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4日，一场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学生运动被血腥镇压。在日前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的“方励之自传”中可以看到，是方励在1989年出初，给邓小平的一封公开信，点燃了学生和民众追求民主自由的诉求。
1936年出生的方励之，1984年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科学技术大学天体物理中心原主任。1987年1月被开除党籍，撤销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职务。1989年六四事件后因反革命煽动宣传罪被开除公职。在1980-90年代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异见人士，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躲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并在次年离开中国。后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任职天体物理学教授，2012年4月6日早上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寓所逝世。
方励之建议邓小平颁行大赦
方励之在自传中说：“也许真是有上苍的安排，1989年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爆发─超新星爆发。”
“在写“超新星”文章时，想起“大赦天下”的古训，今天的中国社会，不是同样也很有必要颁行一次“大赦天下”么？新年的气氛更加重了这种联想。”
因此，在写完“超新星”一文后，1989年1月6日，方励之写了一封给邓小平的信，建议颁行大赦。
信中写道：“今年是五四运动的第70年。为了更好地体现这个节日的精神，诚恳地向您建议实行大赦，特别是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样的政治犯。“无论对魏京生如何评论，赦免他这样一个已经服刑10年的人，总是符合人道的精神的。”
“今年又是法国大革命的200周年，由它所标志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已得到了愈来愈广泛的尊重。我再次诚恳地希望您考虑我的建议，以给未来增添新的尊重。”
信于当日中午投进北京天文台门外的一个公用邮筒，寄往中共中央。这就是后来被当局指控为导致北京暴乱的信的起源。
这封信无意之间成了公开发表的信
方励之说，当初绝没有期望这封信会起多少作用。寄给最高当局的信件，一天何止万千，绝大多数的命运都是无声无息地湮没掉，甚至根本没有被看过。
“我还是有一点信心，邓小平不会不注意到我的信。因为，无论如何，我是他经常在“关心”的人了。”
信寄出去的第二天，1月7日，“有两位客人来我家，第一位客人是刘达，他是一位开明的老干部，曾长期担任科技大学的党委书记。他看了信稿后，表示很赞同，连连说：“是该把人放了!”而且，愿意帮我把信送到中央。”
另一位客人是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林是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驻北京的代表。“顺便，我也给了他一份致邓小平信的副本。当晚他就把信的英文副本给了一些记者。这样，它就成了一封公开信，进一步增加了它不被忽略的概率。”
“后来了解到，邓小平确实看到了我的信。当然，照例地，佯装不知，没有回掷，也没有答覆。”
公开信发表后当局坐不住了
自传中写道，新年期间，中国科学院的一些同事也开始酝酿写公开信给中央，忽吁当局特赦因思想问题而获罪者。那封信发表时有40多位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学者的签名。
随后，诗人北岛、老木等文艺界的几个年轻人也来方家，询问有关忽吁大赦的情况，并得到了公开信的副本。2月12日，他们发起写一封致人大常委会的信，也忽吁特赦政治犯。三天后，北岛等的信公开发表，其上有33个人的签名，大都是文化界的人士。
中国古训，事不过三。果然，三封公开信后，最高当局开始坐不住了。司法部第一个站出来反击。接着，当局开始对在公开信上签过名的人，一一进行“教育”，或“再教育”，有的“美言”相劝，有的被警告，有的被公开监视。
方励之说，“这一次，当局倒是没有来找我这个始作俑者。”
“忽吁大赦的几封信都没成功，但它令当局如此地惶恐，就已经证明，持不同政见成了一种难于遏止的社会“瘟疫”。共产主义的权威是每下愈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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