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解放军的1989》：逃走？（6）

【多维新闻】蔡铮《一个解放军的1989》／（续前）一天汪冬突然跑来，满脸严峻，“你知道罗马尼亚的事？军队调转了枪口！现在对军方参与‘六四’的惩罚会更重。” 没有小兵在旁。我忙问：“我是不是得跑掉？”他慌张地看了看左右，说：“你自己看著办。要快，越快越好。”说完，他匆忙离开。那天夜里他们又突然把床挪到我的床四周。我又不能单独去厕所。 第二天我出外散步，两个小兵跟著我。气氛一下紧张起来。这回我害怕了。听说罗马尼亚军方参与暴乱，推翻共产党和其政府，枪决了总统。我们的政府因此紧张起来，他们不能容忍军方有半点反叛苗头。他们要杀鸡吓猴——我就是鸡。他们可用战时特别法判我死刑并立即执行。

《一個解放軍的1989》真实记录了一个解放军现役军人在六四事件中的独特经历。

如果一纸命令下来，“对蔡铮立即就地执行枪决”，我就死了。给政委送传单可以说成是煽动反革命叛乱和在军队里制造混乱，对戒严部队说那几句话可说成是搞反革命煽动宣传。按特别时期军事法我的任一言行都够判我死刑。为了这个庞大的机器的正常运转，他们必须杀鸡吓猴。几个军人的生命在这个庞大的机器面前小如蚊蝇。我看那些法律书没半点用。 最好的办法是逃掉，可我已错失无数良机。如今，谁也救不了我。老梁不能，老康不能，没人会救我！我被拖出去枪毙，走过他们面前，没人会站出来吼叫：“你们不能处死他！他没死罪！”没人会冒丢掉自己前途的危险来说些无用的话。他们知道救不了我，只会同情地看著我，有人愤怒，有人恐惧。我会被推进一辆铁皮车，带向刑场。天啦，我真后悔没有早些跑掉。 就在那天夜里，老梁很晚才来。他脸色铁青。他的样子让我更加恐惧。我完了。他什么也没说就上床了。他可能也不知该如何安慰我。我也不愿问他，我怕问他。我得在他们把我装进铁皮车带走前逃掉。可能铁皮车明天就来了。我也有些怪老梁。他说他们会帮我，实际上那全是自欺欺人。到了时候他们都无能为力，只能自怨自责。而我却得付出生命。我也怪我自己犹豫。我那帮在理训处的朋友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他们希望我逃掉，逃出这铁笼。而如今我只得再等时机。如果逃跑时机再来，就是他们说明天会放了我我也决不等到明天。我要马上逃掉。 我一夜未睡。我听著外面。每一辆车子开过来都让我的心提起来，等车子开过去，声音去远了，我的心才放下来；可又来一辆车，我的心又提起来。我害怕那辆冲我而来的车。它就在路上。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坐在窗前看著窗外路面。一辆铁皮车在门口停了下来，持枪穿迷彩服的士兵从车上跳下来，他们戴著头盔，端著枪，穿著靴子，朝这栋楼的大门口走来。我的天黑了。我全身硬了，我动不了。他们终于来了。我不敢再看外面。我看著木头地板。只有这里裂开一条缝，让我钻进去我才能得救。地上没有裂缝。我瘫痪了。我坐在那儿，等他们来拖我出去。等了好久，没有吵嚷声，没有人进来。我再鼓起勇气偷偷看看窗外那铁皮车。怪了，那铁皮车变成了一辆吉普。车旁的人并没钢盔靴子，他们只不过是住在这栋楼里的几个军人。一会吉普开走了。好像列车从我身上碾过，我浑身酸软如泥。我慢慢捡起自己。我用手指梳了梳头，摊开手一看，手指缝里夹满一缕一缕的头发。再梳，又是满手落发。我的头发要掉光了！我不敢再梳了。 几天过去，并没人来带我走。过了些日子，看守又松懈下来。我逃跑的机会又来了，但压力又小了，我又不想逃跑。我老希望他们不至于罚我太重。我时时责怪自己：要是我最后被判处决，那全是我自己不愿冒险所致。（《一个解放军的1989》）

《一个解放军的1989》：逃走？（5）

【多维新闻】蔡铮《一个解放军的1989》／（续前）邓在提醒我给出正确回答。如果那是目的，就不是煽动反政府情绪，就不是“反革命”。我忙说，“对了，我想起来了。那天我听了政委做了关于北京形势的报告，我想他可能只听到了一个方面的消息。我碰巧有两张传单，我想让他听听另外一种声音会很有意思。就为这。” 邓忙说，“所以你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让政委听听另外一种声音？” 我说，“是呀。我觉得那很好玩，没想到这是个严重错误。要是知道，我根本不会干。我很后悔。” 他们又问了些问题。显然他们已没多大兴趣问下去。问了一会他们就叫卫兵来接我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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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许多日子，我日夜斗争：到底是跑还是不跑？打昏小兵是唯一的逃跑办法。但这对我和小兵都太危险。我只得等，等到他们警惕放松时再说。同时，我得准备为自己辩护。 如果他们判我十年，他们得找到借口。我决不再承认我干了什么错事。他们只能从我的坦白中找罪证。往政委邮箱里放传单可以说成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可是，“反革命”罪是基于意图。如果不是意在反党，反政府，反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定为“反革命”罪。我送的传单不过是几个老将军的信，他们反对戒严部队进京，还有就是别的几封告军人书，叫人认清事实，不要作历史罪人等。我已申明我的目的是要让政委听到另外一种声音。他们已接受我的解释。 另外一个借口就是我被捕时骑的那辆破自行车。他们可以说我是抢或偷了那辆自行车。在这特别时期，那是大罪名。我叫老梁给我搞了本法律书，我找到这两个罪行的基本定义。“偷”的法律定义是“以秘密手段攫取他人财物并非法拥有之”；“抢”的定义是：“在物主面前以暴力手段攫取其财物”他们要判我，得开庭审理，他们可能还会在大礼堂里公审以让更多人受教育。 他们会给我配一个“辩护律师”，辩护律师可能把证明我有罪当他的首要任务。我得自己为自己辩护，不管他们听不听。首先，我没“抢”。那破自行车的主人不在现场。其次，我也并未拥有这辆自行车，我只是用了一下那破自行车，我计划把它丢在火车站（他们会说我强辞夺理）。最重要的是，那破自行车一文不值，是个废品。你们可以把它拿出来看看（它已被当垃圾处理。他们没有物证）。一看它大家就会明白它只不过是废品。它全坏了，等著清洁工处理。它不是任何人的财产。作为废品，任何人都可对它加以利用。我想最后一点会堵住他们，让他们无法拿自行车来做文章。 日子过得很快，再也没人提审我，只有政委找我谈了次话，不是到他办公室，而是夜里到他家里。两个小兵护送我去的。我曾是政委的座上客。原来每次去他家就高谈阔论，而这回上他家我却浑身发抖，话都说不清。我骂自己没用，可我没法控制自己。我以为他要从我口里套什么。他问我理训处有多少人参加北京游行。我只重复我说过的：我与同事们到了北京就分手了。不知道他们游行没有。他问我对我的处理有什么意见。我说只求让我自由，别的处罚都无所谓。他叫我安心等著组织处理。然后让小兵来领我出去。 过了些日子，我可以绕著那房子散步了。一个小兵跟著我。过了几个月，那个小兵就只坐在门前，让我自己绕著房子走。老乡们不时给我送些好吃的，我自己也用我的津贴叫小兵们去买些零食，让杨华与我同享。因此我有了更多自由。冬天来了，我还可以在天黑后到理训处前的苹果园里去散步。有时小兵懒得跟我，我逃掉的机会很多，我却不想跑了。老乡们告诉我最新消息说他们决定劳教我三年。原来决定拉我上军事法庭，后来他们改变了主意。三年劳教是对够不上判刑的人的最重惩罚。《一个解放军的1989》。未完待续）

《一个解放军的1989》：逃走？（4）

【多维新闻】蔡铮《一个解放军的1989》／（续前）我火了。我以为他想套我，让我承认我做了根本没做的事。我也提高声调，“我根本就没砸什么车子，我怎么会说我砸了！我说的就是事实！我什么也没抵赖！” “你想翻供？” “翻什么供？我什么时候说我砸过车窗玻璃？”我问。 “你在西城分局承认砸碎了一辆汽车的玻璃！” “我根本没说这话！” 他一拳擂在桌上，“你要我们把你带回北空才承认？我们都看了你的坦白！”

《一個解放軍的1989》真实记录了一个解放军现役军人在六四事件中的独特经历。

我有点害怕。要把我带到北空拘留所，他们会用一切手段逼我招供。我四处看著。邓科长很不安。他说：“不许抵赖。做了就承认。你在西城分局承认你砸了车。”他与其说是劝我还不如说是安抚那个气急败坏的参谋。 “我从没砸过车，我也没说我砸过车！”我几乎吼起来。 “给他看他的审讯记录。” 我看著那几行，大叫起来：“这不可能！他怎么这样瞎写！我以为那个做记录的是个好人。他怎么能这样！这是个笔误!” “笔误？你读了，你签了字。我发现你很狡猾！那是不是你的签字？你还想抵赖！看来不给你点厉害你是不会承认的！”古参谋吼起来。 邓科长看看我，像是求我给个合情合理的解释，又看著古参谋，像是求他息怒。可我火了，“是我的签名。可我签名前只瞄了一眼，根本没读。那时太晚了，我筋疲力竭，一个字也看不下去！再说谁会想到他会这样瞎记！——这是瞎记！”我忽然想到那个书记叫我读，我不读，有点想讨好他的意思：我相信你，你不会出错。谁想这笨蛋会这样张冠李戴！砸了车可就不是个小罪！ “念念。”古说，“‘我用我举著的大木板打碎了车玻璃。’” 我火了。他们都盯著我。邓好像在期待著我说些什么洗清我自己，也开脱他。 我直冒汗。对“打砸抢分子”的惩罚很严厉。砸车就使我变成一个“打砸抢分子”了。有我签字的记录，我如何说清？ 我只得静下来，想了一会，说：“好。这很容易搞清楚。去问问审问我的。那个做记录的说我说了这话，再问问在场的其他人听到我说这话没有。如果他们都说我说了这话，还有办法，那就是到北大去问。有好多学生都在那儿。去问问他们见到人拿著个大板子打碎车玻璃没有。我看到有人用石头把车窗打破了，也有许多学生出来制止。请原谅我说话太冲。听人说我做了我没做的事我忍不住。我说的都是实话，要是有半点假话，你要判我多少年都随你。” 6月3号夜里北大的广播说军队开到南门来了，大家便都呼叫著往外冲，要去跟戒严部队拼命。我正在北大中文系老乡的宿舍里，听到这我一跃而起。我找不著武器，便掀开床垫，抽出最大的一块床板高呼著冲下楼去。南门没有戒严部队，只有一辆民用车，被学生围住，不知谁用石头砸了那车的玻璃，有人出来护著那车，说是自己人的。在一群乱哄哄的学生中，我这才发现我的武器是最大的。我高举著那床板，就像举著一面旗帜；很多学生拿的是脸盆，有的拿著一指长的水果刀。我举的床板是那样招眼。在场的许多学生都会证明那车子不是人用板子砸的。 “你说的都是实话？”老邓问，看著古参谋。他好像要我给出一个更满意的答覆来满足古参谋。古参谋开始来回走动。 我平静地说：“我说的全是事实。你们去一了解就会知道真相。很简单，那天根本没人用木板砸车。” “那你用石头砸了？”古又问。 “没有。那不可能。我双手举著那个大木板，腾不出手来。那么多人，我根本没法靠近那车子。” 那家伙安静了下来，“我们会调查，看你是不是撒谎。你要是撒谎，你知道结果。” 我忙说：“要是我撒谎，你们可以枪毙我。” 邓科长如释重负。 接下来他问我给政委信箱里送传单的事。古参谋问：“你为什么给政委送传单？”他还是很动感情，也许在这些同情我的人中他想逼我承认犯罪不成而有点挫折。 我告诉自己，千万不要嘴快，要三思而后说。他问这个问题干嘛？怎么回答才会没事？我半天不吭声。 “说！为什么？” 不能不吭声，我便说：“我忘了为什么。” “你比狐狸还狡猾！”他大吼一声，转向邓科长，“他想糊弄我们。我们得把他带回去审问。” 邓很不安，望著我，“你不是承认了嘛，说是为了让政委听到另外一种声音？”《一个解放军的1989》。未完待续）

《一个解放军的1989》：逃走？（3）

【多维新闻】蔡铮《一个解放军的1989》／（续前）从营房赶到火车站跑步大约需要15分钟。每半个小时就有一趟火车开过。我最好是上北行的火车。发现我不见了，他们会发紧急信号，紧急调拨人马。发信号调人马得至少半个小时，那时我可能已上了一列火车。他们紧急派出的人追到火车站又得至少20分钟；那时我坐的火车已经开走了或还停在站台。赶到火车站追捕我的人会要求所有列车停开，但地方对军方的态度使他们不会停下列车来搜查一个“军人罪犯”。 火车一开动，我就在最近的一站下车，跑到乡下哪个地方躲起来；躲几天再乘火车南下。他们追我时定会以为我会坐南行的车。被抓的概率很低。但从此我就得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我会跟家里失去联系，他们会以为我死了。老梁会受到处分，他在部队算是完了。他会原谅我，我十年的自由比他涨点薪水更重要。我可跑到哪个穷乡僻壤躲起来，等到风平浪静后再出来。我得自我囚禁。我也可以泅渡到香港。我可游七八公里。问题是如何应对冷水和边境巡逻；再或者偷越国境跑到印度或俄国或南亚小国。我体力没问题。

《一個解放軍的1989》真实记录了一个解放军现役军人在六四事件中的独特经历。

可谁知结果会如何？也许一动不如一静？屁罪没有就当个逃犯，成天提心吊胆的过下去不值。还是等吧。 第二天老邓又送来一打纸，叫我写下我在北京那几天干了什么。纸的顶端又有“被告人自白”字样。一看这几个字我就恼火：他们怎么把我当个罪犯了？我不写。老梁说保卫科没有别的公用纸，只有这个，这只是他们通用的公文纸。他这么一说，我马上想起汪冬的话。他也在帮著套我。但关在这里，我无事可做，纸笔对我是个诱惑。我只想写点什么。 吃完没事，我就坐下来写我多日来在北京的见闻遭遇。从早到晚，除了中饭歇了一会，我不停地写。我没法控制自己，我只想记录下我所见所为的一切。写时我非常激动，一时悲哀，一时愤怒。我希望读我写的东西的人能与我同感，能理解我为什么要那么说，那么做。我一气写了40页，两万多字。写完，我如释重负。只是想著我描述的还不细，明天再修补。 夜里老梁来了。我给他我的坦白书。他看了几页，然后叫小兵们去看电视。小兵都高兴地出去了。老梁摇著头，“你真幼稚。这不是写诗，不是写小说，这是坦白。他们会据你写的来判断你有罪无罪。谁也不知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全凭你说。多些自我批评。别提任何会给你带来麻烦的细节。这是决定你命运的主要文件。要严肃认真对待。重写。我没看前别给任何人看。” 他根本不看我写的东西，这让我有点失望。我以为他们都知道我说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我毫无保留地坦白了会于我有利。我问：“要是他们知道我做的，我不说，那不会‘抗拒从严’吗？”他说：“开动脑筋，用心想想。每句话，每个字都要特别当心。”他把我写的全收起来，撕成片片。然后把我带到厕所，用火机打著火，一页页地烧，烧出一屋青烟。 第二天我又重写了坦白。字写的很大，写了八页，只不到两千字。一半的篇幅是自我批评。老梁夜里回来，替我划去一些。第三天我又重写，直到它变成空洞无物的“悔过书”。里头没有我任何错误的行为或言论。老梁看过后，叫我等老邓来时交给他。 坦白书交上去后不几天，我被带到保卫科办公室。那里有两个生人。我一进去，邓科长就笑望著我。他的笑让我心安。王副科长可能是唯一认为我有罪而得判刑的，他一脸秋风。小明，一个军校刚毕业的科员，坐在桌后做记录。他冲我挤了挤眼。 邓科长指著一个上尉说：“这是古参谋，北空保卫处的。”我便走向古参谋，伸出手去跟他握手。他铁著脸，不跟我握手。我只好收回手，说：“给你们带来这么多麻烦，实在惭愧。请你们多多原谅。”老邓面露微笑，好像对我的礼貌表示赞赏。他看起来有点怕这个铁面上尉参谋，虽然他自己是个中校。邓科长又介绍另外一个参谋。我又走过去要跟他握手，他连站都没站起来。邓科长说：“他们来调查你的案子。现在请你告诉我们你在北京做了些什么。事实求是。你已经坦白了许多，我们只是确认一下，明白吗？”我说明白。他叫我坐下。 古参谋问：“你在北大门口砸碎了汽车玻璃？” 我呆了，忙说：“没有啊。根本没这回事。我看到人把车窗打碎了。” “什么？你想抵赖？”古参谋吼起来，“你在西城分局承认了。现在你胆敢抵赖？”（《一个解放军的1989》。未完待续）

《一个解放军的1989》：逃走？（2）

【多维新闻】蔡铮《一个解放军的1989》／（续前）老梁说：“我尽量陪你。有什么问题，别跟他们争，跟我讲。他们准备给你上脚镣手铐，我们费了很大劲才说服他们不用那些。那样你会受不了。我们相信你。你也要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千万别再闹出事来。你要是再闹出事来，毁了我，也毁了你老乡老康。” 我只得听他们的。老梁说的没错，他们会设法保护我。部队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的事上面知道了，他们包不住，但他们会设法将事化小。 一会老邓拿来一张纸要我签字。那是要我确认我被“监视居住”，我签名空白处前面是“被告人”三字。这三字让我紧张。他们把我当罪犯？可我只得签了字。

《一個解放軍的1989》真实记录了一个解放军现役军人在六四事件中的独特经历。

下午几个老乡赶来看我，他们不得进来，只在外面叫。杨华赶他们。招待所做饭的老乡汉平吼著，“傻X！别拿根鸡毛当令箭！你要对他不好，我要你吃屎！”杨华说：“你们搞快点。我们得听上面的。保卫科不让他见人。”红卫哈哈笑著，大叫大嚷，“你个大傻逼怎么去支持学生搞动乱！他们要推翻政府！听说你参加动乱我气坏了！把我的钱还我！我借给你让你回家，不是让去参加反革命活动！”他家跟我家只隔两里地。我说：“少废话！”他马上用红安话问：“你要什么？”我说，“给我搞点肉来！”“好！”他忙走了。一会他从窗户里递进一包猪头肉，有两三斤。他说：“要是不够，我再去搞。汉平会管你饭。”我一会吃光那块肉。 夜里汉平又来看我。他大叫著，“反革命！本来要把你关到空军拘留所，那儿满了才把你关这里。”他忽然压低声音用老家话说，“他们想判你十年。老康和院里不干，正在跟他们杠。建武看到文件。”老乡建武是政治部的小秘书。说完他又用普通话大叫，“你个害人精，毁了老康！他本来要升北空当将军的。如今你自己却当上将军了！有四个警卫！只有将军才有这么多警卫！红安两百个将军又多了一个你！” 天黑后有人敲窗，是汪冬，我处的同事。5月17我们同去天安门游行过。他老爱拿处里的头开玩笑。戒严后的一天会议室里《人民日报》上李鹏的两个眼睛被烫成了两个空洞，李鹏的样子显得滑稽可笑。汪冬说：“这是个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我们得报告！你们说呢？”我们都说应该。他便拿了报纸去找协理员。我们都跟在后面看热闹。在走廊里遇上协理员。汪冬拦住他，“我向你报告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的一桩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有人挖掉了我们总理的眼睛！瞧！”他点著报纸，“我们怎能容忍反革命分子挖掉我们国家领导人的眼睛！”协理员没上过大学，似乎有点怕年轻教员。他皱了眉，收下报纸，看了看，把报纸叠起来，说：“别嚷！我们调查一下。”汪冬却严肃地大叫：“这是犯罪！要揪出罪犯！得把这事报告总理：空军有人挖了他的眼睛！”协理员有些烦，“好了！我们知道了！谢谢你报告！”我们也都装出正经严肃样子。5月20号我往政委邮箱里丢传单，夜里协理员带我去保卫科“交代”问题，汪冬就跟在后面。协理员停下来，“你跟在我后面干嘛？回去！”汪冬只得走开，走开时他丢了一句：“协理员，对他好点。

别跳高了！” 我走近窗户，他低声说：“谁也别信。你想好了，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看我的小兵一过来，他就瞎说几句，骑车走了。 他暗示我跑掉？汪冬大概是我们相好的几个年轻人的代表。“谁也别信。”意即连老梁也别信。他们有可能用老梁来拴住我。大家只关心自己的前途。当官的会断你一条腿来护住自己一根小指头。我们都是八十年代后大学里出来的。老梁他们可能认为我们年轻幼稚，缺乏见识，稀稀拉拉。我们却认为他们没读过什么书，不配当头。我却愿意相信老梁，因为他自己也写作并发表作品。尽管他没上过大学，比我大十来岁，我们也很谈得来。他比处里的别的头们更接近我们。汪冬的话让我有些惊心。他们都有自己的算盘。“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他们了解我，他们知道如面临失去自由或生命的危险我会设法逃脱。他们希望我早早逃掉，他们更清楚我呆在这里的结果。 夜里，他们把我的床放正中，三张床围著我的床。一张床挡住门。三个小兵轮流值班坐在那床上。谁要出门都得把床挪开。这是多日来我第一次睡到床上。床垫柔软，床单发出皂香。我无法入睡，只躺在床上装睡。 如果他们们只关我三年，我认了，我该不该受此惩罚无关紧要。三年后我28。问题是我脾气不好。关我长了，我怕我管不住自己。我随时可能大发雷霆，动手打人。判我三年，打几仗，刑期会因此延长；刑期越长，我越可能打架生事。这么一来我就得坐穿牢底。如果我能控制自己就好了，三年就是三年。要是他们判我10年，出来34，半辈子就完了。没门。关哪儿我都得逃跑。只要我想逃跑，哪个监狱也关我不住。 我该现在跑掉还是呆下来等著宣判，如果刑期太长，再从监狱里跑掉？三四里外就有个火车站。要跑，最好时机是夜里小兵带我上厕所时。厕所在这栋楼的尽头，我到厕所时卫兵会跟进去。趁他不备，一横勾拳勾在他太阳穴上，把他打昏。不能弄出一点声音。从厕所的窗户跳出去。但把卫兵打昏是真正的犯罪。下手重了还会把他打死。把他打死了就是我跑掉获得了自由也会终生负罪。我的自由与生命并不比一个小兵的生命更重要。我一拳下去，很难说只把他打昏而不致命。但击打头部是唯一让他们昏倒的办法。（《一个解放军的1989》。未完待续）

《一个解放军的1989》：逃走？（1）

【多维新闻】蔡铮《一个解放军的1989》／（续前）一天，门开了，看守把著门叫，“蔡铮，收拾东西！”像被电了一下，我浑身哆嗦起来。提审？转监？大家都望著我。小林把我的毛巾和裤衩递给我，“快！快！”看守催著。我手忙脚乱。我抱起衣服慌忙跟著出了门，没顾得上跟狱友道别。 看守一出门就说，“你可以回家了。”我有点糊涂：“回家”什么意思？我哆嗦得更厉害。我一手拎裤子，一手抱东西；裤子一会掉下去，我忙哈腰去提起裤子，可毛巾又掉下去；我哈腰捡起毛巾，裤子又垮了下去。看守帮忙给我捡起东西。我被带到一个审讯室。我看到身著上校制服的协理员。我喜得发抖，话都说不清了，“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他的眉头皱著，“别说那，回家吧。”他的冷淡让我不安。这回我是真要回家了。回家，部队是我的家。

《一個解放軍的1989》真实记录了一个解放军现役军人在六四事件中的独特经历。

他们叫我在一张纸上签字。那个审问我时面目和善的书记员冲我笑著。在审问我时只他还像个人。签完字，我伸出手来跟他握手，他有点吃惊，犹豫一下上前一步跟我握手。我紧握著他的手说，“谢谢你。”他只是以和善的微笑作答。协理员也签了字，为我付了12块钱的伙食费——一天一块。 我跟著协理员和一个看守走出看守所。阳光耀眼。一辆军用吉普停在门外。司机为我开了门。我上了车才发现教研室主任老梁也坐在里头。他满脸怜惜悲伤。保卫科长也坐在里头。老梁让我坐到中间。一会吉普开动了。我看了看看守所，那墙是黑青砖砌的，有十米来高，门边一个石雕般的武警战士抱支冲锋枪站著。 老梁递给我一支烟，问，“他们打你了？”我说，“还好。”他把我的皮带递给我。我把皮带穿到裤腰上。他哈腰去给我穿上皮鞋鞋带，给我系上鞋。“这是怎么弄的？”他看著我的脚腕。深深切入的紫色疤痕好像脚铐。“他们用绳子勒的。”他摇摇头，说：“我们当夜就知道你被抓了。院方马上催空军去要人；空军要北京公安局放人，他们不放。后来直找到总参。别担心，会过去的。”我说：“给你们添麻烦了实在不好意思。”他说：“我们就不该让你离队。听说你还活著，没伤筋动骨，我们就很高兴！” 好一会，我的哆嗦才缓和下来。我开始对老梁讲我的见闻。我有太多要说的，我无法自控。老梁突然打断我，“别说了，回去再说吧。”他突然生硬的语调让我发懵。我只得住嘴。 吉普出了北京，开在北方平原上。路边田里的玉米刚放倒，农民正烧玉米杆，路两边升起一缕缕青烟。田地尽头的天空晶蓝晶蓝的。阳光静静地流淌在刚收割过的黄黄的大地上。这景色让我感动，让我平静。我又自由了！我会被赶出部队。我将拥有这田地，拥有这阳光，拥有这蓝天。我能在这无边无际的大地上从南走到北，从东走到西，我要上哪儿上哪儿！我是我自己的主人。活著就是奇迹，自由是奇迹之外的奇迹，我不再需要什么奇迹。再也没有时间叹息，再也没有时间哭泣。我得用所有时间来享用生命，用每一秒钟来完成我的使命。从此我要享受我能享受的一切：这新鲜空气，这晶蓝的天空，这无尽的原野。——我得先找个好餐馆，大吃大喝一气！
吉普开近部队营房。高大的白杨清凉的树影，红红的砖墙和穿著制服走在路上的士兵都让我激动。吉普停在一栋平房前。他们叫我下来。三个小兵走过来。看到小兵，我呆了，忽然想哭。我感到嘴里发苦，两脚发软——我没有自由。我不想下去，可我只得走下来。保卫科长叫我把皮带和鞋带解下来给他。我站著不动。老梁说：“我们先进屋吧。”我跟他们走进一间屋子。失望和悲哀让我想哭。老邓说：“我们得把你留在这里一段时间。请把皮带和鞋带解下来给我。”——他们还要把我当犯人看。我只感到腹中绞痛。我以为我拥有了自由，他们解救了我；我空欢喜了一场。我刚有了享用自由的美梦，他们就把自由从我手里收回去了。 屋里有五张床。一个小兵指著角落里的一张，“这是你的。”我呆立著，拒绝解裤带和鞋带。保卫科长又重复一遍他的要求。老梁说，“把裤带给他吧。没事的。我会在这里陪你。”我只得解下裤带。一个小兵蹲下去解我的鞋带。 老邓说：“从现在开始，你就住这里。他们负责看管你。你得服从管理。过会我来看你。”他带著我的裤带，鞋带和自由离开了。三个小兵站在我身边。 老梁叫我在床上坐下，说：“我们只得这么做。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会尽力保你。你千万别再干傻事，如逃跑呀什么的。要是你逃跑，那会把事情弄得更糟；那我们想帮你也难了。你要知道那样的后果。我是主任，可我现在是把你当朋友看。他们把我安排在这里，也是相信我们关系不错。我知道你重义气。我的命运由你决定。你跑了，我就完了。请相信我，耐心点，会有个圆满结果的。静下心来，悠著点，等著，千万别胡来。”我只有点头。他接著介绍三个小兵。 看守我的三个小兵中的杨华我认识。他跟我同年进来，江西的。他是小队长。老梁说完，他就站直了，正儿八经地说，“我们得服从命令。你一举一动得听我们的。除了上厕所，你不能出屋。上厕所要先请示，我们陪你去。要什么别的，跟我们说。”另两个只微微笑著。一个是云南来的圆脸小个，另外一个是东北来的大个子。（《一个解放军的1989》。未完待续）

李海——争取民主的社会活动家，不懈的人权捍卫者

李海——争取民主的社会活动家，不懈的人权捍卫者

王金波

   一个力图让中国被人类当代文明接纳的运动，已经持续了至少30年。这个运动，被命名为民主运动（简称民运）。被吸引到这个运动中的诸多优秀人物中，李海是极具象征性意义的一个。

   李海，男，河北获鹿（今鹿泉）人，1954年5月2日生于北京，中国争取民主的社会活动家，不懈的人权捍卫者。

   1961年，李海开始在北京市西城区兵马司小学读书。1970年，李海在北京市四十二中学读完初中。因当时已不设高中，李海无法继续读书，被分配到北京北郊的南湖渠砖厂当工人，在那儿一干就是8年。这期间，李海曾打算就这么过一辈子，并且深信当局的教育，愿意“献身国家建设”。

   1978年恢复高考，李海的命运发生巨大转折。这一年，已24岁的他考上了南京大学哲学系。

   李海为什么放弃家乡北京，去外地读大学呢？原因一是他非常渴望去远方看看，二是外地学校更容易考上。外地去哪儿呢？就去南京吧，那儿是他母亲的故乡，有很多亲人。

   文革结束后，中国当局重提“建设四化”的口号，掀起了一股经济建设的热潮。所以，李海填报了南京大学的经济系。但想不到，南大哲学系没招满，从别的系调过去一些，李海鬼使神差读了哲学。

   在李海的南京4年大学期间，中国发生了很多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比如：邓小平正式执掌中国最高权力，开始了名为“改革开放”的时代；民主墙运动以及后来对它的全国大镇压。其中，1978年被中国官方和民间反对派运动（民运）不约而同视为某种意义上的“元年”：中国官方至今仍把这一年底的中共11届3中全会视为1949年后仅次于中共建政的第二大政治事件，也有人称之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元年；民运则把这一年底开始的民主墙运动视为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正式开端。而李海，则跟后者发生了联系，并越走越深，直至成为其中一个极具象征性意义的人物。

   因为当时人们关心政治的风气，李海在南京读书期间，主动跟文革期间被关、在南京颇有名气的徐水良接触。民主墙运动兴起后，李海去上海、杭州等地考查，与当地的民运人士接触、交谈，寒假期间回到北京，也去民刊拜访。就这样，他和傅申奇、朱虞夫、刘念春等人相识并通信联系。徐水良、傅申奇、刘念春后来在坐过多年牢后流亡美国，朱虞夫后来因参与中国民主党的筹组活动两度入狱。

   1979年到1981年之间，民主墙运动被镇压。接着，它的支持者也都被排查，人人过关。南京市公安局的警察也多次把李海叫到南大哲学系办公室，要他交代跟那些民运人士交往的情况，被李海坚决拒绝。李海非常反感对于那么多正直的人所做的这种全国性的无理镇压，他说：“你们不是要整人吗？整吧，大不了我回砖厂当工人。”此事最后也只好不了了之。

   此后不久，李海在南大另外两个学生的支持下主持创办了一个以民主为主题的沙龙，吸引了三四十名学生，包括后来的南京邮电学院图书馆管理员、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樊百华，和后来两度入狱、刑期累计22年的著名社会活动家、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杨天水。这个沙龙一直存在到李海毕业以后。它引起了南大校方的注意和调查——也许正是因此，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同学们大都分到了他们向往的党政机关，而唯独李海被分配到了院校——北京中医学院（现在叫北京中医药大学）社科部教哲学。不过幸运的是，李海恰恰不喜欢机关而向往去学校教书。

   但李海一直不适应这个学校的人际关系，因为他不会讨好别人，不善于与单位领导做日常情感上的沟通。1986年底那次学潮，李海没有参加，仅是去了一次天安门广场，看到了学生游行和警察对他们的驱散、抓捕。胡耀邦下台后，全国开始清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李海也受到株连。经过到南京大学外调之后，1987年4月17日，在担任教师很快就将满5年、有资格评为讲师之际，北京中医学院社科部的领导告诉李海，要停止他的讲课，因为他不适合。至于为什么不适合讲课，双方心知肚明——“政治思想”有问题。李海提出要求考研。领导同意了，让李海可以不坐班，准备考研，但如果考不上就要从此调到学校图书馆上班。就这样，李海在1988年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硕士研究生。

   上北大以后，李海曾经去观看过民主沙龙的活动并知道了王丹。胡耀邦的逝世引发学潮，李海立即投身其中，参加了王丹组织的到胡耀邦家吊唁、当夜天安门广场的游行和人民大会堂的请愿，之后他热情地投身到每一次活动中。4月19日，在警察殴打学生的新华门事件中，李海也是被殴打者之一。5月初，李海担任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外联部长，做了大量组织、联络和其他工作。

   “六四”镇压后，李海由于在北大门口以学生领袖的身份救过无辜的过路军人的性命，成为少数被允许继续读书的学生领袖之一。但李海的心底蕴藏着巨大的悲愤，他已决心献身于中国的民主事业。1989年11月，李海与康玉春（曾在李海任教的北京中医学院读书，后来获得中医硕士学位）、陈青林（原中国气象学院学生）等5人组成民主工作小组，并在此小组支持下，于1990年初夏开始进行全国性的联络活动。

   同时，1990年初，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的学生柳向前来北京找到李海和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的纠察队长彭嵘，策划在清明节联合举行纪念“六四”的活动。在清明节前的深夜，彭嵘评估形势后，临时决定中止已经准备好的活动。1990年5月的整整一个月，李海到外地跑了22个城市，在其中10多个城市找到了当地大学漏网的学生领袖。李海这么做，是为了试图重新建立起因高压而失去了联系的各地分散的民主力量之间的联系。在回到北京后，6月1日，李海因纪念“六四”的活动被捕。此前柳向前已被捕，彭嵘、李海和另一个北大学生曾广利也随后入狱。

   这是李海第一次坐牢。20年后，李海使用了这样一组词汇来描述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的这段经历：“吃不饱，挤，没有医疗，打人，疥疮，极为恐惧，不知道能否活着出来”。曾被牢头狱霸打过两次。每天两顿饭，每顿饭是两个很小的玉米面窝头。很快瘦得皮包骨头。1990年9月，李海被北大开除学籍。因被捕前一个月李海的行踪当局毫不知情，这反而减轻了李海的“罪状”，致使12月27日李海被解除收审、释放回家。同时曾广利也获释。柳向前、彭嵘两人则获得2年左右的刑期。

   在家休息5个月后，1991年6月，李海再次开始了全国性的联络活动。随后，曾经支持他进行全国性联络活动的民主工作小组成员康玉春、陈青林等人，与北京语言学院讲师胡石根、原民主墙运动民刊《探索》的成员刘京生等人开始了秘密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和中国自由工会筹备委员会的活动。回京后，李海与他们一道推进当时北京的民主运动。1992年5月胡石根、康玉春、刘京生等人被捕入狱后，李海联系了中国人权和大赦国际等国际人权组织对胡石根等人实施救援。

   此后，李海继续致力于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和帮助因“六四”被捕的人士，行踪遍及全国，构成了“六四”之后最初的全国性民主运动网络。1999年，我把浙江朋友给我的一份全国民运人士通讯录拿给一位曾跟李海非常熟悉的山东朋友看，这位朋友感慨地说：“这个通讯录的基础就是当年李海搜集整理的名单啊。”

   1993年，李海开始在北京各高校串联，搜集因“六四”被捕判刑、关押于各监狱的北京市民资料，并把中国人权等国际人权组织的人道帮助送到这些人及其家属手中。这个有700人左右的名单后来被送到海外公布，引起中国当局的极大愤怒，成为李海后来坐牢的直接和最大的原因。当时，除个别人外，这个名单上的人都仍活在世上，而且绝大多数在坐牢。“六四”最大的受害者有两种：死难者（及伤残者），入狱者。李海搜集的这个名单跟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丁子霖等人搜集的“六四”死难者名单的性质是一样的，都起到了还原真相的作用。如果说死难者家属搜集他们的名单的动力在于他们跟死难者之间有着血缘关系，那么，与那些市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李海搜集那个名单的动力是什么呢？是为了还原真相吗？李海对此予以否认。他说：“不是为了还原真相，只是为了解救他们。他们是在为我们而坐牢。还原真相只是为了改善他们的处境。这是我作为一名所谓学生领袖的责任，我不能看着他们为我们受苦而无动于衷。”我问他，你说的责任是指什么？他说：“是当时的因果关系给我的责任。运动是学生发起的，市民只是支持者，但他们却遭受了多得多的苦难，并且他们的遭遇几乎不为外界所知。我希望通过外界的关注，他们能早日获释，他们的家庭能早日过上正常生活。”

   1993年11月，李海参与了由秦永敏组织的和平宪章活动。秦永敏后来因参与筹组中国民主党被判刑12年，今年应刑满出狱，并已成为累计坐牢时间最长的知名民运人士。

   1995年5月31日，早已成为警方眼中钉的李海，终于落入警方设下的圈套，第二次被捕入狱。1996年12月22日，李海被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以“刺探国家秘密”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9年。李海提出上诉，被驳回并维持原判。1997年4月，李海被送到北京市转运站。6月3日，李海被从转运站送到北京良乡监狱服刑，在那里度过7年。

   至此，因为上述独到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已经入狱的李海成为当代中国民主运动极具象征性意义的人物之一。

   2004年5月30日，李海刑满出狱。9年的牢狱生活，使李海身体和精神受到明显损害。监狱不允许运动，李海身体不能得到锻炼，精力和记忆力明显减退。但由于舍不得花钱和耽误时间，他出狱后一直没去医院做全面体检。

   出狱不久，李海参与了北京民运人士赵昕主导的20余次人权声援和抗议活动，包括对赵紫阳逝世的纪念、对维权人士胡佳被殴打和非法拘禁的抗议，以及对齐志勇等“六四”伤残人士的支持等等。2005年底，李海和刘京生、刘荻等人一起组团去成都慰问被打伤住院的赵昕。

   随后，李海与当时所有活跃的维权力量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建立了联系与合作，包括泛蓝联盟、自由中国论坛网友、伤残人士群体、政治案件的出狱者、家庭教会及国内各地的民运人士们，特别是与刘晓波、高智晟、胡佳、郭飞熊、范亚峰、侯文卓、莫之许、滕彪等民运人士、维权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密切合作，同时深入关注和触及访民情况。可以说，联系和参与的维权事务的广泛程度，能跟李海相提并论的人是屈指可数的。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警方不断的非法剥夺自由的状况下进行的。在高智晟事件中，李海支持并参与他的抗议和绝食等各项活动，特别是一同前往山东临沂声援当地维权人士陈光诚，并因此而在2006年底被连续软禁4个半月。此后李海配合北京仁之泉工作室主任侯文卓从事了大量的人权工作，并继续协助胡佳为高智晟的遭遇进行呼吁，参与胡佳等人对访民和艾滋病患者等的救助活动。2007年底，李海两度顶着重重压力参与“八九”民运的领袖人物之一包遵信的悼念活动。他的特别的工作风格是注重实效、避免空名，默默无闻地去做一切需要的事情。

 2008年初，李海参与了刘晓波等人发起的对胡佳的呼吁和救援。从这一年起，李海把注意力转向为访民服务方面。尽管警方长时间以奥运名义保持高压态势，李海仍不遗余力地组织有关人士为访民做具体保障工作，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对维权事务的报道活动。为此，李海在2008年6月特别被以黄丝带活动的借口绑架审查17天。此外，李海还与人权活动人士孙立勇等人合作参与对“六四暴徒”和政治入狱者的帮助。2008年底，李海成为《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人。2009年起，李海与国内活跃的维权人士刘德军、刘沙沙、王荔蕻、妙觉慈智、王译等人通力合作，深层参与了一些事件的援助，如刘沙沙被拘禁绝食案、张怀阳劳教案、罗永泉劳教案等。此外，李海还积极参与了国际社会对《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刘晓波的营救。
   李海认为，国内的这些民运和维权活动，能够推动这个社会可能好起来，减少那些本来就不该有的东西。
   2010年2月，刘晓波被当局判刑11年的判决生效。与此同时，刘晓波被图图主教、达赖喇嘛等诺贝尔和平奖往届得主和众多国际知名人士提名为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作为刘晓波的同路人和战友，李海认为，假如刘晓波能获得这个奖，将会给予推动中国政治进步的整个民主力量以巨大的鼓舞。
   当前，中国民运和维权人士的人权状况大幅后退，当局的政治迫害更加肆无忌惮。李海认为，如果没有现实力量的推动，这种状况不可能改善。为了这种改善，李海将继续无怨无悔、坚持不懈地从事着他为之献身的民运和维权活动。尽管，他因此被当局不断地用软禁、绑架等方式进行骚扰、迫害，一直无法恢复正常的生活。
   2010年3月4日-11日
   《议报》2010年3月13日
   http://www.chinaeweekly.com/FileView.aspx?FileIdq=202
(李海——争取民主的社会活动家，不懈的人权捍卫者 全文完博

《一个解放军的1989》：政治犯（4）

《一个解放军的1989》：政治犯（4）

蔡铮 《一個解放軍的1989》／
（续前）一天夜里进来一个蓬头的小伙子。他的头发烫得向四面八方蓬起。他推进来后就一直号哭。一会他又被带了出去，门开了一会，外面闪光灯闪耀不断，吼声叫声一片。一会他又被推了进来。他哭得凄惨。大胡子厉声喝叫：“再哭就用毛巾塞你！”他便低声抽泣。他坐到我旁边，我安慰他，“没事。我们都一样，有谁哭？看看他，”我指著王连举，“他就要枪毙，可他天天照乐。你干吗这样？”他哭著说：“我担心我爸。我17了。毙了我，20年后我又是一条好汉。我担心我爸爸。”他突然打住哭，斩钉截铁地自言自语：“就是！20年后我又是一条好汉！”这话激励了他，他揩干泪，说他进来是因为藏了一支捡来的半自动步枪。
我说：“你还没满18？”他说他刚过16岁生日。我说：“我国法律规定，没满18岁的不准判死刑。”“真的！你怎么知道？”他双眼发亮。我说：“谁都知道，不信你问问。”他马上问肖振通，北京理工大机械系的一个学生。肖说：“按法律不满18岁没有死刑，可他们不按法律办。这是戒严时期。”张军又马上变了脸。转眼他就回过气来，宣誓般地说：“我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我这辈子吃喝玩乐过！北京的好馆子我都吃遍了！我不羡慕影星歌星！我不怕死！”说著他又突然哭了起来，“爸爸，我要走了，嗯，嗯。”
当夜，他睡我旁边。我问他干啥的，他说卖摊饼的，原来是让科学家教授都羡慕的干活。我问：“你赚多少？”“一天30来块。”我很吃惊。我一个三年老兵的每月津贴只有30！我说：“我出去倒愿意跟你学摊饼！你能不能教我？”他一下来劲了，一拳擂在胸上，“我包了！你住到我家去！卖摊饼小窍门可多了！我们都有自己的秘密配方，有自己的摊点。我每天早上五点去买新鲜玉米糊和豆奶，把他们放在一桶里，加上发酵粉。这里有好多窍门，放多放少随时变，热天和冷天全不一样。要估摸好，要是调错了就摊不成饼了。每天要多少玉米糊都要算好，有时得两桶…….”他滔滔不绝，讲得有滋有味。说起如何摊饼，如何卖饼，如何抢点，他兴致勃勃。他完全沉浸在教学中。他抓住我的手，发誓说要是他不死他要把他的卖摊饼的窍门全教给我，还帮我在北京搞起自己的摊子。我从没遇见如此热情澎湃的老师。他告诉我他家的地址，叫我出去一定去找他。当大胡子宣布，“不许讲话，睡觉！”话音刚落，他就打起鼾来。
一天下午，一个穿著很整洁的30岁模样的人被推了进来。他说他是开出租车的，但他白净斯文的样子更像个知识分子。他进来是因为组织工自联。他进来后竭力保持某种尊严。大胡子叫他读监规，他轻蔑地看了大胡子一眼，没有反应。大胡子吼著，“站到墙边，大声读！”他还盘腿坐那儿而不动。“你长耳朵没有？”大胡子大吼一声。他只冷冷地回看一眼。“你敢不听我的？我抽你！”大胡子捡起一只鞋，举过头顶就向工自联扑过去。工自联就像甘地的门徒，只盘腿打坐。他那安然的神气会让敏感的人望而止步。可大胡子不是那中人。眼见大胡子的鞋就要抽在工自联头上，我跳起来，哈哈笑著，一下从后箍住大胡子，“别发火！都是朋友！算了算了！别计较！”
那时，我已在政治犯中有了点地位了。我知道让他不欺负新来的政治犯的最佳对策不是用拳头，而是用笑。当然，打斗本领是决定谁是主人的关键。这屋里大家都莫名其妙地怕大胡子，也可能大家都怕惹麻烦。那时我已很了解他了，他跟我谈了许多自己的事。他也当过兵。这时如果他跟我真打起来，他们一帮人会帮他，我背后的一帮人也会帮我。而关键是我一拳就能把他打翻，尽管他又胖又壮。我也对他吹过，我练的就是徒手搏击。我一箍住他的腰，他就动不了。我哈哈大笑著，“别发火，好好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他回头看著我，然后挣扎著往前。我用力固住他，他动不了。我对工自联说：“好好说。读读嘛，朋友。我们进来都读了。”大胡子回头恶狠狠地看了看，马上又冲我笑。“要不是看在解放军的面上，我抽乱你那张狗脸！你敢跟我较劲？”工自联是不动，还轻蔑地扫了大胡子一眼。大胡子跳起来，咬牙切齿，“解放军，放开我，让我抠出他眼珠子！”我不放他， 说：“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都是兄弟。兄弟们有话好好说。”别的人也开始劝工自联去读监规，也有人上来劝大胡子息怒。大胡子骂著，唾沫四溅。我腾出一只手，把他手上的鞋夺过来防他丢过去砸工自联。然后我把他推到他的位子上。他对我说：“你瞧！你瞧那个王八羔子！他以为他是谁？狗屎！他敢违抗我的命令？” 他又转向工自联， “操你妈！我今天饶你一回。给老子念！”工自联在别人的劝说下，开始用很清亮的声音念起监规来。
小林是号子里唯一让人叫真名的。他是著名诗人郭小川的儿子。他是号子里最受欢迎的，也是唯一成天乐哈哈的。他进来是因为上班路上看到两个兵傻站在路口，他忍不住过去说：“兄弟，去找个凉快地儿歇著！”两个兵自己不肯歇，还把他抓到这里来歇著。他哈哈笑著，“我得感谢他们。我不上班，来这里跟你们闲聊他们还开我工资。我的工作没半点意思，跟大伙儿呆这儿多好玩。我就想他们让我多呆几天。”每天夜里大家就叫他讲故事，他便问，“要素的还是要荤的？”大家都要荤的。他的故事老让大家发笑。
听他的故事我会短时忘记身在何处，过一会那恐惧与焦虑又漫过来。看著屋顶，看著结实的砖墙，看著那铁栏杆挡著的小窗，我焦躁起来，感到千百根绳索在勒著我。我的神经被拉著，拉著，就要绷断。什么时候才让我出去！我在这铁笼里呆不下去！我的胸要炸！——我想狂叫！我想砸破这墙壁！——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我受不了！可我只得盘腿打坐，深呼吸，让自己安静下来，等著叫我的名字。我害怕提审，一想到提审，我就浑身发抖。我又盼著早些被提审。再一提审我，我就把我还未说的全倒出来，一吐为快，吐完他们就再也不会来麻烦我了。（ 《一個解放軍的1989》。未完待续）

明镜博客

《一个解放军的1989》：政治犯（3）

《一个解放军的1989》：政治犯（3）

蔡铮 《一個解放軍的1989》／
（续前）一会饭来了，烧军车的两膝并在一起，用两手将窝头固定在膝顶，然后低头去啃。他扭动头，从上，从左，从右，从各个可能的角度多快好省地啃那窝头。他吃时没掉半点渣。他吃得飞快，嚼得响亮，像是参加快吃比赛，眨眼就吃完。大胡子问：“谁还要？”“我！”他抢著叫。大胡子说：“操你大爷，要死的人，撑那么多干嘛！”他咧嘴笑笑。大胡子递给他一个窝头。他接过来又飞快地啃起来。
他没法喝汤，他没法把汤碗平放在膝上。我帮他扶著碗。他把嘴埋到汤里，快速喝起来，喝得咕咕发响。
他叫王连举。王连举是《红灯记》中的叛徒。我们只叫他“烧车的”。
一天进来一个白痴。他一进来就蹲在门边地上，惊恐地看著我们。他紧抱著自己的衣服，一动不动。他满头满脸满身都脏污至极，像是刚从垃圾桶里或煤坑里爬出来的。他浑身发出熏人的臭气。他一进来很多人就都捂上鼻子。他可能是个讨饭的。黄得发绿的鼻涕双双流下来。他的头歪向一边，嘴半开著，可以看到要掉出来的舌头。一双惊恐的眼就那样惊恐地张著，眼珠一动不动，眼睛也一眨不眨——好像他不会眨眼，很显然是个痴呆。他又瘦又矮。看起来20出头。
“过来！”大胡子吼著。他不动，只是慢慢地扭了扭头。“穿上衣服！”他还是没动。大胡子跳过去，一脚踢在他屁股上。他还是没动，只是慢慢地扭头望上，满眼惊恐。“白痴，你犯啥事了？”没有回应。“哪儿的？”终于白痴发话了，一字一顿，“刘，庄。”大家一阵哄笑。“刘庄在哪？”“不知道。”“你多大？”“不知道。”鼻涕流下来，他也不擦擦，还紧抱著他的衣服，像是怕人抢去。“干啥的？”“做鞋的。”小林笑起来，“我们同行。我也是做鞋（作协）的。”我们都忍不住笑。
白痴刚蹲在地上套上裤子，就发出一声屁响。他脸扭成一团。“巴，拉巴。”他傻呆呆地嘟哝著。
“拉裤裆里！这是规矩！”大胡子吼著。他可怜巴巴地仰望著。“没长耳朵？拉裤裆里！这屋里不许拉屎！”白痴蹲下，褪掉裤子，露出屁股。大胡子慌忙大叫：“穿上裤子，拉裤裆里！”他只好提起裤子，蹲下。我刚想说话，只听噗的一声！所有人都蒙上嘴鼻。拉完，他还蹲在那儿不动，像要孵蛋。大胡子吼著，“把裤子脱下来洗洗！”指导员连连摇头，“这样的人也往里抓？”白痴挪到便坑边，脱下裤子去洗。洗完指导员让他坐到他右边，对他特别照顾。我们都叫他白痴。
他确实是个白痴。他的头总是歪著。他只能发一两个简单字音，说话就像两三岁小孩。后来指导员从看守那儿打听到他们不管怎么打他，他都说不出他的家庭住址，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哭腔，他的一举一动，他不断流出来的浓鼻涕都表明他是个白痴。他老不知如何是好。拿到窝头他只呆看著。指导员说，“吃。”他咧嘴一笑，才开咬。大胡子一对他吆喝，他就尖声号哭，全身缩作一团，眼泪直淌，口水和鼻涕齐流。他自哭自个的，哭得像个小娃娃，根本不管还有旁人。他一哭，指导员就来安慰他，好一会他才慢慢止住哭。白痴只被提审了一回就再也没人来找他。指导员叫他等著回家。
每天晚上我们有两个小时的娱乐时间。号子里有一副扑克牌和一副象棋。娱乐时间一到，大胡子就高声宣布：“娱乐时间到了。打扑克的举手！”打扑克是最好的娱乐。大家都想参加。我想忘却焦虑，便决定下象棋。“谁想下棋？”只有白痴没人要。他拿起象棋，坐在地板上朝我磨过来，黄鼻涕吊得老长。见他要跟我下棋，我浑身起鸡皮疙瘩。下象棋要脑子，跟他下不太掉价！见他挪过来，我就说我不想下了。他死盯著我。他的目光让我害怕——目光里充满愤怒！
他爬过来，紧捏著我的胳膊，用棋盘盒子戳著我，逼视著我，仿佛说：不下我跟你没完！我只好坐下来。他把棋盘铺开，把棋子一个个摆放好，望著我。我说，“你先走。”我懒得望他，心想用脚就够了，走完了事。他却不动，只死死盯著我。我只得先走。他仍不吭一声，歪著头，慢慢地挪著棋子。走了几著，我就感大势不妙：他的棋子过河将起我的军来。我忙设法防护，可已晚了。一会我就没棋走了。
我不想下，他却不挪窝，又默默地把所有棋子重新摆好，歪头盯著我，还眨巴了一下眼睛。这一眨巴吓坏了我，就像个石像伸手摸了我一下。他直盯盯的眼光逼我再下。我想刚才是我无心下，这回用点心吧。我一下手就拿出我学的最厉害的几招。可我的棋子一落地，他的棋子就跟过来制住我，让我没法前进。他防得无缝可入。一会他就开始过河，开始将我的军。他的进攻环环紧扣，我不得不左支右挡。我正忙著防守，刚挪了几步，拿起棋子要放下时，他脸上浮起一丝怪笑，然后轻蔑地看著我。我忽然明白我没子走了。怪了！再来！可一如继往，几著下来我就被将死了。我不得不承认我不是他的对手。他眯缝著眼看著我，脸上有一丝偷偷的得意。我只好冲他笑。我忽然想如果他是个白痴，他肯定是个比我聪明的白痴。（ 《一個解放軍的1989》。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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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解放军的1989》：政治犯（1）

《一个解放军的1989》：政治犯（1）

蔡铮 《一個解放軍的1989》／他们把人像赶羊一样赶进来。每过一会，门就开了，几个人像鸭子般丢了进来。一个学生进来是因为他在宿舍楼前喊了声“打倒李鹏！” 一个是捡了个催泪弹藏家里了。他老娘也同时被抓被打，他看不过眼就跟当兵的理论，当兵的把他打烂了。他脸上见不到眼，见不到嘴，见不到鼻子，全是鼓起吊著的乌紫肉泡泡。我不知他怎么还能喘气，发声，进食。他喘气时发出啸声，像强风吹过窟窿。他言语不清，却还大骂不止：“这些牲口！都不是人养的！”
一个瘸腿的黑瘦汉子，一只残废的手勾在胸前，身子歪向一边，根本站不直，只能像摇船样一摇一摇地向前挪动。他进来是因为帮忙推军车。“你怎么推？”大胡子哈哈笑，歪著身子，一只脚勾著，像只断腿的鸡，向前拱著身子，拱了几下，歪在地上，“你就这样推军车？”他学瘸子推车的样子很滑稽，许多人哄笑起来，那个瘸子自己也笑了。
一个北京理工大数学系的研究生正赶去新单位报到，他朝站在路边的戒严军人做了个鬼脸。他们马上揪住他，打了一顿，把他抓起来了。他不断地摇头自责，“我真傻。我的工作怕保不住了。报到期限是七一。但愿他们延长报到日期。我真犯昏！”
一天一个小孩被丢进来，他光身进来，满脸恐怖疑惑。“你怎么进来的？”大胡子抓起他的短裤让他没什么遮羞。他蹲到地下让人看不到他的小鸡鸡，可他那又白又嫩的屁股翘了起来。大胡子哈腰在他屁股上拍了一下，拍出一声尖叫，像杀了他一刀。大胡子命令，“站直了！”他站了起来，满眼恐怖，双手紧护著小鸡鸡，好像防人抓走它。“手举起来，立正！”听到这命令，他满眼惊恐，环顾四周，好像要找人救命或问人该怎么办。没人吭声。他突然哭了起来，把手慢慢举起来。许多人都笑起来。他的下鸡鸡缩得像个小肉丁，那地方平平白白没一根毛。大胡子也偷偷笑了。他把衣服扔下，又命令，“不许哭！”小孩就一声不发了。
“你怎么进来的？”大胡子语气温和下来。小孩说他是天安门敢死队的。“你是敢死队的？”大胡子掐了一下他肚子上的白肉，小家伙又发出挨刀般的尖叫。“这点痛都怕，还当敢死队员？”大家又都笑了。
大胡子细细盘问，一会小孩就说了他的来历：他还在上初中，是背著父母从山东来的。他一来就到天安门加入了敢死队，得了一百块钱。他只15岁。
指导员叹了口气，叫他挨他坐下。“别怕，不会枪毙的。”大胡子问：“饿不？”他连连点头。大胡子说：“你这么多肉，要饿饿减肥。”可他还是从床板下拖出那布包，摸出一个窝头递过去。小孩接了，疑惑地盯著窝头，一脸哭像。他也许以为大胡子拿这东西耍他。大胡子大声说：“吃！没毒！”小孩这才慢慢把窝头放到嘴边，开始咬了一点点，嚼起来。咬了几下后，他就快嚼起来，两手紧抓著那窝头，像是防人抢去。大胡子说，“他真是饿了。”指导员也满眼怜悯。
小孩很快吃完窝头，吃完他就在地板上找掉下来的渣渣。他用指头沾起渣渣，抬头看了看大家，犹豫了一会才把渣渣按到嘴里。“还饿？”指导员问。小孩连忙点头，一边舔著嘴唇。“没有了。等开饭再吃。”他便在指导员旁边躺下，眼睁得大大的。转眼功夫，眼就合上了，打起鼾来。
有一个军人模样的让我们迷惑不解。他被丢进来时手和脚被个丁字形的大铁链连锁著。他穿著白衬衣和黄军裤，看衣著他是个当兵的。他很壮实，皮肤红黑。左脚膝盖以下肿得老大。膝盖下三寸地方有一个小窟窿，血从那红黑的窟窿里渗出来。他被丢在水泥地上歪倒著，他就那样歪倒著一动不动。我们把他拖到靠墙坐直，他一会就又歪向一边，溜倒在水泥地上。他的眼眯缝著，一眨不眨。那眼神让人害怕。他是不是个精神病人？只有疯子才有那样的眼神。有时好像他也试图把眼睁大一点，可他睁不开。血水从他口里流出来，直流到地上，他也不吸吸。
大胡子问，“你怎么进来的？”
那人没半点反应。大胡子吼叫：“说，怎么进来的？”那人要么是蔑视，要么是太累无力应声，反正没半点反应。大胡子踢了他一脚。那人一动没动，眼还是那么半闭著，没有半点反应。大胡子抬起脚还要踢，可他突然停住，“是个白痴。”
大胡子过来问我：“解放军， 你看他是不是个当兵的？”
（ 《一個解放軍的1989》。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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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解放军的1989》：政治犯（2）

《一个解放军的1989》：政治犯（2）

蔡铮 《一個解放軍的1989》／ （续前）这人的头发平短，那是典型的军人发型。他的白衬衫是纯棉的，但一年前我们已经不发纯棉衬衣。我们是空军，陆军我不得而知。他的黄裤子是军裤无疑。他肌肉发达。从衣著和样子看他是军人。但百姓也穿军衣。鞋帽腰带很关键。他赤脚没帽。我们的腰带都是特制，上有番号，但腰带都被没收了。他也可能是个农民，他的肤色显示他来自西北。农民不会来北京革命，这么看他该是个当兵的。如果他是个当兵的，他应该很有文化，可他的样子就像个白痴。他那白痴样是被打的结果还是他意志坚强，特能自控的结果？
我没法确定他是否军人。大胡子很光火，对那人大叫：“你不说我们就饿死你！”我看著那人。他眼里仿佛有股轻蔑，回应只是更多的口水流出来。大胡子又抬起脚要踢他，可那脚没踢下去。那红肉翻转的伤口和血水肯定也吓住了大胡子。
大胡子又问我他脚上的伤是否枪伤。我没法判断。那个窟窿可能是子弹打的， 也可能是刺刀捅的。挨近了看它更像子弹穿的。我奇怪他们为何不做包扎？他们怎么能让那伤口敞著？未必他们觉得他马上要被枪毙，没必要费那个手脚？或者他们要给他取出子弹，包扎会使手术更难？
我想既然到了这里，他必定还有神智。我太想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我相信我能赢得他的信任。我也是个当兵的，他也许会信任我而告诉我他的秘密。饭来时我主动去喂他。我替他难过。他很可能跟我一样只是个老实军人。他太直太爱逞英雄。他们弄残了他的脑子，他没知觉意识。我想喂他，我一人没法弄。他得坐直。我叫人帮忙。我们把他扶起靠墙坐著。我用勺子把那咸汤往他口里送。我叫他张嘴。他不张。我看著他。他眼里的光很怪，像死人的，没有半点活人气——这就是国安局说的“植物人”？我不敢看他的眼。我只求他张嘴，他没反应。我把勺子塞到他嘴唇里，他的牙齿挡住了去路。我说：“朋友，吃点东西。你要吃东西。”没有反应。他看到了我吗？他没动嘴，也许他控制不了自己，不能让嘴张开？还是他根本就没听到我，没看到我？也可能他对大家失去信任。我说：“你也是当兵的？陆军的？我也是当兵的，空军。”他好像根本没听到我说话。他脸上仿佛流露出一股轻蔑，那轻蔑样很傻气，让人觉得他是个精神病或白痴。我没法喂进什么，东西都流出来了。小林，诗人郭小川的儿子代我来喂，搞了半天，他也没法让他开口。
他脚上那窟窿上下越肿越大。整个脚变紫变黑。他的那只脚恐怕是丢了，他的命也可能因那个窟窿完蛋。我叫大胡子通知监方治他的脚——大胡子常去跟看守谈话，他可以反映问题。可一直没人管他。
一天看守送人进来，大胡子问这个家伙犯了什么事，看守在他头上敲了一下，“不当问的不问！”大胡子做了个鬼脸。那个神秘犯人呆了三天。三天里他滴水未进，也一声未吭。谁也不知他是谁，犯的什么事，他被带到了哪里。
大胡子说凡是戴三角大铁链的都是死刑犯和好动手的。
隔天又进来一个带三角大铁链的。他哈腰齐腹才能走动，这使他走路像个大猩猩。这人精瘦，枣红脸，站直了恐怕不只一米八。一进来大胡子就问：“犯啥进来的？”　那人对答如流。
“烧公车。”
“几辆？”
“两辆。”
“有科吗？”
“有。”
“几年？”
“三年。”
“干嘛啦？”
“偷。”
“哪来的？”
“沈阳。”
“成家了？”
“离了？”
“干啥的？”
“没活干。”
“怎么被逮了？”
“大早上我去烧车，当兵的就躲在车里。”
“多大了？”
“35。”
“完了。你活到头了。”
指导员也说：“你到头了。戴上这链子就是要枪毙。”
大胡子说：“就要砰砰了！”他把右手做成手枪，指著自己的太阳穴，扣动扳机，“啊——”大叫一声，仰倒在地。他的表演很逗，大家都笑，那人也咧嘴笑，露出白牙和乌牙龈。（ 《一個解放軍的1989》。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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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解放軍的1989》：號子（6）

【多維新聞】蔡錚《一個解放軍的1989》／（續前）我開始述說我這几天的經历。 当我說到6月5號早上我在木樨地看到坦克被燒時，國安局問：“你燒了几輛？” “我根本就沒靠近。我怕汽油味和煙味。”我說的是實話。我感到慶幸：我沒燒坦克。那時我真想去燒它几輛。燒它几輛坦克才解心頭之氣，才算為保衛百姓做了點實事！我看到有人在旁觀者的歡唿聲中舉著火把，鑽到坦克底下，點著火，鑽出來，站到坦克頂上歡唿，被圍觀的人鼓掌，多么英雄！我沒去，只是因為我怕聞坦克被點燃后噴出來的煙臭。怕油臭煙臭是唯一阻止我去點坦克的原因。

《一個解放軍的1989》真實記錄了一個解放軍現役軍人在六四事件中的獨特經历。

“撒謊！”國安局大吼一聲，“把電警棍拿來！”像通了電，那黑肉又跳起來。我也跟著大聲抗議：“你可查看錄像！要是我燒了車槍斃我好了！” 國安局揮揮手，黑肉又退回去了。“我們會看錄像。你知道撒謊會有什么結果。繼續講！” 我被蒙上了雙眼。他猛推著我向前快走。我必须快走，我不知下一步會踏到哪里。前面可能會是万丈懸崖，我一步就會要了我的命，而另一步又可能踏在一個滿是小鳥的窩里，毀滅無辜的生命。他們推著我，鞭打著我，踢著我，不讓我掂量言辭。我必须說些殃及他人的些什么或殃及自己的些什么。我竭力避免那樣，可我要踏腳，不然我會摔倒；我不知哪兒是鳥窩哪兒是懸崖。我得小心不說出牽涉到他人的事。可我被吊的時間太長了，我太累了，我無法細心選擇。我往外吐著，吐著，有時竟沉浸在對經历的敘述中。我只想讓他們知道我所見所為的一切。我所見所為的一切此時壓迫著我的神經要奔跑出來，呈現在他們面前，這樣才讓我感到松快。我筋疲力尽，無力去選擇什么当說什么不当說。我的神志被摧毀了，我無力思考。我放棄了思考。到最后，我連在部隊給政委信箱塞傳單的事也說了出來。 他們對我的坦白很滿意。審問結束后都快五點了。他們叫我在筆錄上签字。我完全癱瘓了。我只想他們快點放我走。“签字前你得念念。”書記把一大疊紙塞到我手里。我眼不能聚光。我沒有精力去关心我的未來，我沒有未來。我叫他把筆給我。“有記錯的沒有？你得看啊，有誤就吱聲。”書記叮囑。我只假翻了一下，“沒錯。”我签了字。 回到號子里，難友們正在酣睡。我在一個大學生身邊躺下，渾身劇烈哆嗦，牙齒打顫。我全身被烤干了。我緊緊抓住那個學生的雙臂，他醒了。我說：“我完了！”他抓住我的雙臂，“你說了什么？”“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給戒嚴部隊寫信的事在我腦子里越長越大，越來越重，像個巨大的石頭，我承受不住它的重壓。下回我要把它拋出去，以免受這重壓。“你跟他們說了什么？你殺了当兵的？”我搖頭，“你燒了車？”我搖頭。“那就沒什么怕的。别怕！再也别承認什么，死不承認！睡吧，别擔心，沒事的。”“我受不了。我受不了！”他說：“要是你都受不了，那誰還受得了？”他笑了，“睡吧，别擔心。” 是啊，我沒說什么要命的。我害怕是因為我控制不了自己，我要向他們坦白我寫了封“告戒嚴部隊書”的事。那事扯出來就大了，可我什么都說了，這事我沒跟他們說呀。 我平靜不下來。我是強人，大學生們都圍在我身邊，從我這里找安慰。我不強，一下電擊就把我摧垮了。我忽然想起楊秀清，他被俘后寫了坦白書。历史書上說：他成了可恥的叛徒。他是在鐵籠子里寫的。那時他已不再是他自己。他已越過了生死之界。他將述說他人要他述說的一切，那于他也許是個解脫。 好像土匪綁架了我，要我交出一切，我卻拒絕交出鑽石，那才是他們真正要的。那鑽石在我腦里越長越大，它掙扎著要蹦出來。吐出它，我心里就松快了，沒什么藏掖的，他們就不會再來壓榨我。我只等著他們再提審我。再提審我我就把這事吐出去以求解脫。（《一個解放軍的1989》，未完待續）

《一个解放军的1989》：号子（5）

【多维新闻】蔡铮《一个解放军的1989》／（续前）国安局递给我一支烟，“你是个聪明人。你得跟我们合作。吸口烟，好好想想。” 我犹豫了一下，接了烟。我浑身抖得厉害。书记给我点著了烟，我没吸。 “休息一下，好好想想。从你到北京的第一分钟说起，你干了哪些事。你休想骗我！我干这行二十年了！你以为你骗得了我？”他把灯调得对准我的眼睛。那灯光刺眼。 好一会后，书记说：“准备好了？”　我点头。 “你不会再耍花招吧？”国安局又问。 “不会。”我精疲力尽了，我被烧干了，我残废了。我羡慕电影里的共产党。他们能忍受烙铁烙，夹指头。我不能。我怕电警棍。只为现在不被废掉，我得什么都说。明天要杀要剐是明天的事。 “这才明智。告诉我，你属于哪个军自联？” 这个蠢问题哪冒出来的？他想让我钻套子？ 我说：“我没听说过这类组织。” “你们部队有没有军自联？” “没听说过。” “撒谎！”国安局大喊一声，“给他提个醒！”那一摊黑肉如旋风窜过来，对著我的脖子就是一棒。我恼怒地大叫：“我没撒谎！我没听说过军自联！” 国安局挥挥手，那摊黑肉又滚到一边抱著棒子坐著。 “你杀了几个军人？” “我从没看到过军人被杀，我也从没动过手打过军人。” “别给我撒谎。我们有录像，承认了省麻烦，等查出了我们就剥你的皮！”国安局说。 “你不信可以看录像嘛。” “我们会看的。好，现在告诉我们从你到北京的那一刻到被逮捕，你到哪里去过，坐的哪趟车，你住哪儿，见了谁，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不能错过一分钟。我们知道你干的一切。休想撒半点谎！不然我们就废了你，让你生不如死！重复一遍我说的！” “告诉我们从到北京的那一刻到被逮你干了些什么，每一分钟，不能撒半个谎，不然我们废了你。” “用你自己的话说！” “告诉你我到北京后的每时每刻的一举一动，半点不漏。” 国安局走过来，抓住我的下巴，他的爪子扣进我的牙，他字字钉钉地说：“看著我的眼睛。”他拨起我的脸，让我看他的眼。他有双象瘟猪般的眼睛，“你撒谎就等于自杀！我马上把你的脑子废了。明白吗？” 我只能嗯嗯。 “好吧，开始。”他松了我，坐回去。 我突然浑身冒汗。我得理理。哪些当说，哪些不当说。我做的哪些事会让我脱不了身？我说了这，他们会追问那。他们会顺藤摸瓜。他们会用我说的来判我死刑。我得解释那传单是怎么进到我背包里的。说是北大学生给的，可我不能说出他们的名字，不然那学生就会倒楣。我得说那自行车是怎么来的；他们可能有录像，所以我得告诉他们我在北大门口高举床板摇晃的事，反正我没碰过任何人……（《一个解放军的1989》，未完待续）

《一个解放军的1989》：号子（4）

【多维新闻】蔡铮《一个解放军的1989》／（续前）人越来越多，有的来了几天就走了，可进来的比出去的多。有时屋里有30多人。而一般犯罪占了一半铺位，所有其它人都得在仅够六个人躺的位置上挤。很多时候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很多人都得站著，更不用说睡下了。夜里为解决睡觉问题，只得让更多的人站著值班。每夜号子里都轮流值班，犯人看管犯人。值班由大胡子安排。每班两个小时，从晚上9点到第二天7点。每班由他们中的一人领班。领班可以坐下，别的就都只能站在水泥地上。水泥地上可站十来人。人多了就让更多的人值班，这样就解决了睡位不够的问题。 一天夜里我跟大胡子同班，10点到12点。他干坐了一会，就从木板底下摸出一个布包。他打开布包，拿出一个馒头，掰下一片，正要往嘴里塞，抬头看到我。他便勾指头叫我过去。我过去，他叫我坐下，然后把馒头一分为二，递给我一半。我摇头不接。我羞于在人背后偷吃——其实是当著人偷吃——那么多同班的在看著我们。他满脸微笑，用馒头碰我的手。我很感欣慰——他只邀请我与他共享这美味佳肴。我很饿，可我说：“多谢。我不饿。”“真不饿？”我点头。他笑了，这才开始吃。他把馒头撕成一片片往嘴里塞。有些碎末掉在他腿上，他从黑毛上捡起那碎末，把嘴张得老大，伸出红红的舌头来接著，然后合嘴开嚼。脸上的肉便鼓动起来。

《一個解放軍的1989》真实记录了一个解放军现役军人在六四事件中的独特经历。

刚值完班躺下，门开了。有人叫：“蔡铮出来！”大胡子说：“提审！”我感到突然被吊了起来。我以为他们会放过我。不提审即意味著没问题，只等著出去，要是他们老审你，那就大事不好。我刚进来时已经审了一遍。 我开始哆嗦。我忙忙找衣服。我的上衣刚洗了。大胡子递给我小白脸的西装。我光背穿上西装和条短裤，慌忙跟著那人往外走。出第一道门时他们给我戴上铐子。然后过了几道门，到了一间小屋子。那里已有四个人等著我。一个穿武警服，是个中校。他脸如生铁，脸上有很多疙瘩，像铁皮上钉的钉子。一个面目和善的中年人拿著笔坐在中校旁。一个满脸黑肉又矮又胖的坐在屋角，手上拿根大棒。他脸上的肉多得打架，一双小老鼠眼在黑肉中翻动。他上著黑短袖衫，手臂粗壮，肉爆出来。他是那种典型的五短身材：身子短，手短，脚短，脖子短，还有想必就是那话儿短。还有一个穿白衬衣的站在武警中校后边。 他们叫我坐到靠墙的凳子上，刺眼的灯都对准我。那个和善的拿笔的说：“坦白交待。我们都知道你干了些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指著那个武警说：“他是国家安全局的，来问你些问题。准备好没有？” 这些天他们已经详细调查过我干了些什么。他们可能还有录像。我在街上做了些什么他们全知道了。他们可能到北大去过，也到我部队去过。他们知道我以空军战士名义给戒严部队写的公开信吗？如果他们知道，我不坦白，那就更被动了。天哪，要是他们知道那事，我就彻底完了！我可以告诉他们一切，但绝不能提那封信！ 我点头，全身绷紧了。 “你怎么被逮住的？” 我说我是去赶火车回家路上，因为身份证上没钢印，又对戒严部队说了些不该说的话才被逮的。 “这么简单？”国安局冷讽著问，“按你的意思这全是个误会？” 我说：“主要是误会。” “我看你不老实！”他突然大吼，“给他点颜色！”　那团黑肉咆哮一声，跳过来挥舞木棒猛击我的后颈。白衬衣冲过来，拿根电警棍就往我脸上戳。我抬起手，扭头来躲。可那黑棍还是碰到我脸上。一个炸弹在脸上爆炸了，我大叫一声站起来躲那电警棍。国安局和黑胖子扑过来一齐把我按在凳子上，我死命叫著，“别——别——我说！我不敢撒谎！” 他们突然住手了。我的魂吓掉了，我浑身剧烈哆嗦。 “你还敢不敢撒谎？”国安局问。 “不敢，不敢！” “你必须合作！不然我要你成植物人！你是个反革命！你想不想活著出去？怕不怕脑子失灵？” 我点头。我知道他们什么都能干。脑子坏了比死还糟。（《一个解放军的1989》，未完待续）

《一个解放军的1989》：号子（3）

【多维新闻】蔡铮《一个解放军的1989》／（续前）连著两天我什么都没吃，只喝汤，奇怪的是我一点也不饿。有时想拉，可每次蹲到那茅坑上却拉不出来。我习惯了独自一人悠闲地蹲在那儿，一蹲蹲半个小时，常常蹲在茅坑上看书看报。那茅坑里却到处都是人，前面人的屎气如白烟腾起直冲鼻孔，后面人的尿溅到屁股上，臭气直往脑里钻。没法拉。 第三天早上，我刚蹲下去，那人就叫起来，“走！走！”我正要站起来，突然黑了天，什么也看不到，声音也突然没有了，我跌在地上。我要死了？可我还清醒，我忙趴在地上，闭著眼，不敢动。慢慢地，我感到有一缕清水流过我脑中。好一会后，我睁开眼，又看到东西了！我站了起来，提起裤子跟著往回奔！ 回到号子不久，小腹绞痛起来。我要拉了，我没法坚持。我对大胡子说：“我要拉，要用一下那个。”如果大胡子不许我用那便坑，我非打得他认爷不可；如果他那帮人谁敢出来帮他，我就连他们一起打，天塌下来再说。

《一個解放軍的1989》真实记录了一个解放军现役军人在六四事件中的独特经历。

大胡子盯著我看看，又望望指导员，“你看呢？”指导员说：“这是头一回。早上他去了大茅坑。下不为例。”大胡子马上高声宣布：“快拉！你是解放军。你去了茅坑。我们今天就破例一回。下不为例！”我很感激，忙蹲到便坑上。满屋的人就都捂上鼻子。 拉完后我感到饿了。我开始嚼那窝头。我居然嚼下去半个窝头！接下来的一餐我吃下一个窝头，再下餐我能吃两个窝头，然后两个都不够了。大胡子立了规矩，每餐发饭前他都重复：“人人都得一是一二是二，不然我就饿死你。吃不了两个就上交，不许私藏。要是两个不够就举手，我们按需分配，决不让你挨饿！”每人就两个，很多人吃不完，那吃不完的就都归大胡子和他们那帮人。每次按需分完后大胡子都会高声问：“有没有不够的？”喊完他就伸著脖子探找。从没人举过手。 每周吃两次馒头。还是一人两个。我吃罢两个馒头还饿，看别人慢嚼细咽我难抑口水。我举起手，“我还要一个。”大胡子没听到。坐我旁边的代我叫：“解放军还要！”大胡子大声喝问：“谁还要？”听口气我便想作罢，为多吃个馒头打一架不值。坐我旁边的抬高声音：“解放军！”大胡子坐在靠门，我在人堆中。他喊叫：“谁？站起来！”没退路，我只得站起来，“我。”他亮玉玉的眼望著我，“是你呀。我说哪个能吃三个！”他举起一个馒头，“递给解放军！按规矩办，吃多少拿多少，保证不亏你！”坐我旁边的都有些得意，仿佛与我共同获胜。我刚拿到馒头，眼镜也举起手，“我也还要一个！”眼镜还在啃第二个。大胡子高声宣布，“给眼镜一个！” 饭后，大胡子满脸怪笑，凑到眼镜身边，叫眼镜给他点地方，眼镜挪了挪。大胡子坐在眼镜身边，开始在眼镜身上摸索。“这是什么？”他突然发出一声怒吼，一耳光抽在眼镜脸上，眼镜的眼镜打飞了。眼镜嚎哭起来。“操你妈！你想糊弄我？你什么东西？你要三个！拿出来，给老子吃下去！”他摸出那个馒头，戳著眼镜的嘴，左右开弓，猛抽著眼镜。眼镜扭头躲避，大声嗥叫。大胡子边打边吼，“吃呀！吃下去！你这个婊子养的！你想玩老子？吃！吃！吃！”大家呆呆望著，没人吭声。只有大胡子的怒吼和眼镜的哭嚎。眼镜边哭边求饶。大胡子并不饶他，站起来狠命地踢他。眼镜缩作一团，任他踢。 我惊呆了。眼镜怎么不还手？他怕什么？这是他们内斗，我也不便出面。大胡子踢了好一气指导员才起来制止。大胡子还骂个不住。指导员对眼镜说：“这是你的不是了。吃多少拿多少。”眼镜嘤嘤啜泣，哭得像个小姑娘。 当夜，眼镜就被赶到我们这边来挤著了。只能躺在地板上的老马睡到他的位置上。老马有些胖大，他说他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还立了二等功。他进来是因为对戒严部队砸石头。他被打得很惨。肋骨被打断好几根，内脏也坏了。血水从口里鼻里不断流出来。他的饭是单独送的。（《一个解放军的1989》，未完待续）

《一个解放军的1989》：号子（2）

【多维新闻】多维编者按：《一个解放军的1989》一书，日前由明镜出版社出版。作者蔡铮，1965年生于中国将军县——湖北红安县。1981-1984年于湖北黄冈师范学院英语专业学习。1985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于北京空军某部。1989年6月5日在天安门附近被戒严部队抓捕，在恐怖中面临死亡威胁。1990年2月被遗送回老家。1991-1994年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96-2000年于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芝加哥分校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他的这本回忆，真实记录了自己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的独特经历。多维经授权，独家选载该书部分章节。 蔡铮《一个解放军的1989》／（续前）

我读完，大胡子给我介绍了那靠墙的四个。一个是指导员。指导员曾在陆军当过连指导员，35岁左右。他面貌和善，老成持重，有竭力维护尊严的样子。他好像是这个号子里的主人。他说他是因经济问题进来的。挨著他的是小白脸。他的脸确实很白，非常清秀漂亮。他来自四川。他说他是因为给工厂卖高音喇叭不给工厂钱进来的。另外一个叫眼镜，一个瘦高的戴眼镜的20出头的小伙子。他是个售货员，因为把收的钱装了自己荷包进来的。大胡子眨巴著亮晶晶的眼睛，像是有些得意：“我偷自行车。小事。我靠偷车过日子。他们休想搞清我到底偷了多少车。我不承认，他们拿我没治。”他轻松玩笑的坦白让我有些迷糊。他说：“记住了，我们这里只叫绰号，不叫真名。你就叫‘解放军’。”墙的另一边还有十几个人，他们没有绰号。一个躺在地上，他的背伤了，坐不了。大胡子说他们都是政治犯。

《一個解放軍的1989》真实记录了一个解放军现役军人在六四事件中的独特经历。

大胡子说：“不许谈政治。一切行动听我的，叫你睡你就躺下；叫你起来，你就站直了。有一个马桶，只许拉尿，谁也不许在这里拉屎。人人早上都得去外头的大茅坑。要是在这屋里拉屎，拉自己裤裆里，用裤子打包。”说完，他叫我坐到政治犯那一边。 大家都坐在离地半尺的木头板上。那木头板盖住四分之三地面，另四分之一是水泥的。在木板边的水泥地上放著一排鞋子。木板上红线画出12个铺位，一边六个。几张薄被叠得齐齐整整放在屋角木板上，毛巾都摊在木板靠墙处。在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一个铁栏杆挡著的小窗洞。那个小窗洞是唯一的进气口。也许那小窗洞可容我钻过去，当然得先去掉那几根铁栏杆。我可沿墙爬到小窗上，可那铁栏杆我扳得断吗？那外面是不是有人把守？ 从被抓到现在，我没尿过。我的尿道没坏吧？我忙到马桶边去试试。只滴下黑黑的几滴，像是尿火，有股灼痛。尿完，我在靠墙的地方坐下来。我得想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了这里，我如何才能转危为安？ 我被关在铁笼里。他们随时都会把我拎出去宰了。这是个直通地狱的过道。但奇迹还会发生。现在关键是得在这里站稳脚跟，不被欺负，也不跟任何人打斗。 我坐下来不一会，有人敲门。大胡子和指导员忙站到门边。门贴地的地方有个洞。塑料碗，一桶汤和一大堆窝头从那洞里递了进来。大胡子负责接收分发。每人一碗茶色的汤和两个窝头。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窝头。那窝头黄灰色，像个大竹笋。我咬了一口，糙硬如沙，我嚼了很久，没法下咽，只得把它吐了。我把窝头还给大胡子。指导员说：“就这。一天两餐。不吃会饿的。试著嚼，慢慢来。”我一点也不饿。我尝了尝那汤，有点咸味，便喝了一碗。 晚餐我也只喝碱水汤，夜里就睡在那木板上。我们十几个人挤在六个人的位置上，只能侧身睡。我肩膀太宽，压著一只膀子侧身无从入睡。一早，刚要入睡时大胡子就叫起来：“拉屎？每个人都得去！不然就拉自己裤裆里！”他踢醒还睡著的。有人醒了，说没有拉的，大胡子喝问：“要是在这屋里拉，我要你吃了！” 我只想到号子外去看看，也跟著跑出去。茅坑在走廊尽头的左边。在茅坑门口坐著一穿湿黑衣脸白得像鬼样的人。茅坑里地是黑的，墙是黑的，顶板是黑的。地上有六个条形坑。要走运就会抢到一个坑，可二十来人，总得有人共坑。共坑不能屁股对屁股，那茅坑只两尺来长，只得先到的就蹲前面，后到的蹲后面。谁都不能等。只有十分钟。地面潮湿滑脚，茅坑里臭气熏人。我刚蹲下，那个幽灵样的守门人就站起来喝叫：“五分钟，三分钟，起来！起来，走！走！”他挥舞著黑棍。那个赶我们进来的也冲进来，踢还蹲著的人的屁股，“起来！孵蛋啦？走！走！”那些还没拉完的只得提了裤子往外跑。在走廊里有许多看守，每个人都挥舞著黑棍，谁落在后面他们就抽，“快！快跑！快跑！”在号子门口，一个看守守在门边，把跑近的一个个赶进号子里；前面号子里的都已等在他们号子门口，等著冲向茅坑。（《一个解放军的1989》，未完待续）

《一个解放军的1989》：号子（1）

《一个解放军的1989》：号子（1）

【多维新闻】多维编者按：《一个解放军的1989》一书，日前由明镜出版社出版。作者蔡铮，1965年生于中国将军县——湖北红安县。1981-1984年于湖北黄冈师范学院英语专业学习。1985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于北京空军某部。1989年6月5日在天安门附近被戒严部队抓捕，在恐怖中面临死亡威胁。1990年2月被遗送回老家。1991-1994年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96-2000年于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芝加哥分校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他的这本回忆，真实记录了自己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的独特经历。多维经授权，独家选载该书部分章节。
蔡铮《一个解放军的1989》／

车停了，歌声也中止了。我身上的人开始挪动。他们踩著我。身上压的挪开后，我被拖得站了起来。好一会我站不住，过了一会我感到四肢还是我的，我有点惊喜。我还能活动，我还活著！胸骨也没被压断！ 我们被推打著，拖著向前，一片混乱。哭叫声，吼骂声混成一片。我们正被赶到他们昨夜挖好的坑旁。他们会先枪毙我们再埋还是会像日本鬼子对付游击队一样把我们活埋？哪个死法好受些？天哪，有人得为我们报仇！可谁知道我们就这样被弄死？就是有人知道，他们找谁报仇？

我突然听到门打开的声音，我闻到地下坑道里发出的阴冷的潮霉。我听到各种声音的回音。我们可能被拉到个地下坑道。他们要在这里处理我们？他们把我们手上的大铁链换成绳索。我有些糊涂：这是哪儿？我被推坐在地上，地面坚硬，潮湿，冰凉。有人问我姓名，单位。然后我眼上的蒙布被解开了。好一会我什么也看不到。渐渐地我看到我在一个四面铁栏的笼子里，坐在小桌前黑幽幽的人在记录什么，许多黑幽幽的人站在旁边。有个黑幽幽的人上来把我手上的绳子解开了。有人命令我把衣服脱光。这是间地下室，这里的人全像鬼。这是个秘密监狱？墙壁黑幽幽的，顶板黑幽幽的。他们要干吗？ “起来，跑！”一个黑幽幽的人狂吼一声，对我挥舞著根黑棒。我的衣服鞋子都被丢在我怀里。我站起来抱起衣服鞋子，不知往哪儿跑。铁门打开了，对著一个阴森黑暗的长廊。我浑身发抖，牙齿打架。我只得往那长廊里跑。“快！快！快！”我跑到走廊尽头，墙上有扇门打开了，一个黑衣人守在门边，我一跑近，他就抓住我的肩膀，在我背上猛击一拳，吼一声：“进去！” 我被推进一间屋子里，背后的门关上了。 我抱著衣服鞋子，看著这间屋子，好一会才明白我是被收监了。许多眼睛如灯泡对著我，那灯泡都镶在一付付鬼脸上。他们盯著我的目光让我害怕，象是饿虎正打量著丢进笼子来的一只怪兽。我不知所措。他们也像被我吓呆了，都只盯著我，好半天没人吭声。 “把衣服放下！”好一会有人憋足气对我下达命令。我看著他，这家伙眼睛发亮，胡子连鬓，有点胖。我把衣服放下。这是个号子，看来一时半刻我不会被处死，我得跟别的罪犯呆一阵。 “站直了！”我立正。罪犯常常欺生，我得打好地盘。“向后转，转！”最好是先听他吆喝，他吆喝必是有点权力，先别跟他计较以惹麻烦。
我转了一圈，转过来，堆上笑。 “你哪来这一身肌肉！”他好像乐了，可马上又变换了腔调：“招了：你为什么进来？”他死盯著我。 打码头的机会来了。“我是当兵的。这是个误会。我进了戒严区，身份证上没盖钢印。他们没权关我审我。我要是犯了法得由军事法庭处理。” “你是解放军？”大胡子眼瞪大了，环顾四周，许多人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很多脸上都有了笑意，大胡子也笑了。“难怪！从现在起，你得听我指挥，按监规办事，不然你就日子难过。我叫大胡子，以后就叫我大胡子。明白了？” 我双手抱拳，对著大家行了个武行僧的大礼，“各位，以后请多多关照。” “你哪来那么多废话！少废话！听我的：把衣服穿上！”大胡子恼怒地喝叫。 我突然感到一股火从心底直冲头顶。操你妈！你以为你是谁！你再敢跟老子吆喝老子扭断你的脖子！我盯著大胡子，大胡子也瞪著我。我半天没动。算了，别跟他计较。他们那么打你你还手了吗？忍了吧。这是监狱。他可能是监狱里安插在这里管我们的。我挤出傻笑，然后哈腰捡起衣服穿起来。 大胡子靠墙坐下。紧挨著他的有四个，一边两个，像是一伙的。 我穿好衣服，大胡子又下达命令：“把监规大声读一遍！”墙上贴著“拘留所守则”。那“守则”说的是要服从管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得散布谣言，制造是非，要揭露他人罪行，要向监管上级及时反映违反监规动向等等。（《一个解放军的1989》，未完待续）

《一个解放军的1989》：号子（1）_多维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