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难 —《一个解放军的1989》节选

劫难

—— 《一个解放军的1989》节选

蔡铮

活着并非事实，它有待于证明为事实。
—— 题记
八九年六月五日下午两点，我挨近天安门，想探究一下天安门到底有没有大规模的屠杀。一堵军人和坦克筑起的墙壁挡住了去路。坦克的大炮像昂起的龟头。墙壁东端的街道上只有少数行人在出示证件后才得进入。我有军人通行证，我是不是也可以进去？想到这里，我有些紧张。这是哪里啊？我犹豫一下，还是走出围观的百姓，推着自行车走向那个把门的军官。许多枪对准了我。我只得往前走。走近那军官，我紧张得话都说不出，只掏出证件给他。军官年轻和善。他看看我的证件，又看看我，吃惊地说：“你也是当兵的？你还敢在街上走？快进来。你最好换身衣服，出去后千万别让人看出你是当兵的！”他招手让我进来，帮我把车子推进来，又嘱咐：“千万当心！”
就这么着我进了军事禁地。
我憋得难受。军队应该保护人民，只有日本畜牲才杀百姓。如今我们的军队却为保护一小撮国家蛀虫枪杀百姓，他们毁了军人形象……我推着自行车，想找人说说话。路边树下几个百姓正跟一群军人谈论什么。他们可能正谈论军队的残忍不智。这是个机会。我走向他们。他们看我走过来，都调过头来看着我。
“我也是个当兵的，” 我挨近他们，“看到我们的军队向百姓开枪我很难过……”
“你说什么？”一个红眼的瘦军官对我喝叫。
我说：“看到我们的军队开枪打老百姓，我很难过。”
他们全定住了。那几个百姓想逃开。那个红眼军官从头到脚搜索我，好像我是怪物。他突然厉声喝问：“你怎么混进来的？”
他凶狠的口气让我紧张，我摸出证件给他，“我是空军的。”
“你是空军？啊？我看你是个特务！等会儿我来收拾你！”他转向一个士兵，“把他带到那边看好，别让他跑了！”然后他调头去跟那几个百姓说话。那几个百姓窃窃看着我，眼里充满恐惧。一个呆头呆脑的士兵走过来，用枪口对着我，喝道：“走！”
我冒了一身汗。我一下就没了自由。我不得不在枪口下朝北墙走去。我竭力保持平静。那个红眼家伙可能只怀疑我是个军人。我可以跟他谈谈消除他的疑虑。可有个人说我的军人身份证上的照片没加钢印—-我交相片交迟了。要盖钢印得等好几天，我拿了通行证就没在意那身份证。更要命的是我背包里有很多从北大拿的传单。这些比炸药还危险。但愿他们不开我的包。他们没有权利开我的包。如果他们发现那些传单，我就完了。最好是把那些传单处理掉。兴许我能哄这个傻兵网开一面，让我到那边红墙下的树后把这些传单藏起来？跟我的兵像个白痴，黑粗黑粗的，眼半睁半闭的。他拖着脚走路，全身脏兮兮的。要是他是我湖北老乡就好了。老乡肯定会在那红眼来对付我前让我如愿。不幸的是，这家伙听口音是西北的。西北出傻兵。如果我不得他同意就在那树后丢传单，他会说我散布反革命传单……。我的脑子有些昏乱，过去两天两夜我都没怎么睡。我只希望那个红眼只核实一下我的军人身份就放了我。我要赶五点的火车。
我被命令站在那红墙边。许多士兵都背靠红墙坐着。一个个像伤兵样没精打彩。街南，红眼还在跟百姓谈着什么，手上下挥舞。那几个百姓终于走了。红眼朝我走来，身后跟着一帮士兵。他们越走越快，一会儿变成小跑。我希望他们不是冲我而来，可他们却是冲我而来。
红眼跑近来，吼叫着：“你哪儿来的？”我重复说我是空军的。“你哪儿弄的这车？”我浑身开始冒汗。两小时前我从北大出来，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赵姓同学送我，到处都不通车。怎么办？搞辆车子吧。我们在路边堆积的自行车里发现一辆没有上锁的破车，车轮子都不圆，骑起来比跑还费劲。但还踩得走。看来是没人要的破车。我便骑了它，别了小赵。
哪来的自行车？我只好说是路边捡的。
“捡的？我看你是偷的！你就是那打砸抢分子！老实交待，你是谁？”
我再次把身份证递给他。他看了一眼，说：“我们的身份证都有钢印。你想骗我？怎么没有钢印？”我说我没及时交相片，所以没来得及交给司令部盖钢印，有通行证就够了。他突然狂吼一声，“你是个冒牌军人！ 立正！”我只好立正。“瞧瞧，他像个当兵的吗？”他踢了踢我的脚。旁边围观的士兵都哄笑起来。“稍息！”他又喊道。我只得把脚分开。我感到口里发干发硬。“立正！” 我又站直了立正。“你不是个军人。要是，也是个臭兵！你是哪个部队的？”我说了我部队番号和居地。“我没听说过这个部队。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你是个特务！冒充军人！――刚才你说什么？”他当胸一拳打过来，“你说什么？嗯？！”他又给我一拳。我退了一步，站稳。他要发泄，不要回答，我只有沉默。“你看到他们烧我们的弟兄？看到他们把我们的弟兄吊在桥上？你知道我们多少弟兄在坦克里活活烧死了？你难过，为谁难过？你是个畜生!？”他掏出手枪，用枪口戳着我的胸部， 声调越来越高。“你哪儿弄来的这套军衣？是不是从我们牺牲的弟兄身上剥下来的？你杀害了我们多少弟兄？”他咬牙切齿，“搜！”他挥着手枪，“你要是个特务，我就亲手毙了你！”
天哪，千万别搜我的背包！天啦。我的汗炸了。完了！完了！
几个士兵开始搜我的背包。两个士兵蹲下来摸我的裤脚。搜包的发出一声大叫：“有反动传单！”他们把传单递给红眼。红眼抓着传单，咆哮起来：“你肯定是个特务！你那身军衣肯定是从我牺牲的弟兄身上剥下来的!”他一拳打在我脸上，“说！是谁派你来的！”我的鼻子打破了，血喷了出来。我吓傻了，只往后退，可后面的士兵戳我的背。我朝左躲，左边的士兵用拳头和枪托把我砸回来。突然有人高呼一声：“打死他，为我们的兄弟报仇！”
呼声刚落，所有士兵都扑上来。拳头，枪托，靴子。一团乱。我只是躲，两手护着头。我被打倒在地，我挣扎着站起来， 昏乱一团。我双手招架着不让打到致命处。
“吊死他，给我们的兄弟报仇！”一个士兵喊着，晃着一圈白绳。他们突然都一齐停住。红眼接过绳索，用绳子做了个套圈，士兵们让他过来把那套子套在我脖子上。
天要塌了，地下开裂，我就要堕入无底深渊。我架起手，不让套子套到我头上。我被踢坐在地。我挣扎着站起来，又被踢得跪下去。我缩着头，挥着手，拼尽全力不让那索子套到我脖子上。我拼尽全力吼：“我是当兵的！放开我！放开我！”只要那索套套住了我的脖子，什么就都完了。他们两边一扯，我一会儿就会翻出白眼，吐出舌头！他们全疯了。他们的仇恨已被煽动起来了。天啦，救救我！天啦！救救我！我突然聚集全部力量，站起来，推开面前所有的手，跑出那一圈人！
朝哪儿跑？三十米外走来一个穿上校服的威严军官。我跑过去，扑在他脚下，抱住他的双脚，“求你救救我！救救我！我是空军。我说错了话，他们要吊死我！求你跟我们部队联系！”上校立定了，俯首看着我。他的眉头皱了起来。他面貌和善，眼里有些怜悯。“站起来，告诉我怎么回事！”他平静而严肃。红眼追了过来，“他冒充军人，诬蔑戒严部队，还想散布反革命传单！”我哭着说：“请联系我们部队！要不就直接跟空军联系。他们会证实我的身份。”红眼拎着那绳子要凑过来。上校说，“好了！去调查核实一下！”我抱着上校的脚不放，“请把我带着。求你救救我！求你！”如果我留在这里，这些疯狂的家伙会折磨死我。上校说：“我们会调查。”他转向红眼，“把他带过去。”又转身跟红眼说了些什么。两个士兵走过来把我拖起来，拖到红墙边，然后端枪站在我身边。
红眼一会儿过来，狠命地踢我，叫我坐下，然后蹲下来用那索子捆我的脚。“要不是政委，你早上了西天。我们白天不能弄死你，天黑了我再来用刀割你。我要亲自一刀刀把你割死！”他叫一个士兵帮他扯白索子的另一头以让小绳子切进肉里。他把我的双手扳到背后捆起来。离开前他说：“夜里没人时我们再来结果你！我去弄些汽油来当街把你烧成灰！等着吧。还让你多活几个钟头！”
我坐在红墙边，浑身冒汗。我有点糊涂。这是场噩梦？我的衬衣被撕得破破乱乱，沾满血滴。嘴唇肿起来。身上四处开始发痛。但不一会儿所有的痛都被绳索的勒痛压过了。而绳索的勒痛又被一波一波走过来的士兵对我的踢打压过。一个黑红脸的家伙蹲下来，将烟头按在我的腿肚上，“我要让你尝尝被烧的滋味！”灼痛如针刺，我忍不住叫出声来。这个畜牲笑得像个野人。烟头按在肉上，烧得要熄了，他又猛吸几口，弹掉灰，再按在我脚上。直到烟尽火熄。他把烟头丢在地上，啐了一口：“等着，我们天黑了再来把你弄死烧成灰！”　
一会儿，一个斜挎把轻自动步枪的中年精干瘦猴走过来。他脸如刀削，两眼如突出的刺刀。他的穿着显示他有特别权力：他穿非常轻薄的消闲短袖绸质衬衫和发亮的皮凉鞋。由两个兵带着，他径直朝我走来，好像是专为我而来。他眼里充满对死敌的仇恨。见到他我浑身绷紧。他走过来，用那黑黑的枪洞顶着我的额头，咬牙切齿地喝问：“说，谁派你来的！你胆敢说谎，我立马给你一梭子。”他的话铿锵有力，像石头打着我。他看来有这个权力。他的手指扣在扳机上。我的全部注意，我的全身都紧张起来准备迎接子弹。我的心架在了弓弦上，备好弹出身体。我盯着他扳机上强有力的手指。我舌头发硬，不能发声。他一脚踢过来，踢得如此有力，如对我抡了一大铁锤，紧接着他突然抡起铁枪把砸在我头上，我感到脑袋发木。“说！”他肯定受过特别训练，他的动作迅猛如电，力大无比。我被打得歪倒在地。他黑洞的枪口仍然直逼我眉心。我坐不起来，我歪着身说我是个当兵的，身份证上忘了盖钢印，他们正在调查核实。我说得结巴。我心里暗暗乞求，求他别扣那扳机，乞求那枪口转开。“这么简单？嗯！” 他又一脚踢过来，说话时仍咬牙切齿。“我真想立马给你一梭子！”又是当心一脚。“我留你一会儿。夜里我来亲手收拾你！”又是一脚，然后走开了。像是一辆火车从我身上碾过，我被碾成了泥。
一拨拨的士兵三五成群走过来，踢我几脚，骂几声，但都没有那个精干瘦猴的踢打恐怖有力。而所有的踢打的痛楚一会儿就被绳索切进肉里的痛盖过了。绳索如刀，直切肉里，不断咬进。痛如针，直往心里刺，越刺越深，我无法阻挡。我咬牙强忍那不断切进肉里的痛。那痛如坚硬的海浪一波波击打我。我的汗一波波涌出来。太阳烧烤着我。不一会儿我就汗干了，心里火烧火燎。我眼前一阵阵发黑。我感到黑烟就从我烧干的身体上升起来。我的魂正随烟飘出，绕在我身上。我强睁开眼。我必须睁开眼。我得用全力留住我的灵魂。我不能放弃我的肉体。我必须清醒，在有人来要我的命时能全力保护这个肉体。我半闭上眼，开始深呼吸，缩在一块，让最少的太阳照到我。
我盼着时间快快过去，盼着太阳快快离开，又怕太阳落下。他们会在天黑后处理掉我。终于，阳光没有了，街灯亮了。街道上头戴钢盔脚蹬皮靴的大队士兵成方阵一拨一拨从东向西迈进。方阵前带队的手持闪亮的铁棍，如行进的乐队的指挥。皮靴砸在地上，发出威武齐整的夸夸声。他们高喊着“一！二！三！四！”喊声惊心动魄。他们威严雄武，一个个铁面无情，仿佛刚征服这座城市的外国军队正向被征服的百姓耀武扬威。这喊声、夸夸声和铁面的士兵让我发抖。
天黑了。忽然有两个十七八岁的小兵来到我面前，“老乡，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一个年轻的问。他们是广济的。“要帮忙吗，老乡？”我烤干了。我感到血在脑子里凝固了，我的喉咙干硬了。如果他们今天不杀我，我也会干死。水至少会让我再多活几个小时。我说：“有水没有？”他马上打开腰上的水壶，对到我嘴上，“慢点喝。”这清凉的水有多甜多美！“你也饿了吧。对不起，我没吃的给你。我们从进来后就一直没吃的。夜里我们会发吃的。”我一会儿喝干一水壶。“还要吗？”我点头。他马上跑向街边的水管，一会儿又抱着一壶水回来，对到我嘴上，双手举起。我又干了一壶水。干裂的地面湿润了，枯干的禾苗开始复生。我用老家话说，“你能帮我个忙吗？”他望望看我的那个傻家伙，说，“他跟我是一个部队的。说吧。”“请转告我的女朋友你在这里见到我。”我告诉他玲玲的地址姓名。其实玲玲并不是我的女朋友，我知道她最关心我，她的地址也好记。我必须让她知道我在这里被抓，在这里被弄死。他说：“在部队时不让那样。我退伍后一定通知她。”他刚重复了一下玲玲的地址，那个看我的就吼起来，“走！还没说够！”他回嘴说：“他要喝水！”我说：“我真不知怎么感谢你。”他说：“老乡，对不起，我得走了。我们班长叫我们别呆长了。他也是我们老乡，也想来看你。好。保重。”我说：“保重。”他们跑开了。
街灯有些发绿。我在滑向地狱。我没法中止下滑。我被捆死了。一个面如黄土的士兵挎着冲锋枪看着我。我能不能劝他把我的绳索松一点点，甚至放了我？这也许是我唯一逃生的机会。他放了我，会受惩罚，但不会有死刑。如果我的手脚没捆，我可如别的士兵一样走在街上。我可翻过街南面那堵墙，几秒钟内就逃出地狱。干吗不试试。
我对看我的士兵说：“你好。你老家那儿的？”
他没理我。我又重复一遍。
“关你什么事？”他恼怒地说。
没指望。“能不能把我脚上的绳子松松？”
“少废话！我们还没弄死你就是好的！松什么松？”
跟这样的傻瓜没法谈。还是省着点，准备应对那最后时刻。
夜里十点左右，两个便衣来到我面前。一个背上扛个很大的带灯的录像机。听口音是北京人。那高个开始录像，另外一个举着强光灯照着我。那高个叫我自述我的姓名，哪里来的，为什么到这里来了。他把我背包里我印的十几种诗集扇形摊开，一一拍下――他们将把这些当作我反革命的罪证。在处理掉我之前，他们得存档。想到这里，我口里发苦。最后时刻逼近了。我不能自控，我开始发抖。这是我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痕迹。录下这些，他们会知道谁被处死了。拍完，那个穿黑色短袖衫的问：“你有什么要求？”那些被判死刑的在处死之前可以满足一个要求。我想哭。我什么也不想说。可我还是说：“能不能给我松松？”我不知我的手脚是否还是我的。他放下像机，蹲下去给我解绳索。“这样捆了多久？”我说：“两点多钟捆的。”他说：“我可以给你完全松开一会儿，可我警告你，千万别跑。到处都是真枪实弹的，你一跑他们就会马上打死你。明白吗？”“明白。”“好。我陪你一会儿，让你轻松一下。”他解半天解不开，“操！怎么捆这么死！”他终于解开了。他把索子丢在地上，叫我伸伸脚。可我动不了，脚完全死了。他帮我拉直脚。一会儿，一股刺痛从捆处穿进来，如一铁针，直穿心里。好一会儿后，一股舒服才慢慢渗入。我的脚还是我的，手也还是我的。
“你撞枪口上了。”高个挨我坐下，叹了口气。他知道我会马上被枪毙。“你饿吗？”我说不饿。他说他有些压缩饼干。可我没有半点饿的感觉。他让我感动得要哭。他说他是北京公安局的。“你撞枪口上了。你跑这里来掺乎啥！”他沉痛地责怪我。我不知如何应对。他问我抽烟不，我摇头。我们就这样默默坐着。
坐了一会儿，他说：“我得再把你捆起来。我会捆松些。”他一边捆一边问：“痛吗？紧不紧？不舒服就吱声。我就不捆你的脚了。”他对看我的士兵喝道：“他的脚就不用捆了，听到没有？你有上膛的枪，还怕他跑了？”说完他才走开。
这时只有两个士兵看着我。许多带枪的士兵都歪倒在墙根下，有些在南墙边走动。我双手捆得很松，我的双脚还是我的。要是我能挣脱捆在手上的绳索，从看我的士兵手上夺过枪，打死另外一个，然后跑向南街，谁挡道就干掉他。到了南墙，我一跃就跳过那边。许多士兵会朝我开枪，如果子弹在我翻过南面那堵墙前没打中我，我就可能逃生。许多士兵不能轻易翻过那堵墙，而也只有少数士兵敢翻过墙去追我。南墙外的民居里一定有很多小胡同。幸运的话我可能找到一个藏身之处。如果我想活命，这是最后的机会－－不行，我会死得更早，我挣不脱这绳索。我能抢到一把枪，可里头有多少子弹？在跑过街道到达那堵墙前我不可能不被子弹击中。
枪响声不断传来。在绿幽幽的街灯下，偶尔一列列全副武装的士兵走过。绿幽幽的光照在士兵黄黄的军衣上，照在黝黑的树和干枯的街面，使这里如同地狱。
这时，在大地的终点，在远方的深山里，人们都入睡了。我却被绑在这绞杀人的机器上，机器的轮子正转动着，把我带向那个绞杀箱。我该跳起来冲出去，死命尖叫，在雨点般的子弹中倒下，让我的灵魂蹦出我的血肉之身。可我动弹不得，只得老老实实呆在这个死亡机器的带子上。
如果父亲知道我死了，他还能活吗？哥哥们会以为我能躲过一切灾难，甚至流亡国外。他们会安慰他们的孩子说我会多年后荣归故里，正如父亲谈及伯父。伯父在六十年前参加革命。如今，许多在家乡同时参加革命的正睡在我背靠的这堵红墙后的某间房子里，也许与我只相隔几百米。李先念是政协主席，秦基伟是国防部长。伯父失踪时只十八岁。据说他在田里干活干得好好的，田埂上来了两个人叫他去开会。他去了就没回来。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从此音讯全无。父亲说伯父常这样唱国际歌：“起来，鸡巴塞在你口里（饥寒交迫的奴隶）！”要是有人把这报上去，他肯定要被“肃反”。那时一句话就会招致杀头。红军在我们老家杀了数以千计的自己人。那时他们没有子弹, 肃反靠砍头，用锄头砸后脑或活埋。伯父是怎么死的？他死时经历了痛苦没有？那刀割进脖子，那锄头砸在后脑的锐利痛楚只有他自己感觉到。而他被捆绑，被宣布死刑后所经历的恐惧没人知道－－除了现在的我。我被绑着，无处可逃，静等死亡，一如六十年前的伯父。我比伯父强，现在他们子弹多的是。
明天，太阳升起来时我就不再带着我这个身体从这里移到那里。我的眼睛没有了，这天空和那曾经让我心悸的明亮的阳光于我将不复存在。而此时，我可想象自己游走在未来的任何地方，我可以走在我曾经千百次来回走过的去小学的路上，一如我的孩提时代。我可以并肩和未来的孩子们一道在那路上行走，同样的温火般的阳光在我四周波荡跳跃，一年后，百年后，千年后，只要那条路还在那儿，只要路边的草还继续生长。可这个我却不会在那儿了。
这个我已在这个宇宙中存在了亿万年。他曾经存活在一滴水里，一粒微尘里，存活在一个细小的生物里，存活在我千万年前千千万万的祖先的生命里。我千千万万的祖先与猛兽搏斗，在暴风雪中本能地护着我，在暴雨中缩在洞穴里用双臂紧紧地围护我。春天里父亲犁地时捡了几个花生，舍不得吃留下来带给我，只为了给我点更多的营养；我常常早上三四点钟爬起来去跑步锻炼以使自己有个强健的身体，我在北风呼啸的深夜在那丁点大的油灯下读书来充实自己……。我所有祖先父辈和我自己为这个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这个我，这个有着灵魂的身体被一颗子弹瞬间摧毁，变成一缕气消散？
也许我没什么可悲哀的。我迟早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生命结束于今天，这只不过缩短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存留。难道今天死和七十年后再死就有很大差别？
可是天哪，我还没准备好如此唐突地死去！我没准备好！我的这个身体，我的灵魂，我这思考，写作，行动的能力还根本没有发挥过。我从他人那儿吸收的生命还没有传输出去，我应有更多的时间把我的生命寄存在哪儿。我从空气、水、阳光，从所有天然物质中，从我吃的穿的从书本等所有人为创造物中获得生命，建成了这个我。我渴望将我的生命存储下去，存储在我的创造物中。千百年后，一个有灵魂的人，会品味我的文字，陪我流泪，陪我震颤。他能感受我这个生命，知道我曾经存在于这个时间、这个地方。如今，我的生命却要被就此砍断。没人知道这个我，这个样子，挣扎过，爱过，梦想过，哭过，活过。这个我，由肉骨构成，就要变成气体，飘到空中，随风消散！
当我的身体被子弹洞穿的一瞬，我的灵魂会弹出身体吗？它能变成一只小鸟或飞蝶？－－它必须变成什么！我如此强健的体魄，如此活跃的灵魂如何能就此消亡！他必须变成什么飞到我心系的人那儿，落在他们身边的树上，发出声音或挥动翅膀让他们知道那就是我！我必须从我的骨灰中升起，以鸟或蝴蝶或小虫的形象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不会就此灰飞烟灭！我的生命得变成什么存活在这个世界上。至少它要变成一缕自行不散的气，飞向空中，独立于云尘之上。它能凝聚成各种形状，能降落在不同地方，能变成各种颜色，永不消散！
不，我的生命不能就此终结！我还未证明我活过！我必须逃脱！可我不会魔术，不能解开手上绳索，不能隐形，不能飞过那堵墙，飞过那屋顶。我象被关在笼子里等待屠宰的鸡。
时间终于到了。一辆军用卡车开过来，停在街南。卡车上跳下许多头带钢盔脚蹬皮靴的士兵。他们下来，在墙边列队，看齐，纷纷嚷嚷，喊叫声一片，很急很忙。一会儿一队士兵奔我而来，喊叫声奔我而来。
“把他捆起来，用刺刀把他捅死！”他们围过来，吼着，叫着，靴子在地上碰出卡卡声，一派混乱，叫嚷不断。“先把眼睛蒙上！”“站起来！”许多人在吼叫着发布命令。附近被拖过来的百姓发出声嘶力竭的惨叫：“饶命！饶命――！”――时间到了，准备好了？给这个世界说再见。准备好了？
我被拖了起来。我站不直，两腿绵软如泥。他们抓着我，我直往下坠。我口里发苦；舌头发硬，象是一根木头塞在口里，不能转动。“跪下！”有人踢着我的腿窝，我被踢倒跪下。他们先蒙上我的眼。那蒙布勒进肉里。世界黑了。我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两个拇指被扣在一起－－要执行死刑的犯人就是这么绑的。这样也许更好，我看不到枪口。
枪托狠狠地戳在我胸口、腹部，砸在我背上、手上。“谁有刺刀？让我先把他的喉咙割断再枪毙他！”有人吼着，接着有人抓我的脖子，我拼命缩着我的脖子，结果是挨了几拳，刀子并没有切入脖子。我想尖叫、狂吼，可别人已替我吼了、叫了。准备好，别怪我，父亲、玲玲、所有关心我的，我就要这样离开。你们决想不到我会就这样离开。他们会把我带向南墙，在那儿短距离枪毙我，他们会把我丢到野外他们备好的坑里，把我埋了或把我烧成灰，没人知道这一切。
我突然想爆发我全部生命，打碎这个世界！－－我为何遭此结局？这是我命中注定？天啦！我的天啦！
他们拖着我走过街道。然后我感到他们把我朝上拖，应该是拖上了卡车车厢――他们要带我到个僻静的地方去近坑枪杀。一个士兵竭尽全力用枪托砸在我胸上，“枪毙便宜了你！”他吼着，充满仇恨。我感到胸骨被砸断了，里头的东西都挪了位置，痛得不能喘气。我绷紧，头缩着，胸勾着，准备承受打击，可我只能绷紧部分身体，我不知他们会打到哪里。我确知我这身体马上就不再为我所有，马上就是一摊废物，对它的损害多少大小已没什么了，可我还是本能地护着它。我坐到卡车上，士兵两边夹住我，一人扣住我的一只手臂。在别的同赴刑场的人的尖利叫声中，我不再发声。命运早就被决定，此时乞求只是枉费精力。让整个身体、全部精神准备好，让身体和灵魂紧密相连去应对那最后时刻；哭叫只会把自己的生命在那一刻到来之前撕碎。
突然一声尖利的叫声传来，那尖叫声如猪被刀捅进喉管时发出的：“救命！”紧接着就没声了。那叫声让我发颤。那人定是被刀割了喉管。一个士兵问：“我们是现在干掉他还是等会儿？”他们会把我们一个个地干掉，我等着轮到我。迟早已没多大关系。我已在他们推我跨过那道门时先期跨过了；子弹穿过我的身体时不再会有更多疼痛。
卡车开动了。一个士兵咬牙切齿地说：“要活埋你！活埋前我要用刀把你的脸皮剥下来！”－－剥吧，我不在乎。
－－他们是把我们拖到郊外人不知鬼不晓的地方，在那儿干掉我们然后就地埋掉。我感到卡车向左转了一下，又右转，又向左，然后直行，然后左右转了很多回，停下了。我被拖了下来，丢在地上。
嗵！“啊哟！”——一声踢，一声惨叫。一个四川口音的咆哮着：“老子踢死你们这些反革命！反革命！”嗵！“啊哟！”“你们想推翻政府？”嗵！“啊哟！”“推翻共产党？”嗵！“啊哟！”他一人给一脚。他的脚力巨大，我感到靴尖插进我的背骨，疼痛直戳心窝，一脚踢过，我也忍不住“啊哟”一声，半天喘不出气来。轮踢了一遍，然后他问我们为什么参加反革命。我说我是空军的。他一下来劲了，“叛徒！内奸！你长得壮！部队喂养你是为了让你参加反革命！啊？你是个好沙袋，让我练练！”嗵！嗵！嗵！我绷紧后背让他踢。每挨一脚，我都忍不住发出哼声。一会儿有人过来问我老家哪里的，我说我是红安的。那个踢我的家伙轻声说：“我是荆州的。”他再也不踢我了，马上拿别人当沙袋去了。
有个武汉口音的说：“够了！别踢了！”那家伙才停下。武汉人好像是个军官，他凑近我问我些问题。一会儿我听到他跟什么人在低声说话。我只听到“将军县”、“大学生”－－他是在谈我。一会儿，他挨近我，小声问：“你怎么搞到这里来了？你有什么要求？”　－－看来他们一时半刻不会毙我。我说：“手上的绳子太紧，能不能松一点？”他说：“我们正要换绳子。”一会儿就有人解下我背后的绳子，重新捆上，捆得松多了；我一动才知道我们是捆在一根长绳上。
他们把我们丢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他们还没挖好坑？我还有逃生活命的机会！
“老乡，你红安哪里的？”突然有人用家乡话轻声问我。一问才知他是个新兵，距我们家只十里地！我看到了活命的希望！我忙用老家话说：“求你！你可以救我的命。你们部队有没有红安的在当大官？有就给他们传个信，说有个空军来的老乡在这里，让他设法救我。求你了！”他说：“老乡，我们部队有好多老乡当大官。我是个新兵，哪能去见他们？他们根本不让我见啊。”我忙说：“只要这个部队有个有权的老乡他就能救我！求你，我只有靠你了。明天早上他们就会枪毙我。你只跟他们说有个老乡被误抓了。只要个有权的当官的就行！”我知道部队的规矩。一个小兵可直捅到当司令的老乡家去跟他聊天。这小兵得机灵，胆大，能说会道。这个老乡却很胆小。我正跟他说着，有人吼了一声：“你跑这里来干吗？滚！”他一声没吭就慌忙逃走了，连个再见都没敢说。
希望又落空了。
远处传来嗵嗵的枪声，一会儿又沉寂下去。坐我旁边的在低声啜泣，他竭力不哭出声来，但那压抑的啜泣令人更觉悲哀。那个踢我的和那个对我和气的军官都走了。很静。我们可能是坐在个走廊里，风很大。刚坐下时那冷风让我浑身烧痛好受了些，坐久了冷风就让我汗湿的衬衫和裤子冰凉。六月的夜风怎么这么凉？就好像坐在冰凉的河水里。冰冷的河水流过，冰冷渐渐切入肌肤，切入骨头，钻进心窝，它要刨走我内心深处的那一点余温。――这时，这座城市里的人们都开始熟睡。所有控制这军队、掌管屠杀的国家领导也都在距我不远的温暖柔软的床上酣睡。有的正做着美梦，口水从歪斜的嘴里流出来。此时，许多人相拥而眠，有的正在交配，新的生命正在制造中，我却在被捆绑着在这儿等死－－别胡思乱想，得聚集全部意志来堵住这步步深入的冰冷。我勾头缩背屈膝，把身体缩到最小，让那寒流只冲刷到最小部分。我一阵阵绷紧肌肉来抵抗寒冷。我盼着这寒冷的夜晚快些过去，可又想早晨晚些来到――他们会在早上把我们拉出去干掉。
突然又有了混乱的嚷嚷声。我们被踢着站起来。我站不稳，脚麻木了不听使唤。最后时刻真的来到了。我们被踢打着、推搡着，被喝吼着：“走！走！”临死的恐惧使我害怕前移，而眼被蒙上我也不知如何动脚。他们戳打着我，喊叫着：“走！快点！快点！”我们被换上连着的铁链，从背后铐上。我不得不挪动。突然我被人猛推一下，脸撞在铁硬的墙上。嘴唇又被撞破了，血流出来，有些咸。蒙布错动了，从蒙布下方我看到血滴到血迹斑斑的破衬衣上。他们会把我们带到郊外，埋在野地里。我的血将归于黄土，这时流些又何妨？
我感到他们在把我们向上推。从蒙布缺口我看到我们正被赶到一个带斗蓬的小货车的车斗里。我被踢倒趴在车厢冰冷的地上，有人趴在我身上，又有人趴在我身上的人身上。我们就像劈柴一样层层码起。一个屠夫坐到顶层，他的靴子靠着我的头。我脸上的蒙布挪位了，我看到一张跟我一样压在铁皮上歪扭发紫的脸。我的胸在变形。我的所有骨头都在变形。我不能喘气，不能动弹。尖刀从四面八方刺向心窝。我用全力挡住，不让这些尖刀插入我的小腹、插入我的肺部、插入我的心窝。我拚死挣扎着呼吸。多吸一口气是一口气－－这是我生命的最后旅程。我们死定了，他们可以随意处置，他们决不会让我们再活着出去。我们被这样憋死和到那坟坑前枪毙都是死。可让自己能多活一会儿就是一会儿。――天哪，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我最后的旅程：堆在尸堆下面，顶上坐着我们的屠夫！
“听着，”一个屠夫用钢盔敲打着我的头，“开车后要是哪个发出半点叫声，我立马把你掐死！听到没有？”没人应声。他咆哮着：“听到没有？”“听到了！”回应伴随着女人腔的哭声。我发不出声来。他一脚踢在我脸上，“听到没有？”我只得竭力发声：“嗯！”“大声点！”他用钢盔在我头上猛敲一下，那钢盔打出嗡嗡声，打得我头发木。我用全部力气吼叫：“听到了！”
我的嘴紧压在铁硬的地上，血和地上的灰土混在一起。我闭上眼。身上压得越来越重，我的胸骨肯定全被压断了。我活不过这趟路。他们该有点人性，一枪打死我再往外运尸！
车子开动了，他们打开音响，歌声刺耳。他们要用这音响盖过我们可能发出的惨叫。车子正开过北京的街道，可以听到喇叭声。他们害怕我们发声惊动行人。那歌声连绵不断，一曲接一曲。唱歌的充满激情。我的手被反捆在背后，粗硬的铁链将我们反锁在一起。我所有的痛苦一会儿就将结束。明天我们将在永恒的黑暗中。我不再可怜自己，不再想父亲、哥哥或玲玲。歌声从前厢浪过来，在黑暗中，在我们层层叠起的肉与肉的缝隙间如水流动。它肯定也漫溢在卡车开过的街道，有人会看看卡车，车道旁骑车的人们或许会跟着哼唱。他们谁也不会想到，在车厢里我们像被宰的猪层层叠叠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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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难 —— 《一个解放军的1989》节选 | 中国人权双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