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 輯錄
編者按：北京攝影師、作家、獨立紀錄片製作人杜斌，主編了《天安門屠殺》一書，於“六四”24周年前夕，在明鏡出版社出版。該書搜集、整理了 “六四”事件參與者、目擊者等各方回憶，按時間順序編排。杜斌說：天安門屠殺的核心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在天安門一帶以坦克車和機關槍，屠殺赤手空拳和平請 願的青年學生和普通老百姓，這是全世界的人當時在電視上親眼目睹的慘劇，“中國共產黨政權犯了殘害人類的滔天罪行”。
該書部分內容已經在《大事件》21期選載。以下內容也選自該書。
1989年6月3日22時（續）
在天安門廣場，張伯笠，26歲，北京大學作家班學員、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他兼任剛開始宣佈成立即告終結的天安門民主大學校長。天安門民主大學辦學的宗旨是：民主、自由、法治、人權。
數名知識分子趕來祝賀，並對天安門民主大學的成立作了熱情洋溢的致辭。“他們感性的演說博得了一陣又一陣熱烈的掌聲。在一片掌聲中，北京的天空變得又紅又亮，”張伯笠寫道，“我發現，那是帶感光的槍彈和地下的火光的輝映形成的。”
張伯笠“在雷鳴般的掌聲和遠處震耳欲聾的槍聲中”開始了他的短暫演說。“天安門廣場是我們的課堂，”他說，“天安門民主大學是一所沒有圍牆的大學。”（《逃亡者》，張伯笠著，www.zhangboli.net）
與此同時，軍隊邊以裝甲車、坦克強行開進邊開槍射殺攔阻的市民和學生的噩耗不斷傳來。
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柴玲，祝賀民主大學開學。並告誡廣場上的同學們：“我們是和平請願，和平最高的原則就是犧牲。”
同學們就這樣靜靜坐在那兒，躺著等待犧牲……
外面有幾個喇叭的篷子裡面，放著《龍的傳人》歌曲，同學們和著歌聲唱著，眼裡含著淚水。大家互相擁抱著、握手著，因為每個人都知道，生命最後一刻到來了。
為這個民族犧牲的時候到了。（“柴玲憶述屠殺經歷”，《悲壯的民運》，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版）
在人民大會堂，陳光，北京軍區陸軍第65集團軍戒嚴士兵，此時正在待命。
後來，他在日記中寫道：
大會堂的一至三層都住滿了軍人，連樓梯上也都是人。
上面下令可以原地就坐不能睡覺。因為隨時都可能出發。每人發了兩匣子彈，子彈要上膛，要把保險關上。氣氛太緊張了，每人都處在高度緊張的狀態。樓下傳來了槍聲，說是38軍一個士兵槍走火了，打傷了一個人。
這時，外面廣場上學生的呼聲一浪接一浪。
從早上到現在沒有吃東西了，大會堂裡面更沒有可吃的。
偶而能看到幾個女服務員推著餐車往軍長住的地方去。軍長住在東邊的樓梯口拐角的地方，那裡搭建了個臨時帳篷，往上就通到三層大會堂的露台了。
看到服務員推餐車經過，有些士兵就開始吹口哨。結果，引來了整個大會堂裡的士兵都吹起了口哨。女服務員不好意思地低頭推著餐車往前走。好多士兵更是“囂張”了，故意大敞著廁所的門，在裡面洗裸體澡，有意識地要女服務員們看到。
更可氣的是，軍長吃飽了飯，挺著大肚子，帶著墨鏡，身後跟著5個1.9米身高、胸前掛著微型衝鋒槍的護衛。還有好幾個漂亮的女兵緊跟在後面，在大會堂裡走來走去的。
中間，我和李幹事一起去拍照片。我背著一挎包膠捲和照相機鏡頭。到二樓、三樓到處去拍，甚至到領導們指揮室裡。後來，我們爬上了大會堂的樓頂，一眼就看到東、西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
廣場上已經沸騰了。學生們四處奔跑著。有的聚集在一起高喊著口號。
這時候，北京市政府和戒嚴指揮部的“第一號令”在廣場上空播放：“廣大市民和學生們，北京市已經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一小撮破壞分子煽動學生瘋狂地 攻擊我人民大會堂，向我人民大會堂和解放軍、武警戰士投擲石頭和燃燒瓶，致使我多名解放軍、武警戰士受傷！現在請學生和市民馬上離開廣場，否則一切後果自 負。” （《原戒嚴部隊士兵1989年廣場日記》，陳光，觀察網，2009年6月4日）
在北京新華通訊社總社，國內新聞部主任張萬舒寫道：
晚十時，解放軍分社社長劉回年來到社長穆青辦公室，說：“最高層已下命令：鳴槍示警，鎮壓暴徒。”
我們一聽，面面相覷。
隨後，前線記者來電話說：在軍事博物館路口，防暴隊大放催淚彈，一片火光沖天，嚇退了人潮，傷了不少人，大部隊乘勢向木樨地推進了一步。
緊接著，電傳來北京市人民政府、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第二份“緊急通告”：……一些暴徒、流氓、地痞、打砸搶分子乘機擴大事態……引起了廣大市民的憤 慨，強烈要求採取強有力措施，絕不能讓他們認為政府軟弱可欺，對極少數暴徒絕不能手軟。（《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張萬舒，香港天地圖書 有限公司， 2010年版）
屠殺見證人王曉明，站在距西長安街約3公里處的一棟十五層的樓上。
由於從此樓到西長安街之間沒有高層建築物，所以，他“可以一直看到軍事博物館的頂蓋”。
他看到從公主墳環型交叉口至軍事博物館前騰起了一串煙霧。
後來，他知道是解放軍在發射催淚瓦斯彈攻擊阻擋前進的人群。“此時從西長安街方向傳來眾人的呐喊聲，”他寫道，“從聲音中聽得出西長安街上擠滿了人。”(《目擊實錄》，王曉明文，華夏文摘增刊，1994年“六四”五周年專輯)
一筆血債寫在大地！
根據目前所見到的資料顯示，第一個死於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槍口下的六四遇難者是宋曉明，死亡的時間在1989年6月3日晚上10點鐘左右，死亡的地點在五棵松路口附近。……
宋曉明是中國航天部第二研究院二八三廠的技術工人，遇難時年僅32歲。中國航天部當時總共擁有三個研究院，第二研究院位於北京市海澱區的五棵松附近，主要研究的是火箭的控制系統。（《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吳仁華，香港真相出版社， 2007年版）
在黨的喉舌《人民日報》社，夜班的電話開始不斷響起。
“有記者從街上打來的，有住在城裡宿舍的同志打來的，也有一般群眾打來的，大都是報告軍隊進城路上開槍的情況。”副總編輯陸超祺寫道，“也有在海外的同胞聽了外國通訊社廣播後打電話來證實的。”（《六四內部日記》，陸超祺 著，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杜斌《天安門屠殺》一書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編者按：北京攝影師、作家、獨立紀錄片製作人杜斌，主編了《天安門屠殺》一書，於“六四”24周年前夕，在明鏡出版社出版。該書搜集、整理了 “六四”事件參與者、目擊者等各方回憶，按時間順序編排。杜斌說：天安門屠殺的核心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在天安門一帶以坦克車和機關槍，屠殺赤手空拳和平請 願的青年學生和普通老百姓，這是全世界的人當時在電視上親眼目睹的慘劇，“中國共產黨政權犯了殘害人類的滔天罪行”。
該書部分內容已經在《大事件》21期選載。以下內容也選自該書。
1989年6月3日22時（續）
在天安門廣場，張伯笠，26歲，北京大學作家班學員、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他兼任剛開始宣佈成立即告終結的天安門民主大學校長。天安門民主大學辦學的宗旨是：民主、自由、法治、人權。
數名知識分子趕來祝賀，並對天安門民主大學的成立作了熱情洋溢的致辭。“他們感性的演說博得了一陣又一陣熱烈的掌聲。在一片掌聲中，北京的天空變得又紅又亮，”張伯笠寫道，“我發現，那是帶感光的槍彈和地下的火光的輝映形成的。”
張伯笠“在雷鳴般的掌聲和遠處震耳欲聾的槍聲中”開始了他的短暫演說。“天安門廣場是我們的課堂，”他說，“天安門民主大學是一所沒有圍牆的大學。”（《逃亡者》，張伯笠著，www.zhangboli.net）
與此同時，軍隊邊以裝甲車、坦克強行開進邊開槍射殺攔阻的市民和學生的噩耗不斷傳來。
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柴玲，祝賀民主大學開學。並告誡廣場上的同學們：“我們是和平請願，和平最高的原則就是犧牲。”
同學們就這樣靜靜坐在那兒，躺著等待犧牲……
外面有幾個喇叭的篷子裡面，放著《龍的傳人》歌曲，同學們和著歌聲唱著，眼裡含著淚水。大家互相擁抱著、握手著，因為每個人都知道，生命最後一刻到來了。
為這個民族犧牲的時候到了。（“柴玲憶述屠殺經歷”，《悲壯的民運》，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版）
在人民大會堂，陳光，北京軍區陸軍第65集團軍戒嚴士兵，此時正在待命。
後來，他在日記中寫道：
大會堂的一至三層都住滿了軍人，連樓梯上也都是人。
上面下令可以原地就坐不能睡覺。因為隨時都可能出發。每人發了兩匣子彈，子彈要上膛，要把保險關上。氣氛太緊張了，每人都處在高度緊張的狀態。樓下傳來了槍聲，說是38軍一個士兵槍走火了，打傷了一個人。
這時，外面廣場上學生的呼聲一浪接一浪。
從早上到現在沒有吃東西了，大會堂裡面更沒有可吃的。
偶而能看到幾個女服務員推著餐車往軍長住的地方去。軍長住在東邊的樓梯口拐角的地方，那裡搭建了個臨時帳篷，往上就通到三層大會堂的露台了。
看到服務員推餐車經過，有些士兵就開始吹口哨。結果，引來了整個大會堂裡的士兵都吹起了口哨。女服務員不好意思地低頭推著餐車往前走。好多士兵更是“囂張”了，故意大敞著廁所的門，在裡面洗裸體澡，有意識地要女服務員們看到。
更可氣的是，軍長吃飽了飯，挺著大肚子，帶著墨鏡，身後跟著5個1.9米身高、胸前掛著微型衝鋒槍的護衛。還有好幾個漂亮的女兵緊跟在後面，在大會堂裡走來走去的。
中間，我和李幹事一起去拍照片。我背著一挎包膠捲和照相機鏡頭。到二樓、三樓到處去拍，甚至到領導們指揮室裡。後來，我們爬上了大會堂的樓頂，一眼就看到東、西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
廣場上已經沸騰了。學生們四處奔跑著。有的聚集在一起高喊著口號。
這時候，北京市政府和戒嚴指揮部的“第一號令”在廣場上空播放：“廣大市民和學生們，北京市已經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一小撮破壞分子煽動學生瘋狂地 攻擊我人民大會堂，向我人民大會堂和解放軍、武警戰士投擲石頭和燃燒瓶，致使我多名解放軍、武警戰士受傷！現在請學生和市民馬上離開廣場，否則一切後果自 負。” （《原戒嚴部隊士兵1989年廣場日記》，陳光，觀察網，2009年6月4日）
在北京新華通訊社總社，國內新聞部主任張萬舒寫道：
晚十時，解放軍分社社長劉回年來到社長穆青辦公室，說：“最高層已下命令：鳴槍示警，鎮壓暴徒。”
我們一聽，面面相覷。
隨後，前線記者來電話說：在軍事博物館路口，防暴隊大放催淚彈，一片火光沖天，嚇退了人潮，傷了不少人，大部隊乘勢向木樨地推進了一步。
緊接著，電傳來北京市人民政府、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第二份“緊急通告”：……一些暴徒、流氓、地痞、打砸搶分子乘機擴大事態……引起了廣大市民的憤 慨，強烈要求採取強有力措施，絕不能讓他們認為政府軟弱可欺，對極少數暴徒絕不能手軟。（《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張萬舒，香港天地圖書 有限公司， 2010年版）
屠殺見證人王曉明，站在距西長安街約3公里處的一棟十五層的樓上。
由於從此樓到西長安街之間沒有高層建築物，所以，他“可以一直看到軍事博物館的頂蓋”。
他看到從公主墳環型交叉口至軍事博物館前騰起了一串煙霧。
後來，他知道是解放軍在發射催淚瓦斯彈攻擊阻擋前進的人群。“此時從西長安街方向傳來眾人的呐喊聲，”他寫道，“從聲音中聽得出西長安街上擠滿了人。”(《目擊實錄》，王曉明文，華夏文摘增刊，1994年“六四”五周年專輯)
一筆血債寫在大地！
根據目前所見到的資料顯示，第一個死於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槍口下的六四遇難者是宋曉明，死亡的時間在1989年6月3日晚上10點鐘左右，死亡的地點在五棵松路口附近。……
宋曉明是中國航天部第二研究院二八三廠的技術工人，遇難時年僅32歲。中國航天部當時總共擁有三個研究院，第二研究院位於北京市海澱區的五棵松附近，主要研究的是火箭的控制系統。（《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吳仁華，香港真相出版社， 2007年版）
在黨的喉舌《人民日報》社，夜班的電話開始不斷響起。
“有記者從街上打來的，有住在城裡宿舍的同志打來的，也有一般群眾打來的，大都是報告軍隊進城路上開槍的情況。”副總編輯陸超祺寫道，“也有在海外的同胞聽了外國通訊社廣播後打電話來證實的。”（《六四內部日記》，陸超祺 著，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杜斌《天安門屠殺》一書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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