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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31日 星期五

1989年6月3日夜間:鄧小平李鵬真的開殺戒了!

杜斌 輯錄


  明鏡新聞網編者按:北京攝影師、作家、獨立紀錄片製作人杜斌,主編了《天安門屠殺》一書,於“六四”24周年前夕,在明鏡出版社出版。該書搜集、整理了“六四”事件參與者、目擊者等各方回憶,按時間順序編排。杜斌說:天安門屠殺的核心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在天安門一帶以坦克車和機關槍,屠殺赤手空拳和平請願的青年學生和普通老百姓,這是全世界的人當時在電視上親眼目睹的慘劇,“中國共產黨政權犯了殘害人類的滔天罪行”。
  該書部分內容已經在《大事件》21期選載。以下內容也選自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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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時
  
  在天安門廣場,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柴玲,在廣播中帶領廣場上的全體同學宣誓:“為了十一億人民不在白色恐怖中喪生,我宣誓:要用年輕的生命誓死保衛天安門,保衛共和國。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我們願用年輕生命戰鬥到只有一個人。”

  與此同時,每個衝到廣場來報訊的人,都帶來了不安的消息。
  “各路軍隊正在突破重圍,向廣場方向集結,暴力事件已經發生。”副總指揮、柴玲的丈夫封從德寫道,“有同學穿著滿是血跡的背心跑到指揮部來,柴玲一見,眼淚便止不住了——政府真的開殺戒了。”(《六四日記》,封從德著,香港晨鐘書局,2009年版)

  在木樨地,聚集在此的數萬市民和部分學生,一直在議論軍隊的動態。各自在想如何才能阻截軍隊進城的方法。據來自國家安全部的內部報告稱:
  有人說:“雖然軍隊進城是阻擋不住的,但來自西邊的軍隊肯定會從木墀地橋通過。”
  有人大聲地說:“我們要阻擋軍隊,決不能讓他們按時到達天安門。”
  又有人說:“軍隊是人民的軍隊,他們不可能真刀真槍來鎮壓的。我們要千方百計阻止軍隊進駐天安門廣場。”

  突然,有人大喊:“大家快來推車啊!”
  在互相激勵下,三輛無軌電車被人們推到木墀地橋上橫著,用以阻擋軍隊的到來。車胎沒有放氣。
  這時,有20幾名頭上纏著紅布條的大學生從天安門過來,他們聲稱軍隊向天安門突進必然要經過這裡,他們要前來發動市民阻截,人們對他們報以掌聲。

  這時,又有人大喊:“大家來砸水泥塊吧!”
  於是,人們又自告奮勇地將鋪在人行道上的水泥磚砸成碎塊。頃刻間,街道兩旁已堆起不少水泥塊。還有人騎三輪車從遠處運來了磚頭、石塊,還有兩卡車從別處運來的碎磚頭等。
  整個活動既無組織,也沒有指揮者。(張良:《中國“六四”真相》,明鏡出版社,2001年版)


  21時40分

  屠殺參與者、戒嚴部隊官兵劉子明等203人,後來寫道:
  1989年6月3日,21時40分,戒嚴部隊指揮部下達的“不惜一切代價,完成天安門的清場任務,抵達預定的地域……”

  同時,將學生和市民的百萬人參與的民主愛國運動,說成是“反革命暴亂”。並傳達上級批示精神:“堅定鎮壓反革命暴亂,可以開槍自衛。”
  結果,我們戰士見人就打。

  軍隊內部評估:死傷者在3000人以上。不少學生和市民是被坦克直接壓死的。(《原八九戒嚴部隊部份官兵致江澤民公開信》,原戒嚴部隊官兵劉子明等203人,網路電子版,1998年3月)

  軍隊開槍殺人

  屠殺見證人、北京一家軍隊醫院研究生院文職女軍人星光,曾和研究生院100多名同學到天安門廣場遊行,聲援其他高校的學生們。
  6月3日晚,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緊急通告》。“憑著北京人多年培養出的政治嗅覺,很多人預感著晚上要出事。吃完晚飯後,我在宿舍裡再也呆不住了。”星光寫道,“腦海裡翻來覆去只有一個念頭,如果今天部隊會強制進城清場,如果今天會有流血衝突,我這個學醫的就應當在那最前線救死扶傷。”

  星光拿上她的白大褂,騎著自行車悄悄地遛出了醫院。但她在街上“看不出什麼特殊的跡象”。而在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開幕典禮剛結束。“我笑笑對自己說,但願我是多慮了。”她寫道,“九點多鐘,我騎車離開了廣場,沿著西長安街回醫院。”

  星光快到民族文化宮時,長安街已被人群和路障堵住。人群紛紛說:戒嚴軍隊已開槍殺人,很快軍隊就要殺過來了。(《我所經歷的“六四”:紀念為中國民主運動獻身的勇士們》,星光文,華夏文摘第436期,2005年6月4日)


  21時55分

  武警北京總隊5支隊8中隊,接到的任務是護送北京軍區前進指揮部的首長安全到達軍事博物館,時間期限在22時之前。

  他們剛出軍區大門,四輛車隊中的一輛車出現了故障。“兵貴神速,軍區首長立刻命令我們把這輛車推到路邊,部隊繼續前進。這樣一來,我們50個人組成的防暴隊,就剩下了27個人……”這個中隊後來稱,“大家把腰帶緊了又緊,鞋帶結了死扣,每人脖子上紮了白毛巾,做好了殊死搏鬥的準備。”

  一路上,攔阻的市民和學生並不多。他們採取“先關燈緩行而後突然開燈加速”的辦法,一連闖過十幾個路口。 
  21時55分,這個中隊行至五棵松十字路口。此時,“情況就大不一樣了”。
  在這裡,整個路口被幾十輛燒毀的軍車和公共汽車堵死;車輛周圍人山人海,只見車輛的一邊是解放軍戰士,正用力推車,而另一邊則是暴徒死死將車頂住。周圍有上萬人跟著起哄。

  這時,我們被迫停車。我們的車剛一停下,立即被人群團團圍住。
  失去了理智的人們,在暴徒的煽動下,有的用石塊猛砸車窗玻璃和車燈,有的用鐵棍亂捅油箱和發動機,還有的暴徒企圖給輪胎放氣。頓時,我們兩輛車的車窗和擋風玻璃全部被砸碎,司機王勇剛的左臉受傷,防暴隊員鹹國坤也被砸得滿臉流血。
  怎麼辦?還有5分鐘的期限。
  按軍令,22時,集團軍的上萬名官兵,要準時在軍事博物館以東路段完成集結編隊。
  這是27名武警官兵正在思考的問題。

  顯然,這也是被這些武警護送的副軍長張美遠少將正在思考的問題。他等這一刻,早已等得久了:用血來染紅自己的頂戴花翎。(“開進中的防暴隊”,李林,《戒嚴一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

  22時

  在五棵松十字路口旁的中國人民解放軍301醫院,外科醫生蔣彥永,將在急診室見證天安門最早的屠殺。
  後來,他在致中共人大和政協會議的公開信中,懇請中共為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正名:

  6月3日晚上,聽到反復不斷的廣播,讓人民不要上街。
  約十點鐘,我在宿舍裡聽到北面有連續的槍聲。

  數分鐘後,我的呼叫器響了。是急診室呼我,我趕緊奔到那裡。使我難以想像的是,躺在急診室地上和診斷床上的,已有7名臉上和身上到處是血的青年,其中兩名經心電圖檢查證實已死亡。

  當時,我的腦中嗡的一聲,差一點暈了過去。我當外科醫生已30多年,到鐵道兵修成昆鐵路的醫療隊參加搶救工作時,也曾遇到過成批的傷患,但那都是因施工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

  而眼前,在堂堂的中國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著的,卻是被中國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給予的武器殘殺了的自己的人民。

  我還來不及思考。在一陣密集的槍聲過後,又有不少被打傷的青年,由周圍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輪送進了急診室。我一面檢查傷者,一面請有關人員通知各位外科醫生和護士奔向手術室。

  我們院共有18間手術室,都被用來展開搶救,我在急診室做分傷和緊急處理。從十點多開始到半夜12點,在這兩個小時中,我們醫院的急診室就接收了89位被子彈打傷的,其中有7位因搶救無效而死亡。

  大夫們在醫院的18間手術室中,分三批做了大半夜手術,將有可能救的人都救了過來。

  有幾個死者,使我終身難忘。

  一個20多歲的男青年,他的父母是我們醫院對面七機部的離休幹部,有四、五個兒子。當他們聽到廣播不讓上街後,就告知孩子不准離家,全家都坐下來打麻將。

  到快十點了,老兩口困了就準備睡了。外面槍一響,這位青年(他是最小的,當天領了結婚證書)和他的未婚妻就跑上了街。

  他們快跑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時,有密集的槍彈向他們掃射過來。那位女同志就回頭跑了,並喊她的男友趕快返回。她跑了不多遠,發現她的男友沒有跟過來。於是,她就折回去。

  不久,她就看到她的男友躺倒在路旁的血泊中。她喊他,他不理,拉他也不動。周圍的群眾立馬上前,有三、五人托著他,送到我們的急診室。護士給他測血壓,測不到;做心電圖,是直線。

  我檢查這位傷患,只在他左手臂內側發現一個彈孔,但沒有發現出去的彈孔。
  他的女友求我們給他搶救。我們實在沒有辦法,因為心電圖直線說明心臟已停止跳動,估計是子彈射入了心臟。這位女孩哭瘋了,但她馬上跑回去,把男友的母親請來。
  母親到後,趴在她兒子的身上左右翻檢,只見到一個槍眼。隨後,她跪倒在我的腳前,雙手拉著我的腿,哭著求我救救她的兒子。我當時也淚流滿面,無言以答。
  我蹲在這位傷透了心的母親的身旁,如實地告訴她,他的心臟已被打碎,已無可能救活。這位母親稍稍安靜一些後,就哭著大罵:“我很小就參軍,入黨,跟著共產黨打日本,打蔣介石。現在我們解放軍卻把我最心愛的兒子打死了,我一定要去找他們算帳。”
  後來,她兒子的屍體被放在我們醫院停屍房的地上,所有的死者均放在那裡,由解放軍看守著。死者都被誣稱為“暴徒”,屍體是不准領走的。

  第二天,這位死者的家屬要來領走屍體,未成。但他們是一位高級將領的親戚,所以過不久就領走了。
  另一位死者,是一個身體非常強壯的摩托車運動員。他當天下午在豐台練車。晚上回到五棵松路口,還沒有下車就被子彈射傷。

  當時,有幾位老百姓把他放在一輛平板車上,拉到我們的急診室。我檢查他時,他的血壓還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溝處有一很大的彈孔,大量的血不斷湧出。這個部位無法上止血帶,用手和敷料也壓不住出血。

  我們儘快給他輸血,但血的供應已十分困難。由於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壓很快就掉下去了,接著出現嚴重的休克,呼吸也越來越困難。

  我眼睜睜地看著他張大著嘴,掙紮著呼吸,最後完全停止了呼吸。作為一個外科醫生,眼看著病人在你面前,卻因這種條件而無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輩子也無法忘卻的。

  約在12點時,送來了一位少校軍官(這是當晚我們救治的唯一的軍人)他的左上臂中部有子彈貫通傷,X片顯示肱骨粉碎性骨折,周圍軟組織中有大量金屬碎片(我意識到這是一種鉛制的開花彈)。

  這位軍官告訴我們,他當天進城到親戚家造訪,晚上回來到軍事博物館(他的工作單位)門口馬路邊上,被過路的部隊用連發掃射的子彈擊傷。他的右邊是一位老人,左邊是一個小孩。這一老一少,均被子彈擊中,當場死亡。

  他算是幸運的,只傷了一隻胳膊。送他來的是一位參加過越南戰爭的退伍軍人。他當時就對在場的很多傷患和工作人員講:我們解放軍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支左工作,曾使自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受到很大傷害。這次部隊用機槍、坦克殺害自己的老百姓,更是天理難容。往後部隊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再也不可能還有威信了。

  午夜後,部隊已通過301門口,就不再有傷患送到我們醫院來了。

  這時,我就去手術室查看手術進行的情況。見有的人肝臟被打碎,肝內留有很多碎彈片。對此,我們拍了照、錄了像。其它一些手術中,醫生們還發現傷患腸道內有大量碎的彈片,這和一般的子彈是明顯不同的——是用一種國際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謂“開花彈”打傷的。(《致人大、政協兩會及中共領導人的公開信》,蔣彥永,網路電子版,2004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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