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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18日 星期一

一个市民眼中的“六四” 作者﹕程橙


在中国,6月4日是一个忌日,用中共的话说是“敏感日”。这个日子在百度搜索上被屏蔽,但实际上它是中国巨大的纠结点。
年复一年,每到这一天的前夜,我都会喝点小闷酒,把家里人过生日剩下的蜡烛点上一支,打开电脑翻墙去看看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十万烛光;天亮出门时,戴墨镜穿黑衣。我只能做到这些,不为思考,不为求证,只是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六四”那年,我在一家地市级“党报”做记者,经历了人生中最漫长的春夏之交。从1989年4月15日到6月4日,悲痛、兴奋、惭愧、鼓舞、伤心交替地折磨着我,最后留下了一道永远抹不去的伤痕。
4月15日,胡耀邦猝逝,他是一个开明的总书记,让我感到新时代即将到来,但他活活地“被气死了”,我怎能不悲痛!
4月18日,我从“敌台”听到消息:4月17日下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约500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悼念活动,到第二天早晨已有数千名首都大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学生代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请愿信,提出7点要求,其中第三条为“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开,反对贪官污吏”,第四条“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无比兴奋,断定一场民主运动拉开了帷幕。

4月26日,我听到了中央广播电台播出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其把学运定性为“极少数人发起的反革命动乱”,我悲观地认为这场运动到此为止了。但到了4月27日,北京10万人上街抗议《人民日报》社论,我惊喜人民在觉醒。
5月4日,北京51所高校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发表了“五四”宣言,呼吁“同学们,同胞们,让我们在这富有象征意义的天安门下,再次为民主、科学、自由、人权、法制,为中国富强而共同探索,共同奋斗吧!”这个体现“普世价值”的宣言,让我彻夜难眠。
5月16日,数十万北京各界群众涌向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我的一位同事商量与我去北京声援,我没有去,但我参加了当地的群众游行;刚加入队伍就被报社总编辑派人召回。我在报社大会上发言“感谢总编辑的爱护”,这是我一生的惭愧。
5月20日,我家买了一台14英吋的黑白电视,邻居们都来我家看电视,窗里窗外都是人。我永远难忘那个画面:5月19日凌晨4时50分,赵紫阳前往天安门广场,含泪向学生道歉、劝学生撤退并承诺政府不会秋后算帐。赵紫阳说:“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非常严重……”看到这里,我父亲流泪了,说“中央要下手了!”只有我能听懂他的话,但我不相信邓小平会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刀。

5月23日,北京亦举行百万人大游行,不少机关、干部、文化人、科技界、工业界人士加入队伍,喊出“李鹏下台”的口号。此时,我备感鼓舞,感觉自己与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心连心。
6月3日晚6时半开始,中央电台、电视台反覆播送北京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此时,我仍然不相信邓小平会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刀。但当晚凌晨,小平同志对我进行了一次法西斯的血腥启蒙。最让我伤心的是,报社新来了一位女大学生,她在向我谈起自己的绝食经历时说:“我们被西方反华势力利用了,他们亡我之心不死。”我为她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而悲哀,她分不清“亡我”中的“我”是谁,是祖国还是党?是国家还是政府?是民众还是一个皇帝?

“六四”断送了中国可能的政治改革,而使中国走向了政治高压、权贵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道路。今天的中国已不是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而是该时代的尾声——危机重重。当今改革的种种诉求,其实也就是当年“八九民运”的诉求,如反腐、公正、法治、自由、民主等等,这些诉求因“六四”镇压而被压制下去,导致23年来中国跛足发展。

1945年,中共向全世界承诺“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毛泽东在答覆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的提问中写到:“它的各级政权直至中央政权都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在世界任何地方发表言论和表达意见的自由、以自己的方式来崇拜上帝的自由、经济不虞匮乏的自由、免除恐惧的自由)。”(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但中共夺取政权后,毛泽东则建立了恐怖的极权国家。“八九民运”说到底就是要求结束极权制度,“六四”的鲜血,使中国重新回到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奋发追求的原点——建立真正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这是中国政治的根。
这个原点,也是中国当今政治体制改革(以下简称政改)的原点。历史的教训说明,政改不是改善现有的体制,而是结束该极权制度,脱胎换骨地建立民主与法治制度。在自由民主制度下,既可以搞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资本主义,北欧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也很成功,但在专制条件下,无论搞哪种主义都是最坏的。
近来,温家宝多次提到政改,但是他提出的“政改”,不是回到“六四”原点——彻底改变制度,而是要回到邓小平画的那个圈圈内,这明摆着是死路一条。 4月 27日,温家宝在波兰“奥斯维辛纪念馆”发表讲话:“奥斯维辛的不幸是全人类的不幸。它告诫人们,不能忘记历史,要铭记历史,只有记住历史,才能建设美好的未来。”如果,他将这段话的主语改为“六四的不幸”,面对中国人说,乃是对中国历史性的推动。
(转载自《中国人权双周刊》;责任编辑:刘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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