一切手段执行戒严命令，准时到达天安门广场”这些文字，和政府让官兵荷枪实弹，炮兵、装甲兵、坦克兵一起上等行为，显然是让部队开枪镇压学生运动的。这是不言而喻、每一个官兵都心知肚明的。……
7月4日，“6·4”之后整整一个月，上面正式传达了开枪的明确命令：在协助警察抓“暴徒”和围堵“通缉犯”的过程中，如群众在一百米左右，向天空开枪；在五十米左右，向地下开枪；如再接近我们，就可以直接向身体开枪。
……我们军长傅秉耀因执行戒严令不得力而被贬新疆军区，名为平调，实为暗降。据说，38军军长因拒不执行戒严令而被军事法庭判刑。……对中央为维护其专制统治而不惜血腥杀人的野蛮、惨暴行径，我也十分愤怒。虽然我未开一枪，但看到天安门广场的滩滩血迹，想到那些为全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与幸福而英勇牺牲的青年学生和无辜平民，内疚、惭愧、负罪之感常常萦绕我的心头。记得当年的6月8日，我和营部车辆管理员一同坐公共汽车到邮局想往家发封平安电报。公共汽车上的乘客都以仇恨或恐惧的眼光看着我们。到了邮局，当我们向工作人员说明想发电报时，他们又同样以冷冷的眼光藐了我们一眼，说机器坏了，不能拍，拒绝了我们。
·张爱萍七上将上书与罗点点
1989年5月21日，张爱萍、萧克、杨得志、李聚奎、叶飞、陈再道、宋时轮七位上将军联名上书，呼吁军队不能镇压民众。其书曰：
首都戒严部队指挥部并转中央军委：
鉴于当前事态极其严重，我们以老军人的名义，向你们提出如下要求：
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绝对不能制造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军队不要进城。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签名）
这封联名信送到新华社，被扣不发。次日，北京百万民众游行，七上将联名信被印成传单散发，内容变为上书中央军委、反对戒严、反对李鹏、罢免邓小平军委主席职务。七上将无人出来否认，皆保持了沉默。
七上将上书是罗点点穿针引线促成的。罗点点是大将罗瑞卿女儿，时在海军总医院任门诊部主任，反对动用军队镇压平民，故运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联络当时在世的十几位上将军，得到这七位上将军的积极反响。为此，罗点点事后被捕，囚禁一年。其母四处奔走求告，始获释。
2007年6月4日－2009、5月初稿于马德里
© 就算是深陷，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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