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解放军的1989》：逃走？（3）

【多维新闻】蔡铮《一个解放军的1989》／（续前）从营房赶到火车站跑步大约需要15分钟。每半个小时就有一趟火车开过。我最好是上北行的火车。发现我不见了，他们会发紧急信号，紧急调拨人马。发信号调人马得至少半个小时，那时我可能已上了一列火车。他们紧急派出的人追到火车站又得至少20分钟；那时我坐的火车已经开走了或还停在站台。赶到火车站追捕我的人会要求所有列车停开，但地方对军方的态度使他们不会停下列车来搜查一个“军人罪犯”。 火车一开动，我就在最近的一站下车，跑到乡下哪个地方躲起来；躲几天再乘火车南下。他们追我时定会以为我会坐南行的车。被抓的概率很低。但从此我就得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我会跟家里失去联系，他们会以为我死了。老梁会受到处分，他在部队算是完了。他会原谅我，我十年的自由比他涨点薪水更重要。我可跑到哪个穷乡僻壤躲起来，等到风平浪静后再出来。我得自我囚禁。我也可以泅渡到香港。我可游七八公里。问题是如何应对冷水和边境巡逻；再或者偷越国境跑到印度或俄国或南亚小国。我体力没问题。

《一個解放軍的1989》真实记录了一个解放军现役军人在六四事件中的独特经历。

可谁知结果会如何？也许一动不如一静？屁罪没有就当个逃犯，成天提心吊胆的过下去不值。还是等吧。 第二天老邓又送来一打纸，叫我写下我在北京那几天干了什么。纸的顶端又有“被告人自白”字样。一看这几个字我就恼火：他们怎么把我当个罪犯了？我不写。老梁说保卫科没有别的公用纸，只有这个，这只是他们通用的公文纸。他这么一说，我马上想起汪冬的话。他也在帮著套我。但关在这里，我无事可做，纸笔对我是个诱惑。我只想写点什么。 吃完没事，我就坐下来写我多日来在北京的见闻遭遇。从早到晚，除了中饭歇了一会，我不停地写。我没法控制自己，我只想记录下我所见所为的一切。写时我非常激动，一时悲哀，一时愤怒。我希望读我写的东西的人能与我同感，能理解我为什么要那么说，那么做。我一气写了40页，两万多字。写完，我如释重负。只是想著我描述的还不细，明天再修补。 夜里老梁来了。我给他我的坦白书。他看了几页，然后叫小兵们去看电视。小兵都高兴地出去了。老梁摇著头，“你真幼稚。这不是写诗，不是写小说，这是坦白。他们会据你写的来判断你有罪无罪。谁也不知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全凭你说。多些自我批评。别提任何会给你带来麻烦的细节。这是决定你命运的主要文件。要严肃认真对待。重写。我没看前别给任何人看。” 他根本不看我写的东西，这让我有点失望。我以为他们都知道我说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我毫无保留地坦白了会于我有利。我问：“要是他们知道我做的，我不说，那不会‘抗拒从严’吗？”他说：“开动脑筋，用心想想。每句话，每个字都要特别当心。”他把我写的全收起来，撕成片片。然后把我带到厕所，用火机打著火，一页页地烧，烧出一屋青烟。 第二天我又重写了坦白。字写的很大，写了八页，只不到两千字。一半的篇幅是自我批评。老梁夜里回来，替我划去一些。第三天我又重写，直到它变成空洞无物的“悔过书”。里头没有我任何错误的行为或言论。老梁看过后，叫我等老邓来时交给他。 坦白书交上去后不几天，我被带到保卫科办公室。那里有两个生人。我一进去，邓科长就笑望著我。他的笑让我心安。王副科长可能是唯一认为我有罪而得判刑的，他一脸秋风。小明，一个军校刚毕业的科员，坐在桌后做记录。他冲我挤了挤眼。 邓科长指著一个上尉说：“这是古参谋，北空保卫处的。”我便走向古参谋，伸出手去跟他握手。他铁著脸，不跟我握手。我只好收回手，说：“给你们带来这么多麻烦，实在惭愧。请你们多多原谅。”老邓面露微笑，好像对我的礼貌表示赞赏。他看起来有点怕这个铁面上尉参谋，虽然他自己是个中校。邓科长又介绍另外一个参谋。我又走过去要跟他握手，他连站都没站起来。邓科长说：“他们来调查你的案子。现在请你告诉我们你在北京做了些什么。事实求是。你已经坦白了许多，我们只是确认一下，明白吗？”我说明白。他叫我坐下。 古参谋问：“你在北大门口砸碎了汽车玻璃？” 我呆了，忙说：“没有啊。根本没这回事。我看到人把车窗打碎了。” “什么？你想抵赖？”古参谋吼起来，“你在西城分局承认了。现在你胆敢抵赖？”（《一个解放军的1989》。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