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京生：“六四”迈不过去的坎儿

明鏡新聞網: 刘京生：“六四”迈不过去的坎儿: “六四”是迈不过的坎儿，是必须解开的结。中共几十年的统治在那一天就已经盖棺定论，罪恶统治的本质一览无遗。这段历史是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哪怕今天就将权力回归于民也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这就是宿命，罪恶的宿命，在罪恶发生的那一刻就注定了，杀人者必须付出代价——宽恕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适用，...

“六四”是迈不过的坎儿，是必须解开的结。中共几十年的统治在那一天就已经盖棺定论，罪恶统治的本质一览无遗。这段历史是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哪怕今天就将权力回归于民也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这就是宿命，罪恶的宿命，在罪恶发生的那一刻就注定了，杀人者必须付出代价——宽恕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适用，可以不以生命为代价——这不是我的意愿，我的要求，是法律的，只要人类社会还有法律，杀人者被押上审判台是逃不掉的。

二十三年过去，当年的那一夜可否被淡忘？有些人真的在淡忘，忘记了那场屠杀，忘记了医院里布满的尸首，撕心裂肺。似乎，这种淡忘理直气壮，冤冤相报会使社会进入到万劫不复之境地，社会动荡，百姓遭殃。人们应当珍惜现在的一切：富裕、繁华、自由、阳光。人们还活着，享受着活着的乐趣、幸福，享受着爱与被爱，享受着家庭带给人们的天伦之乐——活着，多好呀。

没忘记那些死去的人吗？在那场大屠杀中死去的？没有！我们再说他们，在念他们，在赞美他们。可他们已经不在了，说他们，念他们，赞美他们，他们都听不到。说、念、赞美不过是安抚一下活着的人的愧疚，不过是找回失去的自尊——这都是活着的人很乐意去做的事，趁着这个机会，好好的表现一番，彰显一下自己的“良心”或与众不同的“价值观”。

离奇的是，面对血流成河竟有人能如此冷静，口中念念有词：善哉善哉。宽恕这些不知做了什么的刽子手吧。这真是一种升华，高不可攀，真不知这样高尚的人在自己面对死亡时是否也会如此坦荡？的确，您是在说自己的感觉、自己的认识、自己的信仰，别人似乎不该如此大惊小怪，自由言论有什么不可？自由言论意味着要为这一自由的后果负责，您有说的权利，别人也有——你既然已经将自己的“宽恕之心”公之于众，那就不再是您自己的事了。您需耐着性子的也听听别人的自由言论。

面对“宽恕”之声，反驳之声也显得格外怪异，纠缠于是否是“受害者”，这重要吗？不是受害者就不能表示宽恕与否？法官从来就不是受害者，就不能审判？这是什么思维，什么逻辑？“六四”问题的关键是：有没有人在犯罪，谁在犯罪，犯了什么样的罪。纠缠于谁是受害人就很容易将视线偏离“六四”问题的本质——无法无天的权力。再说，即便所有直接受害者都宽恕了“六四”的凶手，这些凶手就可以不了了之吗？拿法律当什么了？有些罪是可以宽恕的，有些罪不行，即便“神”想宽恕也不行，这是一个社会常识，很奇怪，挂着那么多光环的学者、专家竟对这些常识一无所知——单以这些人的行为来预测中国民主转型的时间，恐怕一百年后还是一个梦——好在，没有多少人会相信这些人还能左右未来。

“宽恕之声”在此时沉渣泛起并非偶然，与和平、和谐、妥协如出一辙，误认为它是当今之潮流——除了中俄，没有多少国家在坚守这些所谓的“潮流”。中非及阿拉伯世界再次证明，只要有罪恶的权力存在，就必然有反抗，权力者对反抗的镇压越残酷反抗就越激烈。世界上的大国都在扩充军事力量，这并不单单是为了吓唬人——威胁世界的罪恶权力始终存在，面对这些威胁，就要保持高压的态势，随时准备付之武力。也只有具备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之后，对话，和谈的主动性才会掌握在自己手中，否则，只是一厢情愿的个别意念——爱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可拯救世界。

为了“宽恕”寻找理由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实在不行还可以借助于“神学”理论。中国的神学“大家”都习惯做这种事，不管自己是否真的信了耶稣。这实在应当怪罪于中国的应试教育体系，教出的“大家”都只会大段的引用名人名句。您就不能说些自己的话，为自己的观点、信念寻找一些像样一点的理由？您老说“神”说的话，您不觉得您跟文盲无异？找本书，谁不会抄，即便不会还可以找个代笔的，这不难。虔诚的教徒也见过不少，都是人，有爱也有恨，爱恨分明，无私无畏。我看美国人也一样，到了战场也一样要杀敌——真正渴望和平的人都免不了要杀敌，不杀敌和平无法实现。我不相信，杀敌的都不是耶稣的子民，更不相信，美国的法官都是无神论者——只有无神论者才会杀人。很多人嘲笑无神论者是专制之源，我以为这一说法是颠倒黑白的谎言——权力的罪恶与有没有信仰没多大关系，绝对权力下的“好人”也会变成“坏人”。

人说“神”的话，大都不可信，至少对我来讲是如此。人传达“神”旨意也大都是人的意愿，无法在“神”那里得到验证。耶路撒冷战事不断，是“神”在爱人还是在恨人？爱谁，恨谁？还是这些信徒都“不知他们在干什么”？或者都是伪信徒唯有您是真的？我就不相信，“神”只讲爱，从来就对罪恶熟视无睹。

别再欺世盗名了，和谐、和平、妥协、宽恕并不是绝对的善，相反，在特定的国度，它们是掩盖恶的代名词。权力不仅靠血腥的屠杀加以维系，还要靠谎言加以维系，当人们相信这些谎言后，就已经成为权力下的奴隶——和谐、和平的与罪犯，与奴隶主共舞，宽恕他们的所有罪行，以便他们去犯更多的罪，当然，您还可以继续对他们新的犯罪给予宽恕。

“六四”是迈不过的坎儿，是必须解开的结。中共几十年的统治在那一天就已经盖棺定论，罪恶统治的本质一览无遗。这段历史是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哪怕今天就将权力回归于民也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这就是宿命，罪恶的宿命，在罪恶发生的那一刻就注定了，杀人者必须付出代价——宽恕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适用，可以不以生命为代价——这不是我的意愿，我的要求，是法律的，只要人类社会还有法律，杀人者被押上审判台是逃不掉的。我们还活着，或幸福或苟延残喘的活着，我们可以因强制而无所事事，但不能泯灭良知，“高贵”地宽恕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屠夫。您敢对那些已经埋在地下二十三年的冤魂说：我宽恕这些杀害你们的屠夫了？

没有任何人有权利要求活着的人永远的想着那些死去的冤魂，我也无权要求您对那些冤魂诉说您的良知与清白。您竟可以继续您的善恶不分，传播您的伟大的“神”的理论。我真为自己那么长时间对您的崇拜而羞愧，至今您在绝食前一夜在“北大”激情四射的讲演，依旧在我耳边徘徊：“我也是个女人，也有爱，也想生孩子，过正常女人的生活......但我不能......”。第二天早晨，我又在“北大”校门口看到您走在了绝食队伍的最前列......。从此，您就成为我的偶像，二十多年不曾改变。岁月流逝，已物是人非，我是该记住当时的那些话，那些场景还是该忘记？

刘京生，民主中国

维权网: “六四”政治犯史晓东遭遇黄岛恶警肉刑折磨

维权网: “六四”政治犯史晓东遭遇黄岛恶警肉刑折磨


2012年6月21日晚家在山东青岛的史晓东从朋友家出来，想起自己正在维修的一台电脑已经一个多月了，个体维修者却以种种借口推诿，一直让史无法使用。在路过这位维修者的家门口时，见屋内灯亮着，史顺便敲门询问一下。开门后两人发生争吵，维修者拨打110报警，出乎常规的是110只将史一人带到黄岛派出所（舟山路100号），既不做笔录，也不询问，就将他关进审讯室，史不断抗议：“我怎么了？我犯什么法了？”值班的那位恶警却说：“我抓的就是不犯法的！” 


就这样史晓东被反铐在审讯室的铁椅子上。这个铁椅子是最新研制的那种专门折磨重刑犯人的，人的双脚被固定后，双手越过椅背被反铐到低端的一个铁环上，这样浑身无法动弹，屁股无法坐实，看似贴着椅子面，实际上不起任何作用，只能是双肩承受全身的重量，稍一动铐子就杀进皮肉，这种折磨类似“老虎凳”，不久史晓东的双肘就像面包一样肿胀起来，这样持续下去双手不通血液，很容易导致双手残废，在史晓东数次大声呼喊和抗议下，四个小时左右他们才给史晓东松了铐子放出铁椅子，依旧背拷关进了关押室，此时史晓东要求上厕所和打电话通知家人都被拒绝，是这样史晓东上完厕所无法提上裤子，几小时后史晓东再次要上厕所，他们干脆让史拉尿在自己裤子里。史不听便尿在了地上，他们就用史的衣服擦尿。


22日清晨，他们在没有任何说法，随意关押、折磨史晓东近10个小时之后才放他回家，到目前为止史晓东的双手一直麻木，身上许多瘀伤。据史晓东说：对他实施肉刑的这位恶警没有佩戴警号，但是又有权打开查看和处置电脑档案，也显然不是协警，只是身份不明。在这个事件中史晓东不仅被当做犯罪嫌疑人限制人身自由，关进审讯室，还被当做重刑犯施以“老虎凳”般的肉体折磨，并且不留笔录，不备案，显然是一种非法迫害。


史晓东：六四政治犯，1968年出生，1989年积极参与六四民主运动，被判刑5年。史晓东联系电话：15153206597

89年“国务院重大决定”网路走红 中共被扒皮

真相: 89年“国务院重大决定”网路走红 中共被扒皮:

1989年7月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近日被大陆媒界人士翻出来后，在网络上受到关注，众人惊呼这简直是黑色大幽默，空前绝后。还有人以为刚发表的，没有想到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实经不起回眸。

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著名摄影记者贺延光6月27日在微博转载了一则消息，二十年前中央公布一项决议，做7件群众关心的事，包括①惩治官商勾结腐败。②坚决制止高干子女、配偶经商。③取消领导同志的食品特供。④严格管理公车。⑤禁止请客送礼。⑥严控领导干部出国。⑦严查贪污受贿。现在二十年过去了，事实说话吧！

贺延光对此评论说，历史证实，天怒人怨时，那文件就是挡箭牌。局面撑住了，一切更变本加厉了！该内容微博引起关注，目前身处贪官污吏盛行的现实中，大陆官员外逃、子女家属移民海外、百姓已经疾呼还有什么食品是安全的……人们感慨万千。

安徽合肥的戴玉满律师惊讶表示，当年竟然有这样的文件？安徽合肥的王良其律师认为，一样未落实！看来中国没有任何进步。福建的"安然茶舍"则说，20年变本加厉，越演越烈了。大陆以网站的执行总监庄青表示，的确，20年过去了，一切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什么可以让人民相信的。

湖南长沙的张世良认为这是天朝的黑色笑话！山东一企业总经理提出，当笑话看吧。这承诺，当时印象深刻。浙江嘉兴的猫爷则说，伪君子远不及真小人，危害也远大于真小人，还好，中国人现在还有一个岛（台湾）是乐土。

福州的"周三的雨"也感叹道："现实很荒唐、太惊讶、无与伦比的黑色大幽默！现实很简单、太容易、空前绝后的弹指一挥间！"北京的时尚庄园主不满骂道："无法无天的烂裆文件连擦屁股纸都不如。"而北京的"实话实说"悲哀表示，有什么办法，他们废纸一张，我们废话一筐！

微博上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共当局的话，要反过来听、反着看，其中浙江杭州"来自梁山-温岭局"总结说："这一条可印证上一条，现实经不起回眸，未来是口头或纸上的反方向，是现实的第N个升级版。

浙江杭州的朴女士认为文件中的所有条款，事实证明都是干部的反向教材。被禁止的，都被很好地执行了！需要执行的，都被变相地表演了！

北京的东城区的万先生表示，"初一看以为今年刚发的，这些毫无诚信的骗子，现在更变成了抢劫犯！"

河北石家庄的蓝色萧邦认为，那个决定是迫于广场事件的压力，给予人民敷衍的回答，你们还真信，要是全信我们早称霸世界了。昆明的ING也赞同表示，历史背景是88事件后，为了安抚民心，事实上，这些中央文件，全是忽悠老百姓的。没有一条真正改变过！

山东威海张明东觉得围观之后呢，现在需要的是行动。首先要确定要不要推倒房子重建，如果不是，如何从内部重生……还有人说，神州上天了，蛟龙下海了，这七件事还遥遥无期。

广东深圳的"鸿文开腔"表示注意到"特供"了。那时的特供还只是价格优惠，现在的特供则是质量保障，特供之外皆难放心。

九成中央委员直系亲属移民海外

香港《动向》杂志5月曝光，中共曾展开一项内部调查，结果发现九成中央委员直系亲属移民海外。直系亲属通常指指三代内的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如子女、孙子孙女和兄弟姐妹等。据"不完全统计及掌握的资料"，截至3月31日，中央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纪委委员直系亲属在 西方居住、工作、持居留权、已加入当地国国籍等状况如下：

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中，187名委员有直系亲属在西方国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加入所在国国籍，占91%；142名候补委员有直系亲属在西方国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加入所在国国籍，占85%；113名纪委委员有直系亲属在西方国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加入所在国国籍，占88%。

据美国政府的统计显示，中国部级以上的官员（包含已退位）的儿子辈74.5%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孙子辈有美国公民身份达到91%或以上。

（责任编辑：谢东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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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瀚之：因李旺阳先生惨死“论革命”

零八宪章: 杨瀚之：因李旺阳先生惨死“论革命”: 1830年，欧仁·德拉克罗瓦创作了油画《 自由引导人民》 面对这一切，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向世人昭示：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延续二十年前死难同胞所献身的事业，我们将永远恪守心中的良知， 我们绝不与暴政进行妥协，我们也绝不向暴力屈服。 我们将大声疾呼，我们将勇敢战斗，我们...

1830年，欧仁·德拉克罗瓦创作了油画《自由引导人民》

面对这一切，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向世人昭示：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延续二十年前死难同胞所献身的事业，我们将永远恪守心中的良知，我们绝不与暴政进行妥协，我们也绝不向暴力屈服。我们将大声疾呼，我们将勇敢战斗，我们永远是一切暴政最坚决的敌人，我们将在革命的旗帜下以《零八宪章》为宗旨，勇敢地推进祖国大陆的民主和人权事业。

今天，李旺阳先生的惨死昭示着祖国所面临着危急的局面，革命党人绝不能懈怠与暴政之间的战斗，只要中国还存在独裁专制、存在奴役压迫、存在政治迫害，那么，革命党人就永远不会停止战斗。

祖国在亟切地呼唤着一批坚韧不拔、天下为公、志愿为中华民族之福祉而献身、为自由民主而奋斗的革命党人。只有他们才能以大无畏的勇气引导我们的种族与邪恶的“黄俄”暴政进行决然的战斗，只有他们才能以革命手段回击暴政的压迫。

一、没有暴君与暴政就不会有革命

二、革命不是暴乱，革命党人不是暴民

三、革命与反革命

四、我们的革命──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五、非暴力是革命的理想 

六、革命党人的抉择

本文来源：民主中国

导言：李旺阳先生不明不白的“被自杀”在海内外激起了极大的愤慨，香港同胞更是万人游行示威表达强烈的不满、质疑和愤怒。国内同胞纷纷行动，朱承志先生因关注李旺阳之死竟然被当局悍然拘留，湖南维权人士均被限制自由，各地维权人士纷纷被警告威胁。当局是用李旺阳先生的死，再一次向世人赤裸裸地展现他们肆无忌惮的邪恶、残暴、狂妄和无耻！他们在践踏我们作为人的底线。我们已经别无选择——革命，这是人的尊严和自由对邪恶暴政的必然抉择。

李旺阳先生的惨死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刻，中国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关口，我们是继续忍受“黄俄”暴政无所顾忌的压迫和欺凌，还是用决然的勇气进行一场新的革命，这对于我们种族和国家而言，是一个关乎生存与毁灭的命运抉择。

一、没有暴君与暴政就不会有革命

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民承受了许多的灾难，暴君与暴政经常占据我们的历史。而所有之暴政以今日之“黄俄”为甚！“黄俄”独裁者都是暴君。在他们眼里，中国人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任其奴役的草民、贱民；在他们心里，人民根本就不是人，根本就不配享有人的权利。所以那些视自己为天之骄子的暴君们对我们这个种族的人民从来都是穷凶极欲、为所欲为，遭战乱驱百姓为炮灰，享太平则役人民为牛马。

一方面对人民残酷剥削与压迫，另一方面又要人民称颂他是“伟大、光荣、正确”万世的圣明。这就是“黄俄”暴君的嘴脸。暴君是万恶之源，他们造就了人世间的所有不幸、痛苦和灾难。暴君酷爱暴力，常常炫耀暴力以恐吓人民，常常实施暴力以维持统治，他们使得整个社会都充满了暴力的血腥。

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就是暴政。即使人类进入了现代文明，暴政依然肆虐无度，与以前唯一不同的是，暴政学会了伪装。在各种冠冕堂皇的名义之下，暴政在公开横行。二十世纪，人们目睹了一幕幕令人发指的罪恶暴政的惨象。斯大林以“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屠杀了俄罗斯民族的所有精英；希特勒在“雅利安人种至上”的叫嚣中几乎灭绝了犹太民族；毛泽东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残酷地杀戮了难以计数的无辜同胞；波尔布特对自己民族的灭绝竟是为了进入“共产主义”......面对顽固而凶蛮的暴君，一切哀求、呼吁、改良都将徒劳无功，只有进行彻底的革命，人民才能从压迫和奴役中得到真正的解放。

   

二、革命不是暴乱，革命党人不是暴民

暴君造就了无数个暴民，暴民必然是未来的暴君。杀人放火、当或想当皇帝者就是暴民。驯顺的“贱民”们在做奴隶而不得时，他们就会揭竿而起，以暴易暴，做放火杀人的暴民。暴民造反的成功并不会给人民带来真正的幸福与安宁、自由与民主，他们带来的只是改朝换代的血腥和夺权后的片刻狂欢。

成功的暴民还会同他的前任一样肆无忌惮地奴役人民。朱元璋、洪秀全、毛泽东那类暴民上台前不管怎样沽名粉饰也掩不住上台后暴君的骨子和嘴脸，他们演出的都是中国历史中最常见的场面──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的专制轮回。难道我们的种族永远无法摆脱这种悲惨的宿命吗？难道我们的人民永远只能在“打天下坐天下”的无耻而血腥的游戏中默默地生、痛苦地死吗？

只有革命才能彻底打破这种轮回与宿命。真正的革命绝不是“肚皮”（活不下去）引导的农民造反，也绝不是“屁股”（要当皇上）引导的宫廷政变，而是“头脑”（人类的理想）引导的变革制度的社会运动。革命党人不是暴民，不是阴谋家，他们是自由民主的战士。

   

三、革命与反革命

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的辛亥革命才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那场为共和、为民主、为人民的革命，高尚而无畏，惊天地泣鬼神，它彻底地终结了中国两千年延续不绝的帝制，建立起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从此皇帝就成了被中国人民永远唾弃的称号，那些天天做着皇帝梦的暴君们也决不敢将索命套往自己头上带，因为袁世凯以自己灭亡已经为他们实践了一次。这就是那场真正革命的伟大意义，它在中国从根本上建立了共和体制，并明确了人权自由与宪政民主是中华民国的永恒目标。

革命党人以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用道义的铁肩承担了一个民族的苦难，由此“革命”一词在中国就拥有了无以伦比的感召力。从此中国大陆就出现了许多光怪离奇、荒诞无耻的假革命、伪革命和反革命。他们借革命之名攫一己之私，行专制独裁，革命只是他们披到自己身上的外衣，看看他们的行径哪一宗不是赤裸裸的反革命──袁世凯的窃国称帝、毛泽东的独裁专制个人崇拜，他们的行径和宫廷政变、暴民造反没什么区别，只是他们比以前的阴谋家、暴民更狡猾、更残暴、更善于伪装而已。独裁者必然是革命的敌人，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

我们蔑视、唾弃那些打天下坐天下、共别人家产成自己家业、当官做老爷的所谓“革命”，它们都是对革命的亵渎，那是不折不扣的伪革命、反革命。我们需要的是──华盛顿、杰斐逊的革命；是孙文、黄兴的革命；是制度的彻底变革，而不只是统治者的更迭。

四、我们的革命──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我们的革命是一场“顺乎天意、应乎人道”的社会变革运动，是共和革命的继续，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要驱除黄俄独裁者，建立起符合人类共同价值标准、捍卫人权与自由的真正民主宪政制度。相对于独裁专制的旧体制，我们的革命就是要使奉行“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主权在民”、“权力分立制衡”伟大原则的民主制度得以根本确立。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革命通向自由与民主、安宁与幸福，它坚决拒绝一切带给人民痛苦、不幸与灾难的专制制度；而革命党人则是一切独裁者的最无情、最坚决、最不妥协的敌人。

   

五、非暴力是革命的理想 

千百年以来，人们在向和平文明迈进的途中一直在与野蛮与暴力进行着艰难的斗争。暴力一直是暴君们最为钟爱的武器，暴力能使帝王的野心、荒诞的幻觉成为现实，这就是暴力的魅力。人类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然而人性和良知是不会为暴力所灭绝的。在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印度，圣雄甘地引导印度人民进行的伟大的非暴力主义实践，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观念，改变了历史的进程。甘地的胜利展示了人性与良知的感召力，表现出非暴力的强大的生命力。在民众的觉醒、支持与参与下，非暴力开始取得一系列辉煌的胜利。甘地为人类所开启的这扇非暴力之门正在将人类引向自由、和平、幸福与宽容。从此非暴力如同黑夜中的灯塔指引着人们。

公元１９８９年，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爆发了一场追求民主的伟大的非暴力运动。中国学生与民众以高尚的良知勇敢实践着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原则。那场彰显天理民心、弘扬人性良知的非暴力运动最终遭到了独裁者的坦克与机枪的血腥杀戮。二十年多来，独裁者利用手中的强权刻意将屠杀手无寸铁同胞的人间惨剧包装成镇压所谓“反革命暴乱”的无耻闹剧。在墨写的谎言下，中华民族的心智被愚化、弱化、恶化与丑化。当那些刽子手们看到一些年轻人不了解他们在二十三年前杀戮自己手无寸铁同胞的暴行时，阴暗猥琐的犯罪感转化成自欺欺人的窃窃自喜，人性与良知再一次在暴力与谎言下被公然地蹂躏和强奸。

面对这一切，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向世人昭示：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延续二十年前死难同胞所献身的事业，我们将永远恪守心中的良知，我们绝不与暴政进行妥协，我们也绝不向暴力屈服。我们将大声疾呼，我们将勇敢战斗，我们永远是一切暴政最坚决的敌人，我们将在革命的旗帜下以《零八宪章》为宗旨，勇敢地推进祖国大陆的民主和人权事业。

六、革命党人的抉择

对于这个腐败、霉烂、黑暗的“黄俄”天朝，假如我们仍没有勇气突破自己种族的怯懦与惰性，那么我们注定就要承受被奴役与失败的宿命。委屈求全、抱缺守残、忍气吞声、任人凌辱一直是我们种族的常态，这使毛贼等“黄俄”暴君敢肆意妄为，把人民碾在泥里、踏在脚下，而所有的苦难均来自我们自己的懦弱、自私、无知与短志。祖国在亟切地呼唤着一批坚韧不拔、天下为公、志愿为中华民族之福祉而献身、为自由民主而奋斗的革命党人。只有他们才能以大无畏的勇气引导我们的种族与邪恶的“黄俄”暴政进行决然的战斗，只有他们才能以革命手段回击暴政的压迫。

今天，李旺阳先生的惨死昭示着祖国所面临着危急的局面，革命党人绝不能懈怠与暴政之间的战斗，只要中国还存在独裁专制、存在奴役压迫、存在政治迫害，那么，革命党人就永远不会停止战斗。

革命党人是绝对厌恶暴力的，即使面对最残暴的敌人，革命党人也不轻言暴力，但是革命党人并不害怕流血，也绝不会放弃自卫与起义的权利，有什么样的暴政就会爆发什么样的革命。

当独裁者阻绝了一切通向和平的非暴力的出口时，当人民一切善意的呼吁永远只能面对监狱与屠杀时，革命党人就会用自己的鲜血为人民的正义呼声勇敢地杀出一条血路，以决然的手段进行一场消灭暴政的革命──这就是革命党人的必然抉择！

   

由于不可抗拒的召唤，中国革命党人别无选择！

流亡诗人的忧郁 天安门事件23周年

流亡诗人的忧郁 天安门事件23周年

流亡诗人的忧郁 天安门事件23周年  亡命詩人の憂鬱 ～２３年目の天安門事件～
2012年6月3日 59mins

2011年，一位诗人从中国流亡到了德国。他叫廖亦武。

他因发表长诗“大屠杀”，控诉1989年6月4日发生的天安门事件流血惨案，而被投入监狱四年，他是长年来，在中国坚持呼吁言论自由的知识分子之一。出狱后，廖亦武在各处酒馆奏乐维生的同时，奋笔记录自己的狱中生活。他的“六四 我的证词”一书的文稿，多次被公安没收，禁止发表。为追求自由，他曾十四次尝试出国，每次都在边境或机场遭强制遣返。但第十五次时，他终于成功流亡到了德国。他的作品在英、法、德、波等各国翻译出版，荣获海尔曼/哈密特奖等多种奖项，获得高度评价，他梦寐以求的自由终于如愿以偿。然而，正当在海外备受瞩目的今天，他要面对如何在中国境外，呼吁中国民主化的艰难困境。

廖亦武发起了援救因协助他流亡而被捕入狱的好友，诗人李必丰的活动，然而海外的呼声，难以直接传达到中国政府。天安门事件后，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领袖们，作为民主问题的意见领袖而显赫一时，但在中国国内，他们的批判之声却不具有影响力。重视国内稳定的中国政府，在对国内的不同意见强化监控和言论镇压的同时，对于海外的声音，则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予以应付。“在海外这一安全地带，再怎么发表意见，也无法改变中国”。众多流亡知识分子和廖亦武一样，陷于同样的两难境地。

现在，廖亦武在流亡之地柏林，执笔一部名为“子弹鸦片”的报告文学，记录的是参加天安门事件的普通市民此后的遭遇。事件发生时，众多支持学生，参与运动的一般市民，被以“反革命动乱罪”，判处六至二十年不等的徒刑。与流亡精英们在海外红极一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些默默无闻的普通市民，被政府贴上“暴徒”的标签，结婚、就业，处处被拒之门外，现在依然在误解和歧视中艰难度日。廖亦武说：中国的历史，不是精英们所创造的。是像蚂蚁一般的民众的行动，改写了历史。

被国境线一分为二的抵抗者们的光和影。但廖亦武并没有沉醉在耀眼光亮之中，他把恢复参与天安门事件的无名市民们的名誉和人权，视为自己的使命。

本片通过跟踪采访这位流亡诗人，从他身为“暴徒”，在中国边境过着潜伏生活的2004年开始，直至成功流亡德国的今天为止的八年间，他的行动和思索的记录，重新审视迎来23周年的天安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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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力量: 编程随想:回顾六四系列(1-14)

公民力量: 编程随想:回顾六四系列(1-14): 编程随想:回顾六四系列(1-14) 2012年2月22日 墙外仙 发表评论 阅读评论 为啥要写这个话题？ 昨天，有网友留言，建议俺写一个5月35日的专题。俺突然意识到，开博以来，还从未聊过“6..4”这个话题。而且，今天是 6..4 的22周年纪念日，俺正好可以借题发挥，写点东...

大屠殺者及其反人類罪行必須受到清算和懲罰

明鏡新聞網: 大屠殺者及其反人類罪行必須受到清算和懲罰:    一 柴玲說自己信仰了宗教，所以她原諒一九八九北京大屠殺的屠夫們。 柴玲這個聲明反映出來的問題，不在宗教信仰，而在道義良知。換句話說，這不是一個宗教信仰的問題，這是人的道義和良知的問題。     二 世界上任何一個符合人類文明的宗教，都是以人的基本道義和良知為...

   一

柴玲說自己信仰了宗教，所以她原諒一九八九北京大屠殺的屠夫們。
柴玲這個聲明反映出來的問題，不在宗教信仰，而在道義良知。換句話說，這不是一個宗教信仰的問題，這是人的道義和良知的問題。

    二
世界上任何一個符合人類文明的宗教，都是以人的基本道義和良知為信仰的根基。一般說來，宗教信仰需要的不是學問，而是良心。它們告訴人們什麼是善、什麼是罪，什麼是道義、什麼是邪惡。它們告訴人們善與福、罪與罰的因果關係。它們告訴人們救贖之道。它們勸善懲惡。它們知道，如果有罪無罰，如果不懲罰罪惡，那麼人類就會重歸動物世界，強暴者和森林法則就會取代人間道義（請看看今日中國現狀、誰是最有勢力者、誰是最幸福者、誰是超越法律者），那麼這個宗教就會喪失道義立場而解體。

如果有那麼一夥人創立一種宗教或準宗教，宣揚的是勸惡懲善、專制政治，實施的是槍砲殺民、保衛的是家族特權、踐踏的是人民權利、泯滅的是人的良心和道義，那麼這夥人無論打著什麼漂亮旗號，都是邪教邪黨，都是人類的敵人，因為它們反對的是人類現代文明和人類道義良知。

基督教有天堂之說，亦有末日審判和地獄之說；佛教有涅槃、成佛之說，也有審判和地獄之說。它們都為人世的行善者和作惡者準備好了應當去的地方。人們耳熟能詳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間未到；時間一到，一切都報。”表達的正是人間對罪人必受懲罰持的堅定信念。

它們都給犯罪者留有自我救贖的機會、以免受到末日懲罰、永陷地獄，它們允許犯罪者在餘生之年認罪和悔改（至於人間法律和社會正義的審判和懲罰則是犯罪者必須面臨的、宗教之外的另一種程序）。需要指出，這種救贖是自我救贖，不是他人的原諒或寬恕，犯罪者必須自己真誠地認罪和悔改，否則他將萬劫不復、永受懲罰。

宗教不是人類罪人的避難所，而是人類良知的殿堂、人類心靈的救贖所。

   三
耶穌在艱難地走向死刑地途中，被路邊許多無知者毆打、唾棄、謾罵，身上鮮血淋漓。然而，他原諒這些愚氓，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麼事。耶穌以大悲憫之心，並不把這些愚氓視為敵人，因為他沒有私敵。

教宗約翰保羅二世去監獄寬恕那個暗殺他的人，這顯示他的悲憫之心。他寬恕這個只傷害他個人生命的、無知而狂熱的人。對於人類的公敵，教宗的祖國波蘭和東歐那些罪惡的共產黨勢力，數十年來以人民為敵人、罪孽累累的專制政權及其政客們，他沒有任何寬恕，他全力推動東歐人民解體共產黨專制、走上民主自由之路。作為宗教界最高領袖，他推動東歐歷史走出黑暗、結束專制、翻開嶄新一頁，閃射出偉人的崇高道義和良知精神、大智大勇的性格光輝。

他訪問古巴，力促嚴重侵犯人權的獨裁者卡斯特羅勢力開放信仰自由、允許人民選擇宗教信仰。他從來沒有原諒或寬恕過任何一個不肯認罪的暴虐者及其專制政權對人民的屠殺行為，他從來沒有那種廉價的大度、漂亮的辭藻、卑弱的性格，他從來沒有那種放棄道義、放棄承擔、犧牲別人、彰顯自己的心性，他對那夥反人類、反文明的勢力從來都是大義凜然。他是一個心中只有公敵和公仇而無私敵和私恨的深明大義的人。在他身上，高度體現了宗教的道義良知境界和人格立場。

    四

對於二戰期間希特勒納粹政權對人類施行的大屠殺行為，有哪位基督徒發表過聲明、原諒這夥邪惡勢力這種大屠殺行為？有哪位受殘害者對希特勒政權的殺人行為發表過原諒之辭？有哪位名人發表過聲明說他原諒希特勒們對人類的屠殺行為？

有哪位深受斯大林共產黨政權迫害的知識界人士發表過原諒斯大林政權及其匪幫犯罪行為的任何聲明？一九八九年東歐和蘇聯共產黨專制政權解體以來，有哪位慘受這些政權迫害的知識界人士對這個政權及其匪幫發表過原諒之辭？

眼看著煉屍爐的濃煙正在滾滾升騰之時或納粹分子受到紐倫堡審判之際，如果有什麼人站出來，表示他原諒這夥反人類反文明勢力對國民、對人類的瘋狂迫害和野蠻屠殺行為，原諒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毒氣室、死亡牆、煉屍爐及其掌門人和屠殺者們，那麼，他的立場站在人類文明和道義一邊呢，還是站在邪惡和罪孽一邊？他是在伸張人類正義之聲呢，還是在給劊子手們唱安魂曲？全世界人民會如何反應？

顯然，這不是一個有無宗教信仰問題，而是一個有無道義良知問題。

    五
一般說來，當侵犯者或犯罪者承認錯誤或罪行、請求原諒或寬恕時，被侵害者才會考慮是否給予原諒或寬恕。

當侵犯者、犯罪者不僅從來沒有放棄侵犯行為和罪行，而且堅持他們的大屠殺立場和行為，向這樣一夥犯罪集團發出原諒之言，不是等於縱容犯罪集團繼續犯罪麽？而且，犯罪者二十三年來從未要求全體國民原諒他們對人民犯下的大屠殺罪行，他們知罪卻不認罪，而且這個殺人集團及其後繼者們直到今天依然在嚴重侵犯人權、每日在殺人、每日在強迫婦女墮胎、每日在封網封口、每日在迫害維護公民權利的人民，此時此刻向他們發出原諒之言，如果不是眼瞎耳聾、缺乏心肝，不是咄咄怪事麽？如果抗議這個暴虐政權的計劃生育政策殘酷、不人道，那麼問題來了：你連它對中國人民殘酷屠殺行為都原諒了，這計劃生育、強迫引產、迫使孕婦死亡的種種侵犯人權、傷天害理行為，是不是也可以原諒？剛剛原諒了劊子手們大屠殺行為，轉而譴責他們的計劃生育政策，這是什麼思維和觀點呢？屠殺者侵犯人權、殘害民生的立場和態度幾十年來始終沒有改變，而原諒者的觀點卻一轉眼就變了。這是什麼原因呢？問題出在誰身上呢？

一九八九年北京大屠殺的劊子手們，當初揮舞拳頭、聲色俱厲、謾罵人民是製造動亂的地痞流氓、宣稱嚴厲鎮壓毫不留情，現在卻紛紛推卸殺人罪責，人民還是人民，他們自己卻成了中國的地痞流氓和歷史罪人，這群懦夫全裝起糊塗，扮作只會聽命上峰、只會念稿的八歲無知小兒，當初以指叩案、一字一句說得斬釘截鐵、現在卻搖頭答曰“說不清楚”，無一人有勇氣承擔責任，全是一群去了勢的閹人。

既然全體都在推卸罪責，沒有一個人要求原諒或寬恕，他們也從來不需要原諒和寬恕，何來原諒和寬恕？如果大屠殺這種反人類罪都可以無條件原諒，那麼什麼邪惡行為不可原諒？

六

佛教有句名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就是說，犯罪者、殺人者必須先放下屠刀，認罪悔過，才能得到寬恕。佛教從來沒有說，手執屠刀、可以成佛，也從來沒有說，犯罪者、殺人者可以無條件得到原諒和寬恕。恰恰相反，佛教為邪惡者準備的是十八層地獄和無盡的懲罰。佛教雖然教人慈悲，但是它對邪惡者並不慈悲，而是對之實行審判和懲罰。如果在宗教裡，人們得不到良知的培厚、道義的支持、心靈的撫慰，那麼人們會轉向其他領域尋求這種精神和道義支撐。

如果受害者群體那麼輕賤地忘記公仇、忘記民族的血海深仇，那麼這個民族必將是一個萬劫不復的奴才的民族。它將永遠不能解放自己，永遠不能獲得人的道義、人格、自由和尊嚴。

如果一個罪惡的政權及其暴虐統治者可以得到無條件原諒和寬恕，那麼人類的歷史永遠不會有進步、人類的社會就會喪失文明和道義。人民正是通過人間懲罰的鐵律來執行歷史對罪惡實施的判決，以此推動社會進步、使後來者警醒、為人們的政治建構理論提供智慧思維。  

如果希特勒納粹政權對人類的大屠殺行為可以原諒，世界正義力量不奮起與之宣戰、消滅這股反人類反文明的邪惡勢力，保衛人類社會的文明價值，那麼今日世界很可能匍匐在第三帝國統治的鐵籠裡做這個世界大帝國的奴隸。

如果夏桀、商紂政權、秦始皇秦二世政權、隋煬帝政權都可以原諒，人民不揭竿而起、推翻這些罪惡政權，把中國歷史推向一個相對開明的歷史階段，諸如商湯、周文王武王時期、西漢初年文景之治、唐太宗貞觀之治，那麼中國如何獲得政治、文化和社會的進步？今天恐怕仍是秦朝第七十世王朝，秦始皇秦二世的子子孫孫依然在大興土木、舞榭歌台、指鹿為馬、荒淫墮落、徭役和戰爭不斷，無數的孟姜女萬喜良，無數的項羽劉邦。最可悲者，由於人們太多忘性，喪失對血海公仇的記憶和對歷年血債的追討，“文革”之後原諒了那個暴虐政權的所有罪孽行為、使中國再次慘遭大屠殺、使中國墮落到有史以來最野蠻、最腐敗、最黑暗的罪惡深淵。

大屠殺者及其反人類罪行得到的不是原諒，而是清算和懲罰。這是人類道義的要求，這是歷史正義的判決。
2012年6月20日於多倫多

孫乃修，《纵览中国》

明鏡新聞網: 廖亦武演講答問：無恥是中國人的生存秘訣

明鏡新聞網: 廖亦武演講答問：無恥是中國人的生存秘訣: 《明鏡月刊》記者　高伐林 “如果說老毛的年代，中國是個紅色的煉獄，那麼老鄧以來的時代，中國就是一個人民幣的地獄。人在這裏陷下去，很難找到什麼方向、很難自拔、自救。我通過寫作，正好記錄了這麼一個過程。” 2011年9月18日，中國作家廖亦武在新澤西州立羅格斯大學圖書館進...


“如果說老毛的年代，中國是個紅色的煉獄，那麼老鄧以來的時代，中國就是一個人民幣的地獄。人在這裏陷下去，很難找到什麼方向、很難自拔、自救。我通過寫作，正好記錄了這麼一個過程。”

2011年9月18日，中國作家廖亦武在新澤西州立羅格斯大學圖書館進行了訪問美國的第三場演講。
當日，廖亦武先演奏了印度和西藏轉經缽，並用蒼涼的嗓音引吭高歌。隨後專程從紐約趕來的原上海電影譯製片廠著名演員施融，朗誦了廖亦武《上帝是紅色的》書中“尋找傳教士墓園”的片段，讓滿場觀眾動容。
應會議主辦者、華光文化協會會長吳康妮女士之邀，明鏡記者高伐林介紹廖亦武，並與廖亦武問答。以下為根據錄音整理的問答實錄，未經廖亦武審閱，標題均為本刊所加。

我在命運面前總是非常被動

明鏡記者高伐林（以下簡稱“明鏡”）：我三十年前就知曉廖亦武的大名，但今天是初次謀面。我拜讀過廖亦武的大部分著作——《底層訪談錄》我沒有讀全，但他近年出版的三本書：《證詞》《中國“上訪村”》和最新的《上帝是紅色的》我都讀過，受到深深的啓發和感染。我非常佩服廖亦武的文學成就，他的書，不僅有直面現實生活的極端嚴酷的勇氣，而且在開掘人性方面達到了很多人難以企及的深度。

剛才聆聽了廖亦武先生演奏轉經缽，據我所知，他還非常擅長演奏非洲的指撥樂器、擅長吹簫。這些樂器，都是音樂世界裏面很“邊緣化”的，不同於鋼琴、小號、小提琴等等這些在音樂會上常見的樂器，而是很不常見、音色獨特。我從中聽出了很深的孤獨感和演奏者內心強烈的衝動；而施融的朗誦，也讓我感到，廖亦武的著作，不是僅僅躺在書頁上、供人光用眼睛閱讀的文字；而是立體的，有聲有色的，朗讀起來，感人的力量更強大。

廖亦武的這半生，在我看來，分成前後兩節——若講得不對，請亦武糾正——分水嶺是1990年到1994年的四個春秋的鐵窗生涯。前一節，他是詩壇上著名的反叛者和嬉皮士，與四川的一批詩友，要在中國詩壇上捲起天翻地覆的大革命，將“偽詩”“非詩”掃蕩出局——包括當時我寫的詩。廖亦武當時寫了《大盆地》《高原》，在那段歲月，他曾經獲得20多個詩歌獎（那個年代，當然主要是由官方頒發的），詩名遠播。但後來很長時間沒有聽到廖亦武的聲音了，再聽到他的名字，他已經是一位社會底層訪談者。

胡平曾經引用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埃利·威塞爾的一番話：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文體，希臘有悲劇，羅馬有書信體，文藝復興中有十四行詩……而我們這個年代的代表文體，就是“見證文學”——用自己的筆，給時代、給歷史作見證。為什麼會這樣？廖亦武在出獄之後去拜訪他的忘年之交、老詩人、老右派流沙河，流沙河對他說……亦武，他怎麼對你說的？
廖亦武：我這個人，寫東西還利索，嘴比較笨。流沙河對我說：那麼多人坐了牢，後來就消失了，也沒有留下什麼東西。你坐牢之後，腦子還比較正常，坐在我面前。這就是一筆財富。你就要盡力去記錄你經歷的這些東西。如果你的書將來能存在檔案櫃裏，後人查資料能查到你寫的，這就非常好了！

明鏡：你回憶得很平實。流沙河還講過，遭受過命運很大打擊的人，很難再去寫想象力很豐富的那類作品。為什麼？因為他經歷的現實，超出了人們的想象力。你廖亦武自己也說過——這是我讀到《證詞》上王力雄給你作序中引用你的話：“至今為止，我還沒有從任何一位中國作家的筆下讀到比現實本身更震撼人心的東西。”

一個詩壇上天馬行空的反叛者和嬉皮士，是不是就是因爲這個原因、在經過鐵窗熬煉之後，筆鋒轉向了對社會底層人士的訪談實錄？

廖亦武：沒有坐過牢，是不知道懼怕的。我們寫詩那個年代，經常讀美國“垮掉的一代”的作品，流浪呀，吟誦呀……後來坐牢，第一課，幾個人把我抓起來剃頭、搜身，用一根筷子杵進我的屁眼，“看藏沒藏東西”——這對我作為一個詩人的尊嚴是極大的打擊，我從雲端一下摔在地上。時隔多年，這一幕老是在我夢中出現：有人用筷子在攪我的屁眼。
以前我覺得，詩人的語言是很豐富的，但在監獄中，我找不到語言來跟周圍的小偷、人販子、殺人犯對話，不知道跟他們說什麽。但是既然同在一個囚室，每天就要跟他們打交道。我在看守所裏時，左邊一個死刑犯，右邊一個死刑犯。左邊這個死刑犯，是殺人碎屍的，他講怎麼殺他老婆，他老婆個子很大，騎在他的身上，他從床下摸出一把刀，一刀就砍在這兒（比劃），砍進去之後，那刀鋒還在嗡嗡地晃……他就老跟我講這個細節，半夜三更睡不著了也把我搖醒，這麼反反覆覆地講。我當時很不想聽，聽得想發火，無法忍受！可他說，我是要死的人了，就要跟你講講。
另外一個死刑犯，要上路了，他還在吃早飯。剛把半個饅頭塞進嘴裏，“劉治中，”警察叫他叫得特別溫柔。進來兩個勞改犯，一下就把他架起來，拖出門去，我看見那半個饅頭還在他嘴邊塞著……
這些鏡頭，我終生都抹不去。開始是一種強迫記憶，不想聽也得聽麼，但是慢慢就形成一種習慣了，腦子裏盤旋的就是這些東西。我並不是主動選擇——天安門事件中那些風雲人物可能都是主動去選擇命運，而我在命運面前總是顯得非常被動，一切一切，都是強加給我的。什麼“記憶工作者”呀，“見證文學”作者呀，記憶力就是這麼訓練出來的，不想當也得當了。（《明鏡月刊》第21期）

廖亦武說：四年牢獄生涯，徹底剝奪他的尊嚴，摧毀他的意志。（高伐林攝）

中国异议作家廖亦武获德国图书和平奖

中国民主党网络阵线 China Democracy Party (cdp.org): 中国异议作家廖亦武获德国图书和平奖: 作者: RFI   中国异议作家廖亦武 图片DR 中国异议作家廖亦武荣获本年度德国图书和平奖, 这是德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 奖金两万五千欧元。这一奖项仅次于毕希纳奖, 后者只颁发给德语作家。德国图书出版协会今天（21日）在一份...

中国异议作家廖亦武荣获本年度德国图书和平奖, 这是德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 奖金两万五千欧元。这一奖项仅次于毕希纳奖, 后者只颁发给德语作家。德国图书出版协会今天（21日）在一份公告中宣布, 今年将图书“和平奖”颁给中国作家廖亦武, 是表彰他以有力沉着的语言和大胆无畏的精神反抗政治迫害, 为弱势群体说话。

据悉，该奖将于今年10月14日在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颁发。
廖亦武1958年生于中国成都。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对他造成很大影响，他曾做了一首长诗，题为“大屠杀”；并且筹划诗歌电影《安魂》而被逮捕。1990年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四年。
1994年1月31日由于国际人权团体关注之下而提前46天出狱，出狱后除发表诗歌外也多次参与有关人权、改革的运动，也因此屡次被公安抄家，文稿也屡次被抄走。
1999年廖亦武发表《沉沦的圣殿》，书中对于西单民主墙与魏京生等多有著墨，虽然这本书得到不少学者专家的好评，但却被中宣部定為年度禁书之首，出版该书的新疆青少年出版社也被整顿；同年廖亦武出版《漂泊─—边缘人访谈录》，随后亦被查禁。2002年廖亦武又出版《中国底层访谈录》，為《漂泊─—边缘人访谈录》之增订版，结果导致中宣部的强力查禁，出版该书的长江文艺出版社被整顿，推荐该书的南方週末也发生人事大地震，主编等主管都被撤换。但是《中国底层访谈录》除地下版本外，也有出现台湾与法国海外版本。
2009年廖受德国柏林世界文化之家之邀，欲前往德国参加一个属于当年法兰克福书展框架活动的朗诵会，但由于中国阻挠，未能成行。
2010年3月1日，中国当局阻止廖亦武前往德国参加科隆文学节；翌年5月9日，廖亦武亦又被阻止前往澳大利亚参加5月21日在悉尼举办的作家节。
2011年年中廖亦武离开中国，辗转经越南河内、波兰华沙等地，后於7月6日抵达柏林。现在廖亦武主要从事中国冤狱史研究，以及自传体小説的写作。

赵紫阳最后的岁月

在赵紫阳被软禁期间的秘密录音中，他明确指出，必须实行议会民主政治。（JOHN GIANNINI / AFP）

赵紫阳最后的岁月（美国之音：萧雨）中国有相当一部份年轻人对赵紫阳这个名字有些陌生，而对于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这个名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赵紫阳在1980年到1989年期间曾经先后担任中国总理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1989年，中国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赵紫阳由于反对武力镇压而被罢黜，之后一直被软禁，直到2005年去世为止。

这位中国上世纪末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人物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想了什么，说了什么？ 曾经在2004年先后两次探访赵紫阳的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带我们走进赵紫阳晚年的内心世界。

关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人认为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听信了下属谎报情况，上当受骗，因而派兵镇压学生，酿成惨案。然而姚监复说，赵紫阳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姚监复说，当时赵紫阳这样对他说：“邓小平如果会上当受骗，那就不是邓小平了，应该说邓小平的信息渠道和他的决策是他自己的决策。”邓小平如果会上当受骗就不是邓小平了

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

赵紫阳晚年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进行了反思，显现了他在这方面突破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统观点。姚监复说：“《赵紫阳软禁谈话》有这句话：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就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赵紫阳最后在他的《改革年代》里跟杜导正的谈话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如果共产党不支持一个反对党，中国要乱的时候，人家不相信共产党的时候，应该有一个反对党起来，中国就不至于大乱。在生命的后期的时候，他已经跳出原来说的‘四个坚持’，坚持共产党领导，而是站到全民族、全国的角度，该怎么干就怎么干，不是共产党万岁，永远是共产党领导。不用暴力, 不用强力维稳，而是用民主。”

现代化的国家必须实行议会民主政治

在赵紫阳被软禁期间的秘密录音中，他明确指出，必须实行议会民主政治。

赵紫阳秘密录音摘录：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不仅是要实行市场经济，发展现代的文明，还必须实现议会民主政治的这种制度。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成为一种健康的、现代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现代的法制社会。

胡温不可能大有作为

对于胡锦涛、温家宝这两位中国领导人，赵紫阳说并不认为他们会在中国的改革中成就大事业。姚监复说： “他（赵紫阳）说他们俩是好人，但是不可能大有作为。我说，为什么？他说，这是我们培养的人嘛。胡温只能这样，能维持住现在这个局面，稳定压倒一切，发展经济是硬道理。要是政治一改，改不好怎么办呢？江泽民说了，我们都在一条船上，现在船还在走，走得还挺快的，你这么一改，改大了，船沉下去了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可能不会进行大的改革。他是这么认为的。 ”

2005年1月17日清晨，经历了近16年软禁生活的赵紫阳病逝，终年86岁。由于他的名字是中国官方话语中的禁忌，很多中国人已经不知道赵紫阳其人了。

沙叶新：我的心更没死！“六四”前后和上海领导的接触

明鏡歷史網: 沙叶新：我的心更没死！“六四”前后和上海领导的接触: 20年了，我对“六四”几乎没说过一句话，再不说，有点憋；可真要说，又说不出什么惊天动地或感人肺腑的事情，因为整个“六四”期间，我不在举世瞩目的北京，我在上海。上海虽然也有示威，有游行，有绝食，但没开枪，没坦克，没屠杀。北京是震中，是飓风口，是火山顶。上海在这一风波中的险情、影响、...

20年了，我对“六四”几乎没说过一句话，再不说，有点憋；可真要说，又说不出什么惊天动地或感人肺腑的事情，因为整个“六四”期间，我不在举世瞩目的北京，我在上海。上海虽然也有示威，有游行，有绝食，但没开枪，没坦克，没屠杀。北京是震中，是飓风口，是火山顶。上海在这一风波中的险情、影响、后果，都无法和北京相比。况且我不是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只是游行队伍中的随行人，甚至我对游行也并不热衷。由于风云际会，恰逢机遇，让我在“六四”前后能够和当时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曾庆红、江泽民有所接触，有所对话。这也并非重大国家机密，即便机密，20年过去，也可以解密了。如今披露出来，但愿能为这段历史增补数行笔墨。 

一、曾庆红和新权威主义 

1989年初，时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我，因工作烦恼和忧国忧民，写信给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希望见面一谈。信上说：“你能听听我这个基层干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许对你指导全面工作有好处。”口气不小，如能在信中补上一句“我也会从你的交谈中获得教益”，就好多了。但我这人心直口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写信亦如此，笔不停缀，文不加点，就匆忙寄出。1月16日 下午3时，曾叫秘书来电话，请我去他在康平路的市委办公室。

我1月19日下午4时的日记：“星期一（1月16日）……我在曾的办公室谈了两个小时，我几次要走，他都说再谈谈。我主要谈我在信中所说的三个问题：1、为什么各个单位人际关系那么紧张，2、为什么有些政策不错，可执行起来那么难？3、为什么改革开放后，人们获得了不少利益，可还是骂娘？他也谈了不少，近似聊天。” 

日记是简略的，记下的也许并不重要，而日后才显现其重要性的事情反倒没记。比如，那天我和曾讨论过1989年的形势，意见不一，现补充如下。 

我说：“凡经济上出问题，隔年政治上总要出事。华国锋在五届人大提出‘大干快上’、‘特大跃进’，致使1979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第二年，1980年，以‘两个凡是’为口实，华国锋就辞职下台了。1985年，从不涨价的中国市场第一次出现涨价。那时我还抽烟，‘飞马’本来2角8，一下子涨到3角2，火柴和肥皂也涨，造成供应紧张，人心波动。第二年，1986年，胡耀邦便在中国的第一次学潮中下台了。去年，1988年，‘物价闯关’，导致价格飙升，百姓恐慌，物资短缺，到处哄抢。我当时在澳大利亚，妻子来电告诉我，银行出现挤兑，不得不暂停营业。这是中国从未有过的经济动荡。” 

曾说：“今年因此就会出事？” 

我说：“可能吧，因为老百姓连这样的歌都唱了：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没有钞票。/反动派，没打倒。/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全国人民要大团结（“大团结”是当时100元人民币的图案），掀起了吃喝玩乐的性高潮、性高潮！” 

曾说：“如今党风民气是有问题，但并非像这首歌或者像传说的那么糟。我们的新闻界也不应该将人民的注意力硬转到社会的这些和其他某些敏感的问题上去。今年会不会出事？我认为自由多一些，民主要慎重，就不会出事。新加坡不就是这样吗？社会和政治很稳定。” 

当时新权威主义思潮正风靡一时，并得到官方的青睐。从曾的“民主要慎重”一语以及他对新加坡经验的肯定，可以得知曾以及与他类似的高干们日后对“六四”民主运动的基本态度。 

二、江泽民召开上海知识分子座谈会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很快就引发了震惊全国和世界的大学潮，全国各地的高校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及普通市民相继游行示威。上海市委还因为《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激起轩然大波，难以自拔。 

我5月17日下午2时的日记：“5月16日下午2时，在康平路市委会议室召开上海部分知识分子座谈会，出席者有江泽民、曾庆红、吴邦国、陈至立、黄佐临、张瑞芳、苏步青、夏其言、邓伟志、宗福先、王沪宁等三、四十人，其中有些人，我不认识。我也在会上发了言，表示支持学生运动，认为学生运动起到了人大、政协应该起而没起到的作用。” 

日记过于简略，补充如下： 

会议一开始，江泽民便说北京和上海的形势非常严峻，他做为市委书记，压力甚大，以致精神不济。说着说着，他突然冒出一句话，说他最近有神经病，而且说了两三遍，听得我们莫名惊诧。我想，他可能是想说他精神方面有点毛病，或者是想说他有“精神病”；而“神经病”一词在江浙沪地区意同“疯子”，他肯定是用词不当，说错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江泽民说到学潮以来，他进退两难，举棋不定，就用上海话作一譬方，他说他像乌龟（上海话念“乌巨”）一样，头伸出来一刀，头缩进去一刀。这显然不伦不类，比喻失当；男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说自己是乌龟的！ 

之所以如此，想必是江近日以来，疲劳过度，意乱心慌，以致慌不择言，辞不达意。否则像江这样口才甚好也极爱表达的人，不至于有如此语病和口误。语言是内心的外化，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江的内心纷扰，如热锅之蚁。 

这次座谈会，给我的强烈感觉是为了解决《导报》问题。 

江说：“最近以来上海所发生的事，游行呀，示威呀，静坐呀，绝食呀，北京、全国各地都有，上海唯一的‘土特产’，就是《导报》问题。市委对钦本立同志的处理仅仅是停职，不是免职嘛。停职，还可以复职嘛。有人希望市委主动找个台阶下一下，我们也希望呀，但是双方面都要下台阶才行呀，一方下了，一方顶着，也不能解决问题嘛。” 

江当时对解决《导报》问题确有诚意，也非常急切。这和来自中央的压力有关。此前江去北京找过赵紫阳请示办法，赵没见，鲍同见了。鲍传达赵的意见，说“解铃还需系铃人”，于是江返沪之后不得不急忙“解铃”。 

还有一细节很能表现江的意愿和焦虑，当记协主席夏其言提到他是钦本立的入党介绍人时，江便立即离位，和夏并坐，低声交谈，明显感到是他在向夏求援，希望夏帮助说服钦解决《导报》问题。 

我的发言有两点，一是说：“年初我对曾书记说过，今年要出事，不幸而言中，果然出大事。我支持学生运动，但素不爱游行，君子动口不动手，也不要动腿；游行要动腿，走那么长的路，很累。更不主张绝食，怕出事，会死人。每一个生命都很宝贵，尤其是青年人的生命。都是共产党，应该好商量。” 

第二，我说：“现在的领导干部，一是有委屈情绪，工作很辛苦，成绩也不小，怎么学生还要游行？想不通。这个问题我也和曾庆红同志探讨过。当人们的温饱基本解决之后，‘需要层次’便直线上升，要求尊重、要求自我实现。不满和骂娘，都是为了社会的更大进步。二是领导干部不习惯民主，喜欢自己的一言九鼎，不喜欢人家的七嘴八舌。” 

我发言中还举了江1987年在上海交大处理学潮之事为例。那次他以一个学生运动的前辈来开导大家，起先还很受听，当江用英语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时，有点炫示，发音也欠准，被台下一个学生“嘘”了几声，江便“尊容失色”，指着台下质问：“谁？你上来，上来！”没想到该生堂而皇之地上来了。江连声问，“你叫什么名字！”该生也坦然回答，反而使江下不了台。 

我对江说：“起先你很潇洒，后来你失态了，表现的不是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是一个父母官的架势。什么原因？就是不习惯民主。” 

江对我的话非但不以为忤，反倒说：“还是你们作家懂得人心，看得准。”出我意外。 

三、5月18号我的三点建议 

我5月19日上午八时的日记：“前天（5.17）晚上，智红（我女儿）从学校来电话，说‘上戏’将在18日上午游行，问我去不去。她希望我去。 
“18号一早，6时5分起床，匆匆离开程桥宾馆，乘坐57路公交车。30分钟后，便到‘上戏’。来到女生宿舍楼下，红儿迎了出来。她说，游行8时半出发。时间还早，我于是回家，泡了杯茶，想喝足了，再去游行。” 

在家中喝茶时，我考虑到江急切想解决《导报》问题的愿望，又考虑到学潮以来江和朱镕基一直未在媒体露面所引起的疑惑和猜测，使我大发“忧国忧民”之心，便打了个电话给曾庆红。曾的秘书说曾还未起床，我说那就算了。我想这几日曾和江一样，难得安眠，我这么早打电话给他，实在妨碍他的休息。秘书问我是谁，我说沙叶新。他连忙说，你等等。稍顷，曾来接电话。我向他提出三点建议，我同天日记有记录： 

“1、市委迅速发出《告全市人民书》，声明学生游行是爱国民主运动，并希望全体市民支持学生，同时也劝慰学生不要绝食。 

“2、市委迅速对钦本立事件有个态度，可以主动下台阶，比如市委可以说对《导报》的处理‘操之过急’，如果钦不满意，市委还可以再下一台阶，说‘处理欠妥’。如果钦仍不满意，那我可找一些能够和钦说上话的人做做工作。如果问题解决了，就请钦在电视台发表一个讲话，劝同学不要绝食。 

“3、请江泽民同志迅速出面，接见绝食的学生。” 

“我对曾说，要做到以上三点，市委就别怕和中央不一致，要有独立行动。 

“曾说，问题不是如此简单，而且这三点很难做到，至少是来不及了。但我一定在今天上午的常委会上，转达你的三点建议。” 

虽然我的“书生之见”未被采纳，有些怅然，但曾没有敷衍我，没有打官腔，对我说了实话。我喜欢这样。 

打完电话我就去上戏参加游行，更多的是为了保护女儿，怕她出事。 

四、“六四”后我带了三天黑纱 

我6月5日上午7时15分的日记： 

“北京在流血。我震惊、哀痛、哭泣…… 

“我太书生气，以为政府不会下令枪杀百姓，他们居然就如此做了，这个政府罪该万死！ 

“昨天凌晨和上午，都看到华东师大的学生、研究生在主要街道阻止交通，宣传北京的事实真相，我真为他们的勇气感动。 

“我想今日上午带黑纱，表示我对死难者的哀悼。” 

我6月6日上午8时的日记：“昨日上海全市交通阻塞，因上海各高校学生上街，设路障，破坏轮胎。这是40年来所没有。 

“为了哀悼死难学生，昨日（5日）上班时我佩戴了黑纱。到剧院后，人问谁死了，我说北京的一个老同学死了，当然大家心中都知道我的黑纱是为谁而戴。” 

当时北京已给学潮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不久中央电视台24小时连续播放通缉令和到处抓人的消息，全国一片恐怖。此时此刻，我为死难学生戴黑纱，无疑是在撞枪口。

我妻子大吃一惊，她本以为我只是在家戴黑纱，但她看见我还要戴着去上班，便一把抓住我：“你不要命了！”我说：“是不要了！”她说：“你不要命，那我呢？孩子们呢？你给我把黑纱拿掉！”我不肯，她说：“我求求你，你就在家里戴算了。”我说：“不，我要去单位戴，我还要上街戴！”她更加吃惊，但又无法阻拦我。我说：“虽然我不太主张游行，但坚决反对开枪；他们在大街公开杀人，我就要在大街公开戴黑纱，否则我对不起死难的学生。” 

晚上下班之后，妻子看我平安回来，总算松了口气，没想到，我第二天还要戴黑纱，她说：“你还没戴够？非要戴出事来呀！”我说：“死了那么多学生是国丧，我要独自悼念三天！”这样我就戴了三天黑纱。 

为戴黑纱，很多人为我担心，说：“北京那么大的示威都已结束，你怎么还在上海单独示威！”还有人见到问：“你怎么还没抓起来？你要多保重呀！”我当时确有“烈士心态”，真想和死难学生同生死，否则好像太不公平，为什么学生死了，我没死？ 

我6月27日晨7时我的日记：“据传又要通缉知识分子17人，有严、苏等人。人们也在担心我。我想退党，YW劝我此时不宜有动作，只能沉默。
“近来我常常想到死，毫不畏惧，甚至盼望它早点到来。我只是不愿老死、病死。希望死得有价值，死得其所，死得潇洒，死得给活着的人有力量。” 

没想到，从那时起，我又活了20年；但不是苟活，而是复活！六四的枪声让我抛弃幻想，学生的死难让我彻底觉醒。我已是一个更新了的我！ 

五、江泽民“衣锦还沪”，再次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 

我8月6日上午9时的日记：“前天，8月4日，一早醒来，准备上午在知识分子座谈会的发言，打了个腹稿。8时20分在宣传部门口集合，集体上车，去桂林路的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到会者约有300人，分系统坐，有科技、教卫、宣传等系统。文艺界的有黄佐临、张骏祥、张瑞芳、白杨、谢晋等，还有一些中青年演员，如言兴朋、梁谷音、岳美緹、刘异龙、王芝泉……” 

在“六四”硝烟尚未完全散去，出席由上任才一个多月的总书记召开的座谈会，其出席人员名单当然要严格审查，居然我这戴黑纱者也被邀请，实出我意外。我的座位离江等领导不远，面对面。朱镕基和曾庆红临座，我能听见他们的交谈。朱在看一份出席者名单，低声问曾，谁是沙叶新，曾向我指了指。这使我想起我之所以能“漏网”出席，很可能是我5月18日晨向曾提出三点建议给曾留下了好印象，让他认为我在危难之际，能急市委所急，想市委所想；这名单当然也一定是曾最后拟定或批准的。 

“……9时，江泽民出场，市委主要成员朱镕基、吴邦国、曾庆红、刘振元、陈至立、毛经权等也随之而入。江做了个开场白，然后请大家说。最有意思的是老科学家WYL的表态发言，写好了稿子照着念，词句全部是报纸上的，令人可笑，也可哀。江等领导似乎对这类表态不感兴趣。谢晋的发言虽然实在，但太长，且重复。王沪宁发言有条理，有限度地提出一些问题。如说他有篇文章原准备发的，但‘六四’之后不给发了。江说，你拿来我看看。有一教师讲到师范生和教师的待遇之低，令人同情。一位搞经济的说到经济失误的原因，他主张还是应该以计划经济为主。 

“江最后发言，给人感觉是解释性的，安抚性的。他着重谈了天安门事件和国际的大背景等等，但说服力不强。只是有一点值得注意，他说今后游行示威要讲民主，也要讲法律，国家也要有应对此类问题的正常手段…… ”

什么是正常手段？在天安门所采取的手段是正常的吗？江没说。但他说到，当时确实没有经验，也没有橡皮子弹。他还说当初让他去北京，他毫无思想准备，也不知他去干什么，只通知他马上来，还说北京很乱，要他化装，还要化名，身份是画家。但化名他记不得了，只记得姓李，叫李什么，正江在回忆时，白杨突然提醒道：“李可染！”大家一愣，李可染就在北京，不可能用此化名。以上算作是当天会议的“花絮”吧。 

“……我未发言，因为没时间。但我很想将自己的看法写信给江。我有些意见极不合时宜，但必须讲。” 

我以后并没给江写信，因为此时做为总书记的江，和当时做为市委书记的江已不一样了，已是这场风波的最大得益者了。那时他很希望妥善解决《导报》问题，此时他软禁了钦本立，还抓了张伟国。人是会变的。 

一些当时支持学生运动的人也在变，或忏悔、或效忠、或告密、或下石。也有极个別的人想在我戴黑纱一事上做点文章，要整我。但也有另外一些人，同情我、支持我、保护我。就在这次座谈会的第二天，我所在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贴出了一张喜报，大意说：“八月四日，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上海接见了我院院长沙叶新同志，特此通告。”这是我院的党总支书记的有意安排，为的是借助钟馗打伥鬼。虽然通告有些夸大其词，虚张声势，但还真起到了震摄作用，让伥鬼噤声。我真的感激这位总支书记的心意，在那凄风苦雨的日子里，在我甚至想到死的哈姆雷特式的徊徨中，能得到这样的呵护，这样的温暖，让我至今难以忘怀。因此我在任何時候都深信：人心没死，我的心更没死！ 

沙叶新，华夏快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