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 輯錄
明鏡新聞網編者按：北京攝影師、作家、獨立紀錄片製作人杜斌，主編了《天安門屠殺》一書，於“六四”24周年前夕，在明鏡出版社出版。該書搜集、整理了“六四”事件參與者、目擊者等各方回憶，按時間順序編排。杜斌說：天安門屠殺的核心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在天安門一帶以坦克車和機關槍，屠殺赤手空拳和平請願的青年學生和普通老百姓，這是全世界的人當時在電視上親眼目睹的慘劇，“中國共產黨政權犯了殘害人類的滔天罪行”。
該書部分內容已經在《大事件》21期選載。以下內容也選自該書。
21時
在天安門廣場，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柴玲，在廣播中帶領廣場上的全體同學宣誓：“為了十一億人民不在白色恐怖中喪生，我宣誓：要用年輕的生命誓死保衛天安門，保衛共和國。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我們願用年輕生命戰鬥到只有一個人。”
與此同時，每個衝到廣場來報訊的人，都帶來了不安的消息。
“各路軍隊正在突破重圍，向廣場方向集結，暴力事件已經發生。”副總指揮、柴玲的丈夫封從德寫道，“有同學穿著滿是血跡的背心跑到指揮部來，柴玲一見，眼淚便止不住了——政府真的開殺戒了。”（《六四日記》，封從德著，香港晨鐘書局，2009年版）
在木樨地，聚集在此的數萬市民和部分學生，一直在議論軍隊的動態。各自在想如何才能阻截軍隊進城的方法。據來自國家安全部的內部報告稱：
有人說：“雖然軍隊進城是阻擋不住的，但來自西邊的軍隊肯定會從木墀地橋通過。”
有人大聲地說：“我們要阻擋軍隊，決不能讓他們按時到達天安門。”
又有人說：“軍隊是人民的軍隊，他們不可能真刀真槍來鎮壓的。我們要千方百計阻止軍隊進駐天安門廣場。”
突然，有人大喊：“大家快來推車啊！”
在互相激勵下，三輛無軌電車被人們推到木墀地橋上橫著，用以阻擋軍隊的到來。車胎沒有放氣。
這時，有20幾名頭上纏著紅布條的大學生從天安門過來，他們聲稱軍隊向天安門突進必然要經過這裡，他們要前來發動市民阻截，人們對他們報以掌聲。
這時，又有人大喊：“大家來砸水泥塊吧！”
於是，人們又自告奮勇地將鋪在人行道上的水泥磚砸成碎塊。頃刻間，街道兩旁已堆起不少水泥塊。還有人騎三輪車從遠處運來了磚頭、石塊，還有兩卡車從別處運來的碎磚頭等。
整個活動既無組織，也沒有指揮者。（張良：《中國“六四”真相》，明鏡出版社，2001年版）
21時40分
屠殺參與者、戒嚴部隊官兵劉子明等203人，後來寫道：
1989年6月3日，21時40分，戒嚴部隊指揮部下達的“不惜一切代價，完成天安門的清場任務，抵達預定的地域……”
同時，將學生和市民的百萬人參與的民主愛國運動，說成是“反革命暴亂”。並傳達上級批示精神：“堅定鎮壓反革命暴亂，可以開槍自衛。”
結果，我們戰士見人就打。
軍隊內部評估：死傷者在3000人以上。不少學生和市民是被坦克直接壓死的。（《原八九戒嚴部隊部份官兵致江澤民公開信》，原戒嚴部隊官兵劉子明等203人，網路電子版，1998年3月）
軍隊開槍殺人
屠殺見證人、北京一家軍隊醫院研究生院文職女軍人星光，曾和研究生院100多名同學到天安門廣場遊行，聲援其他高校的學生們。
6月3日晚，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緊急通告》。“憑著北京人多年培養出的政治嗅覺，很多人預感著晚上要出事。吃完晚飯後，我在宿舍裡再也呆不住了。”星光寫道，“腦海裡翻來覆去只有一個念頭，如果今天部隊會強制進城清場，如果今天會有流血衝突，我這個學醫的就應當在那最前線救死扶傷。”
星光拿上她的白大褂，騎著自行車悄悄地遛出了醫院。但她在街上“看不出什麼特殊的跡象”。而在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開幕典禮剛結束。“我笑笑對自己說，但願我是多慮了。”她寫道，“九點多鐘，我騎車離開了廣場，沿著西長安街回醫院。”
星光快到民族文化宮時，長安街已被人群和路障堵住。人群紛紛說：戒嚴軍隊已開槍殺人，很快軍隊就要殺過來了。（《我所經歷的“六四”：紀念為中國民主運動獻身的勇士們》，星光文，華夏文摘第436期，2005年6月4日）
21時55分
武警北京總隊5支隊8中隊，接到的任務是護送北京軍區前進指揮部的首長安全到達軍事博物館，時間期限在22時之前。
他們剛出軍區大門，四輛車隊中的一輛車出現了故障。“兵貴神速，軍區首長立刻命令我們把這輛車推到路邊，部隊繼續前進。這樣一來，我們50個人組成的防暴隊，就剩下了27個人……”這個中隊後來稱，“大家把腰帶緊了又緊，鞋帶結了死扣，每人脖子上紮了白毛巾，做好了殊死搏鬥的準備。”
一路上，攔阻的市民和學生並不多。他們採取“先關燈緩行而後突然開燈加速”的辦法，一連闖過十幾個路口。
21時55分，這個中隊行至五棵松十字路口。此時，“情況就大不一樣了”。
在這裡，整個路口被幾十輛燒毀的軍車和公共汽車堵死；車輛周圍人山人海，只見車輛的一邊是解放軍戰士，正用力推車，而另一邊則是暴徒死死將車頂住。周圍有上萬人跟著起哄。
這時，我們被迫停車。我們的車剛一停下，立即被人群團團圍住。
失去了理智的人們，在暴徒的煽動下，有的用石塊猛砸車窗玻璃和車燈，有的用鐵棍亂捅油箱和發動機，還有的暴徒企圖給輪胎放氣。頓時，我們兩輛車的車窗和擋風玻璃全部被砸碎，司機王勇剛的左臉受傷，防暴隊員鹹國坤也被砸得滿臉流血。
怎麼辦？還有5分鐘的期限。
按軍令，22時，集團軍的上萬名官兵，要準時在軍事博物館以東路段完成集結編隊。
這是27名武警官兵正在思考的問題。
顯然，這也是被這些武警護送的副軍長張美遠少將正在思考的問題。他等這一刻，早已等得久了：用血來染紅自己的頂戴花翎。（“開進中的防暴隊”，李林，《戒嚴一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
22時
在五棵松十字路口旁的中國人民解放軍301醫院，外科醫生蔣彥永，將在急診室見證天安門最早的屠殺。
後來，他在致中共人大和政協會議的公開信中，懇請中共為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正名：
6月3日晚上，聽到反復不斷的廣播，讓人民不要上街。
約十點鐘，我在宿舍裡聽到北面有連續的槍聲。
數分鐘後，我的呼叫器響了。是急診室呼我，我趕緊奔到那裡。使我難以想像的是，躺在急診室地上和診斷床上的，已有7名臉上和身上到處是血的青年，其中兩名經心電圖檢查證實已死亡。
當時，我的腦中嗡的一聲，差一點暈了過去。我當外科醫生已30多年，到鐵道兵修成昆鐵路的醫療隊參加搶救工作時，也曾遇到過成批的傷患，但那都是因施工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
而眼前，在堂堂的中國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著的，卻是被中國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給予的武器殘殺了的自己的人民。
我還來不及思考。在一陣密集的槍聲過後，又有不少被打傷的青年，由周圍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輪送進了急診室。我一面檢查傷者，一面請有關人員通知各位外科醫生和護士奔向手術室。
我們院共有18間手術室，都被用來展開搶救，我在急診室做分傷和緊急處理。從十點多開始到半夜12點，在這兩個小時中，我們醫院的急診室就接收了89位被子彈打傷的，其中有7位因搶救無效而死亡。
大夫們在醫院的18間手術室中，分三批做了大半夜手術，將有可能救的人都救了過來。
有幾個死者，使我終身難忘。
一個20多歲的男青年，他的父母是我們醫院對面七機部的離休幹部，有四、五個兒子。當他們聽到廣播不讓上街後，就告知孩子不准離家，全家都坐下來打麻將。
到快十點了，老兩口困了就準備睡了。外面槍一響，這位青年（他是最小的，當天領了結婚證書）和他的未婚妻就跑上了街。
他們快跑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時，有密集的槍彈向他們掃射過來。那位女同志就回頭跑了，並喊她的男友趕快返回。她跑了不多遠，發現她的男友沒有跟過來。於是，她就折回去。
不久，她就看到她的男友躺倒在路旁的血泊中。她喊他，他不理，拉他也不動。周圍的群眾立馬上前，有三、五人托著他，送到我們的急診室。護士給他測血壓，測不到；做心電圖，是直線。
我檢查這位傷患，只在他左手臂內側發現一個彈孔，但沒有發現出去的彈孔。
他的女友求我們給他搶救。我們實在沒有辦法，因為心電圖直線說明心臟已停止跳動，估計是子彈射入了心臟。這位女孩哭瘋了，但她馬上跑回去，把男友的母親請來。
母親到後，趴在她兒子的身上左右翻檢，只見到一個槍眼。隨後，她跪倒在我的腳前，雙手拉著我的腿，哭著求我救救她的兒子。我當時也淚流滿面，無言以答。
我蹲在這位傷透了心的母親的身旁，如實地告訴她，他的心臟已被打碎，已無可能救活。這位母親稍稍安靜一些後，就哭著大罵：“我很小就參軍，入黨，跟著共產黨打日本，打蔣介石。現在我們解放軍卻把我最心愛的兒子打死了，我一定要去找他們算帳。”
後來，她兒子的屍體被放在我們醫院停屍房的地上，所有的死者均放在那裡，由解放軍看守著。死者都被誣稱為“暴徒”，屍體是不准領走的。
第二天，這位死者的家屬要來領走屍體，未成。但他們是一位高級將領的親戚，所以過不久就領走了。
另一位死者，是一個身體非常強壯的摩托車運動員。他當天下午在豐台練車。晚上回到五棵松路口，還沒有下車就被子彈射傷。
當時，有幾位老百姓把他放在一輛平板車上，拉到我們的急診室。我檢查他時，他的血壓還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溝處有一很大的彈孔，大量的血不斷湧出。這個部位無法上止血帶，用手和敷料也壓不住出血。
我們儘快給他輸血，但血的供應已十分困難。由於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壓很快就掉下去了，接著出現嚴重的休克，呼吸也越來越困難。
我眼睜睜地看著他張大著嘴，掙紮著呼吸，最後完全停止了呼吸。作為一個外科醫生，眼看著病人在你面前，卻因這種條件而無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輩子也無法忘卻的。
約在12點時，送來了一位少校軍官（這是當晚我們救治的唯一的軍人）他的左上臂中部有子彈貫通傷，X片顯示肱骨粉碎性骨折，周圍軟組織中有大量金屬碎片（我意識到這是一種鉛制的開花彈）。
這位軍官告訴我們，他當天進城到親戚家造訪，晚上回來到軍事博物館（他的工作單位）門口馬路邊上，被過路的部隊用連發掃射的子彈擊傷。他的右邊是一位老人，左邊是一個小孩。這一老一少，均被子彈擊中，當場死亡。
他算是幸運的，只傷了一隻胳膊。送他來的是一位參加過越南戰爭的退伍軍人。他當時就對在場的很多傷患和工作人員講：我們解放軍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支左工作，曾使自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受到很大傷害。這次部隊用機槍、坦克殺害自己的老百姓，更是天理難容。往後部隊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再也不可能還有威信了。
午夜後，部隊已通過301門口，就不再有傷患送到我們醫院來了。
這時，我就去手術室查看手術進行的情況。見有的人肝臟被打碎，肝內留有很多碎彈片。對此，我們拍了照、錄了像。其它一些手術中，醫生們還發現傷患腸道內有大量碎的彈片，這和一般的子彈是明顯不同的——是用一種國際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謂“開花彈”打傷的。（《致人大、政協兩會及中共領導人的公開信》，蔣彥永，網路電子版，2004年3月18日）
明鏡新聞網編者按：北京攝影師、作家、獨立紀錄片製作人杜斌，主編了《天安門屠殺》一書，於“六四”24周年前夕，在明鏡出版社出版。該書搜集、整理了“六四”事件參與者、目擊者等各方回憶，按時間順序編排。杜斌說：天安門屠殺的核心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在天安門一帶以坦克車和機關槍，屠殺赤手空拳和平請願的青年學生和普通老百姓，這是全世界的人當時在電視上親眼目睹的慘劇，“中國共產黨政權犯了殘害人類的滔天罪行”。
該書部分內容已經在《大事件》21期選載。以下內容也選自該書。
21時
在天安門廣場，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柴玲，在廣播中帶領廣場上的全體同學宣誓：“為了十一億人民不在白色恐怖中喪生，我宣誓：要用年輕的生命誓死保衛天安門，保衛共和國。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我們願用年輕生命戰鬥到只有一個人。”
與此同時，每個衝到廣場來報訊的人，都帶來了不安的消息。
“各路軍隊正在突破重圍，向廣場方向集結，暴力事件已經發生。”副總指揮、柴玲的丈夫封從德寫道，“有同學穿著滿是血跡的背心跑到指揮部來，柴玲一見，眼淚便止不住了——政府真的開殺戒了。”（《六四日記》，封從德著，香港晨鐘書局，2009年版）
在木樨地，聚集在此的數萬市民和部分學生，一直在議論軍隊的動態。各自在想如何才能阻截軍隊進城的方法。據來自國家安全部的內部報告稱：
有人說：“雖然軍隊進城是阻擋不住的，但來自西邊的軍隊肯定會從木墀地橋通過。”
有人大聲地說：“我們要阻擋軍隊，決不能讓他們按時到達天安門。”
又有人說：“軍隊是人民的軍隊，他們不可能真刀真槍來鎮壓的。我們要千方百計阻止軍隊進駐天安門廣場。”
突然，有人大喊：“大家快來推車啊！”
在互相激勵下，三輛無軌電車被人們推到木墀地橋上橫著，用以阻擋軍隊的到來。車胎沒有放氣。
這時，有20幾名頭上纏著紅布條的大學生從天安門過來，他們聲稱軍隊向天安門突進必然要經過這裡，他們要前來發動市民阻截，人們對他們報以掌聲。
這時，又有人大喊：“大家來砸水泥塊吧！”
於是，人們又自告奮勇地將鋪在人行道上的水泥磚砸成碎塊。頃刻間，街道兩旁已堆起不少水泥塊。還有人騎三輪車從遠處運來了磚頭、石塊，還有兩卡車從別處運來的碎磚頭等。
整個活動既無組織，也沒有指揮者。（張良：《中國“六四”真相》，明鏡出版社，2001年版）
21時40分
屠殺參與者、戒嚴部隊官兵劉子明等203人，後來寫道：
1989年6月3日，21時40分，戒嚴部隊指揮部下達的“不惜一切代價，完成天安門的清場任務，抵達預定的地域……”
同時，將學生和市民的百萬人參與的民主愛國運動，說成是“反革命暴亂”。並傳達上級批示精神：“堅定鎮壓反革命暴亂，可以開槍自衛。”
結果，我們戰士見人就打。
軍隊內部評估：死傷者在3000人以上。不少學生和市民是被坦克直接壓死的。（《原八九戒嚴部隊部份官兵致江澤民公開信》，原戒嚴部隊官兵劉子明等203人，網路電子版，1998年3月）
軍隊開槍殺人
屠殺見證人、北京一家軍隊醫院研究生院文職女軍人星光，曾和研究生院100多名同學到天安門廣場遊行，聲援其他高校的學生們。
6月3日晚，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緊急通告》。“憑著北京人多年培養出的政治嗅覺，很多人預感著晚上要出事。吃完晚飯後，我在宿舍裡再也呆不住了。”星光寫道，“腦海裡翻來覆去只有一個念頭，如果今天部隊會強制進城清場，如果今天會有流血衝突，我這個學醫的就應當在那最前線救死扶傷。”
星光拿上她的白大褂，騎著自行車悄悄地遛出了醫院。但她在街上“看不出什麼特殊的跡象”。而在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開幕典禮剛結束。“我笑笑對自己說，但願我是多慮了。”她寫道，“九點多鐘，我騎車離開了廣場，沿著西長安街回醫院。”
星光快到民族文化宮時，長安街已被人群和路障堵住。人群紛紛說：戒嚴軍隊已開槍殺人，很快軍隊就要殺過來了。（《我所經歷的“六四”：紀念為中國民主運動獻身的勇士們》，星光文，華夏文摘第436期，2005年6月4日）
21時55分
武警北京總隊5支隊8中隊，接到的任務是護送北京軍區前進指揮部的首長安全到達軍事博物館，時間期限在22時之前。
他們剛出軍區大門，四輛車隊中的一輛車出現了故障。“兵貴神速，軍區首長立刻命令我們把這輛車推到路邊，部隊繼續前進。這樣一來，我們50個人組成的防暴隊，就剩下了27個人……”這個中隊後來稱，“大家把腰帶緊了又緊，鞋帶結了死扣，每人脖子上紮了白毛巾，做好了殊死搏鬥的準備。”
一路上，攔阻的市民和學生並不多。他們採取“先關燈緩行而後突然開燈加速”的辦法，一連闖過十幾個路口。
21時55分，這個中隊行至五棵松十字路口。此時，“情況就大不一樣了”。
在這裡，整個路口被幾十輛燒毀的軍車和公共汽車堵死；車輛周圍人山人海，只見車輛的一邊是解放軍戰士，正用力推車，而另一邊則是暴徒死死將車頂住。周圍有上萬人跟著起哄。
這時，我們被迫停車。我們的車剛一停下，立即被人群團團圍住。
失去了理智的人們，在暴徒的煽動下，有的用石塊猛砸車窗玻璃和車燈，有的用鐵棍亂捅油箱和發動機，還有的暴徒企圖給輪胎放氣。頓時，我們兩輛車的車窗和擋風玻璃全部被砸碎，司機王勇剛的左臉受傷，防暴隊員鹹國坤也被砸得滿臉流血。
怎麼辦？還有5分鐘的期限。
按軍令，22時，集團軍的上萬名官兵，要準時在軍事博物館以東路段完成集結編隊。
這是27名武警官兵正在思考的問題。
顯然，這也是被這些武警護送的副軍長張美遠少將正在思考的問題。他等這一刻，早已等得久了：用血來染紅自己的頂戴花翎。（“開進中的防暴隊”，李林，《戒嚴一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
22時
在五棵松十字路口旁的中國人民解放軍301醫院，外科醫生蔣彥永，將在急診室見證天安門最早的屠殺。
後來，他在致中共人大和政協會議的公開信中，懇請中共為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正名：
6月3日晚上，聽到反復不斷的廣播，讓人民不要上街。
約十點鐘，我在宿舍裡聽到北面有連續的槍聲。
數分鐘後，我的呼叫器響了。是急診室呼我，我趕緊奔到那裡。使我難以想像的是，躺在急診室地上和診斷床上的，已有7名臉上和身上到處是血的青年，其中兩名經心電圖檢查證實已死亡。
當時，我的腦中嗡的一聲，差一點暈了過去。我當外科醫生已30多年，到鐵道兵修成昆鐵路的醫療隊參加搶救工作時，也曾遇到過成批的傷患，但那都是因施工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
而眼前，在堂堂的中國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著的，卻是被中國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給予的武器殘殺了的自己的人民。
我還來不及思考。在一陣密集的槍聲過後，又有不少被打傷的青年，由周圍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輪送進了急診室。我一面檢查傷者，一面請有關人員通知各位外科醫生和護士奔向手術室。
我們院共有18間手術室，都被用來展開搶救，我在急診室做分傷和緊急處理。從十點多開始到半夜12點，在這兩個小時中，我們醫院的急診室就接收了89位被子彈打傷的，其中有7位因搶救無效而死亡。
大夫們在醫院的18間手術室中，分三批做了大半夜手術，將有可能救的人都救了過來。
有幾個死者，使我終身難忘。
一個20多歲的男青年，他的父母是我們醫院對面七機部的離休幹部，有四、五個兒子。當他們聽到廣播不讓上街後，就告知孩子不准離家，全家都坐下來打麻將。
到快十點了，老兩口困了就準備睡了。外面槍一響，這位青年（他是最小的，當天領了結婚證書）和他的未婚妻就跑上了街。
他們快跑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時，有密集的槍彈向他們掃射過來。那位女同志就回頭跑了，並喊她的男友趕快返回。她跑了不多遠，發現她的男友沒有跟過來。於是，她就折回去。
不久，她就看到她的男友躺倒在路旁的血泊中。她喊他，他不理，拉他也不動。周圍的群眾立馬上前，有三、五人托著他，送到我們的急診室。護士給他測血壓，測不到；做心電圖，是直線。
我檢查這位傷患，只在他左手臂內側發現一個彈孔，但沒有發現出去的彈孔。
他的女友求我們給他搶救。我們實在沒有辦法，因為心電圖直線說明心臟已停止跳動，估計是子彈射入了心臟。這位女孩哭瘋了，但她馬上跑回去，把男友的母親請來。
母親到後，趴在她兒子的身上左右翻檢，只見到一個槍眼。隨後，她跪倒在我的腳前，雙手拉著我的腿，哭著求我救救她的兒子。我當時也淚流滿面，無言以答。
我蹲在這位傷透了心的母親的身旁，如實地告訴她，他的心臟已被打碎，已無可能救活。這位母親稍稍安靜一些後，就哭著大罵：“我很小就參軍，入黨，跟著共產黨打日本，打蔣介石。現在我們解放軍卻把我最心愛的兒子打死了，我一定要去找他們算帳。”
後來，她兒子的屍體被放在我們醫院停屍房的地上，所有的死者均放在那裡，由解放軍看守著。死者都被誣稱為“暴徒”，屍體是不准領走的。
第二天，這位死者的家屬要來領走屍體，未成。但他們是一位高級將領的親戚，所以過不久就領走了。
另一位死者，是一個身體非常強壯的摩托車運動員。他當天下午在豐台練車。晚上回到五棵松路口，還沒有下車就被子彈射傷。
當時，有幾位老百姓把他放在一輛平板車上，拉到我們的急診室。我檢查他時，他的血壓還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溝處有一很大的彈孔，大量的血不斷湧出。這個部位無法上止血帶，用手和敷料也壓不住出血。
我們儘快給他輸血，但血的供應已十分困難。由於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壓很快就掉下去了，接著出現嚴重的休克，呼吸也越來越困難。
我眼睜睜地看著他張大著嘴，掙紮著呼吸，最後完全停止了呼吸。作為一個外科醫生，眼看著病人在你面前，卻因這種條件而無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輩子也無法忘卻的。
約在12點時，送來了一位少校軍官（這是當晚我們救治的唯一的軍人）他的左上臂中部有子彈貫通傷，X片顯示肱骨粉碎性骨折，周圍軟組織中有大量金屬碎片（我意識到這是一種鉛制的開花彈）。
這位軍官告訴我們，他當天進城到親戚家造訪，晚上回來到軍事博物館（他的工作單位）門口馬路邊上，被過路的部隊用連發掃射的子彈擊傷。他的右邊是一位老人，左邊是一個小孩。這一老一少，均被子彈擊中，當場死亡。
他算是幸運的，只傷了一隻胳膊。送他來的是一位參加過越南戰爭的退伍軍人。他當時就對在場的很多傷患和工作人員講：我們解放軍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支左工作，曾使自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受到很大傷害。這次部隊用機槍、坦克殺害自己的老百姓，更是天理難容。往後部隊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再也不可能還有威信了。
午夜後，部隊已通過301門口，就不再有傷患送到我們醫院來了。
這時，我就去手術室查看手術進行的情況。見有的人肝臟被打碎，肝內留有很多碎彈片。對此，我們拍了照、錄了像。其它一些手術中，醫生們還發現傷患腸道內有大量碎的彈片，這和一般的子彈是明顯不同的——是用一種國際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謂“開花彈”打傷的。（《致人大、政協兩會及中共領導人的公開信》，蔣彥永，網路電子版，2004年3月18日）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