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6月4日是一个忌日，用中共的话说是“敏感日”。这个日子在百度搜索上被屏蔽，但实际上它是中国巨大的纠结点。
年复一年，每到这一天的前夜，我都会喝点小闷酒，把家里人过生日剩下的蜡烛点上一支，打开电脑翻墙去看看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十万烛光；天亮出门时，戴墨镜穿黑衣。我只能做到这些，不为思考，不为求证，只是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六四”那年，我在一家地市级“党报”做记者，经历了人生中最漫长的春夏之交。从1989年4月15日到6月4日，悲痛、兴奋、惭愧、鼓舞、伤心交替地折磨着我，最后留下了一道永远抹不去的伤痕。
4月15日，胡耀邦猝逝，他是一个开明的总书记，让我感到新时代即将到来，但他活活地“被气死了”，我怎能不悲痛！
4月18日，我从“敌台”听到消息：4月17日下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约500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悼念活动，到第二天早晨已有数千名首都大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学生代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请愿信，提出7点要求，其中第三条为“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开，反对贪官污吏”，第四条“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无比兴奋，断定一场民主运动拉开了帷幕。
4月26日，我听到了中央广播电台播出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其把学运定性为“极少数人发起的反革命动乱”，我悲观地认为这场运动到此为止了。但到了4月27日，北京10万人上街抗议《人民日报》社论，我惊喜人民在觉醒。
4月26日，我听到了中央广播电台播出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其把学运定性为“极少数人发起的反革命动乱”，我悲观地认为这场运动到此为止了。但到了4月27日，北京10万人上街抗议《人民日报》社论，我惊喜人民在觉醒。
5月4日，北京51所高校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发表了“五四”宣言，呼吁“同学们，同胞们，让我们在这富有象征意义的天安门下，再次为民主、科学、自由、人权、法制，为中国富强而共同探索，共同奋斗吧！”这个体现“普世价值”的宣言，让我彻夜难眠。
5月16日，数十万北京各界群众涌向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我的一位同事商量与我去北京声援，我没有去，但我参加了当地的群众游行；刚加入队伍就被报社总编辑派人召回。我在报社大会上发言“感谢总编辑的爱护”，这是我一生的惭愧。
5月20日，我家买了一台14英吋的黑白电视，邻居们都来我家看电视，窗里窗外都是人。我永远难忘那个画面：5月19日凌晨4时50分，赵紫阳前往天安门广场，含泪向学生道歉、劝学生撤退并承诺政府不会秋后算帐。赵紫阳说：“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非常严重……”看到这里，我父亲流泪了，说“中央要下手了！”只有我能听懂他的话，但我不相信邓小平会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刀。
5月23日，北京亦举行百万人大游行，不少机关、干部、文化人、科技界、工业界人士加入队伍，喊出“李鹏下台”的口号。此时，我备感鼓舞，感觉自己与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心连心。
5月23日，北京亦举行百万人大游行，不少机关、干部、文化人、科技界、工业界人士加入队伍，喊出“李鹏下台”的口号。此时，我备感鼓舞，感觉自己与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心连心。
6月3日晚6时半开始，中央电台、电视台反覆播送北京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此时，我仍然不相信邓小平会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刀。但当晚凌晨，小平同志对我进行了一次法西斯的血腥启蒙。最让我伤心的是，报社新来了一位女大学生，她在向我谈起自己的绝食经历时说：“我们被西方反华势力利用了，他们亡我之心不死。”我为她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而悲哀，她分不清“亡我”中的“我”是谁，是祖国还是党？是国家还是政府？是民众还是一个皇帝？
“六四”断送了中国可能的政治改革，而使中国走向了政治高压、权贵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道路。今天的中国已不是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而是该时代的尾声——危机重重。当今改革的种种诉求，其实也就是当年“八九民运”的诉求，如反腐、公正、法治、自由、民主等等，这些诉求因“六四”镇压而被压制下去，导致23年来中国跛足发展。
1945年，中共向全世界承诺“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毛泽东在答覆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的提问中写到：“它的各级政权直至中央政权都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在世界任何地方发表言论和表达意见的自由、以自己的方式来崇拜上帝的自由、经济不虞匮乏的自由、免除恐惧的自由）。”（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但中共夺取政权后，毛泽东则建立了恐怖的极权国家。“八九民运”说到底就是要求结束极权制度，“六四”的鲜血，使中国重新回到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奋发追求的原点——建立真正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这是中国政治的根。
“六四”断送了中国可能的政治改革，而使中国走向了政治高压、权贵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道路。今天的中国已不是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而是该时代的尾声——危机重重。当今改革的种种诉求，其实也就是当年“八九民运”的诉求，如反腐、公正、法治、自由、民主等等，这些诉求因“六四”镇压而被压制下去，导致23年来中国跛足发展。
1945年，中共向全世界承诺“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毛泽东在答覆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的提问中写到：“它的各级政权直至中央政权都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在世界任何地方发表言论和表达意见的自由、以自己的方式来崇拜上帝的自由、经济不虞匮乏的自由、免除恐惧的自由）。”（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但中共夺取政权后，毛泽东则建立了恐怖的极权国家。“八九民运”说到底就是要求结束极权制度，“六四”的鲜血，使中国重新回到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奋发追求的原点——建立真正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这是中国政治的根。
这个原点，也是中国当今政治体制改革（以下简称政改）的原点。历史的教训说明，政改不是改善现有的体制，而是结束该极权制度，脱胎换骨地建立民主与法治制度。在自由民主制度下，既可以搞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资本主义，北欧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也很成功，但在专制条件下，无论搞哪种主义都是最坏的。
近来，温家宝多次提到政改，但是他提出的“政改”，不是回到“六四”原点——彻底改变制度，而是要回到邓小平画的那个圈圈内，这明摆着是死路一条。 4月 27日，温家宝在波兰“奥斯维辛纪念馆”发表讲话：“奥斯维辛的不幸是全人类的不幸。它告诫人们，不能忘记历史，要铭记历史，只有记住历史，才能建设美好的未来。”如果，他将这段话的主语改为“六四的不幸”，面对中国人说，乃是对中国历史性的推动。
（转载自《中国人权双周刊》；责任编辑：刘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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