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北京攝影師、作家、獨立紀錄片製作人杜斌，主編了《天安門屠殺》一書，於“六四”24周年前夕，在明鏡出版社出版。該書搜集、整理了 “六四”事件參與者、目擊者等各方回憶，按時間順序編排。杜斌說：天安門屠殺的核心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在天安門一帶以坦克車和機關槍，屠殺赤手空拳和平請 願的青年學生和普通老百姓，這是全世界的人當時在電視上親眼目睹的慘劇，“中國共產黨政權犯了殘害人類的滔天罪行”。
該書部分內容已經在《大事件》21期選載。以下內容也選自該書。
1989年6月3日23時50分
在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北京各處關於市民和學生傷亡的消息不斷傳來。總指揮柴玲寫道：
一個工人闖進了帳篷裡，拿著一支槍指著我。
“柴玲，”他喊道，“我的那麼多的工友都為了保護你們學生死了。如果你從天安門廣場撤退，我就拿槍崩了你。如果你不讓學生們武裝起來加入戰鬥，我也會開槍崩了你。”
還沒等我讓他安靜下來，另一個學生進來了。這個人手裡拿著一把刀，他也用刀指著我。“柴玲，這麼多學生被殺害了……如果你不讓學生們撤退的話，我會捅死你。”
……我已經受夠了這樣的暴力欺辱。我站起來，把身體對著刀刃，說：“我不會下令撤退的，因為這不是我一個人就能做的決定。你要捅就捅吧！”
這讓他很驚詫，他停了一秒鐘，注視著我的眼睛。然後，他的臉上浮現出了一個詭異的笑，然後他就逃走了。
在遠處，我聽到砰砰的步槍聲和斷斷續續的、一陣陣的、不連貫的機關槍的掃射聲。想到我們現在在戰場的中間，就讓我感到不可思議。
然而，作為保衛天安門廣場總部的指揮，我必須提醒學生們：我們的運動是非暴力的。
我（在廣播喇叭裡）說：“我們不能，我們一定不能，使用暴力或者動用武器。如果你非要動武的話，請離開天安門廣場。”
封（從德，柴玲的丈夫，保衛天安門廣場副總指揮）回來報告說：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台階上，已經建立了第二個指揮中心。
他說：我們必須放棄現有的總部，轉移到紀念碑那裡去。（“在戰場的中間”，《柴玲回憶：一心一意向自由》，柴玲，香港田園書屋，2011年版）
屠殺見證人、北京大學學生麻子（筆名），21歲，自稱“一個在長安街上經歷過六四之夜的人”。他認為必須記錄下親歷的事情，否則留在腦海裡的“永遠只是那些由黑暗、火光、奔跑的人群、槍聲、叫駡斥責聲、士兵與軍官們兇狠的面孔、黑洞洞的槍口、極度的憤怒與極度的恐懼等等等等組成的一個個片斷了”。
6月3日晚，他、同學老九和老萬，騎自行車趕往天安門廣場。他記錄下自己的經歷和感受：
一路騎到甘家口，遠遠看到馬路中間站著很多人，把汽車道和自行車道都堵住了。
騎到近前，我們被一對年輕夫婦攔了下來。他們看樣子像是附近部委裡的機關幹部。他們抓住我們的車把急切地說：“你們不能再往前了，前面已經開槍了，已經死了很多人了。”
我這才看明白，原來街上站著的大概都是附近的居民。他們看到往南向木墟地方向去的人，特別是學生模樣的人就攔下來，告知前面已經開槍了，是真槍真彈，讓來人不要再去送死了。……
我跟那對年輕夫婦說：“我們必須要去，我們還有同學在那邊。”
僵持了好一會兒，他們看實在拗不過我們，就說：“你們實在要去，就把這個帶上，也許能防防身。”說著，遞過來一本《中國青年》雜誌。我莫名其妙地接過來，發覺沉甸甸的，打開一看，裡面夾著兩把菜刀。
我覺得有點好笑，但又非常感動。我把菜刀夾在自行車的後座上，向他們道了謝，就又往前行了。道別的時候，我看到他們的眼淚已經快下來了。
再往前，槍聲就更加清晰和密集了。
騎到玉淵潭附近，就不能騎了。這次不是因為馬路上站滿了人，而是汽車道上空空蕩蕩，沒人敢走。偶爾會有人拉著平板三輪車疾跑而過，車上躺著死、傷者。也看到一輛救護車飛馳過去；而自行車道上蹲滿了人，也讓人不敢再往前騎了。自行車道上的景象很奇怪，人人都蹲在那裡，把自行車放在身前，好像自行車可以當個掩體似的。
從玉淵潭到木墟地橋的這一段自行車道上，就這樣一路蹲了一長溜的人。開始我們三個人還一起往前移動了一段。後來，老九學著別人的樣，把自行車橫在身前，往那裡一蹲，說什麼也不走了。
到後來，我和老萬也失散了。這時，我覺得自行車反而是個累贅。就把車放到玉淵潭公園牆外的一個車架上。我把那本夾著菜刀的雜誌放在車旁邊，而沒有帶在身上。因為我不認為真的有事時它們會起什麼作用，而我倒覺得它們是件很好的紀念品（後來，我母親用它們作了種花的鏟子）。
這時候，大概木墟地橋這一段路已經被戒嚴部隊打通了，槍聲漸漸稀疏遠去了。橋上在一輛接一輛地過軍車，那種勢不可擋的陣勢的確讓人覺得恐怖。……
我一直摸到了橋欄下面的河堤上。這裡已經蹲了有五、六個人。有人在從堤頂上的人行道上把方磚揭下來砸碎，再把碎磚塊遞給下面的人。下面的人，就用這些碎磚塊砸向那些從橋上駛過的軍車。其實，這麼扔磚塊對那些軍車和軍車裡的人沒有任何威脅。
因為我們不敢直起身子站得很高地扔，大部分磚塊根本投不到軍車那裡。即使有個別砸到了軍車上，也就是隱隱約約聽個響。但這也就是我們這些手無寸鐵的老百姓除了叫駡以外表達憤怒的唯一方式了。
我一邊扔磚頭一邊在想，要是現在哪輛軍車停下，士兵端著槍殺過來，我們這幾個人唯一的逃命方式，大概就是跳到河裡去了。
蹲在我旁邊的是一個中年漢子，一聽他說話，就知道是個老北京。他投了一塊磚頭後在那兒嘟囔：“這會兒學生都跑哪去了？”
我一聽馬上回了他一句：“我就是北大的。”
蹲在他另一側的一個小夥子，也跟了一句：“這兒還一個師大的呢。”
他一聽好像立刻來勁兒了，跟我們聊起來：“我跟你說，真是太慘了。我這麼會兒已經抬了倆下去了。看我身上這血。有一個就在我旁邊，一槍打在肚子上。”
過了一會兒，這撥軍車大概要過完了。我們從橋下遠遠望過去，只見最後兩輛卡車在木墟地路口當街停了下來。最後一輛車上的士兵跳下車來，大概有一個班。我們以為士兵要來搜剿“暴徒”了，頓時緊張起來。
只見那個班的士兵先是列隊，然後，就跑到前面那輛車那裡爬了上去。前面的車就開走了，留了一輛空的軍車停在路口。過了一陣子，周圍的老百姓看看前面的軍車已經走遠，後面也還沒有新的軍車上來，就漸漸圍攏過去，有人爬上卡車，把裡面的東西扔出來，也就是一些軍用垮包和水壺。
我撿了一個垮包，裡面只有一個磕得坑坑窪窪的舊飯盒。
這時候，有人提議把軍車燒了。很快火就點起來了，而且很快就蔓延開來。不一會兒整個車子就燒了起來。
我到這時才開始猜測，這輛車是故意留在這裡的，目的就是讓人把它燒掉。我記得當時看了一下表，時間是12點左右。
這時候，槍聲又漸漸近了。大概是下一撥部隊到了。
人們四散逃開，找掩體藏身。我記得，我是藏在路口東北角的一根電線杆後面，旁邊是個垃圾桶。可是，大家卻看到有一個人盤腿坐到了馬路中間。所有看到他的人，都拼命衝他喊，讓他趕緊離開那裡。可是，他像是沒聽到似的，像個菩薩樣地坐著。
映著軍車燃燒的火光，伴著旁人的喊叫聲和漸近的槍聲。那個人就那樣坐在那裡。那個景象深深地印在我腦海裡。而我甚至忘記了他後來是怎樣離開那裡的，是被人硬拖走的還是自己離開的。
等這撥軍車又過去，人們重新聚集到街上。
這時，我意外地與老萬重逢了。我們就一起開始隨著人流沿著長安街向東走。我們一開始的目的地就是廣場。而人們似乎也都在擔心廣場的形勢。
兩個五十多歲的大嬸，見到我們就急步走過來，抓住我們的胳膊說道：“學生，現在可怎麼辦哪？你們說現在可怎麼辦哪？”
學生是這場運動的發起者，而且是行動上的組織者。因而作為一個整體，似乎學生有了某種地位。可是，現在面對著這兩位大嬸的問題，我這個學生該怎樣回答呢？我又能說出什麼呢？我只覺得窘迫與慚愧。
可是，又有誰能回答這個問題呢？（“自行車盾牌”，《關於六四之夜的回憶》，麻子，博訊，2003年6月1日）
在朝陽區金台西路2號《人民日報》編輯部。《人民日報》海外版編輯子夜（筆名）寫道：
電話鈴聲一直不斷，都是北京和外地讀者詢問軍隊情況的，說美國之音已經報導開槍鎮壓。總編室在沒有掌握確切情況以前，一般不輕易回答。
將近12時，終於，我們的一個記者打電話回來報告。他此刻正在木樨地附近，親眼看到軍隊先是朝空中鳴槍，接下去便對路人平射了。記者帶著泣聲說，木樨地傷亡嚴重。
這時，另一部電話響起，海外版一個記者打電話來，與他同行的三個記者，其中一個女的，在電話大樓附近被衝散，下落不明。
（《人民日報》主持編務的負責人、副總編輯）陸超琪馬上讓接電話者告訴：凡是能見的本報記者，請立即撤離現場，千萬不要發生任何意外。
電話鈴聲繼續不斷，其中一個從香港打來的，詢問北京發生的事情。接電話者正猶豫如何作答。一位編輯主任怒不可遏地喊道：“告訴他，已經殺人了，全世界都知道了！”
於是，從這時起，凡來電話詢問，一律如實證實。外人也許不知，這種作法是人民日報歷史上第一次。（“告訴他，已經殺人了”，《人民日報：38小時的掙紮》，子夜，《世界周刊》，1993年5月28日- 6月3日）
杜斌《天安門屠殺》一書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天安門屠殺》(電子版) 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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