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凡综合报导）“黄雀行动”（英语：Operation Siskin或Operation Yellow Bird），是为1989年六四事件中秘密拯救、运送被通缉民运人士的行动代号。“黄雀行动”在1989年6月中下旬展开，直至1997年前才正式结束，共救出约300人。据悉，黄雀行动的细节极度敏感，迄今为止，许多涉及的人物、细节，一直没有曝光。
“黄雀行动”
1989年，中共血腥镇压民运，“六四事件”后大肆搜捕民运人士。被喻为香港民主派元老的司徒华等人创立的支联会，发起一个代号名为“黄雀行动”的拯救行动。司徒华生前接受访谈时透露，“黄雀行动”营救的民运人士达数百人，其中他亲手所救的就是民运领袖吾尔开希和柴玲，支联会单单为救前者便用了六十万元。
司徒华又暗示，能救出这么多民运人士，其中一个原因是国内官吏贪污，及民运人士得到海内外支持。
“黄雀行动”于1989年6月下旬开始，至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前结束，期间共有300多人透过该行动计划逃离中国大陆，有四人牺牲，两人被捕。
“每个步骤缺一不可”
1989年6月13日，中共当局公布通缉以“北高联”为首的21名民运领袖名单，同时香港也为营救行动开始筹备并开展，吾尔开希、柴玲、封从德、陈一咨、苏晓康等从翌月起陆续逃离中国境外，行动从沿海城市经香港中转至其他国家。
至1989年10月，两名成员黎沛成和李龙庆在湛江执行救援王军涛和陈子明的行动时，被中方人员逮捕及判刑，其后在陈达钲等人的营救下获释，而陈达钲后来也淡出黄雀行动。
据称透过黄雀行动登陆香港的内地人，除民运人士外，也有解放军和公安人员，其中一些军人更身怀武器抵港。2011年，据司徒华自传《大江东去》所述，“黄雀行动”是一个庞大的行动，由多个部份组成，“要成功拯救民运人士，每个步骤缺一不可”。
时势造英雄
据港媒《前哨》杂志披露，其实黄雀行动也很简单，“六四”学潮时，许多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都手执前往声援的香港及海外大学生的名片，学运领袖们更多有海外记者、学者及声援团体人士的名片，这就成了他们的救命符。
各种求救信息汇集于刚成立的支联会，负责处理此事的岑建勋深感责任重大，能力有限，通过邓光荣、高世昌找深有同感而又结识不少走私客的六哥陈达釭共襄义举，支联会更先后派出朱耀明、刘千石、李伟杰、陈锡铮（陈老板）等加强阵容，成就了这批顶尖的香港英雄。
这批香港英雄固然有胆识，但并非三头六臂。在这个金字塔顶尖的下面，是广大的香港市民、学生、学者、记者、江湖走私客，以及众多的大陆官员和群众。他们都是无名英雄。没有他们，成就不了黄雀行动。人性在发光
与中共统治的其他时期不同，“六四”前后的中国人主流，已没有以往的互相出卖，人性在发光。北京学潮期间，政府瘫痪，公安无影，但北京社会井井有条，连小偷也罢工。
至今保持低调的幕后英雄七哥陈达钳，曾亲自到大陆救出七十多人。他谦逊地认为自己并非有多大本事，行动中多次历险，如有神助，都化险为夷。
例如项小吉通关时，已被公安认出，但公安一转念，还是放他一条生路。据称柴玲逃亡数月，穿州过省，曾在军营藏身，最终能逃到香港，并非黄雀行动的大手笔，而是人性的光辉在发挥作用。
只有人性在发光，党性在湮灭，中国就有希望。名称由来
1991年岑建勋在接受BBC访问时提到中国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行动方被称为“黄雀行动”。此为坊间广为流传的一个版本。
2011年1月，黄雀行动策划人之一陈达镫，在支联会主席司徒华病逝后，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透露，“黄雀行动”是华叔（司徒华）起的名。二十年来，社会上都误以为“黄雀行动”出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陈达钲作出否认。
据司徒华自传《大江东去》所述，“黄雀行动”似非出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的解释是出自曹植诗《野田黄雀行》，诗说一只黄雀被擒，幸得少年救援，寓意朋友被捕，自己想去拯救。
(北美晚间责任编辑：王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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