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編按：昨天，本版刊登六四民運流亡人士封從德與柴玲當年逃亡的片段。今天選錄他在為著作《六四日記》增訂出版時的內容，當中包括紀錄片《天安門》須商榷的一則資料，此片除了影響民運人士柴玲再受國際關注外，還直接影響香港早前的「陳一諤事件」。六四事件發生後，曾參與民運的、流亡海外的學生，今天都各有發展；封從德以第一身出發，談談他對某些人記錄六四事件手法的質疑，先從戴晴的「天安門」事件談起……}
1995年4月底，柴玲的一個電話打破了我平靜的新生活。
原來，海外最大的中英文報紙突然長篇累牘地討伐柴玲，並「揭露」八九學運組織「有陰謀挑起中共屠殺」。聯合報系的薛曉光和《紐約時報》的Patrick Tyler根據當時尚未上映的紀錄片《天安門》，指柴玲「期待流血、自己逃生」，並說這就是那個「陰謀」的證據。那時我還不知道，就在1995年4月，戴晴已在她的新書中宣布：「柴玲在（1989年）5月28日向一位美國記者的哭訴即將披露於世」（戴晴《在秦城坐牢》）。戴晴宣布的內容，與兩個記者「揭露」的內容完全一致：「（柴玲說）『我沒有辦法告訴他們，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我想，也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人民才能真正擦亮眼睛。』當她被問到自己會不會在廣場堅持時，她說『不會』，『因為我跟大家不一樣。我是上了黑名單的人。被這樣的政府殘害，不甘心。我要求生。』她隨即要求記者：『這個話先不要披露，好嗎？』」
戴晴是在1995年4月的一段補註中宣布上述內容的。那個補註的正文說，「陰險的見習政客們正用犧牲別人的生命來為自己鑽謀」，那是戴晴從1992年陸續發表的一系列回憶文章的一個中心思想。戴晴對柴玲恨之入骨，四處宣稱要「審判柴玲」。
柴玲沒有在錄像中說出的她要離開廣場去做的事，其實比留在廣場更危險，而其實，她並沒有走，一直堅持到「六四」。
天安門以外的「天安門」事件
我又比對錄像全文與那剪輯出來的兩段話，發現它們不僅在錄像中相隔40分鐘，而且根本是對兩個記者講的！我還發現，《天安門》甚至將別人說的話也掐頭去尾，變成柴玲自己的話。《天安門》上映後，我才明暸其中戴晴的作用。
整部紀錄片可以說是為戴晴設計的。
那麼多對學運有重大影響的知識分子不採訪，影片中沒有嚴家祺、包遵信、鄭義，也沒有陳明遠、方勵之、徐良英，當然更不會有沈澤宜，卻由戴晴扮演知識分子的代言人。
該片畫龍點睛的一句話就是戴晴說的「毫無理性的學生和毫無理性的政府」，意思是「六四」悲劇就是這種對抗的結果。「毫無理性的政府」早在八九年就暴露無遺，1995年《天安門》要揭示的，自然是「毫無理性的學生」。為此他們找到了柴玲在「六四」前一周的錄像講話。
柴玲的錄像講話自然是一個好靶子，1990年我在海外讀到時也很皺眉頭。但《天安門》沒好好用，犯了許多紀錄片不該犯的忌諱，將製片人特殊的用心暴露無遺。白夢很快就有反彈：「自從兩年前戴晴女士打着『持不同政見』者的旗號，喊出要『審判柴玲』的呼聲以來，海內外不斷有人呼應。直到一個曾經像特殊貴族一樣在中國長大，並與中共高層有深厚淵源的美國人Carma Hinton（卡瑪），集合一些面目不清的人，並斷章取義地選取資料拼湊成一部叫《天安門》的影片，終於使這種聲音變成了合唱。」
當時我以為言重了，還在《天安門之爭》中說「不相信什麼『親共背景』」。我雖然也在《天安門》中受訪── 那是在1990年7月的波士頓卡瑪家裏── 但我見到的卡瑪，與文革紅衛兵造反頭目完全聯繫不起來，她自然也不會對我說起她在中國的光輝歷史。
影片《天安門》並不是記憶戰爭的結束，而只是其開始。「六四」後，這是第一場大戰，《天安門》成功地誤導了無數的年輕人，包括早前遭罷免的前香港大學學生會長陳一諤，他很委屈地說他的「六四」知識來自於這部影片。他說看了《天安門》許多遍，因此就有那些同情中共鎮壓的情緒，而對八九學運也才有那麼多背離史實的偏見。他是有毒「真相」的一個受害者。
中共的「第三種暴力」
實際上，「六四」屠殺的硝煙還未消散，這場記憶戰爭已開始醞釀。暴力之後，謊言肆行。系統性的謊言，其實就是一種軟性的暴力，是伴隨直接暴力（武力）、結構性暴力（惡法）的第三種暴力：文化暴力。中共當局首先歪曲屠殺的真相，掩蓋受難者人數，污衊和平的民眾先有「暴亂」，大肆追捕和監禁參與者，並立即出版大量充斥着謊言的宣傳品。當局的鎮壓行之有效，很多人不僅不敢承認自己原先支持運動的立場，反而紛紛跟着中共的意願表態。久而久之，就連民運陣營的許多人也弄不清真相，或不敢堅守真相。
《天安門》之後，我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完成博士論文，由此得到許多史學訓練；二是投入這場記憶的戰爭。在友人的建議下，於1998年出版了《天安門之爭》一書，為遭《天安門》妖魔化的學運澄清史實。同年，全球數十位六四學生召開電話會議，我提議建立六四檔案，得到大家的認同。1998年，我和巴黎幾位六四同學成立了「天安門紀念協會」，以落實那個提案。這時，我開始重操電腦舊業謀生，進入互聯網資料庫行業；2000年籌劃、2001年正式建立「六四檔案」網站，那時我看出剛出版的《天安門文件》有許多疑點，於是在該書中文版出版的同時開通了六四檔案網站。這個網站從2002年4月開始得到「中國人權」組織的財政支持，2005 年秋我到紐約在「中國人權」總部工作， 2006 年開始「六四口述實錄」項目。但是，2007年準備出版《六四口述實錄》時，卻遭遇意外擱淺，本來項目已設定，且已請丁子霖教授寫好了序言，卻無端被當時的「中國人權」執行主任偷偷撤銷項目預算和人力。這時，該組織已嚴重偏離原先救助國內人權受侵害人士的初衷，而且不久後又發生了一件十分荒唐的事情，一位主要和國內人士聯絡的同事，因為幫助師濤等受雅虎出賣而遭當局判重刑的人士，卻被執行主任無端解僱，我忍無可忍，就在2008年4月底辭職。
辭職的代價是沉重的，我立刻就沒有了收入，因為是外籍勞工，也沒有任何社會福利和醫療保障，甚至在美國的居留也成為問題。除了謀生和為居留問題奔走，及參與一些支持國內的民主、人權活動以外，全部精力都放到這部書上。
在加註過程中，有許多驚心動魄的新發現。很多原來模糊不清的點，一下子成為一些清晰線索──我似乎明白當局從一開始就埋伏在運動中的控制手法。當局順理成章地在運動中安插了許多自己人、或當局了解其人性弱點而能夠容忍的人、或寧願是這些人而不是別的「死硬分子」的人，讓這些人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
誰主導六四
如果我的分析並不完全錯誤，甚至在運動之前，當局就可能已經讓一些人以「民主人士」的面目出現，並由此受到海外媒體關注；在突發的學運來臨時，讓他們進入運動的領導核心，但在四二七大遊行前夕突然去阻止遊行；之後，讓他們製造新聞，進一步受到海外媒體關注，成為「領袖」和明星，但在五四後校園民主蓬勃發展時，突然發起有利於強硬路線的非組織的絕食；在學生佔領廣場後，進入指揮核心，利用全國電視轉播的與李鵬的會談高度曝光，以穩固其「領袖」地位；但在會談前安排好，由比較幼稚的低年級學生主要發言，以便找到學運的漏洞，為已經定好的鎮壓尋找藉口；在廣場後期，讓這些人發揮作用堅持到最後鎮壓，並將試圖運作撤離的人秘密逮捕；在六三夜間，又讓這些人製造燃燒瓶等暴力「武器」，為當晚的鎮壓提供口實，並在紀念碑清場時，配合當局「廣場沒放一槍、沒死一人」以將鎮壓的焦點轉移到「是否有天安門屠殺」這個荒唐的焦點上的策略；在「六四」後的所有官方宣傳資料中，拔高這些人在的運動中的作用與地位，將他們沒參與的事情也說成是這些人主導的，使海外媒體也不得不跟隨這些突出的重點，以奠定這些人日後在海外民運中的「領袖」地位，並在當局早就分佈在海外各界的秘密或統戰網絡中得到幫助，佔據資源，繼續在關鍵時刻發揮別人發揮不了的作用……
當然，這些線索僅僅是線索，在中共秘密檔案解密之前無法證實，而且我也並不相信所有這些線索都一定曾經發生，也並不相信中共的情報和統戰機關真有天大的神通，但經過大量的資料分析與梳理之後，我相信這其中的一部分必在當局的精心設計之中。這些線索是否純屬臆測？從東歐原共產國家秘密警察的解密檔案來看，當局不做這些手腳才是奇事。從這部《六四日記》的大量註解中，我相信讀者也會看出許多端倪。我希望未來的民間力量組織者們，不要再犯我們犯過的錯誤，通過包括本書在內的經驗積累，比我們更聰明，更有智慧。
真正的六四檔案，只有在官方資料解密以後才能確實建立。到那時，我們再來重新修訂這部《六四日記》吧。
（標題為編輯所擬。本文經編輯刪節）
書名：六四日記（增訂版）
作者：封從德
出版：溯源書社／二○一三
作者簡介：四川人，生於1966年。八九學運領袖之一。1990年與妻柴玲逃亡至法國並深造。2001年創辦「六四檔案」網站。2003年，封從德獲法國高等研究院宗教學博士學位。2005-2008年間在紐約「中國人權」工作。現居美國舊金山。
[文．封從德 編輯 袁兆昌 電郵 mpcentury@mingpao.com]
原文出處：http://goo.gl/oQ3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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