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德国旅游的人们可能都注意到，横贯柏林市中心的一条大街，街名非常飘逸清雅，叫做菩提树下Unter den Linden. 它是穿过勃兰登堡大门，连接东西柏林之间的中心干道。德国分裂时期，柏林墙将它拦腰截断。1953年八月，西德政府决定将该大街西柏林的一半改名为1953年六月十七日大街。一片飘飘欲仙的景象换成了一个充满恐怖和怨恨的忌日。这一天发生的就是德国的“天安门六四屠杀”，为纪念其中的死难人民，联邦德国一直以这一天为德国统一日，直到1991年德国正式统一，才改定现在的十月三日为国庆节（统一日）。优雅的街道也恢复了原名。
原来西方历史界直到八十年代还认为，六一七仅是一场东柏林的工人反抗运动。后来在东西德统一，社会主义统一党（共产党）档案公开以后才发现，这是一场影响深刻广泛的人民运动。在东德四百多个地方，六百多家企业，五十多万民众参与了这次抗争运动。苏联占领军不得不对两百十七个城镇和县级地方中的一百六十七个宣布紧急状态。依靠东德武装驻营的人民警察部队的帮助，苏军血腥扑灭了这场民主运动。工人和市民使用的只有言语和石块，而苏联红军却动用了坦克和机枪。
这场流血冲突，东德社统党的结论跟中国官方对六四的结论堪称是难兄难弟，被描写为“帝国主义国家长期策动、由一小撮政治经济破坏分子引发的法西斯政变尝试”。但是即使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东德末代统治者昂奈克总书记授意党中央马列研究所编写的《社统党历史纲要》也对他的前任提出了批评：在一九五三年六一七前夕，党和政府关于加速国民经济增长的决议导致了人民生活条件的恶化，事实证明这项决议是错误的；特别是官僚主义地将生产指标至少提高百分之十的措施，引发了群众的误解和不满。
1949年东德建国以后，东德强力推行苏维埃化。1952年第二届党代会宣布《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纲领》。农民和手工业者必须加入生产合作社，为限制中产阶层，官方启用经济刑事法规，严厉征税。教会，尤其是福音新教青年会的青年人遭到严厉排挤。党把扩大重工业优先放在满足人民消费需求的前面。食品供应严重困难，工业生产下降，居民的反应是怨声载道和逃亡西德。1952年底和1953年初，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已经积重难返。1952年上半年逃亡西德的人数只有七万两千人，1953年上半年猛增到二十二万五千人。1953年三月五日，原来对东德一言九鼎的太上领导人斯大林驾崩。莫斯科出现了新的集体领导，新的内政外交方针改变了极端强硬的作风。可是以乌布利希为首的东德党中央没有理会所谓东德也将改变方针的说法，反而对已经负担过重的大工业企业工人提出更高要求，人民的生活需求被粗暴地置之不理。1953年五月党以立法方式提高生产指标至少10,3％，而工资竟不予提高。即使有的地方生产指标确有提高的余地，可是职工的收入实在太低了。人们甚至买不起国营食品供应点HO提供的定量黄油和面包。
这时期莫斯科的新领导人也在调整方针，他们提醒德国的同志，强人已去，不必萧规曹随，宜当改弦易辙。新任驻德国高级特派员谢苗诺夫更加明确地告诫乌布利希，社统党把弦绷得太紧了，必须承认错误以推行“新方针”。在苏联的压力下，1953年六月九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两天后发表公报，向农民、市民和知识分子承认，个体农民、个体商户，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的利益被忽略了，应当允许逃亡的农民返回家园，因基督教信仰被赶出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应该恢复权利。但是政治局公报仍对五月底关于生产指标提高的决议始终不置一词一字，而这恰恰是工人阶级早已怨声载道的要害关键。
六月十六日早晨，自由德国工会机关报《论坛报》发表了一名工会干部的文章，竟再次不容否定地确认，党中央仍然坚持至少提高百分之十的生产指标。正是这份工会的机关报以粗暴的措辞令工会失去了它的群众基础，并使早已沸腾的民怨冲决了最后的堤防。柏林市法兰克福林荫道的建筑工人首先放下工作，汇成游行队伍向市内进发，先奔工会中心大厦，然后径往中央政府大厦。一路行进之中，队伍渐渐扩大到数万人。示威者的要求从工资福利开始，逐步增添到要求改组政府，自由选举和德国重新统一。党中央在十六日下午匆忙撤回关于生产指标的决议也已无法改变这时的情势了。
东德的工会机关报竟然成为爆发事件的导火索，实为历史的强烈讽刺。党中央恨不得把一切权力都把握在手里。可是社会偏偏需要许多舆论和中介，工会本来是民间社团，原可以成为舒缓社会矛盾的阀门；一旦工会成为官府仆从，结果竟反做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蠢奴。社会主义国家继承了现代国家的绝大多数社会机构，议会、政府、公检法，工青妇，然后全部掌握党的手里，自以为得心应手，实际上全都半死不活。一遇风吹草动，
东德和苏联都尽量想把六一七说成是西方策动的反革命政变。可是事实总是胜于雄辩。西柏林的政治家是从报刊和电台的消息中了解到东部发生的事件的。当时与东部的电话联系早在一年多以前就中断了。在西柏林谁都没有预料到会有这样强烈的火山爆发。而且当时所有重要的西柏林政坛精英都不在市内。例如，西柏林市长罗伊特已前往维也纳参加那边的国际城市节活动，他极想紧急飞返柏林，但美方服务机构实在来不及为他安排飞机。其他如值班副市长施莱勃，柏林市社会民主党主席诺伊曼，副主席布劳恩也都因故出访。其他政坛活跃人物，如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国务部长凯瑟正在波恩制定国家预算，只能在十七日夜间才能飞回柏林。
当时没有柏林墙，民间还是可以来往。美占区电台RIAS是在下午和晚间才广播罢工工人的重大要求并发表评论的。
这些要求是：
－ 废止官僚主义提高的生产指标，按原有指标偿清工资
－ 立即降低食品价格
－ 自由匿名选举
－ 不得惩处罢工工人及其代表
那些“东德全面总罢工”的口号，根据波恩美国高级专员公署的指令电台根本不准提及。因为当时美英法三国占领军当局十分担心，苏联会不会一怒之下挥军占领西柏林的地盘。根据美占区电台主编巴尔先生的介绍，当时美国驻德高级特派员科南曾向跃跃欲试积极介入事变的电台主管发出警告性的质问说：你们是不是想要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东柏林的示威者毕竟喊出了这些口号。抗议行动在次日上午以花束山广场的群众大会的方式继续进行。美占区电台在夜间和十七日早晨播送了西柏林工会主席沙诺夫斯基对工人阶级发出的呼吁书：《苏占区内遍地都是花束山广场》。他指出：“参与越是广泛，运动就会越是声势浩大而又井然有序地为你们带来良性结果而发展。”然而，联邦全德事务部长雅可布凯萨提出的要求则恰恰相反：“谨慎自抑”。他向每一个东柏林人，每一个苏占区居民发出警告，“千万不要因食品匮乏，或因挑拨煽动情不自禁地陷入轻率鲁莽的行为中去。......你们生存状况的根本性改变只能通过德国的重新统一来实现。”
毕竟柏林美占区电台，东北德电台和南德各州电台都播送了东德发生的戏剧性事变的消息，本来东德除柏林以外，十四个区的居民通过来往接触和电话联络也可以了解到十六日发生的事变。但是不可能象这样通过西部的电台，主要是在东德民众中深受信赖的美占区电台了解得如此全面、迅速和透彻；在共产党领导人的概念中，美占区电台是一座危险的“敌台”；可是这座电台在报道这些消息的时候，堪称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它确实报道了已经蔓延的燎原之火，却也知所节制，并未火上浇油。
东德许多大城市和工业区聚居点的职工都在十七日早晨加入了罢工行列。示威者撕毁墙上的社统党标语口号，占领党委办公室和市政厅，甚至打开了监狱的牢门。
罢工工人的福利性和政治性目标在比特费尔德地区由一个跨企业的罢工领导组织概括成为九条：第一，非经民主选举而成立的政府下台；第二，建立一个由进步劳动人民组成的临时新政府；第三，像西部一样，允许所有民主政党合法；第四，在四个月之内，举行自由、保密的直接选举；第五，释放一切政治犯；第六，开放所有（对其他）占领区的边界；第七，社会福利生活供应立即正常化；第八，解散军队，第九，不得镇压罢工工人。这个九条反映了德国劳动人民的政治素养和民主理念，与当局的宣传相反，九条的诉求不仅与法西斯毫不相干，反而带有鲜明的民主社会主义色彩，而且九条坦率言事，没有故意以“爱国”的口号作掩护，更没有在“拥护党领导”的旗幡下哀求和跪求改革的气味。
对于国际的公众来说，十七日早晨的印象是深刻的。在倾盆大雨中，东德衡尼格斯多夫钢铁公司的工人队伍穿过法占区向东柏林市中心艰难奋进。他们大约在中午时分方才到达，其时苏军已经调来部队和坦克对付工人了。东德警察，还有与军队几乎相同规格的“人民警察”驻营部队，既没有能力，也不愿意来镇压这场起义。跟三十六年以后的邓小平的想法完全一样，苏联领导人面对前任独裁者的暴政，的确想到要实行改革，可是面对人民的民主运动将要威胁他们的权力的时候，他们又选择了无情的暴力。为了搭救乌布利希独裁政权，苏军在中午一点宣布紧急状态，直到七月十一日午夜才取消。在其他许多地方也是靠宣布军管才强令抗议活动停止下来。大量企业的罢工仍然持续，陆续延续到七月中旬。百分之七十七的地方县市实行了军管。
镇压中究竟有多少死伤，至今仍然莫衷一是。苏军人员实际上也尝试着避免如三年之后发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大规模喋血扫荡，但是还是出现了枪杀抗议者的血腥场面。一份由苏联高级特派员在十月份发往莫斯科的报告中提供的十七日和之后逮捕的罢工者和示威者人数为七千六百六十三人，东德法院对其中的一千两百四十人判刑，根据苏联的报告，被判刑者中一千零九十人是工人，二十三人来自西柏林，还有一点，绝非无关宏旨，就是其中有一百三十八人是有历史问题的人，他们至二次大战结束时，都是纳粹党分子。
为了给这次事变涂抹“法西斯政变”的色彩，社统党的宣传部门对于一名被指称为纳粹时期拉文思布吕克集中营前冲锋队指挥官的女犯额娜多伦予以极力的渲染。其实，此犯在1953年五月就已经被判十五年徒刑。碰巧在六月十七日的动乱中，她与其他囚犯曾从一座看守所的大厅中被短暂地释放。数天之后，她立刻被当作这次“政变”中臆想的策动人处以死刑。五十多万人加入的运动，百把个纳粹喽罗算是什么东西。纽伦堡国际大审判中，纳粹主犯皆已惩处；六一七完全与法西斯风马牛不相及。各国共产党人把争取民主的运动故意与政治僵尸相提并论，就是意在把水搅浑，遮掩自己反民主的专制面目而已。根据九十年代后的史学界估算，被捕人数在一万三千到一万五千左右，工人市民死亡六十到八十人，官方死亡十到十五人。苏联军事法庭处决十八人，东德法庭处决两人，判刑一千八百人，苏联军事法庭判刑五百到七百五十人，苏军士兵可能没有人死亡。但是根据明镜周刊介绍，近年传闻东德马格德堡有一处乱坟，是当年拒绝向人民开枪的多名苏联军人被处决后的坟冢。
与斯大林的严刑峻法相比，“新方针”概念的司法实践毕竟已相对谨慎了。但是跟法治相比还有天壤之别。当时的东德司法部长费希纳的遭遇是耐人寻味的。此公原是社会民主党人，东德建国后，共产党跟东部的社会民主党“合并”，改名为社会主义统一党。他是自愿并入社统党的社会民主党干部之一。此时此刻他坚持东德宪法条文所保障的罢工权利，结果不仅被解除党和国家的一切职务，而且在一九五五年被判处长期徒刑，死于一九五八年。新任司法部长是本雅明，由于他的疯狂追捕，又有数万东德人逃亡到西德。
经过事变，社统党领导人学得乖巧起来。他们并不取消“新方针”。政治局委员都以自我批评的姿态去参加各大企业的职工大会。党的宣传鼓动员都纷纷向群众悔罪。相反，凡是要求党的高层更换人选、改变方针的人，却立刻就失去了官位和影响力，例如新德意志报（党中央机关报）主编赫恩施达特和国家安全部长蔡瑟。苏联在五月份曾经考虑将斯大林分子乌布利希撤换下来，另择亲信取而代之。可是在六月事件中苏联方面看到乌布利希及其党羽在保持东德形势稳定方面作用尚可，于是就让乌布利希继续担任总书记，七年后，国务委员会主席皮克去世，他便同时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直至1973年病故。
毕竟乌布利希和他的党也接受了六一七的教训。从那以后，东德的工资和价格结构不容任何风吹草动，以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水平。在对待工人的问题上也相当小心谨慎了。与此同时，专门的镇压机关，秘密警察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被建立和扩建起来，以便能把任何新的动乱在萌芽阶段及时发现和镇压下去。这样社统党的统治终于又维持了三十六年（53－89）。这三十六年的东德居然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中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但仍远远低于西德），也成了迄今所了解的“参与告密和互相监视的人民”最多的国家。尽管如此，仍不断有企图越墙逃亡的青年在菩提树下大街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这种统治也仅仅维持了三十六年，1989年十一月，柏林墙还是倒塌了。
世界共产党执政史告诉我们，从十月革命以来，发生过无数次民主抗争运动。1921年苏联克琅施塔得水兵工人起义，是共产党独裁专制下人民第一次反抗暴政的尝试，运动迅速被列宁残酷镇压下去，曾为苏维埃夺取政权立下功劳的克琅施塔得水兵和工人是最早的反抗者。德国六月十七日起义是第二次大规模反抗运动。第三次就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与此同时还有波兰的波兹南暴动。匈牙利事件直接导致了毛泽东的阳谋即反右运动，也酝酿了所谓“打击裴多菲俱乐部”的文化大革命。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是第四次大规模的自由化运动，第五次是波兰格但斯克团结工会1980年的合法抗争运动，1989年中国的六四天安门惨案则是第六次和平请愿遭到血腥镇压，六四的暴行引发了全世界的声讨，结果导致苏联占领军没敢使用武装力量镇压柏林人民的反抗，柏林墙终于倒塌，苏联东欧发生了连锁反应，苏联集团崩溃。残存的共产党国家政权是中国朝鲜越南和古巴。中国继续逮捕和关押争取民主和人权的人士，2003年越南和古巴又审判大批民主人权反抗斗士，朝鲜的信息更遭严密封锁，劳改营遍布各州，人民因饥荒大量逃亡，逃亡失败被遣返的百姓命运更加悲惨。我们看到，各国反抗的规模越来越大，相隔的岁月也越来越短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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