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天安门事件：勇敢面对坦克与枪炮的“血肉长城”
星期天, 31 五月 2009.
[本文节选自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出版的新书《天安门1989——震惊世界的7周》]
陈墨
直到6月3日，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不仅是北京民众）并不相信“人民子弟兵”真的会向民众开枪；甚至于很多人直到当夜士兵向他们射击时，还以为枪膛中射出的只是空包弹或橡皮子弹。邓小平所领导的中央军委之所以下达“动用一切手段”也即授权开枪的命令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他们的恐惧。至少在北京当时人民所动员起来的力量已经强大到在足以瘫痪国家机器，在政府失能的情况下，民众已经开始在接管这座城市。
邓小平当局为进行镇压到底动用了多少部队？迄今说法不一，但
10几个集团军20万左右军队是可信的。北京到底有多少普通民众走上街头“防堵军车”更难以计算，但是要将20万全副武装年轻力壮久经训练的军人堵在路上达10多天之久，显然绝非是“一小撮别有用心之暴徒”所能完成的。参考各种资料可以相信在5月底到6月初上街封堵军队的民众人数应不少于50到70万，也就是说不分男女老少约近十分之一的北京市民走上街头参与斗争。与此同时很多资料也表明20多万进京实施戒严的部队中相当多人根本毫无意愿也无斗志进行镇压。
而在6月2日，军委明令38军第二天可以清场开枪的时候，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装病住院拒绝签署调兵命令；为此徐当即被禁闭，后送上军事法庭，监禁5年后迄今渺无音讯。
各方面的资料显示，包括“萨斯英雄”原总后301医院军医蒋彦永2004年给中共中央当局要求“平反六四”的建言中也明确提到，1989年5月下旬进驻301医院的部队在该院上下的劝说下，明确表示不会镇压学生运动，而当时沿东西长安街各军事单位临时驻扎的部队面临情况大致相同。这迫使军方在5月底6月初不得不将大部分已进入市区但士气大弱的部队撤到京郊轮换新到达的部队。参与军事戒严的部队多数处于这种情况下，军心涣散毫无斗志。最终根据命令按时到达指定地点的部队只有38集团军和15空降军，也正是这两支部队在6月3日之夜和6月4日清晨开枪进行血腥镇压。虽然民众实际死亡人数无法统计但应在数百到数千不等，“天安门母亲”运动迄今统计有实际姓名的死亡人员为188人，其成员目击尸体总和估算不少于1000人；据说就连前国家副主席杨尚昆身前私下承认镇压导致民众死亡人数也有600多人。
38集团军由于军长徐勤先被禁闭后，在军委的威胁和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监军之下，由政委和代理军长带领为保住性命和职位开始了疯狂的“屠杀之旅”，但即使38集团军中最后开枪的也非多数士兵而是少数的职业特种部队。在清场的过程中，保卫天安门广场的民众与38集团军在西长安街公主坟到木樨地地段和西单到南池子一带发生的冲突最为激烈，多数群众的死亡和受伤也多发生在该区域。根据蒋彦永医生的“六四平反建言”中透露，当时他是位于公主坟的总后301医院的普通外科主任，从晚10点到12点陆续送来需要急救的被枪击受伤人员89人，其中7人死亡；唯一一名受伤的军人也并非是戒严军人，而是访亲路过被流弹击伤的。
从木樨地一带一直到天安门前，数千乃至上万工人与市民设置十数道障碍，并以自己的人墙阻止军队前进。根据目击者和军方资料表明负责开道射击和清场的“防暴突击队”绝非是普通士兵，其中没有刚入伍的“娃娃新兵”，并且该部队6月5日就换防离开天安门地区。民众一直传说开枪镇压的部队是“打过中越战争”的部队，北京军区的38集团军未有成编制的参与过中越战争，所以他们很可能是曾经参与中越边境轮战的38集团军直属的特种精锐“侦察大队”。
但民众并没有被屠杀所吓倒，如天安门事件亲历者《1989年天安门广场血腥清场内幕》一书的作者，原中国政法大学研究员吴仁华的描述：“我由衷地敬佩北京的工人弟兄们，他们虽然文化素质不是很高，也不善于辞令，但是，他们却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惊人的英勇无私精神。实际上，在八九民主运动中，最具有道德勇气、牺牲最惨重的不是学生，更不是知识界人士，而是北京市的工人弟兄和市民。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保护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学生，他们一直在用血肉之躯阻挡著武装到牙齿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浴血奋战，奋不顾身。他们绝大多数人手无寸铁，少数人手中仅有的‘武器’，也无非只是些砖头石块和棍棒而已，与戒严部队军人的冲锋枪、机枪以至于装甲车、坦克相比，显得多么地微不足道！”
同样作为事件亲历者的工人国际委员会（CWI）代表斯蒂芬·乔利在其《见证中国——天安门事件》一书中也提到，“成千上万的工人跟在（开枪的部队）后面，他们手无寸铁，其中一些还是女工，有些人骑着自行车。数千名工人跟在部队后面却没法和他们作战，他们只是唱国际歌。部队后列的人不知道怎么办，士兵偶尔会开枪，大家会趴下，但你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杀，因为他们每次又爬起来，死去的人躺在地上。人群就像沙滩上的海浪一次次地涌上来，他们只是唱着国际歌。”
即使在38集团军屠杀过去之后，民众仍然没有放弃抵抗，继续在长安街上设置路障和阻拦后面的部队。据空军副政委刘亚洲在成都军区的内部演讲《信念与道德》中透露，“6月4日凌晨，跟随38军的28军在长安街上遭遇市民阻拦，军长和政委命令部队就地停留一天未动。”根据吴仁华的文章，当时市民用从医院取来的血衣向士兵证明之前经过的军队（38军）确实向民众开枪后，28军的官兵表示震惊并拒绝服从任何命令，甚至在6月4日白天当军委派直升机强令军队“不惜代价继续前进”的时候，28军一辆装甲车上的士兵（一说是退伍军人）用机枪向直升机扫射。
午夜过后38集团军进入了天安门广场开始血腥清场，本来在广场内杀人还是广场外杀人并不重要，但无论是吴仁华还是斯蒂芬·乔利的书中都提及了军队确实在广场上向人群开枪并出动坦克和装甲车碾压广场上的帐篷。而且6月4日清晨在六部口附近38集团军的坦克甚至碾压已经撤离的学生队伍。
吴仁华在书中描写，他亲眼目睹三辆坦克从天安门广场方向开过来，一边发射著散发出淡黄色烟雾的毒气弹，一边沿著正行走著数千名学生队伍的自行车道快速地追辗过来。一时间，长安大街上弥漫著淡黄色的烟雾。当时他和数百名学生为了躲避坦克追压，纷纷拚死翻越绿色尖头铁栅栏，欲进入邮电大楼的大院子暂时避难，而把门的武装警察竟然紧闭大门，拒绝让学生们入内。待坦克过去，比吴仁华所处位置稍后的学生们已惨遭不幸，11名学生当场惨死坦克轮下。
而斯蒂芬·乔利的书中也说明了这一情况，“星期天早晨6点左右，我回到了天安门广场。……有一次，部队对学生使用催泪弹。学生们逃开了，许多人试图爬过栅栏。有11位学生没有爬过去，之后坦克过来了，沿着栅栏碾过去把他们碾死了。他们再一次露出来的时候，已经像火柴盒一样平坦，他们死了。”
另一支开枪清场（主要开枪地点为珠市口）部队是当时中国唯一一支快速反应部队空降15军。据传从5月中旬起归属南京军区的15军士兵们就一直处于隔离中，十数天没有看到报纸也没有收听广播，只在登机出发被告知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需要武装镇压。根据斯蒂芬·乔利在《见证中国》一书中记录与法国记者的交谈显示，15军士兵们可能还给注射了确保清醒和警觉的腺上激素。2008年5月12日四川发生汶川大地震，15军作为紧急预备队被调往四川救灾。面对总理温家宝的百般催促但官佐们迟迟不肯伞降，被网友讥称“犯我中华天威者只要天气晴朗无风无雨，能见度高，地形不复杂，地面无人烧麦秸杆，虽远必诛……”；最后温家宝无奈之下也只能当着国内外媒体给15军扔下一句，“人民养着你们，你们看着办！”。20年来，曾经的“人民解放军”在民众中的声誉日降，1989年的血腥镇压加上之后20年资本主义的复辟，军人贪污违纪屡不胜数。“500元一张党票，50万一个团长”几乎成为军中的惯例。这支80年前曾经由一批具有朝气和理想的知识分子和被压迫最为深重的农民阶层组成的“人民军队”，如今全然忘记自己的传统，也不知该为谁而战。
正如斯蒂芬·乔利在他《见证中国》一书中所描述的，当时很多国内民众和海外媒体都以为是27军在清场当晚开的枪，人们无法相信军长抗命的38集团军（而且对中国人而言，38军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们曾在1950年代朝鲜战场上因成功抗击美军而得名“万岁军”享誉全国）会向平民开枪。因为蒙受这“不白之冤”，从6月5日直到6月9日，27军在河北石家庄的军部遭到数千学生与民众连番冲击，而且地方上的单位与群众自发断绝向27军提供后勤供应。为此当27军回到石家庄驻防后，从军长到连长一级级地向地方政府和群众解释保证27军在北京没有“向首都人民开一枪”。这使同样驻扎在河北的进行血腥镇压的38集团军极为被动，并导致之后两军的长期交恶。
后据统计，当时陆续到达北京的集团军约有14个，但其中很多是用来互相钳制的而非真正用来清场和戒严，特别是在出现38集团军和28军集体抗命的情况下，邓小平不得不在6月3日连夜从南京军区将其心腹机械化12军调到北京以防其他军队可能进行军事政变。直到6月9日，邓小平公开接见进京戒严部队并进行电视转播时才意味着当局真正重新控制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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