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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4日 星期六

方励之自传:一封信“引爆”北京六四事件


1989年6月4日,一场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学生运动被血腥镇压。在日前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的“方励之自传”中可以看到,是方励在1989年出初,给邓小平的一封公开信,点燃了学生和民众追求民主自由的诉求。
1936年出生的方励之,1984年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科学技术大学天体物理中心原主任。1987年1月被开除党籍,撤销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职务。1989年六四事件后因反革命煽动宣传罪被开除公职。在1980-90年代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异见人士,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躲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并在次年离开中国。后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任职天体物理学教授,2012年4月6日早上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寓所逝世。
方励之建议邓小平颁行大赦
方励之在自传中说:“也许真是有上苍的安排,1989年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爆发─超新星爆发。”
“在写“超新星”文章时,想起“大赦天下”的古训,今天的中国社会,不是同样也很有必要颁行一次“大赦天下”么?新年的气氛更加重了这种联想。”
因此,在写完“超新星”一文后,1989年1月6日,方励之写了一封给邓小平的信,建议颁行大赦。
信中写道:“今年是五四运动的第70年。为了更好地体现这个节日的精神,诚恳地向您建议实行大赦,特别是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样的政治犯。“无论对魏京生如何评论,赦免他这样一个已经服刑10年的人,总是符合人道的精神的。”
“今年又是法国大革命的200周年,由它所标志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已得到了愈来愈广泛的尊重。我再次诚恳地希望您考虑我的建议,以给未来增添新的尊重。”
信于当日中午投进北京天文台门外的一个公用邮筒,寄往中共中央。这就是后来被当局指控为导致北京暴乱的信的起源。
这封信无意之间成了公开发表的信
方励之说,当初绝没有期望这封信会起多少作用。寄给最高当局的信件,一天何止万千,绝大多数的命运都是无声无息地湮没掉,甚至根本没有被看过。
“我还是有一点信心,邓小平不会不注意到我的信。因为,无论如何,我是他经常在“关心”的人了。”
信寄出去的第二天,1月7日,“有两位客人来我家,第一位客人是刘达,他是一位开明的老干部,曾长期担任科技大学的党委书记。他看了信稿后,表示很赞同,连连说:“是该把人放了!”而且,愿意帮我把信送到中央。”
另一位客人是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林是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驻北京的代表。“顺便,我也给了他一份致邓小平信的副本。当晚他就把信的英文副本给了一些记者。这样,它就成了一封公开信,进一步增加了它不被忽略的概率。”
“后来了解到,邓小平确实看到了我的信。当然,照例地,佯装不知,没有回掷,也没有答覆。”
公开信发表后当局坐不住了
自传中写道,新年期间,中国科学院的一些同事也开始酝酿写公开信给中央,忽吁当局特赦因思想问题而获罪者。那封信发表时有40多位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学者的签名。
随后,诗人北岛、老木等文艺界的几个年轻人也来方家,询问有关忽吁大赦的情况,并得到了公开信的副本。2月12日,他们发起写一封致人大常委会的信,也忽吁特赦政治犯。三天后,北岛等的信公开发表,其上有33个人的签名,大都是文化界的人士。
中国古训,事不过三。果然,三封公开信后,最高当局开始坐不住了。司法部第一个站出来反击。接着,当局开始对在公开信上签过名的人,一一进行“教育”,或“再教育”,有的“美言”相劝,有的被警告,有的被公开监视。
方励之说,“这一次,当局倒是没有来找我这个始作俑者。”
“忽吁大赦的几封信都没成功,但它令当局如此地惶恐,就已经证明,持不同政见成了一种难于遏止的社会“瘟疫”。共产主义的权威是每下愈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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