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 輯錄
編者按：北京攝影師、作家、獨立紀錄片製作人杜斌，主編了《天安門屠殺》一書，於“六四”24周年前夕，在明鏡出版社出版。該書搜集、整理了 “六四”事件參與者、目擊者等各方回憶，按時間順序編排。杜斌說：天安門屠殺的核心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在天安門一帶以坦克車和機關槍，屠殺赤手空拳和平請 願的青年學生和普通老百姓，這是全世界的人當時在電視上親眼目睹的慘劇，“中國共產黨政權犯了殘害人類的滔天罪行”。
該書部分內容已經在《大事件》21期選載。以下內容也選自該書。
1989年6月3日22時（續）
吳仁華，屠殺見證人、中國政法大學教師、最早參與遊行的組織者之一、天安門廣場特別糾察隊隊長，他在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底座最高層，目擊了廣場上發生的許多事情，是最後撤離廣場的數千人之一。
天安門廣場特別糾察隊的職責，是維持秩序、保護四名知識分子絕食代表，以及保護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的安全。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總部和四名知識分子絕食代表的帳篷，都搭在紀念碑底座最高層。
吳仁華認為，是北京市政府和戒嚴指揮部的“緊急通告”，把北京市民從家裡召喚到廣場來保護學生們安全的。
這些北京民眾似乎都忘記了自己時時刻刻所面臨的危險，但只要聽一聽他們相互間的一些談話，就會發現，其實他們對於自己將要面臨的危險是很清楚的：
“……如果國家不能保證我們老百姓的生命安全，還要這個國家幹什麼？”
“危險究竟是誰造成的呢？難道是學生嗎？難道是我們嗎？你問問這位女同志，她覺得天安門廣場上的這些人會威脅到她的生命安全嗎？”
“如果說現在有誰威脅到我們這些人的生命安全，只能是那些當兵的！”
“我真想不通，李鵬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對待我們？現在這樣活著真窩囊，出門時我已經跟我媽說了，如果我明天沒回去，就到這裡收我的屍體！”（《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吳仁華，香港真相出版社， 2007年版）
在東長安街南池子，屠殺見證人史鑒（筆名），看見一批士兵跑步強行沖到了離天安門只有百米之遙的南池子大街南端。但被市民以自行車設置的路障擋住。士兵們在市民和學生的勸說下退回。
成千上萬的市民，聚集在長安街和主要的交通路口，大家都在等待著。
從所有的跡象來看，流血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了。
我本人不是醫生，但因種種淵源，對醫學多少有所認識，在危難關頭，不能不勉力為之。在許多熱心人的幫助下，自己搜集了一些急救藥品，準備隨時盡自己的一份責任。
我必須提及我的母親。當知道我的決心後，她沒有阻攔，只是默默地繡上紅十字在我大衣的胸前和左臂。我相信，許許多多的母親，在那一刻，為我們的民族，默默地做出了奉獻。（《血夜：寫給歷史，寫給良心》，史鑒，大紀元新聞網，2004年6月4日）
在中南海，總理李鵬，一直在接收戒嚴部隊強行開進和天安門廣場學生的動態消息。
“到6月3日22時起，戒嚴部隊奉命東進，”他寫道，“從翠微路到西單，有12輛軍車被砸被燒，歹徒用鐵棍、磚頭猛擊戰士。”（《關鍵時刻》，李鵬著，網路電子版）
“六四”死難者。
22時05分
屠殺見證人王曉明：聽到從木樨地和全國總工會大樓方向傳來了眾人齊唱《國際歌》的聲音。
（《目击实录》，王晓明文，华夏文摘增刊，1994年“六四”五周年专辑）
開槍
屠殺開始前，有人聽到開槍的命令。
6月3日晚十點多的時候，還沒開槍，軍隊已進到木樨地，與圍堵的市民來回推擠，兩方面對峙了很久，情緒越來越高漲。
這時候，部隊後面一輛小吉普車，是軍隊的指揮車，高音喇叭叫出：現在中央軍委下命令，可以開槍了！（“一名北京教師的見證”，《百姓》雜誌記者， 1991年5月16日）
22時10分
“（從木樨地和全國總工會大樓方向）槍聲越來越密，”屠殺見證人王曉明寫道，“後來槍聲像下雨一樣。”（《目擊實錄》，王曉明文，華夏文摘增刊，1994年“六四”五周年專輯）
在北蜂窩一帶，成千上萬名市民和學生，組成人牆阻止部隊前進，雙方相隔約二、三十米對峙。據戒嚴部隊指揮部的一份報告中稱，為了按預定時間到達目的地，軍隊不得不採取強硬措施：
最先，走在部隊最前面徒步行進的指戰員，用自動衝鋒步槍對天鳴發，隨後，前面兩排戰士半蹲半跪，後面幾排戰士站立，為保持威懾，槍口直接對向市民隊伍。（《中國“六四”真相》，張良，明鏡出版社，2001年版）
一邊掃射一邊狂笑
屠殺見證人、北京政府機關職員北京小左（筆名），在木樨地看到有民眾中彈流血。“有人說這是達姆彈﹐我覺得不會﹐”他寫道，“鄧（小平）李（鵬）楊（尚昆）大概還捨不得浪費昂貴的開花彈來對付我們這些命不值錢的小老百姓。”
他和朋友們騎車繼續向天安門廣場方向奔去。“我們知道自己到了一個歷史關口了。肉體擋不住子彈﹐我知道這次運動失敗了。”他寫道，“但我們總可以做個見證人﹐看看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比軍隊先到工會大廈和禮士路在長安街的交口，躲在路北國家海洋局大樓下，他認為“聰明”：軍隊不會向政府機關亂開槍。
“哪想到先頭部隊過完﹐掩護車隊兩翼的軍人衝上人行道向路旁猛烈掃射。我們藏在大樓腳下﹐只能沿著大樓向東跑﹐他們也在東進﹐就變成我們被“追殺” 了。”他寫道，“我的涼鞋也跑壞了﹐雙方只隔二、三十米。火光中清楚的看到一個兵一邊掃射一邊狂笑……”（《我的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小左文，大紀 元新聞網，2004年5月29日）
22時15分
“開進中的防暴隊”
武警北京總隊5支隊8中隊的27名武警官兵，在20分鐘後，即22:15，將副軍長張美遠少將送到了前進指揮部——軍事博物館。
從五棵松路口到軍事博物館的正常車程要20分鐘。在站滿了市民和學生的長安街，沒有人知道他們是如何開過去的。
在天安門屠殺後，無論關於這一事件的軍史、黨史和國史，都沒有對這段路程的描述。而這段路程則隱藏了一個中共從不願意面對的議題：開槍！射殺阻截的市民和學生。
在警史上，北京武警支隊中校副政委李林寫道：“（27名防暴員警齊聲高喊‘衝啊——’）就憑這一聲怒吼，我們闖過了第一道難關。”
按照武警北京總隊5支隊8中隊的說法，他們是這樣殺出重圍的：
為了避免誤傷群眾，我們決定利用暴徒對我們存有的恐懼心理，採取震懾的辦法衝過去。
27名隊員一手握盾牌，一手握警棍。突然跳下車，齊聲呐喊：“衝啊——！”
這聲音，震撼心魄，洪亮無比，立即壓倒了上萬人嘈雜起哄的聲音，壓倒了石塊、磚頭擊打盾牌的聲音。暴徒們被這突如其來的聲音嚇懵了，邊跑邊喊：“快跑啊，防暴隊來了！”
後邊的人一聽喊聲，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情況，也驚恐地紛紛向後逃散。我們乘機沖了過去。
事後，有人和我們開玩笑說：“張飛大戰長阪坡，橫刀立馬一聲吼，震得三江水倒流；你們是五棵松下一聲吼，嚇跑了暴徒，喊出一條路。”
軍區首長稱讚說：“過去，聽說你們這些小夥子有三鐵：鐵頭、鐵臂、鐵腿，現在看來，還得給你們加一鐵：鐵嗓子。”
就這樣，我們闖過了開道戰鬥中的第一道難關。在從五棵松到軍事博物館的開進途中，我們時而下車清除路障，時而驅散攔截的人群，時而登車前進。
當我們到達軍事博物館時，已經是晚上10時15分。（李林，《戒嚴一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
杜斌《天安門屠殺》一書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編者按：北京攝影師、作家、獨立紀錄片製作人杜斌，主編了《天安門屠殺》一書，於“六四”24周年前夕，在明鏡出版社出版。該書搜集、整理了 “六四”事件參與者、目擊者等各方回憶，按時間順序編排。杜斌說：天安門屠殺的核心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在天安門一帶以坦克車和機關槍，屠殺赤手空拳和平請 願的青年學生和普通老百姓，這是全世界的人當時在電視上親眼目睹的慘劇，“中國共產黨政權犯了殘害人類的滔天罪行”。
該書部分內容已經在《大事件》21期選載。以下內容也選自該書。
1989年6月3日22時（續）
吳仁華，屠殺見證人、中國政法大學教師、最早參與遊行的組織者之一、天安門廣場特別糾察隊隊長，他在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底座最高層，目擊了廣場上發生的許多事情，是最後撤離廣場的數千人之一。
天安門廣場特別糾察隊的職責，是維持秩序、保護四名知識分子絕食代表，以及保護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的安全。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總部和四名知識分子絕食代表的帳篷，都搭在紀念碑底座最高層。
吳仁華認為，是北京市政府和戒嚴指揮部的“緊急通告”，把北京市民從家裡召喚到廣場來保護學生們安全的。
這些北京民眾似乎都忘記了自己時時刻刻所面臨的危險，但只要聽一聽他們相互間的一些談話，就會發現，其實他們對於自己將要面臨的危險是很清楚的：
“……如果國家不能保證我們老百姓的生命安全，還要這個國家幹什麼？”
“危險究竟是誰造成的呢？難道是學生嗎？難道是我們嗎？你問問這位女同志，她覺得天安門廣場上的這些人會威脅到她的生命安全嗎？”
“如果說現在有誰威脅到我們這些人的生命安全，只能是那些當兵的！”
“我真想不通，李鵬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對待我們？現在這樣活著真窩囊，出門時我已經跟我媽說了，如果我明天沒回去，就到這裡收我的屍體！”（《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吳仁華，香港真相出版社， 2007年版）
在東長安街南池子，屠殺見證人史鑒（筆名），看見一批士兵跑步強行沖到了離天安門只有百米之遙的南池子大街南端。但被市民以自行車設置的路障擋住。士兵們在市民和學生的勸說下退回。
成千上萬的市民，聚集在長安街和主要的交通路口，大家都在等待著。
從所有的跡象來看，流血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了。
我本人不是醫生，但因種種淵源，對醫學多少有所認識，在危難關頭，不能不勉力為之。在許多熱心人的幫助下，自己搜集了一些急救藥品，準備隨時盡自己的一份責任。
我必須提及我的母親。當知道我的決心後，她沒有阻攔，只是默默地繡上紅十字在我大衣的胸前和左臂。我相信，許許多多的母親，在那一刻，為我們的民族，默默地做出了奉獻。（《血夜：寫給歷史，寫給良心》，史鑒，大紀元新聞網，2004年6月4日）
在中南海，總理李鵬，一直在接收戒嚴部隊強行開進和天安門廣場學生的動態消息。
“到6月3日22時起，戒嚴部隊奉命東進，”他寫道，“從翠微路到西單，有12輛軍車被砸被燒，歹徒用鐵棍、磚頭猛擊戰士。”（《關鍵時刻》，李鵬著，網路電子版）
“六四”死難者。
22時05分
屠殺見證人王曉明：聽到從木樨地和全國總工會大樓方向傳來了眾人齊唱《國際歌》的聲音。
（《目击实录》，王晓明文，华夏文摘增刊，1994年“六四”五周年专辑）
開槍
屠殺開始前，有人聽到開槍的命令。
6月3日晚十點多的時候，還沒開槍，軍隊已進到木樨地，與圍堵的市民來回推擠，兩方面對峙了很久，情緒越來越高漲。
這時候，部隊後面一輛小吉普車，是軍隊的指揮車，高音喇叭叫出：現在中央軍委下命令，可以開槍了！（“一名北京教師的見證”，《百姓》雜誌記者， 1991年5月16日）
22時10分
“（從木樨地和全國總工會大樓方向）槍聲越來越密，”屠殺見證人王曉明寫道，“後來槍聲像下雨一樣。”（《目擊實錄》，王曉明文，華夏文摘增刊，1994年“六四”五周年專輯）
在北蜂窩一帶，成千上萬名市民和學生，組成人牆阻止部隊前進，雙方相隔約二、三十米對峙。據戒嚴部隊指揮部的一份報告中稱，為了按預定時間到達目的地，軍隊不得不採取強硬措施：
最先，走在部隊最前面徒步行進的指戰員，用自動衝鋒步槍對天鳴發，隨後，前面兩排戰士半蹲半跪，後面幾排戰士站立，為保持威懾，槍口直接對向市民隊伍。（《中國“六四”真相》，張良，明鏡出版社，2001年版）
一邊掃射一邊狂笑
屠殺見證人、北京政府機關職員北京小左（筆名），在木樨地看到有民眾中彈流血。“有人說這是達姆彈﹐我覺得不會﹐”他寫道，“鄧（小平）李（鵬）楊（尚昆）大概還捨不得浪費昂貴的開花彈來對付我們這些命不值錢的小老百姓。”
他和朋友們騎車繼續向天安門廣場方向奔去。“我們知道自己到了一個歷史關口了。肉體擋不住子彈﹐我知道這次運動失敗了。”他寫道，“但我們總可以做個見證人﹐看看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比軍隊先到工會大廈和禮士路在長安街的交口，躲在路北國家海洋局大樓下，他認為“聰明”：軍隊不會向政府機關亂開槍。
“哪想到先頭部隊過完﹐掩護車隊兩翼的軍人衝上人行道向路旁猛烈掃射。我們藏在大樓腳下﹐只能沿著大樓向東跑﹐他們也在東進﹐就變成我們被“追殺” 了。”他寫道，“我的涼鞋也跑壞了﹐雙方只隔二、三十米。火光中清楚的看到一個兵一邊掃射一邊狂笑……”（《我的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小左文，大紀 元新聞網，2004年5月29日）
22時15分
“開進中的防暴隊”
武警北京總隊5支隊8中隊的27名武警官兵，在20分鐘後，即22:15，將副軍長張美遠少將送到了前進指揮部——軍事博物館。
從五棵松路口到軍事博物館的正常車程要20分鐘。在站滿了市民和學生的長安街，沒有人知道他們是如何開過去的。
在天安門屠殺後，無論關於這一事件的軍史、黨史和國史，都沒有對這段路程的描述。而這段路程則隱藏了一個中共從不願意面對的議題：開槍！射殺阻截的市民和學生。
在警史上，北京武警支隊中校副政委李林寫道：“（27名防暴員警齊聲高喊‘衝啊——’）就憑這一聲怒吼，我們闖過了第一道難關。”
按照武警北京總隊5支隊8中隊的說法，他們是這樣殺出重圍的：
為了避免誤傷群眾，我們決定利用暴徒對我們存有的恐懼心理，採取震懾的辦法衝過去。
27名隊員一手握盾牌，一手握警棍。突然跳下車，齊聲呐喊：“衝啊——！”
這聲音，震撼心魄，洪亮無比，立即壓倒了上萬人嘈雜起哄的聲音，壓倒了石塊、磚頭擊打盾牌的聲音。暴徒們被這突如其來的聲音嚇懵了，邊跑邊喊：“快跑啊，防暴隊來了！”
後邊的人一聽喊聲，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情況，也驚恐地紛紛向後逃散。我們乘機沖了過去。
事後，有人和我們開玩笑說：“張飛大戰長阪坡，橫刀立馬一聲吼，震得三江水倒流；你們是五棵松下一聲吼，嚇跑了暴徒，喊出一條路。”
軍區首長稱讚說：“過去，聽說你們這些小夥子有三鐵：鐵頭、鐵臂、鐵腿，現在看來，還得給你們加一鐵：鐵嗓子。”
就這樣，我們闖過了開道戰鬥中的第一道難關。在從五棵松到軍事博物館的開進途中，我們時而下車清除路障，時而驅散攔截的人群，時而登車前進。
當我們到達軍事博物館時，已經是晚上10時15分。（李林，《戒嚴一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
杜斌《天安門屠殺》一書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天安門屠殺》(電子版) 專頁
(台幣定價。電子版接受台幣、美金、人民幣付款。)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