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牢笼诗人李必丰

廖亦武

编者按：中国异议作家、诗人李必丰面临再次入狱。流亡作家廖亦武先生向全球公众发出呼吁，征集签名，声援李必丰先生。为了有助于读者了解李必丰先生，我们重新发表廖亦武对李必丰的采访录（原文题目为《思想犯李必丰》），并附录了中国人权在1998年8月24日发表的声明《严厉谴责李必丰被判刑迫害》。

采访缘起

有关李必丰，在纪实作品《我的证词》里，我曾费过不少笔墨。记得1993年的某个夏夜，监狱院子里放老掉牙的革命露天电影，众犯看得津津有味，我和李必丰却退避人群，仰望星星，讨论在宇宙当中，生命到底自不自由等大问题。李必丰突然说，他创作了一首上千行的诗，探问我有没有“指教”的兴趣，我倒抽一口凉气，急忙摇头。在我们那批“六四”难友中，李必丰的文学才华很醒目，所涉文体包括诗歌、小说、剧本、哲学、政论、呼吁书等等，但我从未把他的作品读完过，因为他的思维和双腿一样，走得太快，有时还是跳跃的，令人费解。例如“二进宫”才几天，在审讯的间隙，他就坐在黑牢里思考：“蚊子是谁发明的兵器呢？”真有点古希腊哲学家的味儿。

李必丰真正打动我的，是以下这首监狱诗：

“冬季过早地来临/我们的树木开始干枯/我们再也没有养分去供养/于是我们的黑发被岁月的雪/冻得渐渐斑白/我们的皮肤像龟裂的田野/冬季来了/我们都爱冬眠/心脏累了/血液累了/我们在雪底下冬眠。”

这首诗让我回到1980年代读俄罗斯诗人叶赛宁的青春时光。叶诗写到俄罗斯的冬季，阴郁的晴空，用了“打补丁的碎花布”或“肮脏的包头帕”等比喻；接着我想起二十六岁就卧轨自杀的海子；还想起过去的自己——一个曾经文思泉涌的诗人，如今却一行诗也写不出来。

于是，2005年5月18日，我专程从云南赶回成都，在金沙遗址附近重逢了刚刑满释放的如今的诗人。

正  文

老威：一眨眼，你的七年刑期又满了！

李必丰：六四都十六年了，老廖，你算我们这批难友中最幸运的。

老威：你指没有“二进宫”？

李必丰：不错。当年在四川三监狱，你和佘万宝是上下铺，都判四年，没料到几年后，佘万宝又因中国民主党的案子栽进去，再判十二年；关满十年的蒲勇，出来三年就死掉；许万平已经三进三出，累计刑期十几年，这次又栽了。他本来只有半条命，重庆警方又那么黑，估计得判个十年以上，最后只有报销在狱中；而我，六四十六周年，就坐了十二年牢，人都快整疯了。

老威：听说你在里面写了两百多万字？

李必丰：被搜去大半，还剩几十万字。

老威：我手里还保存着你多年前的诗歌和日记。你狗日的命贱，越遭灾，想像力越丰富。古希腊有个哲学家，名字忘了，被关押五十年，写了一本青史留名的《太阳城札记》；更厉害的一位，也是哲学家，名字也忘了，被绞死的头天夜里，完成了《哲学的慰藉》……

李必丰：所以……

老威：所以，即使大限将至，也不可绝望。

李必丰：可我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民运家，咋办？

老威：咋办？书归正传。你是怎样卷入六四的？

李必丰：话说1989年学潮，从北京席卷到成都，又从成都席卷到绵阳。5月份，绵阳的大学和中专师生上街游行，我们看了，心潮澎湃，就亲自跑到城郊的建材学校，企图建立联络，却被纠察队拦在校门外，骂我们是“社会闲杂”，图谋不轨。气得我的同案犯唐先全大叫：“龟儿子懂个屌！”我急忙劝住，耐心向对方解释：“人人都有权爱国嘛，我们可以组织市民声援。”

第二天，我们弄了些“声援学生”的标语、横幅，动员一些市民参加游行。5月21号，太阳热辣辣的，却有两三百个学生娃娃在市政府门口静坐。围观者不少，竟没人给汗流浃背的爱国者递一杯水。于是我的脑子一热，就站上一辆三轮车，开始演讲，号召大家给学生送水、捐款。那天我口若悬河，一讲几个钟头，嗓子嘶哑了也顾不上喝水。于是路人纷纷解囊，学生有了老百姓的支持，士气大增。而我却因公开煽动，惹火上身，公安局扬言：“要抓税务局的眼镜！”

几个月后，演讲内容我自己早忘了，可警察记得，并且还作为“罪证”上了《起诉书》。大意是我不是学生，也不是工人，而是李鹏所说的“社会闲杂”，一小撮中的一小撮，而这一小撮，就是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

为了追溯我的犯罪根源，《起诉书》里还摘引我刊登在民刊《寻梦园》上的诗句：“天太黑/月亮上的火山今夜看不见。”检察官简直是个文盲，竟质问我“天太黑”是啥意思？我答：“天黑就是天黑，没任何意思。”他拍桌大怒：“你狡辩，明明是诬蔑社会主义制度一团漆黑。”

我说：“我的眼睛高度近视，看见黑就写黑罗……”

后来，经过绵阳《剑南文学》主编谢宗年的“专家鉴定”，“天太黑”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反动诗，构成铁证。

老威：你当场落网了？

李必丰：我屡次闻风而逃，径直去成都投奔革命。在人民南路广场，我们纠集几百人，宣告成都市青年自治会成立，我高票当选为主席。

老威：有什么组织活动呢？

李必丰：与北京大学南下演讲团接触；去西郊的四川工业学院，动员学生参加5月30日的全球华人大游行；还企图组织敢死队声援北京。凭着诗人直觉，我发表《末日演讲》，叫嚣“民主的六月将变成黑色的六月”，激起部分高校学生的反感，跑派出所告密，诬蔑我是“台湾派遣特务”……

老威：如何能预感末日呢？

李必丰：5月28号深夜，我睡在毛泽东塑像脚下，竟梦见六个公安，手持警棍，凶神恶煞地喝问我：“干啥的？”把我猛然吓醒；却不料六月四号凌晨，梦境重现了——同一座毛泽东塑像脚下，我似醒非醒，眯缝着眼睛，在黎明的微熹中，我先见两辆救护车，若干医护人员，后见几辆警车，哇哧哇哧冲到观礼台前。有声音大叫：清场开始！广场的几十个人统统被带走。嘿嘿，居然还是六个公安，沿台阶上来，用警棍连连戳我，喝问：“干啥的？”我惊出一身冷汗，不得不坐起来回答：“记者。”随即出示搞来的《记者证》。公安翻来覆去查看，终于扬扬下巴：“回家呆着吧”。

老威：你靠做梦来感应末日吗？

李必丰：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必然。总之，我漏网后，立即奔四川大学，找地下高自联报信，于是大批学生又去广场声援。我亲自蹬一辆三轮，充作宣传车，直驱广场。车上除了印刷品、喇叭，还有川大二年级的一位女播音员。学生与警察对峙时，宣传车就插在中间，女播音员举着喇叭，骑我肩头上向敌阵喊话。可突然，一片绿森森的钢盔和盾牌冲过来，嘭嘭几声炸响，催泪瓦斯就拖着尾巴上天，然后如弥漫的巨伞，笼罩而下。大伙儿顿时泪眼模糊，跌跌撞撞，我也摔下车来，待眼前迷雾散开，宣传车和播音员都失踪了。当时谣言纷纷，传播音员死掉，时隔多年才证实，她没死，而被俘虏。

我们胡乱回敬些汽水瓶子，随即抱头鼠窜，连鞋子都跑掉了。悲愤难抑，我们接着跑工厂，动员工人上街，绝望而归；再转回广场右侧，巧遇绵阳朋友杨伟，还没来得及打招呼，噗的一颗催泪弹，竟击中我的屁股。我哇哇大吼，平地一蹦三丈高，眼睛针扎一般疼。杨伟立马拽住我瞎跑，远远近近，全是警棍打人的闷响，惨叫此起彼伏，估计好几百颗脑袋都被揍扁了。

人民商场烈火熊熊，我们逃到那儿，见许多警察集结，有救火车，但没去救火，而是追打扔石块的行人。有个女娃在二楼窗里喊：“不准打学生！”一个警察就闻声把催泪瓶抛进去，噗的一声，只见一股腥红色的烟直喷出来。

四处狼烟，我们只好又折回四川大学。高自联的人却警告我：马上逃，部队已占领科技大学，转眼就进入这儿！他们提供了三轮车和一顶草帽，我又落荒而逃。回到街头，撞见六四这天最感人的一幕：六个居民老太太，跪在东风路街心，苦劝电讯工程学院的声援队伍别去广场：“全部都是兵，你们莫去送死！”

4号和5号，我都在大街小巷晃荡，部队和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在进行拉锯战，许多人受伤，鲜血迸溅，我亲眼见成都五医院里躺着不少伤员，有个女学生正在抢救中。

据说人民商场大火燃了一夜，直到5号下午，我又转回来，还见残垣断壁在冒烟。有个人从灰烬中捡了瓶高橙饮料，却被围观群众痛打一顿，责骂他“发国难财”。

不少人说，人民商场大火是警察开枪引发的。他们红了眼，就抵着人体抠扳机，激起众怒。大伙儿把街边栏杆的水泥桩子撬起，去封派出所的门，阻挡里头的警车冲出来。

老威：成都市民挺厉害。

李必丰：6月6号，成都沦为一座冒烟的兵营。大势已去，我们七八条落水狗就结伴逃往云南，其中有工人、学生和记者。我躲在昆明一个同学家里，喘息未定，又遇上6月8日全国联网大搜捕。于是从上海、北京、成都逃亡至此的各色人等，重新结伙窜向西双版纳。到了景洪，再次遭遇搜捕，大部分人被抓，我也落网，在景洪县看守所关了一宿。我坚称自己是记者，在边境一带体验生活，写民俗报导，才蒙混过关。释放后，我重新联络了几个幸存的逃亡者，在缅寺雇了个和尚充向导，开始偷渡。

边防较混乱，我们蒙混过关时，还照了集体像。跟着进入原始森林，不久和尚向导失踪了。我从小腿快，加之逃命心切，所以在林子猛窜了一会儿，就与其他同伙失去联络。我“哎哎”叫唤了几十声，也不见回应，于是牙关一咬，透过枝叶判断方向，自以为是地朝南走。我起码奔了三天三夜，人都累虚脱了……

老威：这段历险，我在牢里就听你讲过。

李必丰：印象太深刻了。原来想像密林内埋伏无数毒蛇、猛兽，还买把砍刀随身带，后来嫌重，就丢了。出密林时我躺在地上，稍远处，隐隐有缅地村庄在阳光下闪烁。我一下子泪如泉涌，就顺着山坡朝下溜，直到屁股接触到一片旱地芦苇，才站起。我拨着一人多高的芦苇，哗啦啦地往前，走了几百米，突然出现了岔路口。

直觉告诉我，向右拐是正确的，而我却鬼使神差地直走。脑袋嗡嗡响，“向右拐！向右拐！“的声音老在回旋，可我还是不回头——这个意识无法支配双腿的情景，我曾经梦见过多次——直到树叶越来越密，迈不动脚。有一树枝还斜扎入镜片，啪地刺中眼皮。我一痛一惊，方猛然刹步。隐隐约约，我的耳边响起人声，听不懂，待我听懂“不准动”三个字时，已被包围了。

估计有七八个人端枪指着我：“举起手！”又是三个字，我下意识地刚把双手举过肩头，蓦然看见一大团红光冲着我——那是乌黑枪嘴上闪耀的太阳！汪地一声，我双膝一软，灵魂骇出窍了，裤裆也尿湿了一大块。

待灵魂回窍，我已被两个人架着，双腿拖地进了一村庄。你猜怎么着？俘虏我的居然是四川老乡，1970年代偷渡去参加缅甸共产党人民军的重庆知青！当时，人民军正在中国的支撑下，与政府军打游击战，所以虽是故乡人，他们还得遣送我。

怎样哀求都没用，这些，我对你讲过，你还写进你的书里了——他们通过中缅百姓杂居的村子，把我五花大绑，交给边防武警。松绑后，八个武警列队，叉开腿，命令我从八个肉胯通道钻过去。我不干，武警班长一起腿，我被踢飞起来，至少几米开外，才一个狗吃屎跌下来。裆内一阵剧痛——自此，落下了疝气这病根，夏天乘凉，稍不留意就漏出一大砣。

我差点没被打死。而后，哨所雇了辆拖拉机，把我双手捆牢，连一根长绳，在后面拖拉着跑。脸已变形了，衣服成了刷把，他们就这样把“奴隶”带回景洪，关在看守所。审问我：“烧了多少军车？杀了多少解放军？抢没抢东西？”我否认，他们嘲笑我：“那你为什么越境逃跑？”

我还是那句话：我是记者，来边境体验生活，写民俗报导，不慎迷路越境。他们搜出了我的《记者证》，竟意外地释放了我。

兜里揣着一元钱释放费，我露宿景洪街头，走投无路，却不敢贸然去联络任何人。缅寺更不敢接近，因为和尚向导一旦暴露，问题更严重。我只好走回头路，过了澜沧江大桥，一天一夜步行到思茅，再爬了一个长坡，顺坡一下，又耗了一天，到了普洱。这期间花一元钱买东西充饥，敲老百姓的门讨水喝，却没脸讨吃的。沿途都是芒果和芭蕉树，我爬不来树，偷不来东西，抛石头砸，累瘫了，芒果也不落下。芭蕉涩口，咽几口就头晕目眩，有中毒的感觉，所以不敢多吃。出普洱，半步也挪不动了，就晃着《记者证》，死皮赖脸拦了一辆车，许愿到昆明再加倍补车费。

如此到了昆明，找到我的同学，他二话不说，就下了一洗脸盆面条，我嗖嗖地吞下，才揉着肚皮，有了说话的气力：“报国无门，逃亡无路，只有回家。”同学当即给了我几十元钱，让我住店一宿，再乘火车。可没料到，当夜10点钟，我刚出门，没走远，迎面就来了十几个便衣。

“李必丰？”我点头。“你被捕了。”跟着我被关进昆明西山派出所。

老威：真够离奇，你被抓抓放放几次？

李必丰：景洪看守所进了两次；昆明看守所关了七天，又放了，让我自己回四川投案。最后，在绵阳老家栽彻底。审讯时，警察出示了我一路奔逃的照片，与谁谁接触，全记录在案。太悬了，幸好这根无用的长线没钓着大鱼。

我的昆明同学受牵连，关了几天，教育释放；1998年我再度东窗事发，又去找他，刚从他家出来没几分钟，又被盯上。我“二进宫”后，他被命令天天去国安局报到，工作也开除了。

老威：你兜一大圈儿，耗多少时间？

李必丰：我七月几号被抓，脑壳也差点耍没了。当时，成都东城公安局连夜提讯，追问人民商场被焚的细节，我吓出一头冷汗，晓得一旦定性为纵火犯，就死定了，于是，提供了一连串证人名字。幸好天下有良知的人比较多，有书面证明，商场起火时我不在场——这准是老爸的亡灵在保佑。

在收审所关了两个多月，转绵阳市看守所。本来警方想以“成都市青年自治会”为由头，做成反革命集团案，无奈证据不足，于是就以“宣传煽动”治罪，我判五年，唐先全三年，杨伟劳教三年，刘家梦、刘应德另案处理。

老威：你在看守所关了多久？

李必丰：加上收审，总共一年多。

老威：里面的状况如何？

李必丰：你在牢里一直坚持写作，我也是。受你的影响，我也描述了这段经历。有一次，我托跑巷道的毛贼向外头寄信，却被告密，我被整惨了。

老威：我也在看守所挨过整，惯常的刑具是土铐、绳子和电警棍。他们怎么整你的？

李必丰：拳打脚踢，还把其他犯人提出来暴打，供我欣赏；使电棍烙舌头，一股青烟，一个跟斗；还端来一盆水，令我站进去，以电棍戳水，触电的波纹一翻，人就痉挛，向后一个倒栽葱。反复几次，就鼻青脸肿了。

老威：看来，各地狱警的整治方式都挺有智慧。

李必丰：我在小说里，用大量篇幅记录了一个叫王X的变态女警察，她喜欢提英俊犯人出去，举行专场演唱会；还喜欢提着电棍巡视监房，只要发现门底有洗澡水淌出，就蹑手蹑脚拉开铁门，大吼：“狗日的，你不要脸，老娘也不要脸！”举棍直取全裸犯人的命根子。入地无门，犯人越惨叫她越狠毒，两眼冒红光，还不由自主地哼哼。还有，每隔一两个月，她要领医生来检查性病，有病就一脚踢回来，没病就提取精液，不知派啥用场。

老威：怎么提取法？叫大伙儿打手虫？

李必丰：自己当众弄不出来，医生就掐敏感部位。总有办法嘛。

老威：继续讲。

李必丰：1991年夏天，雨水密，涪江暴涨。有个晚上，正迷迷糊糊，却梦见有蛇在舔我的脚板心，本能地一缩，却溅起一片水花。我惊叫一声跳起来，原来洪水已淹上床铺。众犯关在水里，逃跑无门，就一齐呐喊：“开灯！开灯！”可平时通宵通明的灯却没了，大伙儿漆黑一团地搅着水，没人敢挪半步，因为一跌下铺板，就陷入灭顶之灾。放风天井的水已三米多深，我们垫起脚，避免洪水进嘴巴。此时听见门响，一个警察游泳进号，指挥大家手牵手转移。一直折腾到天亮，我们脱险了，水还没退。

我们被转押至收容遣送站，一间号房约十五平方米，却塞了七十多人，肉贴肉。雨过天晴，盛夏的毒日头一出，号内热毒蒸腾，许多人的嘴像缺氧的鱼一般开闭着，太可怕了。

下午，看守所的水抽空了，我们又转回原地，满号的稀泥浆子，没法弄，人都变成赖蛤蟆了——将就着活下去吧！

不久，高院的裁定下来，维持原判，我被送往南充市的省一监狱劳改。

插  记

李必丰在四川省第一监狱“改造”一年多，由于会写诗，得到一位爱诗的女警察的赏识，被分派卖小百货，日子好过起来。他还结识了民运战友杨伟。他说“杨伟当时不满二十岁，做仓库保管员，却出其不意地往监狱生产的羊皮手套内塞纸团，提醒这是劳改产品，希望顾客不要购买。结果，一批价值二百万的货从香港市场被退回。狱方轻而易举就查出内奸，于是恼羞成怒，倒吊杨伟几天几夜”。

1992年10月，李必丰、杨伟等人被转往位于川东大竹县的四川省第三监狱。不久，我也从重庆郊区的省二监转了去。于是，六四的难友圈急剧扩大，从四川各地陆续转来的二十余人都集中羁押在二大队。二大队一楼一底十几个囚室，加上篮球场大的院坝，却装了二百余犯人。我曾在这儿遭遇过自中共建国以来的不同时期的反革命犯——会道门、土匪、封建迷信、土皇帝、潜伏特务等等，形形色色，这为日后完成《我的证词》及《中国底层访谈录》积累了较丰富的原始材料。因历史原因，六四犯与其他犯常有龃龉，但至少我在的时候，大环境还比较宽松。狱方响应邓小平南巡讲话“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变着法子赚犯人的钱。我与李必丰成了伙食搭档，日日享用高价“大肥肉炖萝卜”，把脸蛋营养得红扑扑的。

我导演的一张政治犯集体照后来成为抢手货，刊登在好几个海外杂志上——两排六个人，一律着囚服，大背手，面目深沉，如林彪当校长的抗大学员——我没料到此事引发了狱中地震，1994年初夏，我开释几个月之后，李必丰说：“狱方突然袭击，将六四这伙人集中控制，然后从身体到铺位，探雷一般仔细搜查，把我们所有的照片、家信、文稿都收缴。此后，照像被禁止，我们被化整为零，分散在各大队的刑事犯中间实行严管，一举一动都不自由了。”

我深感歉意，李必丰却摇头：“谁也没埋怨你。因为露露脸，也算给外头一种提醒，总比付出了代价却无响无臭强嘛。”

然而，1994年7月4日，美国国庆节，李必丰，一个普通政治犯却无响无臭地刑满释放了。像成千上万同种类型的政治犯一样，他被警车专程押送回老家，移交给当地派出所，接受法律规定的“剥权期管制”——如此种种，海内外至今不见任何报道。

李必丰：出狱后，我不断被警察骚扰，生活全乱套了。家里人埋怨我，为证明我的确贼心已死，我就结婚，搬到我老婆的单位宿舍，很小一间屋，身子也转不开，煮饭就在楼道上。也许我天生面相不好，眼珠子贼溜溜吧，即使见着警察只点头，不说话，人家仍疑虑重重。我被派出所呼来唤去，就产生了逆反心理：都啥时代了，还搞阶级斗争，还监视“四类分子”吗？于是又四处走动。

老威：你还到我家，用《易经》替我算命。

李必丰：你除了写字，就对算命感兴趣。

老威：占卦是为了心里有数，不至于像你，无头苍蝇瞎撞。

李必丰：我的腿虽然野，但没瞎撞。1995年夏天，当我听说绵阳的民运人物余XX从深圳逃跑，就动心了。当时，我的儿子出生不到一百天，穷困潦倒，加上被“关照”，我绝望至极。就与老婆商量，去搏一搏。她同意了。我立即动身去深圳，出中英街，像个蹩脚的游客，边走边东张西望。叫武警发现了，命令我过去，查《身份证》。我强作笑脸，可腿肚子已抽筋了。不足三分钟，武警就让我进哨所；他打了个电话，不足三分钟，又让我上中队；跟着，我被关进沙头角派出所。此时，绵阳警方已在罗浮区公安局等候，我连资本主义的地皮都没踩着，就又回来了。

老威：你有管道吗？这么瞎闯？难怪有人封你为“民运圈里的行为艺术家”。

李必丰：圈内朋友让我直接去，有人在沙头角桥头接应。我手里拿了张报纸，作为接应暗号，可我转来转去也不见同志，却迎头碰见我的高中老师。我愣了一下，就招呼：“王老师，你咋在这儿？”

事隔多年才晓得，便衣特务是一路旅游，跟踪我去越境。幸好身上没带任何嫌疑物品。这次我只以“偷越国境罪”拘留十五天，出来后，政府再次重申，外出必须事先汇报。

为了让他们放心，我就去一个朋友的公司打工，做过几天部门负责人。这期间，国内民运比较活跃，北京上书请愿频繁，刘贤斌等人也在成都公开活动，经常在四川大学参与讲座。重庆的王明也来串联，要搞《公民宣言》，可没露几次面，大家在西南民族学院的窝子就叫警察端了。我算倒楣，受人邀约去歇脚，刚躺下，警察就敲门。这次抓了好几个，我和王明都进了铁笼子，审了个通宵。天一亮，我们被弄出户外拍照。我心里咯噔一下：“糟了，拍照意味着验明正身，要劳动教养！”

老威：你没把柄吧？

李必丰：当时我兜里揣着《致香港同胞书》，谈97回归的骗局。我曾瞅空子把这罪证丢出窗外，不料又叫警察给捡了回来。你曾在《证词》里说：“这年头，写作就是制造罪证。”我一次次临阵毁灭罪证，都不成功。

我再次被押回绵阳，关几天就释放了；而王明被劳教三年，他第一次坐牢五年，才自由了两年，又“二进宫”。

这次变故使我失去工作，就只得邀约朋友去成都北门大桥开“泉水鱼”。本来生意还过得去，可一帮饿饭的民运朋友天天来，有的干脆以“出谋划策”为名，住在饭馆里——这一搅，警察就找麻烦。我记得关门大吉那天，你和老汪来白吃，顾客点了鱼，我也不卖，因为最后一条鱼要孝敬落难朋友。

老威：在我的印象中，你是来无踪，去无影。

李必丰：我们这类人都没安全感，做梦都在逃。

老威：你一年有多少时间在家？

李必丰：几乎都没在家，如果我在家稍久，老婆孩子反而不习惯。

老威：真他妈不是人。

李必丰：不是人，是民主的困兽。

老威：终于又进笼子了。

李必丰：文学创作的同时，我也搞些民生调查。绵阳地区的老国营企业处境维艰。绵阳丝厂频临倒闭，可厂长不是东西，居然抱着职工们的住房集资款去成都炒股票，结果亏了，血本无归。这一下激起众怒。闹事那天，有人在厂内黑板上公布消息：“冯市长今天要来解决大家吃饭问题。”可工人们耐心盼到上午十点多，连市长影儿都没有！于是群情激愤，四千多人吼叫着涌出厂门，将门外的川陕公路扎断了。跟着，事态扩大，绵阳绢纺厂等几家国企职工也呼着口号，前来声援。一万多人顶着毒日头静坐路中，交通堵塞达几个小时。当然，独裁国家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是暴力，警察出动，抓了二百多人，绵阳电视台还宣布在高新区实行宵禁。

这起事件被捅到国外，引起西方关注，可当局仍然抵赖。1997年7月16日，《绵阳日报》登载了市公安局长任XX答记者问，为“骚乱”定性。我读罢义愤填膺，就连夜给国际劳工组织写《呼吁书》，要求为“骚乱”平反。我将文章传真给纽约的“中国人权”，很快，联合国的调查小组就下来了。

老威：后来呢？

李必丰：二百多人全部释放。警方气得发疯，就来抓我。

老威：你在外头逃窜了大半年吧？

李必丰：先在重庆难友家躲了几天，杨伟来了，带我到广州，准备偷渡。可“人权观察”的XX又在电话里改口，称目前香港吃紧，去不了。无奈折回，再去云南中缅边境晃一圈，XX再传话，偷渡得自己想法，在泰国清迈才有人接应。他妈的，就这么耗。

老威：我猜各地警方都不太卖力，否则你早落网了。

李必丰：也许吧。

老威：为啥不跑远点？

李必丰：总有莫名的牵挂吧。1998年3月8日，天麻麻黑，我潜回家，刚入税务局大门就被人发现，可我还是硬着头皮上三楼，闪进门。老婆猛吃一惊：“你回来干啥子？”我支支吾吾，转身要出门，可娃娃却突然抱我的腿，哭出声来：“我要爸爸！”

真是肝肠寸断，因为这是娃娃平生第一句话！但没办法，我只能狠心扳开他的手，红着眼圈出走。从进门到出门不足十分钟，但我下楼时眼皮剧跳，赶紧出街喊了辆三轮，上公路又换了计程车，没讲价，就叫往成都方向开。

几十米开外就是收费站，十几个武警荷枪实弹候着。计程车还没进站，两辆警车就夹过来。我刚探头，就被拽出来，手铐喀嚓一响，我被捕了。

老威：又是人赃俱获？

李必丰：对，我落网十余次，每次都人赃俱获。接着，在城郊的208招待所过夜，再转到江油市看守所。由于是个案，我自然“供认不讳”。但这次，当局没有以政治定罪，而是四处网罗污点证人，以“经济诈骗罪”判了我七年，类似于“刘水嫖娼案”和“许万平白粉案”。

老威：判刑后送哪儿？

李必丰：老地方。

老威：省三监狱？

李必丰：对，关了几个月。1998年1月17日，转到川西的雅安监狱，两地相距近千公里。我被拖垮了，尿血，手指头也滴血，脸色跟死人差不多。有一天，我吃完饭刚起身，就突然昏厥。我住院几个月，担心活不出去了。老婆也在这个时候提出离婚，为了孩子，就依她吧。

挨到2003年，我在监区碰到一熟人，摆了十分钟龙门阵，却被人打小报告，于是第二天大早，我被转到二十里外的名山监狱。

老威：里面的情况如何？

李必丰：犯人的状态与三监大同小异，生产机器配件，劳动强度大，很惨。而我大部分时间都病着，临出狱，才通过营养和锻炼恢复了一点。我创作了几百万字的诗歌、小说、戏剧，但大部分被搜走，我想通过回忆重写一遍。

老威：我有体会，重写难度非常大。

李必丰：逃跑，坐牢；坐牢，逃跑，转来转去，我就这个命。我不断在写“命”，可“命”到底是什么东西？目前，我娃娃九岁多，正需要钱，需要安稳的父爱，可我一无所有。

公安局安排我去保险公司：“你不是有宣传煽动的特长吗？那就用在正道上，去挨家挨户推销人寿保险吧！”

老威：我出狱时，公安局还替找铺面，让我去卖服装呢。

李必丰：两三个月过去，我一份保险也没弄出去。四十多岁了，还白端家里的碗，脸皮厚啊。我目前的出路就是写，争取在海外发表和出书。

老威：你写时评吗？

李必丰：写不出来，也不感兴趣。

老威：我熟悉你的诗歌和小说，要靠它们糊口比较困难。你在诗中骂上帝是：“天上的老地主”，一心只想“用太阳的金币收买人类”，谁懂？

李必丰：你懂。

老威：可我，给不出稿费。

全文完

注：原载于廖亦武作品选编：http://blog.boxun.com/hero/liaoyw/219_2.shtml，

此版本是作者修改后的定本。

附录：

严厉谴责李必丰被判刑迫害

中国人权

1998年8月24日

著名工运和宗教人士李必丰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中国政府以莫须有的刑事罪名加害异议人士，中国人权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和严厉谴责，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李必丰遭受的卑劣人权迫害，运用影响进行有力的援救。

中国人权从国内获知，中国时间24日早晨至傍晚5点，基督教“华人良心行动组织”负责人李必丰，被四川省绵阳人民法院进行了开庭审判，并当庭宣布判处李必丰7年有期徒刑。李必丰是24日早晨，被法警从四川江邮县看守所押到绵阳法院审判的。李必丰在庭审辩护中，反驳了对他刑事罪名指控的不实与荒唐，指出这是对他人权和民主活动的蓄意扭曲迫害。法庭拒绝听取李必丰政治迫害的辩护，并依照事先拟定的罪名和刑期，以经济诈骗为名判处李必丰7年徒刑。但是，法庭并没有充足的人证和物证，唯一的一张证据是一家公司开给李必丰的6,000元欠条。据了解，李必丰为自己工作部门进行业务时，曾经将一批保险箱卖给这家公司，该公司没有现金而开据了欠条。这家公司是公安局下属的经商创收机构，李必丰卖给它保险箱之后该公司就倒闭了，所以李必丰结算业务时交出的只是一张6,000元欠条。李必丰的律师刚接手时，对李必丰和家属说，李必丰根本没有犯罪，这些经济帐目也与李必丰没有关系。但是，律师很快受到司法部门的警告，说李必丰的案件情况复杂，不要强行辩护给自己找麻烦。

李必丰现年34岁，是著名的异议人士，也是中国基督教人道团体的负责人，活跃的工运活动分子，原是绵阳市税务局干部。去年7月中旬，李必丰向中国人权提供了四川绵阳发生大规模流血工潮，国际媒体报导后产生了巨大广泛影响。中国破产失业下岗工人问题，一直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国际国内苦无事实，李必丰提供的信息，让国际国内猛然看到真实的一面，从此开始高度重视和深入了解报导工运、以及工人的困难痛苦状况。中国外交部和新华社及各级政府，不得不多次出面说明或加以否认。此外，李必丰还报导了四川都江堰的工潮、三台县的工潮、广元县的工潮、遂宁市的工潮，及江苏省连云港的工潮，等等。另外，李必丰还组织宗教人士，在全国很大的范围内，对失业下岗工人的各方面情况进行书面调查，先后发表了失业下岗工人、妇女、儿童及工人春节期间状况的报告。李必丰是很早即进行民主人权追求的异议人士。1986年，李必丰就创办了民刊“寻梦园”，后被警察定为非法组织而取缔，李必丰也因此遭到警察迫害。1989年民主运动中，李必丰组织成立了成都市青年自治会，担任主席，与四川省高自联一起领导了成都市的游行等活动。同年7月5日被捕并随后判处有期徒刑5年。出狱后，多次遭到无理关押，没有正式工作，但始终关心并呼吁声援工人，因此招致中国政府对他的追捕。他在逃亡中依然蒐集下岗工人情况，并为改善工人的状况大声疾呼。

中国人权对中国政府以莫须有的刑事罪名加害李必丰，表示强烈愤慨和严厉谴责。法庭审判的情况已经说明，对李必丰的刑事判罪，没有事实和根据，而是政治迫害。以刑事犯罪的名义，诬陷迫害异议人士，是中国政府越来越爱使用的技俩。这是企图抹黑异议人士和民主运动，减弱压制国内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救援，同时也可以实现惩治和吓阻的作用。对此，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应该格外关注，清楚识别李必丰所遭受人权迫害之卑劣， 并运用各种方式和影响进行有力的援救。

——转自中国人权网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77期   2012年5月3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