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这本书据说是由李鹏日记改写的《关键时刻》，在新世纪出版社决定出版时被禁。本书的真实性尚有待考证，我们将连载这本书中的若干重点段落直至六月四日，内容有删节。将任意一期《每日译者》手机报转发给你了解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精美电子书。（点击邮件下方的“转发给你的朋友”，您的邮箱就会自动进入我们的抽奖数据库中，我们会从中选出100名获奖邮箱寄送免费电子书。）
【图：据传由李鹏日记改写的《关键时刻》一书封面】
关于“跪交请愿书”
4 月 23 日
上午 11 时，李铁映同志来电话告诉我，在学生中广为流传一则谣言，说追悼会期间李鹏总理拒绝接见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代表。 三位学生代表拿着请愿书，跪在大会堂东门外的阶梯上请求李鹏出来与学生见面，长达 3 小时之久，始终也不为李鹏理睬，因此学生情绪激动，酝酿明天罢课，以示抗议。由于我在追悼会后就离开大会堂，对那里所发生的事并不知道。我请铁映同志把这件事经过查清楚，再商量对策。铁映说，他刚才也给赵紫阳打过电话，认为学潮正在升级，矛盾直指邓小平同志，形势紧迫，希望赵紫阳同志组持召开常委会，听一次汇报，决定对策。但赵紫阳告他，已委托李鹏主持常委工作，他下午走，没有空，你们有事向李鹏汇报吧。很明显，赵紫阳已经把这个“烂摊子” 推给我了，不知居心何在。我才到中央工作不久，自知能力有限，但我又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党和国家危难之时，也只好挑起重担了。
李锡铭同志也来电话，他说他刚给赵紫阳打电话，说李鹏很难应付当前的混乱局面。在全国这样紧急的状态下，作为党的第一把手，应推迟出国访问，但也遭到赵紫阳的拒绝。锡铭与我在电力系统共事多年，对我不能说不了解。我本一介书生，技术型干部，如何能应付如此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我从内心里十分赞成锡铭的建议，但他也说服不了赵紫阳。
下午 1 时半，锡铭把北京五所重点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带来了，他们是清华，北大，师大，人大和钢院的领导。我请乔石，胡启立，李铁映同志一起听汇报。他们反映学生的意见，集中到一点，就是李鹏总理为什么拒绝接见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代表呈交请愿书？据汇报，请愿书共有七条要求，中心一条是要为耀邦平反。学生代表称，治丧办一位工作人员曾告诉学生，说李鹏总理已答应出来见学生，但等了几个小时，李鹏也不出来，因而激起群情激奋。
经过核实，事情是这样的：乔石同志当时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治丧事宜，得知学生要递请愿书时，就指示治丧小组派工作人员出去接受学生的请愿书。在这个时候，我早已离开人民大会堂，回到中南海办公室了。治丧办的工作人员没有说过，也不可能说李鹏总理答应出来见学生。
在会上，这件事已澄清了，我要求各校领导回去给学生做工作。几位学校领导认为他们回校可以对学生做工作，但由他们去讲缺乏说服力。因此，他们提出要在报上公开发表一个消息澄清这一谣传。我同意由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出面，发表一个谈话对这件事加以澄清。李锡铭讲，现在有点像“文革”开始的样子，市委和学校领导心中都没有底，有人传说中央有黑手，想借学生闹事打倒谁，现在看，目标可能集中到李鹏总理身上。
汇报会结束后，我和乔石同志商量，以赵紫阳刚走时说的三条原则为内容，发一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并由中央向各地发一电报通知，提出处理当前学潮的三条原则，强调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做好学生工作，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坚决制止一切打砸抢不法行为。
下午 4 时 20 分，我到北京火车站去欢送赵紫阳出访。看来，他并不欢迎我的到来。他说，不是简化礼宾规格吗，你这一来就破格了。我说，破一次格也值得，现在社会上传闻多得很，不少人说中央内部不团结吗，今天我来送你，可以显示中央的团结。他听后也未置可否。
形势在不断变化，紫阳一走，这副担子就落在我肩上。我对目前发生的事很警惕。“文化大革命”中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学生不上课，整整乱了十年，人民吃尽了苦头，国家遭受灾难，不能让这种悲剧重演。但我对如何处理当前的混乱，也苦于没有办法。在这时，尚昆同志建议我主动找小平同志请示，他也一同去。
晚上 12 时，锡铭同志报来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关于澄清“总理据见递交请愿书的学生代表”谣传的谈话稿。但是锡铭认为北京市政府发言人权威不够，要求由新华社发通稿。锡铭讲的有一定道理。因为追悼会是中央主持的，谣传学生是向总理请愿，有北京市来做说明显然不合适。何况这篇谈话稿就事论事，也缺乏说服力，可能产生相反效果。我和锡铭商量，一致同意，此稿不发了。
晚上，我在批阅大批文件和简报的同时，不断接到公安，安全，教委负责人关于各地学生动态的电话，电报。处理完这些事，已过深夜 12 时。我静静地陷入沉思，不仅向自己提出两个令人费解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赵紫阳说他最敬重邓小平同志，对邓的指示从来不折不扣加以执行，为什么在这次学潮中，却反其道而行之。就在 3 月 4 日，邓小平和赵紫阳谈话说：“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中国不能允许随便游行示威”、“如果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中国不允许乱。”这是针对国际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波兰，匈牙利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搞政治多元化，出现社会动乱，以及在中国西藏拉萨发生民族分裂分子骚乱事件讲的。邓小平言犹在耳，但赵紫阳对目前的学潮，事实上是抱以纵容的态度。
第二个问题，学生为什么非要向我递交请愿书，而不是向赵紫阳递交？学生请愿书的中心意思是要求重新评价耀邦同志，为自由平反，这本来应向总书记提的有关党务方面的问题，耀邦在政府中并没有职务，为什么向政府总理提出。我判断，让学生向总理递交请愿书，事前是有预谋的，他们把斗争的目标对准我，把我推到第一线。对“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这一套惯用的手法，我太熟悉了。那时，造反派总是先把领导人引出来，公开亮相，然后再借群总的力量把领导人搞臭。
4 月 24 日
“美国之音”不厌其烦地反复广播北京学生为抗议警察“施暴”而举行罢课，目的是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民主自由的消息，大有给学生打气之意。日本产经新闻也为之呐喊，说什么这是“群众性反体制运动”，在东欧捷克、匈牙利发生过，在中国尚属首次。在国内也有一些新闻媒体大加渲染，如科技日报登载《风一程，雨一程，壮歌送君行》，赞扬学生在追悼会前后，在天安门广场闹事的长篇报道。
中央给各地党委的电报已于昨天发出，人民日报也写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化悲痛为力量》，其中指出“如果社会动荡，秩序混乱，就会给少数惟恐天下不乱的人以可乘之机，危害四化建设的大局”。但是中央所有这些措施都跟不上形势了。事态发展很快，今天有 34 所大学 6 万余学生罢课。有的学生占领学校广播室，有的夺了学生会的权，有的要搞大串联，仿照波兰“团结工会”那样，成立“团结学生会”，街上也出现了大批小字报。
上午，我分别找依林、万里、宋平同志谈了对当前形势的估计，征求他们对处理学潮的意见。他们都同意昨天中央采取的三条措施。万里同志是老北京，曾长期担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他主动表示愿意找北京市领导同志做工作，让他们消除顾虑，大胆向学生做工作。
下午 5 时，万里同志打电话来，说北京市领导反映，形势非常严峻，中央态度不明朗，他们很难工作。万里建议立刻召开常委会讨论对策。我同意了万里同志的建议，决定晚 8 时开常委碰头会，扩大到有关同志参加。
晚 8 时召开的常委碰头会是一次关键的会议。参加的同志有常委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列席常委会的有杨尚昆、万里，还有书记处的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政治局委员田纪云、李锡铭、宋平、丁关根同志，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当前局势严峻。首先在北京继而波及到全国的学潮，实际上背后有人操纵，煽动闹事，这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旨在打倒共产党的政治斗争。中央必须旗帜鲜明地采取得力措施，加以制止。方针是首先稳住北京，进而稳住全国。李锡铭在会上表示，只要中央态度明朗，北京市委有把握把群众发动起来，挽回局势。在讨论中，我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人民日报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传达今天常委碰头会议的精神；二是由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向全国各省市发一通知；三是在北京召开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传达今天会议精神。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可先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会议还通过由乔石、 胡启立、李铁映三位同志组成的处理学潮的领导小组，负责在第一线处理学潮。散会时已是晚上 11 时半。
我接到小平同志秘书王瑞林打来的电话，明天上午 10 时小平同志约我和尚昆到他家去谈话。
警卫局的同志反映，22 日上午耀邦追悼会结束，下午赵紫阳就去郊区打高尔夫球。由此可见，他对耀邦同志是毫无感情而言。对全国乱哄哄的局势，他却一走了之，令人不可思议，也发人深思。
“四·二六”社论：这是一场动乱
4 月 25 日
10 时，我和尚昆去小平同志处。小平同志听完我和尚昆同志关于昨天常委碰头会对当前形势的分析，以及要采取的对策的汇报后，讲了一篇极有分量的话。以下是小平同志的讲话
要点：
这不是一般的学潮，是一场动乱，就是要旗帜鲜明，措施得力，反对和制止这一场动乱。不能让他们的目的得逞。这些人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受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苏联自由化分子的影响，起来搞动乱，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是国家和民族丧失前途。采取这些措施，行动要快，要争取时间。
前一段，上海态度明确，赢得了了时间。我们不要怕被人骂，不要怕人家说名誉不好，不要怕国际有反应，只要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了，四个现代化实现了，才有真正的名誉。
四个坚持十分必要。反对精神污染，二十几天就丢掉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没有做到认真贯彻。如果贯彻得力，在思想界、教育界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混乱。当然，小的动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个别处理，分散解决，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迫使我们要集中去解决，迫使中央要直接干预。四个坚持中有一个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手段要用起来。当然，要运用得当，注意缩小打击面。现在要特别注意不要让他们把动乱引到中学中去，稳定中学十分重要。他们会鼓动娃娃起来闹的。工人是稳定的，但其中也有不稳定因素。农民没有问题。还要注意稳定社会其他各个方面。
这一场动乱完全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他们想把一个很有前途的中国变成没有希望的中国，是我们永远没有希望。要害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对话是可以对的，但不能纵容错误的行动。纵容不能解决问题，只能助长他们的气焰。要尽力避免流血事件。北京市的意见是对的。中央的态态度要明确，明确了他们才好办事。
这次动乱一出现就是全国性的，我们不可低估。要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这还不够，争取抓紧立法。他们现在就利用宪法中的集会、游行权利来和我们斗。北京不是有个“十条”吗？我们要用这个东西来约束他们。准备迎接一场全国性的斗争，争取把动乱打压下去。不然国无宁日，天天不得安宁，甚至永远不得安宁。我对布什说，如果中国允许搞游行，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360 天，天天都会有游行，这怎么能稳定呢？没有稳定就什么也干不成了。如果出现“团结学生会”，就宣布解散。现在他们搞的那一套，都是“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搞的那一套，惟恐天下不乱，把中国的希望搞成泡影，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都搞不下去，甚至毁于一旦。
这场动乱，有后台，有黑手，方励之夫妇是个典型。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在适当的时候就要予以处理。对有些人，要打个招呼。告诉他们不要卷进去，不要继续搞了。不要等事情发展起来了，怪我们没有打招呼。科技日报内部有争论，要支持内部的健康力量。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搞得不像样子。报刊编辑要调离，负责人要解除职务，要坚决调离。必要时可以停刊，不要怕人家骂。
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拥护我们的，干部是拥护我们的，民主党派也是好的。我们还有几百万人民解放军。我们怕什么？罢课的 6 万学生中，不少是被胁从的，被阻碍不让上课的。他们搞的纠察队是非法的。我们要支持那些没有卷入的学生。党的组织要发挥作用，党团员要发挥作用。要重申党的、团的纪律。大学、中学、工厂、机关都要开支部大会，还要开大会。要加强公安部门的工作，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出现了“团结学生会”，要坚决采取措施，先警告，让他们自己解散，不服从就取缔。要通过朋友的渠道，给一些人诚心诚意地打个招呼，劝他们在这场斗争中，尽力克制，不要处于党和人民的对立面。
这次治丧活动处理是好的。现在的性质变了，我们必须快刀斩乱麻，为的是避免更大的动乱。你们常委昨天的决定是对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很好。只有态度鲜明，措施坚决，支持地方放手处理，就能及时把这场动乱制止下去。
小平同志的讲话犹如一场及时雨，为处理当前复杂的局面指明了方向。
4 月 26 日
《社论》在昨晚广播之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各级领导和党团员振作起来了。北京市委下午开了万人大会，江泽民在上海上午就开了会。北京市街头和电线杆上的小字报已一扫而空。
胡启立和曾建徽来，送审一个电视新闻，是通过一个座谈会澄清我为什么没有接见学生的问题。新闻片软弱无力，我没有同意发表。
江泽民同志下令对经济导报进行停刊整顿，钦本立停职。
我把中央办公厅整理的小平同志 4 月 25 日谈话要点稿，于昨晚送到小平同志那里，同时还给小平同志秘书王瑞林写了一封信：
瑞林同志：
小平同志谈话要点已整理出来。昨天已传达到常委及中央党政和北京市系统的负责同志。现把谈话要点送上，请送小平同志审阅。
李鹏
今天上午，小平同志亲自修改和圈阅了他的谈话记录稿，王瑞林把文稿退给我。王瑞林还写了几句话：
“送小平同志看过，作了修改（用铅笔）”小平同志对讲话稿重要的修改是：一、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搞得不像样子，编辑部要改组；二、耀邦同志是有错误的，他确实也做了不少好事，如提倡改革开放等等；三、要通过朋友的渠道给吴祖光这些人谈谈心，诚意地打个招呼，劝他们在这场斗争中，尽力克制，不要处于党和人民的对立面。
以上均是小平同志亲笔修改的。
晚 11 时，“北京高校临时联合会”发出通知，25 日全市统一游行，到天安门会合。亚洲华尔街报刊登方励之主张，“如果中国在人权方面没有取得进展，外国公司应当抽走他们的资金” 。
今天还接到赵紫阳同志从朝鲜发来的电报，他是看了中央给他的两份电报，即 24 日常委碰头会纪要和 25 日小平同志谈话记录稿后回电的。以下是赵紫阳的回电：
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
赵紫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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