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在阳光下生活──读北明《告别阳光》
余杰（北京）
在苏联帝国崩溃前夕，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对其暧昧的前景充满了忧虑。那是一九八九年的夏天，发生在中国天安门广场的"六四"惨案刚刚过去不久。当爱沙尼亚的民主人士前来拜访马特洛克并寻求美国支持的时候，马特洛克坦率地对他们说："假如苏联军队镇压你们的人民，我们除了抗议之外无法采取任何实际的行动，就像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著中国军队杀害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市民一样。"然而，幸运的是，在莫斯科和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首都，苏联军队拒绝了保守派让他们向市民开枪的命令。中国人的鲜血震动了世界，除了中共自己以外，几乎没有一个政权敢于重复这种用极度残暴的方式维持专制统治的"经验"。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六四 "的鲜血没有在中国本土孕育出一朵民主的百合花，却成为苏联和东欧剧变的催化剂。
"八九"民运突然爆发的时候，北明还是一个三十出头的美丽女子，她正在与丈夫、著名作家郑义一起做著美好的文学梦。然而，那场运动在一瞬间就改变了她的一生--此后是监狱、审查、跟踪、逃亡和漂泊，然后去国。经过几年的沉潜与积淀之后，北明写出了《告别阳光》。这是北明个人化的记忆，也是八十年代人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
"八九"不是政治运动，而是人权运动
北明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女性，在美术、文学、社会学等方面都颇有建树。"八九"民运期间，她与包遵信等自由派知识分子一起工作，参与了天安门广场重要的报纸《新闻快讯》的编辑和采访工作。
与丈夫郑义不同，北明不是那种离现实政治很近的文化人。在《告别阳光》一书的扉页上，我看到了她当年的照片，她是一位柔弱的、优雅的女性，正如美学家高尔泰在序言中的形容，"比之郑义，她少一点儿泥土气息，多一点儿沙龙味儿。天真、好奇、温柔、软弱而又略带感伤。感觉像音乐家那样敏锐而又细腻。"确实，北明在广场上的感觉也跟一般人不一样。她把人山人海的广场当作是一首交响乐，"如莫扎特的纯净加上萧邦的热情加柴可夫斯基的恢弘加上瓦格纳的激励加上贝多芬的雄壮加上德沃夏克的新大陆有人听过这样的交响乐吗？"我想，北明是一位本该生活在俄罗斯和法兰西的、玫瑰花一样的女性，然而，她却错位地生活在充满血腥、暴力和邪恶的当代中国。这是她的幸运，还是她的不幸？
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天性，北明对自由、对阳光和爱具有某种与生俱来的渴求。于是，她的选择在一刹那间就决定了，并且再也不曾后悔和动摇过。她写道："这是一种无法逃避的选择：我选择审美我就必须选择人生；我选择审美的艺术和真诚不欺的人生，我就必须选择生命的自尊自爱和自卫；我选择个体生命的自尊自爱和自卫，同时也就选择了对全人类一切生命形式的尊重爱护和捍卫。"在中国这样一个连基本人权都得不到保障的国度里，必须有人承担肩住黑暗的闸门的使命。
北明笔下描述的"八九"民运，并不比其他亲历者的回忆录更为引人入胜和波澜壮阔。我认为，该书最大的价值在于：北明明确地表达出了她对"八九"民运独特的理解和界定。她指出，"八九"从本质上看，不是政治运动而是人权运动。
北明向我们强调了这样一个血写的事实：连言论的自由、请愿的自由、绝食的自由都没有的人，如果想暂时放弃被奴役的"权力"，和主人平等对话，就只有被屠杀、被囚禁。她认为，"街头政治"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当时，并不存在著另一个与中共对等的政治实体。无论是由学生、知识分子还是由工人以及普通市民组成的各种各样的"自治"组织，都是松散的、暂时性的集合体，在运动中并没有出现政党的萌芽。"八九"不是对统治权力的争夺、颠覆和再分配，而是普通公民人权意识的觉醒、捍卫和追求。如果把"八九"误解为一场政治运动，不仅将其价值窄化和矮化，而且使得后人对整个运动产生误解和疏离，并进而让官方获得否定"八九"和诬蔑"八九"的口实。反之，如果能够清醒而深刻地意识到"八九"是一场人权运动，那么这就是对运动核心价值的坚定的守护，是对死难者最切实的慰藉，同时也将挫败一切丑化、妖魔化"八九"的卑鄙企图。
什么是人权？瑞士法学家托马斯弗莱纳在《人权是什么？》一书中指出："最起码的人权是各人都有生活在他所在的环境中的权利，像其他人一样生活的权利，发展的权利，生存的权利，工作的权利，休息的权利，发现的权利，同其他人生活在一起的权利，结婚的权利和抚养子女的权利：人权就是人按照其本性与他人生活在一起的权利。"千百年来，中国人的生活仅仅是在"坐稳了奴隶"与"坐不稳奴隶"两种状态之间恶性循环，中国是奴隶和奴才们的中国，而不是人的中国。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里，很少有人意识到自己是"人"、并拥有生而有之的"人权"。而"八九"运动正是继"五四"和"四五"之后，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发生的第三次民众自发地追求人权的运动，也是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灵魂最解放、愿望最美好的人权运动。
然而，与前面两次运动相比，"八九"的结果也最悲惨。血腥镇压是如何发生的？是因为包括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内的民众采取了错误的策略吗？近年来，不断有人提出这样的说法。然而，高尔泰在为《告别阳光》一书所写的序言《夜半歌声出海涛》中，对"八九"运动的进程作出了精辟的概括，有力地驳斥了以上的观点。高尔泰认为，"八九"民运并非如某些人所说是"不知妥协和退让的非理性激进主义"。恰恰相反，"它自始至终没有越过和平请愿的界限，并自始至终在妥协和退让：最初消除腐败和官倒，要求为胡耀邦平反，为导报平反，新闻改革和为八七年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这些要求既是有限的也是温和的。由于老人帮寸步不让，便退而求其次。只要求为这一次学运平反，承认它是爱国民主运动而不是什么'动乱'。老人帮还是寸步不让，再退而求其次，只要求以停止绝食换取不要派军队戒严。当时人们尚不知道还要退，退到无路可退时，青年们正式提出的最后一个要求是不要开枪打学生，让他们安全地撤回校园。要不到民主就只要廉政，要不到廉政就只要仁政。"因此，那些对"八九"的貌似"客观"、"理性"的批评是站不住脚的。"八九"以鲜血和生命痛苦地向善良的人们证明了这样的结论：在一个专制极权成为"常态"的"千年帝国"，要建立人权观念、实施人权思想，如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但是，再难，我们也必须上路--除非我们无条件地接受猪和奴隶的命运。
在"八九"运动中，尽管出现了某些传统的情愿和抗争方式，如学生长跪在人民大会堂门口递交请愿书等，但从总体上来说，参与运动的各个阶层人士都已经开始意识到个人的尊严和个人的权力。人们在言论自由、集会和结社的自由、新闻和出版的自由等方面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八九"当之无愧的是二十世纪后期最伟大的一次人权运动。
极权主义的目标是摧残人类的智力
北明在书中描写了各种各样的警察、特务和审查人员。在极权主义国家，作为暴力机器的一部分，警察是被"异化"程度最高的人群之一。"六四"以后北明的牢狱之灾，给她提供了一个长期的、近距离的观察警察群体的机会。
在警察破门而入之前，北明还幻想自己有幸成为"漏网之鱼"。然而，当警察肆无忌惮将摄影机镜头对准她的时候，当警察用淫亵的眼光翻看她的个人照片的时候，她愤怒了。这是一个弱女子的愤怒。
最初，北明被关押在太原的一所监狱里。用北明自己的话来说，"那里如同地狱"。环境的肮脏、食物的恶劣、管教的粗暴，让北明这个当过知青、吃过苦的人也难以忍受。监狱中的女警个个凶神恶煞，她们姣好的外貌与恶劣的品格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六监的看守偏偏有两个是年轻的女孩子，长得眉清目秀，漂漂亮亮。要不是有一次扒在铁窗亲眼所见，我真难以想象那些粗俗下流的语言是出自那样妩媚的面孔。"
后来，北明被移送北京，她与包遵信、曹思源、李洪林等高级知识分子一起被幽禁在北京郊外昌平的一个招待所里。这里条件良好，享受的是"部长级待遇"。每个套间配备了一个公安人员进行"贴身监控"，调查人员每时每刻都可能闯进门来跟你"谈话"。负责监视北明的是一个张姓的女警察，北明与她形影不离地生活了好几个月，专门为她写了一章"公安姐特写"。
这是全书中最有趣味的一章。这名张姓女警察。看不懂美国儿童动画片《米老鼠和唐老鸭》。就连那些从艺术到思想都极为拙劣的三流电视剧，她看起来仍然觉得费劲。故事中的铺垫、暗示等艺术手法对她简直不起作用，她连最平白的艺术语言也听不懂。北明只好给她充当"旁白"。至于读书，对她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她偶尔也看看琼瑶的小说，"每次扬起书，多至十五分钟，少至三分钟，便心有旁骛，不了了之"。
这个受过中等教育的女警察，坚信所有官方灌输的正统观念，为了加入共产党不断提交所谓的"思想汇报"--中共要求党员、尤其是预备党员定期提交"思想汇报"。虽然近年来"思想汇报"已经流于形式，没有人愚蠢到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写到其中。但是，这种可笑又可耻的、至今依然在运行的手段，生动说明了：当一个政权对公民的控制达到企图控制思想的程度时，人权和《宪法》就成了摆设。
张姓女警察在其他方面虽然显得非常弱智，但在撰写"思想汇报"方面却很有一套。尽管她的"思想汇报"无非是使用"作为一个年轻的预备党员，我在反革命暴乱中坚守岗位、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执行任务，反对动乱"这样的一些字眼，但也足以让她的同伴们□慕了。在每次提交"思想汇报"的前夕，别的女警察都愁眉苦脸，希望张将她的"汇报"拿出来"参考参考"。但是，张每次总是想方设法搪塞过去，有一次她骄傲地对北明说："哼，我才不给她们看呢。让她们看了，她们不就和我一样了？" 北明笔下的张姓女警察，活脱脱就像是从奥威尔《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中走出来的。她丧失了基本的思考能力，却时时装出真理正手的"伟大"状，她的大脑中没有一把判断真假善恶的标准：一方面□慕深圳、新加坡的富有，一方面又对"资本主义"充满了莫名的厌恶。她是我们观察极权主义统治下民众精神状况的一块"活化石"。
经过半个多世纪持续的洗脑运动和愚民教育、愚民宣传，中国民众的思想能力和判断能力几乎丧失殆尽。中共的宣传官员和文化官员个个都比戈培尔更胜一筹--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百遍就成了真理"，而对于中共而言："在第一次讲述谎言的时候，就必须毫不犹豫地将其当作真理"。在中国的报纸和电视新闻中，铺天盖地地充斥著假话、套话、空话、谄媚的话和冷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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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文宣部门默许和鼓励低劣的影视和文字像洪水一样泛滥。全国人民一起如醉如痴地坐在电视机前观看《还珠格格》，也只有在专制帝国中才会发现此种奇观。更为可悲的是，中国的少年儿童个个都把扮演还珠格格的赵薇视作毛主席一样的偶像。我猜想，曾经监管北明的张姓女警察一定也是"赵薇迷"中的一员。
奥威尔在《文学和极权主义》中指出："极权主义废除了思想自由，其彻底程度是以前任何时代闻所未闻的。而且认识到下面这一点很重要：它的思想控制不仅是负面的，而且是正面的。它不仅不许你表达--甚至具有--一定的思想，而且它规定你应该怎么思想，它为你创造一种意识形态，它除了为你规定行为准则以外，还想管制你的感情生活。它尽可能把你与外面世界隔绝起来，它把你关在一个人造的宇宙里，你没有比较的标准。反正，极权主义国家企图控制它的臣民的思想和感情，至少像它控制他们的行动一样完全彻底。"中国的现实正如奥威尔的描述，极权主义成功地侵入了公民的私人生活，像章鱼的吸盘一样牢牢地控制了公民的思想和感情。像北明这样大胆的怀疑者和反抗者，必然遭到无情的镇压和迫害。
八千里路云和月
"即便是风筝，也不准许在人间地狱的上空出现。因为它向往自由。"收容审查结束之后，北明被强迫离开北京回到太原。然而，她拥有的"自由"仅仅是有限的自由，"郑义专案组"的警察不断前来骚扰她，甚至通过非法手段冻结了她的银行存款。也许专政机器并没有让基层警察做得如此过分，但是基层警察为了保护切身的利益、并获得进一步升迁的机会，往往会变本加厉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在这个体制下，很难发现摩罗所说的那种存在于沙俄帝国的"良知的弹性"。更多的是像太原公安局老奸巨猾的警察段明生这样的"叭儿狗"--当对郑义、北明夫妻无计可施的时候，他不惜以国家的名义诬陷他们"有经济问题"。这种卑劣的做法，连在银行工作的蔡科长也看不下去，而愤怒地说："他们这就是不择手段了！"
当时，郑义还逃亡在外。警察将北明当作诱捕郑义的"鱼饵"。一开始，北明在家中帮助郑义联系在海外出版著作、照顾家人的杂务。后来，她不甘于"请君入瓮"的命运，便开始了漫长的逃亡。在参加完朋友的婚礼之后，她趁人不注意乘火车由太原去西安。然而，警察的天罗地网在她的面前缓缓张开，她发现一路上都有警察跟随。当她抵达西安火车站的时候，连开到面前的出租车司机都是便衣扮演的。她的行踪被他们了如指掌。为了摆脱尾巴，北明先后换了多次长途汽车、三轮车等，还平生第一次尝试了扒火车的惊险。在肮脏的货车上，她遇到了司机的副手、一个强壮的男青年。这个青年男子发现北明孤身一人，便企图调戏她。在实力完全不对称的危险情况下，北明假装成一个会武功的江湖女侠，经过漫长而艰难的对峙，居然将对方吓退了。在她下车的时候，没有得手的男子只得对她说："大姐，我服了你！"她依靠的是自己的信心，正如《圣经》中所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哥多林后书》4：8-9）
这是一本只写了一半的书。其实，"好戏"还在后头。按照北明的说法："一千天的旷日流亡，某些情节惊险曲折得像一部失真的小说。"在北明刚刚开的这个"头"中，许多细节就已经让我惊心动魄了。这种提心吊胆的"在路上"的经历，将曾经文弱、幼稚的北明磨练成了"义高人胆大"、千里寻李靖（郑义）的"现代红拂女"。一路上，她不断化妆、不断变化交通工具和住所，并研究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与特务周旋的"活的经验"来。
后来，当北明和郑义双双来到美国，在异国他乡安定下来之后，仔细回想逃亡的历程，她不禁感叹说："直接间接相助的人如此之多！年龄从十岁到七十岁！身份几乎囊括社会各阶层，从学生、教授、艺术家、记者、编辑到个体户、警察、医生干部甚至僧人、盲流、刑满释放者。当然还有港台商人、外国朋友。最令人感慨的是：他们绝大多数与我们原本素不相识。"鉴于朋友们的安全，她暂时还只能对当年的传奇经历保持沉默，并以这种沉默作为对他们的最高的敬意。
我认为，这是一笔珍贵的"民间的资源"。这些残存在民间的良知和道义，是我对中国未来抱乐观设想的主要根据。"六四"屠杀之后，许多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都是通过一条"特别通道"逃离大陆的。试想，当时中共军警特宪共同行动，张开天罗地网搜捕民运人士，他们组织严密、手段残暴，当时全国上下笼罩著一种可怕的"红色恐怖"。在这样的背景下，"特别通道"居然一直保持畅通，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
"六四"之后的"生命通道"，与一个多世纪之前美国废奴主义者们在南方开辟的通道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这背后，有无数的无名者在默默地奉献著，冒著巨大的危险和压力。比起在广场上为了人权、民主和自由而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精英们来，他们同样伟大、同样光荣、同样是肩著黑暗的闸门的中国的脊梁。这些人文化背景、社会地位相差千万里，却为著共同的事业走到了一起。他们把自己的卧室留给逃难的民运分子，他们划著小船将素不相识的逃往者偷渡到香港。我想，如果把他们的故事拍摄成影片，一定比好莱坞大片《拯救大兵瑞恩》还要吸引人。
《告别阳光》一书以铿锵有力的声音告诉后人："八九"是我们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是"八九"赋予我们的生命以特别的意义。正如高尔泰所说："四十年来中国人民驯顺地忍受了多少敲骨吸髓的掠夺与盘剥，接受了多少残酷的整人运动和荒谬绝伦的要求。甚至连饿三年，家破人亡还要说自己'无限幸福无限荣光'，而那一切不但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鼓励了奴役者的为所欲为，加剧了自己的苦难。逆来顺受到这种程度，如果再没有八九民运的爆发，我们又怎能够向世界表明，中国，不仅仅是一个骗子、强盗和奴才、牛马的国度，而且也是一个有血性的活人的国度呢？" (全文完)
转自2002年9月23日 《议报》
(注：为纪念“八九六四”十八周年，《告别阳光》一书电子版近日将开始在《观察》连载）
(为了在阳光下生活──读北明《告别阳光》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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