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 輯錄
編者按：北京攝影師、作家、獨立紀錄片製作人杜斌，主編了《天安門屠殺》一書，於“六四”24周年前夕，在明鏡出版社出版。該書搜集、整理了 “六四”事件參與者、目擊者等各方回憶，按時間順序編排。杜斌說：天安門屠殺的核心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在天安門一帶以坦克車和機關槍，屠殺赤手空拳和平請 願的青年學生和普通老百姓，這是全世界的人當時在電視上親眼目睹的慘劇，“中國共產黨政權犯了殘害人類的滔天罪行”。
該書部分內容已經在《大事件》21期選載。以下內容也選自該書。
1989年6月3日23時32分
戒嚴部隊某部上尉主力工程師李勃，乘坐在巡邏隊的第一輛裝甲車322號上。從正陽門東側駛入了天安門廣場。
廣場上的人群一下炸了窩。他們看到這龐然大物駛近他們身邊，慌亂地向廣場中心跑，有幾個女人驚得哇哇哭叫起來。
他們沒有想到裝甲車會來到天安門廣場，也沒有料到會這麼快地來到他們的身邊。他們在亂喊亂叫，說是解放軍開裝甲車來軋人啦！
不久，當人們發現只有一輛裝甲車時，人群中有幾個暴徒，就拿著石頭、瓶子、鐵棍，尾隨裝甲車叫駡追打，好像是給圍觀的人壯膽。322號一邊沿著人群閃開的路行駛，一邊尋找廣場上的部隊。圍著廣場周圍轉了兩圈，我也沒有發現部隊的影子。
這時，車上的電台也壞了，與部隊、後面的裝甲車隊都失去了聯繫。我估計部隊肯定在路上受阻了，就讓322號去崇文門、宣武門迎接部隊，為他們開闢道路。可是，到了崇文門和宣武門後，也沒有找到部隊。索性又讓駕駛員將322號駛進天安門廣場。
裝甲車再次進入廣場時，廣場上的人狂叫起來：“法西斯，滾回去！”“劊子手，滾回去！”
有一個手拿半導體喇叭的人，威脅地嚷：“快滾回去！不然就燒了你的車！”
……我只好命令駕駛員，將車駛到人民大會堂西側停下。
車一熄火，四周就有黑壓壓的人圍攏來。有的叫駡，有的向車上投擲各種硬物。還有的爬上車頂拆卸高射機槍。……
突然，我聽到“嘩啦”一聲響，右邊的履帶板被人卸了下來，落到了地上。我想，他們要毀車。我對著潛望鏡，想看看外面的情形如何，可是頂端的11塊防彈玻璃，全部被搗碎，視線無法望出去。……從車裡向外喊：“同學們，市民們，我也是北京人，看在老鄉的面上，讓我出來和大家講幾句話行嗎？”
“你說，你們來是幹什麼的？是不是來鎮壓學生和群眾的？”有一個人趴在加油口向車內說。
我說：“不是，決不是的，我們是來維護首都正常秩序的。”
……我便站到車頂。……對車下的人群說：“……我們決不是來鎮壓學生和市民的。”
……氣氛緩和下來。我想到車上還有一位受傷的副駕駛，需要送到醫院急救，就將情況向周圍的人說了出來，請求他們能夠協助我們將傷患送往醫院。
一個胸前佩戴大學生校徽的青年說：“我可以幫你，把傷患送往急救中心。”
又有兩名學生和一個市民湊上來，也表示願意幫助。於是，傷患很快就被送到廣場上的紅十字急救中心。
……
在“高自聯”指揮部的帳篷裡，一個穿著天藍色襯衣，被學生稱為008號的頭頭接待了我。經過雙方的交涉，008終於同意可以保護人、車的安全。
當場，五名外地來的大學生跟著我來到人民大會堂西側，說服一些人，保護322號車。（“第一輛裝甲車開進廣場”，李勃，《戒嚴一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1989年版）
23時35分
在公主墳，（經過了永定路和復興路的）從山西省到北京天安門廣場清場的某部軍隊，繼續受到市民和學生們的攔阻。團汽車連代理排長張震，擔任卡車首車駕駛員，他“看到情況越來越嚴重”。
路上出現了燃燒著的軍車，許多公共汽車被當作路障。
車隊經過時，不僅要受到磚塊、石塊的襲擊，還有人向車上扔燃燒瓶。由於人多，障礙阻攔，先頭部隊疏通後的道路只有3米多寬，只能通過一輛卡車。
如果稍不注意方向，車輛就有可能被路邊的火障引燃或壓傷群眾，稍不注意跟進速度，車隊就有被暴徒分割包圍的危險。可是，就在這危急關頭，我的車突然晃動了一下，熄火了。我判斷是有人破壞了油路。
陶股長急著要下車查看，我一把拉住他說：“這個時候，怎麼能讓你下去呢？再說，你又不會修車。”
我忘記了傷痛，一下子跳出駕駛室。坐在駕駛室右邊的韓連長和車上的三、四名戰士，也馬上跳下車，用身子擋住我，保護我修車。
這時，磚頭、瓦塊、汽水瓶不斷向我們劈頭蓋臉打來。我一查看，果然是油路被破壞了。於是，我迅速修復了油路。
就這短短一兩分鐘內，我身上又有十多處被砸。
當我拉開車門上車時，突然“啪”的一聲，歹徒從前面向我開槍了，子彈從我左側穿過，把車門打穿了一個洞。我低頭一看彈著點，這是衝鋒槍或半自動步槍打的，如果再向右偏那麼一點，我就可能“光榮”了。
當時，我火冒三丈，“呯”地一下關上車門，迅速啟動了汽車。
我心裡想，歹徒們朝我開槍，他們就是要打死司機，打掉首車，阻攔清場。哪有那麼便宜的事！你要打死我，我非要把車開到天安門不可。
雖然我心裡明白，但由於失血過多，覺得越來越難受，胸口像壓了個磨盤，心裡一陣陣發慌，呼吸困難，四肢發軟，腳使不上勁。
為了保持神志清醒，精力集中，我不斷讓陶股長用水壺的冷水打濕毛巾，給我擦臉，隔一會兒，就摳點清涼油，擦在太陽穴上。
為了保證駕駛平穩，我上身前傾，把小臂壓在方向盤上，竭盡全力操作。
當時，我只有一個念頭，就是要堅持、堅持、再堅持，一定要把車開到終點。（“血染方向盤”，張震，《平暴英雄譜》，光明日報出版社， 1989年版）
屠殺見證人、在北京政府機關工作的王玨，家住在永定門附近，也是離戒嚴部隊開進天安門最近的路口。“然而那兒擋軍車的人特別少，人們都在木樨地或長安街的兩邊擋軍車。永定門這個路口離天安門十分鐘。”王玨說，“因為外面有一個火車站，裡面全是部隊的人，而街上只有兩輛迷惑老百姓的軍車。”
王玨“在永定門橋上的軍車旁觀察，過了護城河就是永定門橋，往外道路拐彎了，是一個開闊地，再外面就是火車鐵軌，下面是人工挖的一個通道”。
王玨看到一個中年女知識份子，騎自行車從永定門外慌慌張張地趕來。“那名女子非常緊張，頭髮都炸起來，無法抑制自己的驚慌。她騎車‘喳’就停在開闊地的中間，”王玨說，“同時喊：‘北京市民們，同學們，快躲開吧！你們是擋不住的，全副武裝，你們是擋不住的。’說著就騎車跑了。”
王玨趕到亮著路燈的開闊地，估計有20多人守在那兒。“所有人看上去都是那麼緊張”，王玨“什麼都沒有看見”。“但他馬上明白過來，是在一個盲點上，因為橋是窪的”：
……我才看到，全副武裝的士兵出來了。可能十個人或12個人一排，我沒有細數。全是鋼盔、上著刺刀，全部端著槍，一個方陣，以急行軍速度出來了。
……北京市民一直在擋軍車、擋部隊，這個部隊應該是最先進來的，因為它離天安門最近。人們的頭髮都炸起來了，所有人都在槍口之下。
這時，北京一個好市民站出來了。大約三十七、八歲的知識份子。眾目睽睽，身高不低於1.76米，長得特英俊，儀表堂堂的一個知識份子。我當時想，他是教授？教師？他給我這麼一個印象。
小夥子特別精神，皮膚挺白，儀表堂堂的。大家都在不知所措時，他馬上感覺到這麼多全副武裝的士兵，那麼多學生還在天安門，可能要血洗天安門了。
這個民族英雄，連思索都沒思索，這是英雄，可以給他立碑塑像了。就是他，看到那個鐵板，第一反應是用自己的生命保護學生。
當時，那位北京市民英雄，迎面就走過去。邊走邊把襯衣脫掉了，把胸膛全露出來了。他只穿了一個短襯衣與短褲，手拿著襯衣向部隊在喊：“你們不能殺學生，你們不能殺學生呀！”
……就在這一剎那，槍聲響了，就是那個當官的，遇到阻擊了，上級的命令，衝著胸膛噹的一打。所有的槍都響了。我就看著他身上的血……他搖晃著不敢相信：“你們真的……”倒在地下了。然後，所有的槍就向群眾打去了。
我趴下了，眼睛卻無法離開那個英雄。我太想救他了，短短的七、八米遠，我不能過去呀！一旦過去肯定就完了。我看著他，我眼淚刷就流出來了。我旁邊一個人，噹的重得就像一個麻袋一樣倒在我旁邊，大腿外側中槍了，血流了一地。
王玨看到至少六、七個人被打倒了。他從自己眼睛的餘光還看到，“所有士兵都在打，最後一排還掉過頭開槍”。
軍隊殺過去後，王玨又回到永定門橋上。他看到軍隊開始打信號彈。“這是北京的第一個信號彈，這時我看了一下表，時間是6月3日晚上11點46分。”他說。接著，他看到“東直門也打信號彈了，再過幾分鐘後，全北京都打信號彈了”。（“你們不能殺學生”，《堵在士兵殺人方陣前第一人》，謝玉心，大紀元新聞網， 2012年6月2日）
杜斌《天安門屠殺》一書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編者按：北京攝影師、作家、獨立紀錄片製作人杜斌，主編了《天安門屠殺》一書，於“六四”24周年前夕，在明鏡出版社出版。該書搜集、整理了 “六四”事件參與者、目擊者等各方回憶，按時間順序編排。杜斌說：天安門屠殺的核心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在天安門一帶以坦克車和機關槍，屠殺赤手空拳和平請 願的青年學生和普通老百姓，這是全世界的人當時在電視上親眼目睹的慘劇，“中國共產黨政權犯了殘害人類的滔天罪行”。
該書部分內容已經在《大事件》21期選載。以下內容也選自該書。
1989年6月3日23時32分
戒嚴部隊某部上尉主力工程師李勃，乘坐在巡邏隊的第一輛裝甲車322號上。從正陽門東側駛入了天安門廣場。
廣場上的人群一下炸了窩。他們看到這龐然大物駛近他們身邊，慌亂地向廣場中心跑，有幾個女人驚得哇哇哭叫起來。
他們沒有想到裝甲車會來到天安門廣場，也沒有料到會這麼快地來到他們的身邊。他們在亂喊亂叫，說是解放軍開裝甲車來軋人啦！
不久，當人們發現只有一輛裝甲車時，人群中有幾個暴徒，就拿著石頭、瓶子、鐵棍，尾隨裝甲車叫駡追打，好像是給圍觀的人壯膽。322號一邊沿著人群閃開的路行駛，一邊尋找廣場上的部隊。圍著廣場周圍轉了兩圈，我也沒有發現部隊的影子。
這時，車上的電台也壞了，與部隊、後面的裝甲車隊都失去了聯繫。我估計部隊肯定在路上受阻了，就讓322號去崇文門、宣武門迎接部隊，為他們開闢道路。可是，到了崇文門和宣武門後，也沒有找到部隊。索性又讓駕駛員將322號駛進天安門廣場。
裝甲車再次進入廣場時，廣場上的人狂叫起來：“法西斯，滾回去！”“劊子手，滾回去！”
有一個手拿半導體喇叭的人，威脅地嚷：“快滾回去！不然就燒了你的車！”
……我只好命令駕駛員，將車駛到人民大會堂西側停下。
車一熄火，四周就有黑壓壓的人圍攏來。有的叫駡，有的向車上投擲各種硬物。還有的爬上車頂拆卸高射機槍。……
突然，我聽到“嘩啦”一聲響，右邊的履帶板被人卸了下來，落到了地上。我想，他們要毀車。我對著潛望鏡，想看看外面的情形如何，可是頂端的11塊防彈玻璃，全部被搗碎，視線無法望出去。……從車裡向外喊：“同學們，市民們，我也是北京人，看在老鄉的面上，讓我出來和大家講幾句話行嗎？”
“你說，你們來是幹什麼的？是不是來鎮壓學生和群眾的？”有一個人趴在加油口向車內說。
我說：“不是，決不是的，我們是來維護首都正常秩序的。”
……我便站到車頂。……對車下的人群說：“……我們決不是來鎮壓學生和市民的。”
……氣氛緩和下來。我想到車上還有一位受傷的副駕駛，需要送到醫院急救，就將情況向周圍的人說了出來，請求他們能夠協助我們將傷患送往醫院。
一個胸前佩戴大學生校徽的青年說：“我可以幫你，把傷患送往急救中心。”
又有兩名學生和一個市民湊上來，也表示願意幫助。於是，傷患很快就被送到廣場上的紅十字急救中心。
……
在“高自聯”指揮部的帳篷裡，一個穿著天藍色襯衣，被學生稱為008號的頭頭接待了我。經過雙方的交涉，008終於同意可以保護人、車的安全。
當場，五名外地來的大學生跟著我來到人民大會堂西側，說服一些人，保護322號車。（“第一輛裝甲車開進廣場”，李勃，《戒嚴一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1989年版）
23時35分
在公主墳，（經過了永定路和復興路的）從山西省到北京天安門廣場清場的某部軍隊，繼續受到市民和學生們的攔阻。團汽車連代理排長張震，擔任卡車首車駕駛員，他“看到情況越來越嚴重”。
路上出現了燃燒著的軍車，許多公共汽車被當作路障。
車隊經過時，不僅要受到磚塊、石塊的襲擊，還有人向車上扔燃燒瓶。由於人多，障礙阻攔，先頭部隊疏通後的道路只有3米多寬，只能通過一輛卡車。
如果稍不注意方向，車輛就有可能被路邊的火障引燃或壓傷群眾，稍不注意跟進速度，車隊就有被暴徒分割包圍的危險。可是，就在這危急關頭，我的車突然晃動了一下，熄火了。我判斷是有人破壞了油路。
陶股長急著要下車查看，我一把拉住他說：“這個時候，怎麼能讓你下去呢？再說，你又不會修車。”
我忘記了傷痛，一下子跳出駕駛室。坐在駕駛室右邊的韓連長和車上的三、四名戰士，也馬上跳下車，用身子擋住我，保護我修車。
這時，磚頭、瓦塊、汽水瓶不斷向我們劈頭蓋臉打來。我一查看，果然是油路被破壞了。於是，我迅速修復了油路。
就這短短一兩分鐘內，我身上又有十多處被砸。
當我拉開車門上車時，突然“啪”的一聲，歹徒從前面向我開槍了，子彈從我左側穿過，把車門打穿了一個洞。我低頭一看彈著點，這是衝鋒槍或半自動步槍打的，如果再向右偏那麼一點，我就可能“光榮”了。
當時，我火冒三丈，“呯”地一下關上車門，迅速啟動了汽車。
我心裡想，歹徒們朝我開槍，他們就是要打死司機，打掉首車，阻攔清場。哪有那麼便宜的事！你要打死我，我非要把車開到天安門不可。
雖然我心裡明白，但由於失血過多，覺得越來越難受，胸口像壓了個磨盤，心裡一陣陣發慌，呼吸困難，四肢發軟，腳使不上勁。
為了保持神志清醒，精力集中，我不斷讓陶股長用水壺的冷水打濕毛巾，給我擦臉，隔一會兒，就摳點清涼油，擦在太陽穴上。
為了保證駕駛平穩，我上身前傾，把小臂壓在方向盤上，竭盡全力操作。
當時，我只有一個念頭，就是要堅持、堅持、再堅持，一定要把車開到終點。（“血染方向盤”，張震，《平暴英雄譜》，光明日報出版社， 1989年版）
屠殺見證人、在北京政府機關工作的王玨，家住在永定門附近，也是離戒嚴部隊開進天安門最近的路口。“然而那兒擋軍車的人特別少，人們都在木樨地或長安街的兩邊擋軍車。永定門這個路口離天安門十分鐘。”王玨說，“因為外面有一個火車站，裡面全是部隊的人，而街上只有兩輛迷惑老百姓的軍車。”
王玨“在永定門橋上的軍車旁觀察，過了護城河就是永定門橋，往外道路拐彎了，是一個開闊地，再外面就是火車鐵軌，下面是人工挖的一個通道”。
王玨看到一個中年女知識份子，騎自行車從永定門外慌慌張張地趕來。“那名女子非常緊張，頭髮都炸起來，無法抑制自己的驚慌。她騎車‘喳’就停在開闊地的中間，”王玨說，“同時喊：‘北京市民們，同學們，快躲開吧！你們是擋不住的，全副武裝，你們是擋不住的。’說著就騎車跑了。”
王玨趕到亮著路燈的開闊地，估計有20多人守在那兒。“所有人看上去都是那麼緊張”，王玨“什麼都沒有看見”。“但他馬上明白過來，是在一個盲點上，因為橋是窪的”：
……我才看到，全副武裝的士兵出來了。可能十個人或12個人一排，我沒有細數。全是鋼盔、上著刺刀，全部端著槍，一個方陣，以急行軍速度出來了。
……北京市民一直在擋軍車、擋部隊，這個部隊應該是最先進來的，因為它離天安門最近。人們的頭髮都炸起來了，所有人都在槍口之下。
這時，北京一個好市民站出來了。大約三十七、八歲的知識份子。眾目睽睽，身高不低於1.76米，長得特英俊，儀表堂堂的一個知識份子。我當時想，他是教授？教師？他給我這麼一個印象。
小夥子特別精神，皮膚挺白，儀表堂堂的。大家都在不知所措時，他馬上感覺到這麼多全副武裝的士兵，那麼多學生還在天安門，可能要血洗天安門了。
這個民族英雄，連思索都沒思索，這是英雄，可以給他立碑塑像了。就是他，看到那個鐵板，第一反應是用自己的生命保護學生。
當時，那位北京市民英雄，迎面就走過去。邊走邊把襯衣脫掉了，把胸膛全露出來了。他只穿了一個短襯衣與短褲，手拿著襯衣向部隊在喊：“你們不能殺學生，你們不能殺學生呀！”
……就在這一剎那，槍聲響了，就是那個當官的，遇到阻擊了，上級的命令，衝著胸膛噹的一打。所有的槍都響了。我就看著他身上的血……他搖晃著不敢相信：“你們真的……”倒在地下了。然後，所有的槍就向群眾打去了。
我趴下了，眼睛卻無法離開那個英雄。我太想救他了，短短的七、八米遠，我不能過去呀！一旦過去肯定就完了。我看著他，我眼淚刷就流出來了。我旁邊一個人，噹的重得就像一個麻袋一樣倒在我旁邊，大腿外側中槍了，血流了一地。
王玨看到至少六、七個人被打倒了。他從自己眼睛的餘光還看到，“所有士兵都在打，最後一排還掉過頭開槍”。
軍隊殺過去後，王玨又回到永定門橋上。他看到軍隊開始打信號彈。“這是北京的第一個信號彈，這時我看了一下表，時間是6月3日晚上11點46分。”他說。接著，他看到“東直門也打信號彈了，再過幾分鐘後，全北京都打信號彈了”。（“你們不能殺學生”，《堵在士兵殺人方陣前第一人》，謝玉心，大紀元新聞網， 2012年6月2日）
杜斌《天安門屠殺》一書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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