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 輯錄
編者按：北京攝影師、作家、獨立紀錄片製作人杜斌，主編了《天安門屠殺》一書，於“六四”24周年前夕，在明鏡出版社出版。該書搜集、整理了 “六四”事件參與者、目擊者等各方回憶，按時間順序編排。杜斌說：天安門屠殺的核心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在天安門一帶以坦克車和機關槍，屠殺赤手空拳和平請 願的青年學生和普通老百姓，這是全世界的人當時在電視上親眼目睹的慘劇，“中國共產黨政權犯了殘害人類的滔天罪行”。
該書部分內容已經在《大事件》21期選載。以下內容也選自該書。
1989年6月3日22時40分（續前）
死在同學的懷裡
鐘慶，清華大學精儀系光6班學生，在木樨地中彈身亡。死因說法有二：
一是，當戒嚴軍隊開槍掃射時，他和市民紛紛向兩邊的巷子走避。他們翻過居民大院的鐵柵欄門躲到居民樓內。此時，又有人跑到鐵門邊，後面的槍彈不斷射來。鐘慶和其他人跑出去幫助那些人翻過鐵門。他的同學正拉著一個人，只聽身邊的鐘慶哼了一聲，回頭看他已經中彈倒下。人們急忙找了輛板車拉他去醫院，可是在路上他就死了，就死在他同學的懷裡。
二是，在戒嚴軍隊第一輪掃射之後，鐘慶和他的同學都沒受傷。他們聽見後面有受傷者痛苦的呻吟。鐘慶大概以為射擊已經過去，就爬起來想去查看身後的傷者。此時，第二輪掃射又起，鐘慶的頭、胸、腹三處中彈。（《學運日記：一位清華學子經歷、見聞的八九學運的日日夜夜》，清華學子，六四檔案網， 2001年6月29日）
23時
在西單路口，武警北京總隊1中隊和攔阻的市民和學生們“圍打”。
“有的戰士的鞋被踩掉，光著腳踩著砸碎的玻璃碴，留下一片片血跡。”這個中隊在戰績中寫道，“有的戰士頭被打傷，鮮血直流，渾身上下滿是血污，有的幹部、戰士的生命危在旦夕。”（“平暴為國捐軀 熱血染紅年華”，《平暴英雄譜》，光明日報出版社編輯部編，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
“整晚不斷聽到槍聲，見到不遠處有人抱肚子，在我後面的工人，叫我上前救他，我們約六至八人衝上前，”香港赴京聲援的學生林耀強寫道，“但抱起他時，他整個身已軟癱，背部一直流血，送他回廣場時，留下一條長長的血路。”（《六四淩晨港生槍口逃生回憶：連遭十幾棍暴打》，明報，2009年5月17日）
在天安門廣場，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的喇叭響起：“集中木棍，柳條帽……禮士路告急……請求市民支持……”
參加民主大學成立典禮的北京市民摩托車隊“飛虎隊”召集人宋書元，看到西北角出現急促騎車而過的市民指著身上的血跡：“開槍殺人了！不是橡皮子彈！”
“頓時人們熱血沸騰，大有獻身時刻到來的氣氛。”他寫道，“群情激奮的市民形成人流，順西長安街方向奔去。”
當我們這一群人接近西單路口時，前面密密麻麻的市民擋住了我們前行的腳步。
密集的槍聲越來越近。人們四散，撬便道的方形地磚，拆鑄鐵的花園欄杆，找附近的木棍，這些都成了近戰的武器。
十字路口南、北方向，停放著用作路障的加長無軌車，相互連接，長度幾乎橫跨南北便道。槍聲已連成一片，猶如傳統春節燃放的炮竹。從槍聲判斷，部隊已衝過民族宮。
突然，咚咚的撞擊聲，使得路障——無軌車前後晃動，車頂上的人群紛紛摔落。是中槍，還是因車不穩而跳下？不得而知。
很快消息傳來，撞擊車體的是裝甲車，意圖是撞開連接的無軌車路障，為緊跟其後的大兵開路。但數次撞擊沒能得手，便轉向宣武門方向駛去。另一輛向北邊西單商場方向駛去。 此後有人證實，廣場出現的裝甲車，就是由西單駛過去的。
震耳欲聾的槍聲，已逼近西單路口。只見幾輛長長的無軌車被激怒的市民點燃。一道長幾十米，高十幾米的火牆，頓時由地而起。南北火牆的缺口處，衝過大批帶著鋼盔的士兵。磚頭瓦塊不堪一擊，市民帶著僅剩的武器——罵聲四處逃散。
我們一群人，冒著由西單方向射來的密集子彈的瘋狂掃射，快速穿越西單商場的橫馬路進入了皮褲胡同。其中一位不相識者，被子彈擊中倒下；隨後看見進進出出的車上躺著死傷者，有一位胸口中彈的傷者，鮮血濕透了上衣。又見一輛130型卡車，從我們眼前駛過，汽車上有幾位血淋淋的傷者。
此後，源源不斷地，輕、重傷者，被市民從槍彈橫飛的險地搶救出來。人們用工地的手推車（很小的三角形斗車），自行車，背著的，抬著的，總之用一切可以用的東西，方式，將受傷者送往附近的醫院，距西單十字路口北側方向最近的郵電醫院，二龍路醫院，而相距不足百米之內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和北京市西城分局。教育部是一個管理，培養中國人才的部門。另一個是保障公民安全的公安局。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大批被搶救的傷者，從這兩個部門的門前抬過，不足百米處卻有多名血淋淋的市民，學生的屍體就停放在隔壁醫院。
人們依然在無奈的最髒的罵聲中忙亂著，用最能洩憤的語言充斥著當時的血腥憤怒的氣氛。眼淚哭乾了，嗓子喊啞了。（《親歷六四之夜的搏殺》，宋書元，《北京之春》，2009年第8期）
屠殺見證人、香港中文大學學生陸德泉，他聽見槍聲分別由人民大會堂和新華門傳來。隨後陸續有傷者被送到廣場救護站。他回憶說：一位同學送到救護站時已經死了。
有人為他念一首詩，說他是死在天安門的，他的血不能白流。
廣場的氣氛漸趨凝重。廣播站呼籲同學聚集到紀念碑周圍。有些同學拆了營帳，拿著木棍和竹枝聚集在紀念碑下。但有些同學仍在帳內睡覺。
我留在廣場上看事態的發展。我看到一輛裝甲車好像是撞了人，被迫停下來。人群圍上去，開始打車、砸車、燒車。後來聽一位同學說，車上的士兵走出來，被人圍毆。一位香港同學試圖保護他，也給打傷了。
我退到北京飯店外，看到板車來來回回，車上載著傷者。由於長安街有公共汽車堵塞，救護車不能開進廣場，板車便將傷者送到北京飯店前，再轉到救護車上。板車每次三部，我看到來回了二三十次。（《我們好好活著回來作證：香港學生的血淚見聞》，《明報月刊》，1989年7月號）
在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封從德，聽到“第一個死訊傳來”：據說是北師大的女生，于10時20分在西長安街被軍人打死。
接著，流血傷亡的噩耗如冰雹一般猛烈地砸來。
有些糾察隊員滿身是血地跑來，用顫抖的聲音，講述一幕幕令人難以置信的見證。
一個在軍博堵軍車的糾察隊員說：十點過那裡響起了槍聲，開始大家都不怕，以為是橡皮子彈。看到躺下的屍體和地上的鮮血，才知道是真子彈！“他們用的是真子彈，而且是開花子彈！”他沿著軍博南側的胡同走回廣場，與士兵同步，只隔一排民房，因此能偷偷觀察到他們怎樣殺人、收屍。
他看見士兵開著垃圾車在後面，見到地上的屍體邊用塑膠袋裝起來邊往車上搬，有的乾脆潑上汽油燒掉！而且看見士兵自己在燒軍車，是指揮一些便衣燒的。
北大籌委會的姬軍，也滿身是血地跑到指揮部來，對柴玲激動地講述他在長安街上如何與軍隊遭遇，一個9歲的小孩如何死在了他的懷裡。
血衣一件件地送來，血淚見證在廣播中不斷地控訴，形形色色的子彈也來作證：從食指粗的彈頭到連殼長達八、九厘米的重機槍子彈、開了花的彈頭、手術室取出的開花彈頭的碎片……一切都證明，他們真開槍了！（《六四日記》，封從德，香港晨鐘書局， 2009年版）
“當第一陣隱約的槍聲從西長安街方向傳入天安門廣場的時候，”天安門廣場特別糾察隊隊長吳仁華寫道，“人們無不受到強烈的震撼。” （《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吳仁華著，香港真相出版社，2007年版）
杜斌《天安門屠殺》一書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編者按：北京攝影師、作家、獨立紀錄片製作人杜斌，主編了《天安門屠殺》一書，於“六四”24周年前夕，在明鏡出版社出版。該書搜集、整理了 “六四”事件參與者、目擊者等各方回憶，按時間順序編排。杜斌說：天安門屠殺的核心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在天安門一帶以坦克車和機關槍，屠殺赤手空拳和平請 願的青年學生和普通老百姓，這是全世界的人當時在電視上親眼目睹的慘劇，“中國共產黨政權犯了殘害人類的滔天罪行”。
該書部分內容已經在《大事件》21期選載。以下內容也選自該書。
1989年6月3日22時40分（續前）
死在同學的懷裡
鐘慶，清華大學精儀系光6班學生，在木樨地中彈身亡。死因說法有二：
一是，當戒嚴軍隊開槍掃射時，他和市民紛紛向兩邊的巷子走避。他們翻過居民大院的鐵柵欄門躲到居民樓內。此時，又有人跑到鐵門邊，後面的槍彈不斷射來。鐘慶和其他人跑出去幫助那些人翻過鐵門。他的同學正拉著一個人，只聽身邊的鐘慶哼了一聲，回頭看他已經中彈倒下。人們急忙找了輛板車拉他去醫院，可是在路上他就死了，就死在他同學的懷裡。
二是，在戒嚴軍隊第一輪掃射之後，鐘慶和他的同學都沒受傷。他們聽見後面有受傷者痛苦的呻吟。鐘慶大概以為射擊已經過去，就爬起來想去查看身後的傷者。此時，第二輪掃射又起，鐘慶的頭、胸、腹三處中彈。（《學運日記：一位清華學子經歷、見聞的八九學運的日日夜夜》，清華學子，六四檔案網， 2001年6月29日）
23時
在西單路口，武警北京總隊1中隊和攔阻的市民和學生們“圍打”。
“有的戰士的鞋被踩掉，光著腳踩著砸碎的玻璃碴，留下一片片血跡。”這個中隊在戰績中寫道，“有的戰士頭被打傷，鮮血直流，渾身上下滿是血污，有的幹部、戰士的生命危在旦夕。”（“平暴為國捐軀 熱血染紅年華”，《平暴英雄譜》，光明日報出版社編輯部編，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
“整晚不斷聽到槍聲，見到不遠處有人抱肚子，在我後面的工人，叫我上前救他，我們約六至八人衝上前，”香港赴京聲援的學生林耀強寫道，“但抱起他時，他整個身已軟癱，背部一直流血，送他回廣場時，留下一條長長的血路。”（《六四淩晨港生槍口逃生回憶：連遭十幾棍暴打》，明報，2009年5月17日）
在天安門廣場，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的喇叭響起：“集中木棍，柳條帽……禮士路告急……請求市民支持……”
參加民主大學成立典禮的北京市民摩托車隊“飛虎隊”召集人宋書元，看到西北角出現急促騎車而過的市民指著身上的血跡：“開槍殺人了！不是橡皮子彈！”
“頓時人們熱血沸騰，大有獻身時刻到來的氣氛。”他寫道，“群情激奮的市民形成人流，順西長安街方向奔去。”
當我們這一群人接近西單路口時，前面密密麻麻的市民擋住了我們前行的腳步。
密集的槍聲越來越近。人們四散，撬便道的方形地磚，拆鑄鐵的花園欄杆，找附近的木棍，這些都成了近戰的武器。
十字路口南、北方向，停放著用作路障的加長無軌車，相互連接，長度幾乎橫跨南北便道。槍聲已連成一片，猶如傳統春節燃放的炮竹。從槍聲判斷，部隊已衝過民族宮。
突然，咚咚的撞擊聲，使得路障——無軌車前後晃動，車頂上的人群紛紛摔落。是中槍，還是因車不穩而跳下？不得而知。
很快消息傳來，撞擊車體的是裝甲車，意圖是撞開連接的無軌車路障，為緊跟其後的大兵開路。但數次撞擊沒能得手，便轉向宣武門方向駛去。另一輛向北邊西單商場方向駛去。 此後有人證實，廣場出現的裝甲車，就是由西單駛過去的。
震耳欲聾的槍聲，已逼近西單路口。只見幾輛長長的無軌車被激怒的市民點燃。一道長幾十米，高十幾米的火牆，頓時由地而起。南北火牆的缺口處，衝過大批帶著鋼盔的士兵。磚頭瓦塊不堪一擊，市民帶著僅剩的武器——罵聲四處逃散。
我們一群人，冒著由西單方向射來的密集子彈的瘋狂掃射，快速穿越西單商場的橫馬路進入了皮褲胡同。其中一位不相識者，被子彈擊中倒下；隨後看見進進出出的車上躺著死傷者，有一位胸口中彈的傷者，鮮血濕透了上衣。又見一輛130型卡車，從我們眼前駛過，汽車上有幾位血淋淋的傷者。
此後，源源不斷地，輕、重傷者，被市民從槍彈橫飛的險地搶救出來。人們用工地的手推車（很小的三角形斗車），自行車，背著的，抬著的，總之用一切可以用的東西，方式，將受傷者送往附近的醫院，距西單十字路口北側方向最近的郵電醫院，二龍路醫院，而相距不足百米之內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和北京市西城分局。教育部是一個管理，培養中國人才的部門。另一個是保障公民安全的公安局。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大批被搶救的傷者，從這兩個部門的門前抬過，不足百米處卻有多名血淋淋的市民，學生的屍體就停放在隔壁醫院。
人們依然在無奈的最髒的罵聲中忙亂著，用最能洩憤的語言充斥著當時的血腥憤怒的氣氛。眼淚哭乾了，嗓子喊啞了。（《親歷六四之夜的搏殺》，宋書元，《北京之春》，2009年第8期）
屠殺見證人、香港中文大學學生陸德泉，他聽見槍聲分別由人民大會堂和新華門傳來。隨後陸續有傷者被送到廣場救護站。他回憶說：一位同學送到救護站時已經死了。
有人為他念一首詩，說他是死在天安門的，他的血不能白流。
廣場的氣氛漸趨凝重。廣播站呼籲同學聚集到紀念碑周圍。有些同學拆了營帳，拿著木棍和竹枝聚集在紀念碑下。但有些同學仍在帳內睡覺。
我留在廣場上看事態的發展。我看到一輛裝甲車好像是撞了人，被迫停下來。人群圍上去，開始打車、砸車、燒車。後來聽一位同學說，車上的士兵走出來，被人圍毆。一位香港同學試圖保護他，也給打傷了。
我退到北京飯店外，看到板車來來回回，車上載著傷者。由於長安街有公共汽車堵塞，救護車不能開進廣場，板車便將傷者送到北京飯店前，再轉到救護車上。板車每次三部，我看到來回了二三十次。（《我們好好活著回來作證：香港學生的血淚見聞》，《明報月刊》，1989年7月號）
在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封從德，聽到“第一個死訊傳來”：據說是北師大的女生，于10時20分在西長安街被軍人打死。
接著，流血傷亡的噩耗如冰雹一般猛烈地砸來。
有些糾察隊員滿身是血地跑來，用顫抖的聲音，講述一幕幕令人難以置信的見證。
一個在軍博堵軍車的糾察隊員說：十點過那裡響起了槍聲，開始大家都不怕，以為是橡皮子彈。看到躺下的屍體和地上的鮮血，才知道是真子彈！“他們用的是真子彈，而且是開花子彈！”他沿著軍博南側的胡同走回廣場，與士兵同步，只隔一排民房，因此能偷偷觀察到他們怎樣殺人、收屍。
他看見士兵開著垃圾車在後面，見到地上的屍體邊用塑膠袋裝起來邊往車上搬，有的乾脆潑上汽油燒掉！而且看見士兵自己在燒軍車，是指揮一些便衣燒的。
北大籌委會的姬軍，也滿身是血地跑到指揮部來，對柴玲激動地講述他在長安街上如何與軍隊遭遇，一個9歲的小孩如何死在了他的懷裡。
血衣一件件地送來，血淚見證在廣播中不斷地控訴，形形色色的子彈也來作證：從食指粗的彈頭到連殼長達八、九厘米的重機槍子彈、開了花的彈頭、手術室取出的開花彈頭的碎片……一切都證明，他們真開槍了！（《六四日記》，封從德，香港晨鐘書局， 2009年版）
“當第一陣隱約的槍聲從西長安街方向傳入天安門廣場的時候，”天安門廣場特別糾察隊隊長吳仁華寫道，“人們無不受到強烈的震撼。” （《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吳仁華著，香港真相出版社，2007年版）
杜斌《天安門屠殺》一書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天安門屠殺》(電子版) 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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