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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6日 星期三

中國工運簡析 | 工人為什麼沒有發動起來?

王超華: 中國工運簡析

[此文1990年發表於香港《百姓》雜志,標題為《工人為什麼沒有發動起來?》。以下文字根據本人收藏的手稿整理。]

許多朋友在總結八九民運時都曾表示遺憾,認為學生們沒能把工人發動起來時民運未能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我覺得這種說法有道理,但並不完全准確。工人未能形成大規模有組織的運動,不是因為學生沒去發動,而是因為中國工運還沒有足夠的獨立意識。

我們可以回憶一下歷史。1919年“五•四”運動時,學生運動持續了一個月,焦點始終是在北京。直到軍閥政府逮捕了千余名學生,才引發了“六•三”大罷工,焦點迅速從北京轉到上海,從學生轉向工人,僅十來天,就逼得政府不得不作出重大讓步。“六•三”罷工是因為“五•四”學生對工人的宣傳組織更得力嗎?我認為並不是。關鍵在於此前上海工人已有過多次成功的經濟罷工經驗,集團意識(階級意識)相當清醒,才能在這第一次政治罷工中顯示威力。

再看去年的北京。在八九民運中,北京有幾十萬工人上街聲援絕食學生,人數、規模絕不在1919年之下。但是,絕大多數工人隊伍都是以“全廠”也就是說包括勞資雙方在內的名義上街的。當實際上的怠工罷工已形成時,工人們仍反復強調自己對國家對企業的“主人翁責任感”,強調自己是在基本完成生產任務後才上街的。這從當時的國內報紙和電視報道中可以得到証實。從台灣版的《大陸民運》錄像帶中,我們可以看到工人們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大樓千辯論的鏡頭。幾乎所有的工人都覺得必須要干點什麼了,不能再等待了。但是“干什麼”呢?“怎麼干”呢?茫無頭緒。號召大家對國家生產負責的演講者被“噓”下來了,號召罷工的人也並沒有得到熱烈反應。他們矛盾於這樣的情感中:我們要站出來,因為我們要對自己的國家負責,對公正的社會秩序負責;但是我們的站出來,會不會正好是對國家不負責,對社會秩序不負責呢?可以說,把自己的全部利益交給共產黨代理四十年之後,工人們已不知道該如何代表自己去協調與“國家”、“社會”、“企業”不盡相同的政治經濟利益要求了。

試想,這在一個各方利益能夠通過受到保護的渠道而表達的政治制度下,應當是一個不難解決的問題。我們隻要號召第一步的有限罷工48-72小時以觀政府後效,必定會吸引絕大多數尚在猶豫的工人群眾,也必定會比有限絕食48-72小時要有效得多。但是,當時沒有人想到這一點(包括我自己在內)。能夠勇敢地站出來組織自治工會的工人,隻佔了極小的比例。

這是中國工人、中國工運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把自己的集團利益與自稱“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統治者的利益區別開,把自己的集團利益和政府-國家利益區別開,把自己的集團利益和企業所有者的利益區別開,學會使用有效的手段在不同場合下保護自己的利益,學會“保護自己的利益不一定等同於剝奪對手的利益”,“保護自己的權利不等於剝奪對方的權利”,解除犯罪感和“不負責任”的顧慮,理直氣壯地要求工人的自治組織,要求工人的罷工權利,而不必僅靠“玩貓膩”。

事實上,十年經濟改革之後,特別是三資企業大量出現,國內企業也實行承包之後,勞資雙方的利益並不一致在中國已成為不言自明的事實,而且已成為社會不安定的一個重要的潛在因素。各地曾先後出現承包負責人與工人的激烈沖突以至凶殺案件,都是証明。自治工會的成立已是呼之欲出之事物,韓東方、賀力力等人正是代表時代潮流的先行者。工會自治化是歷史的必然趨勢。

但是共產黨卻不承認這個事實,遲遲不實行政企分家、黨政分家,遲遲不放棄它既當勞方代表又當資方代表的矛盾身份(這在市場經濟體制中簡直可以說是天大的笑話)。它一方面通過各單位工會聲稱代表工人,一方面又通過各級政企機關授權承包人(在三資企業則以資方代理人身份出現)。在國內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連篇累牘的宣傳文章號召工人增強主人翁責任感,其結果,必然是犧牲工人的利益以換取政治統治集團的利益,同時加劇社會矛盾,加劇社會不穩定因素。僅從這一點,也可看出,民主改制建設必須與經濟市場化同步進行。

因此,就中國工運的目前狀況而言,最迫切的任務就是要求工會的獨立。從每一個基層企業開始,宣傳韓東方等人的主張,揭露共產黨同時充當勞資雙方代理人的非法身份,要求工人的自治組織保護工人自己的利益,由此逐步發展行業工會和工會聯合會。再比如,要求工會對工人政治權利的發言權,同樣宣傳北京工人自治會,宣傳韓東方等人的主張,揭露共產黨同時充當公民代表和全權行政長官的不合法地位。

在確定了工會自治化這一任務的前提下,我們可以通過不同途徑來完成這一任務,既可以在條件成熟的地方成立獨立於政府操縱的工會以外的工人自治組織(如在深圳臨時工中就存在這種可能性),又可以在條件不同的地方努力使原工會從政府行政部門中剝離出來,轉化為獨立組織。具體的做法必須配合宣傳工作,必須提高工人的自主意識。隻有在工人的自主意識有了長足的長進之後,在工人運動有了一定保護自我利益的實踐之後,我們的工人運動才能成為民主運動的堅強基礎,才能成為中國將來向民主發展的保証力量。

來自1989年的天安門

王超華: 中國工運簡析 | Human Rights in China 中国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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