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首次公佈【《六四日記》六月四日全文】文字電子版。1991年初寫完「八九學運備忘錄」後，曾將該日單獨整理出來，於1992年6月4日在香港《星島日報》發表一個獨家專稿，題目是「六四血夜——廣場燈滅的一刻」。2008-2009年重新整理「備忘錄」，根據十八年的資料收集整理經驗，在該日加了21個註。
封從德著 《六四日記》 六月四日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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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 星期日 陰，下午雷陣雨 晝30℃夜20℃
紀念碑上堅持非暴力
同仇敵愾，死守廣場
「談判」還是「斡旋」？
四點正，廣場燈滅
四君子勸撤
口頭表決，撤離廣場
但是，要大家撤走，這時還缺少一種形式。沒有人願意站起身來率先撤走。四個知識分子顯然沒有組織的經驗。
一片寂靜。
這時，劉光非常清醒地催促我：「必須作個表決！趕快！趕快！」話筒在我手裡。柴玲蜷在我旁邊似乎睡著了，我不忍心去驚動她。[9] 李錄顯得很沉默。靜默之中，我用期盼的目光看了李錄好一會兒，要把話筒給他，以為他會像往常一樣，來主持這個重大的表決。但是，不知何故，李錄似乎並沒領會我的意思，照舊的沉默。
就在這一瞬間，我忽然感到內心異樣的平靜，宛如一汪清潭。這是我從未體驗過的奇妙時刻。在我平常最應該睏倦的時刻，我的頭腦中異常清醒地產生了一個計劃：口頭表決。我這時感到最強烈的責任是作個表決，而並不十分在乎表決的結果如何。“馬上！必須快！”
是這股力量和意念支配我主持了紀念碑的表決，事後想起都覺得奇妙，因為我當時對形勢的險惡並無切身感受。從一點左右，我就在紀念碑三層東南角上，幾乎寸步不離，擔心廣播站被人奪走或毀壞。而北面廣場和長安街的一切情況我都沒看，既不清楚戒嚴部開槍殺人到何等程度，也不知這一時刻廣場實際上已布滿士兵，離我們最近的已經到了紀念碑北面的台階下。我甚至沒注意到廣場上中共發佈的一道道通告。
表決，必須有個表決。我確信，表決本身，比表決結果還要重要。這既因經驗形成的對於民主程序的信念，又與我當時的矛盾心情有關：這時我已不再堅持死守，原因不僅是因為侯德健的說服力，而是原先大家「堅守廣場」的優勢意識已經被打破，軍心已經不穩。在兩種對立的意見僵持不下時，任何群體都是脆弱而不足以抵禦攻擊的。
於是，我站穩腳根，握住話筒，憑藉生命的力，主持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表決：
「同學們，大家安靜一下，這裡是廣場指揮部。我們現在把廣場上的決定權交給在場的全體同學。現在情況不允許召開各校代表大會，我們就用喊聲大小來作口頭表決––我數一，二，三，然後願意留守廣場的喊『留守』；再數一，二，三，同意撤離的喊『撤離』。重複一遍，……」(64memo/1989)
沒人質疑這樣的表決方法。我就此執行。結果，我聽到兩次喊聲大小不相上下，無法作絕對的分辨。但是，這時的情形不容許我們指揮人員有任何遲疑，於是，我緊握話筒，向在場的三五千學生和市民，宣佈了這一決斷：
「指揮部認為，『撤離』的聲音較大，因此所有的人從現在起，馬上撤離廣場！請大家少數服從多數，馬上撤離廣場！」沒有歡呼，也沒有咒罵，但隱約聽到有人抽泣。我進一步宣佈了撤退方案：「同學們、工人、市民們，請分批有秩序地離開紀念碑，各校旗幟先打起來走在前面，從廣場東南角，撤到海澱區去。」
心理分析
關於撤離決定，進一步說明原因如下：
一，這一決議雖然幾乎祗是由我一人主持，但作了口頭表決之後，我同身邊的人小聲徵詢了幾句，沒有人說留，而劉光非常堅決地在我耳邊催促說「喊撤的大聲，喊撤的大聲！」他絕不是個膽小鬼。李祿也不再反對撤離。
二，心理分析。喊「撤離」的人應當不如喊「堅守」的人那麼理直氣壯，既然聽起來一樣大聲，自然判斷喊撤的人更多。
三，戰術分析。即使雙方各佔一半，我也傾向於撤。因為若決定留，那麼對喊撤的人，撤也不是，留也不是——若半數的人自行散去，實際的後果只能是更加動搖軍心，使紀念碑上的組織結構疏鬆；弄不好，一旦形成人流，造成趨勢，還是會把大部分甚至全部帶走，而其混亂局面將不堪設想。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讓這部分人留下，因為有這麼多人要撤，一旦受到軍隊的攻擊，哪怕是只有少數人撒腿開跑，整個場面必然大亂。無論哪種情形，我都十分擔憂軍隊乘虛而入，而在混亂中要是再自己踩死幾個弱小者，必然被中共當作笑柄，說死傷的學生是被同學自己踩的，玷污學生運動的形象。這樣的判斷來自幾次親身觀察，[10] 這樣的預計結果是我最不願意見到的。
四，戰略分析。斷然決定「撤」，也與當時的理論有關。即所謂「啟蒙運動」，這是運動中許多言論和大字報的主調。既是「啟蒙」，目光就要放遠些，收效也不指望一朝一夕。而這三千同學的生命，絕不應當像有的人希望的那樣，拿去換取甚麼政治功效。我將他們視為未來中國民主之光。這一批人，更加上那些在各處堵軍車的同學和市民，他們來自祖國四面八方，必然將再遍布全國各地，經過北京血與火的洗禮，爭取自由的意志與 追求民主的理念，必將牢牢在心中紮根。十年、二十年之後，這些促使中國走向自由、民主與富強的希望的種子，必將在祖國的秀麗山川之間，開花、結果、繁衍不息。(64memo/祖國萬歲)
自然，作此決斷時，我也有不少顧慮。最大的顧慮是覺得對不起阻擋軍隊的民眾，擔憂北京市民將怎樣看待學生，也擔心政府會怎樣加以利用。因此，在說「指揮部認為撤離的聲音更大」時，我已經準備好了，讓歷史來作評價吧。當時內心異常的平靜與堅定，使我能義無反顧地走下去。
撤離的決定剛宣佈，軍方便加緊了行動。一排點射，喇叭被徹底打啞了。當我和柴玲、李祿等人隨隊伍走下紀念碑三層南側的台階時，十來個穿迷彩服的士兵已經佔領了第三層，離我們不到五米遠。他們頭戴鋼盔，有的手持木棍，有的舉著小型衝鋒槍，在三層上得意地來回走動，或是忙於收查廣播站的器材與文件——自然，他們所獲有限，一切重要物件早已轉移。
這時是4點50分，離7點的期限還差2個多小時。
軍方沒有遵守承諾。
他最希望是我死了
撤離時同學們非常沉默，速度十分緩慢。走下紀念碑，向東南形成一股龐大而緩滯的人流。我夾在這人流中，默默然，一種決戰後的疲憊，幾絲對未來的茫然。劉光與我寸步不離，隨時警惕地環顧左右。離開紀念碑不到一百米時，柴玲和李祿過來，說：「為了穩定軍心，我們指揮部應該走到隊伍最前列帶領同學們，也讓同學們知道，指揮部依然和大家在一起。」於是我們向前趕，邊趕邊對同學們說：「這裡是指揮部，我們同大家在一起。」周圍逐漸匯集了一些失散的護衛人員和秘書處的同學。
紀念堂北側集中了好幾百士兵，到了南側時，則見成千上萬黑壓壓一片鋼盔。但是，同學們從廣場東南角向前門方向走時，並沒任何阻礙。大家照舊在兩側拉起了糾察線，近處有零星的市民圍觀。大家邊走邊唱《國際歌》，聲音低沉，眼含熱淚。有的市民安慰說：「同學們，好樣的。我們都能理解。」「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也有的市民習慣地鼓起掌來，隨即便有同學去攔道，「還鼓甚麼掌啊。」然後是一片抽泣。(64memo/反腐倡廉)
悲憤、壓抑的情緒到了極點。
到前門大街時，遇到許多隊士兵，或嚴陣以待，或頻頻調動。這時，同學們終於爆發了：「狗！」「法西斯！」……軍隊中無人理睬同學們的咒罵。
李錄很是沮喪，說「我要是死在廣場上就好了！」柴玲悄悄地告訴我：「他覺得我們幾個總指揮至少死一個在廣場上才好，」她頓了一下，聲音更低，「他最希望是我死了。」這大概出自內疚，覺得對不住保護我們廣場的同學而拼死堵軍車的市民。[11]
我默然無言，心情愈加沉重。
李祿帶隊折回廣場
繞過正陽門樓，向西走到前門大街時，我們趕到了隊伍的前頭。前面就是堂皇的「肯塔基燒雞店」。指揮部成員在隊伍前列一字排開，柴玲居中，我與李錄護其左右，大家手挽著手，迎接前面的危險與挑戰。
李錄建議說：「我們帶著同學們走那條『血路』，一直走到首都首鋼去，發動罷工。」所謂「血路」是指西長安街，這是流血最多的地段，從天安門向西數，主要的流血衝突發生在六部口、西單、民族飯店、復興門、木樨地、軍事博物館、公主墳和五棵松。
然而，當我們穿過狹窄的北新華街，上到六部口時，竟沒能見到任何慘烈的景象。空曠的長安街上，沒有屍體，沒有士兵，除了幾輛被燒的軍車還在冒著煙，地上撒滿了瓦礫、碎磚。大街上空空如也，只有兩邊佇立垂淚的零星市民。
這時，指揮部中形成一股衝動，李祿要帶領同學向東折回廣場。這時，不知從哪裡冒出許多市民來，攔在同學們前面，哭著說：「同學們，不要再犧牲了。前面的士兵架著機槍排在路上。」[12]
於是，大家繼續向西撤。
六部口坦克壓死11同學
從六部口街口到電報大街約300米，我們快到電報大樓時，隊伍後方突然一陣騷動，嘩嘩的如浪如潮地向前湧。我們在隊伍第一排，穩住陣勢。但是幾分鐘後，我們得到後面來的匯報：幾輛坦克從東面衝來，闖進隊伍，當場壓死11個同學！[13] 【見插圖63、64】
我震驚而憤怒，發誓要報仇。
接著，有市民將此前在六部口與西單死難者的部分名單交給我們。記得那是寫在幾頁通訊錄上的，兩處分別有二十幾個和十幾個名字與單位，是在送往醫院時收集的。(64memo/反腐倡廉)
再向西就是西單路口。十分嗆鼻的毒氣彈煙霧還沒散盡，證明這裡也發生過激戰。這時，我才注意到，天空是那麼陰沉，空氣是那麼滯悶。猛然間，發現一個商店的玻璃的窗上，赫然畫著幾個烏紅的字：【見插圖65】
「這不是墨寫的，是人血！」
這時6點半，天已蒙蒙亮，市民們仿佛都回家去了，往日繁華的街面上，再也見不到人影。一片死一般的沉寂。
在這沉寂中，又有多少母親在垂淚！
西四路口無力組織
我一路上沉悶地思考著眼下的種種情景，對軍隊的行動大惑不解。最讓我費解的是，為甚麼要在周末採取流血鎮壓行動？“六四”是星期天，市民們都在家休息，聚眾反抗的風險比平日大得多——以前大遊行多在星期天——那麼為何偏偏選這時鎮壓呢？為何不能等一兩天呢？反正已經十幾天了都不能實施戒嚴，也不著急一兩天。另外，顯然不同的軍隊各有區別，有的部隊相當克制，有的卻那麼兇殘。這又是為什麼？看來，軍政高層很可能出現了大分裂，比趙紫陽更進一步的分裂，而這次鎮壓背後實際上極有可能是一次政變！我又想到了鄧小平在4月底便讓38軍帶棉衣，楊尚昆說「軍隊進城，絕不是為了對付學生的。」許多內幕，都在迷霧之中。
內疚感越來越強。看到「這不是墨寫的，是人血」的文字，想像昨夜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做出的巨大犧牲；又看到空曠的街面，顯然戒嚴部隊並沒有完全控制整個北京，而我們卻在撤回學校；這時，紀念碑上的爭議又在我耳中回想，我感到無顏向北京市民交代。這時我想，大屠殺後民眾會不會起來抗暴，大規模的遊行罷工會不會發生？我決定一試，準備重返廣場，回去路上正好在市內遊行，吸引民眾參加。
但是，在西四路口，我終於明白，指揮部已經無力組織任何行動了。我帶著最前面的開路糾察向東折，北師大、政法大學等校校的同學卻往北走，而混亂之中，北大、人大和清華等隊伍則向西奔海澱方向。我趕快放棄向東折回的嘗試，找了半天才在西邊找到指揮部，而這時已經有至少三分之一的同學分流到北面去了。
青天白日，四具橫屍
西四向西二里，是白塔寺路口。柴玲、李錄帶著隊伍向西來與我匯合，奔海澱方向。許多人不斷鑽到第一排，儼然以指揮部成員自居。我和劉光都受不了，便到前面去探路。這時，開始有市民站在路邊，遞給同學們油條、饅頭做早點。這時，有幾個同學手中提著血衣攤著子彈，向市民展示軍隊的罪惡，邊走邊敘述：
「你們看看！你們看看！」
路旁的男女老少，見了學生，個個垂淚，有的女人經不住，就「嗚嗚」地哭起來。一路上都是這樣。
白塔寺路口聚了不少市民，約有20來人站在路當間議論著甚麼。我猛然見到十字路口當中，青天白日之下，竟然橫躺著四具屍體！急忙跑到市民當中，拉著一個過路的三輪車工人的手，央求他將屍體收起來拉走，在那工人的躲閃中，我說願出錢買他的三輪車。
這時，市民們圍了過來，一個中年壯漢將我推到一邊，憤憤地粗聲對我喊道：
「你們學生要敢作這樣的事，我就跟你們沒完了！」
我大惑不解。一位長者提示我說：「學生，這幾個人都是解放軍啊！昨晚這裡百姓死了四十多個，可比他們慘。你看那邊（他指著東面一家醫院，有幾個護士出入），連穿白大褂的都不願救這班凶手啊！」
我這才仔細打量了一番，這些屍首渾身黑乎乎的，分不出是血還是泥。有一個似乎還抽搐幾下卻沒有呻吟。我實在不忍再看下去。在幾分內疚和十分無奈之中，棄之而去。後隊的同學繞過他們，不知最後有沒有人將他們收殮起來。
怒燒《解放軍報》社標語
再往西不久，到了《解放軍報》社門口，因為是星期天，裡面空無一人。大家也走累了，索性坐在街上，有幾個同學翻過鐵柵門，爬到裡面的建築上將牆上掛垂著的「堅決擁護黨中央的英明決定」、「實施戒嚴，維護首都人民的安定團結」之類的紅布標語點上火，燒了。一路上，同學們一見到這樣的標語就要發瘋似地燒掉。
從阜城門外立交橋向北，沿展覽路到了西苑飯店，幾十層高的大樓上也掛有這樣的巨幅標語。同學們費了較長時間，才爬到樓頂，將標語卸下，用火燒掉。我實在睏得要命，躺在馬路上便睡著了。
李祿將我拍醒，隊伍要繼續開拔。這時我意識到自己的責任，要趕快與北大籌委會聯繫，安排這批外地同學食宿。於是，在西苑飯店外想找輛出租，劉光攔住了我：「你得同大家一道走回學校！」我只好找了一個騎自行車的同學先回北大報信。
死亡數字二千七？
自白塔寺之後，便不斷聽到死亡數字在不斷增大：二千、二千六、二千七……每次我都十分驚詫：怎麼會這麼快就有了統計數字？對其可靠性十分懷疑。到了西苑，見同學抱著一台收音機，這才恍然大悟：地球對面的「美國之音」在收集北京城的傷亡情況方面，可能比我們廣場指揮部還要詳盡而迅速。從收音機中聽到，「美國之音」報導死了二千七百人，說是紅十字會負責人透露的。另一家很清晰的電台叫「中廣新聞網」，後來才知是台灣新辦的，也有類似的報導。我告訴周圍的同學，在指揮部查實之前，不要再傳播這樣的數字，否則記者又會從同學們口中「引證」死亡數字。[14]
隊伍在人大又分走一批，到北大時，只剩下五百人左右。許多是外地同學。臨近黃莊時，老廣——我那個黨員同學——十分興奮地跳到我和柴玲跟前：「你們還活著！」
張伯笠這一夜沒同指揮部在一起，撤退途中不知何時歸隊。[15] 到中關村時有上千市民圍觀，伯笠十分起勁地施展了他的演講才華。到北大校門口時，籌委會在這裡組織了一個歡迎儀式，幾百北大師生圍著廣場同學，聽柴玲和伯笠向他們控訴軍隊的暴行。【見插圖66、67】
我無法記錄那麼多的眼淚。沿途總有婦女號啕大哭，無人不掩面而泣。這時我才明白，這一夜全城的人都沒睡，他們很清楚長安街上的慘狀。
解散指揮部 疏散外地同學
回到北大，已臨近中午。我們將隊伍帶到29樓外面，北大籌委會安排了這些同學的食宿。有許多教師、市民願意將外地同學領回家中，以躲避軍隊的搜捕。我與籌委會的常勁等人談了幾句，便帶著廣場指揮部的人到二十八樓廣播站去，在廣播中，我向廣場回來的同學宣佈廣場指揮部解散，對他們的安排由北大籌委會接替。(64memo/祖國萬歲)
然後，和指揮部幾個人在238室商量下一步怎麼辦。屋裏有柴玲、李祿、我、辛苦、劉光、馬斌及李祿的二個保安。
這時，有一個台灣女記者跑進來，[16] 拿著一張條子要請柴玲看。柴玲已趴在床上睡著了，我接過條子看了看，說：「對不起，我們不認識這個人。柴玲累得不行，能不看嗎？」記者十分理解地不再說甚麼。李錄好像與她很熟絡，同她聊了一會，得知竟有一個台灣記者脖子上挨了一槍，另一個下巴挨一槍，他們真夠勇的。[17]
大家都睏得不行，我和李錄商量著下一步行動計劃。現在必須逃亡或組織地下活動了。我堅持大家必須分散行動，「總不能讓他們一網打盡」。於是，商定好聯絡方案之後，我們分成了三組，辛苦、李錄及其保安一組，他們只要了六百元！他們竟是靠著這麼點錢，最先逃離了大陸。
北大博士生的故事
我叫醒柴玲，準備我們的逃亡。首先要換衣服，我們到29樓找到那個博士生，他給我和柴玲各找了一件換上。我將一些文件留在博士生那裡，請他保留或處置。[18]
從這位計算機博士生的口中，我們又聽到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原來，他昨晚也到了西長安街上堵軍車，「我們一隊學生糾察，排在路當中，後面是市民，前面是坦克。大家喊甚麼？『活著都不怕，還怕死嗎？！』子彈打來，我左手挽著的同學，一槍倒了；右手的同學，一槍也倒了——我是從死人堆中跑出來的。這時我看見甚麼？一個女孩，不到二十，左手插腰，右手揮動著（博士學給我們看），站在路當間，她竟相信坦克會在她面前停下 ！但是，坦克就是在她身上碾了過去。……」
他沒有哭，只是低著頭說，他已不再激動，如其平常一般的泰然。
出來時，聽雷雨之中，有籌委會在廣播中放羅大佑的歌：
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
黃色的面孔有紅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
西風在東方唱著悲傷的歌曲
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
沒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遊戲
每個人都想要你心愛的玩具
親愛的孩子，你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尋那解不開的問題
多少人在黑夜裡無奈地嘆息
多少人的眼淚在無言中抹去
親愛的母親，這是甚麼道理？
……
去導師和丁校長家求助
柴玲從睏倦中醒來後，見我已經讓馬斌走了，而我並沒有甚麼現實的出逃計劃，她很不滿意。當時我還堅持認為在校園內比哪兒都安全。找了幾處皆無法藏身。最初我想去國際關係學院，想到辦托福班的老師那裏去躲躲，但到海澱出租車卻沒有車。柴玲很煩，在我們這樣的不和之中，劉光失望地走了。他相信我倆單獨走更安全。我很惋惜，要給他一點錢，但他愣是堅持分文不要！[19]
國關去不了，我們只好再去蔚秀園找我導師，希望她能收留我們躲藏。我的導師驚訝地問﹕“真殺人了嗎？”她家住有親戚，不便收留，於是她打電話找丁石孫校長。丁校長還記得我，約我們去他那裏。從我導師所在的蔚秀園到丁校長的中關園，要穿過校園，有三四里路。途中下起傾盆大雨，卻將我淋清醒了一些。到了丁校長那裏，他也衹能對我們說﹕“我現在是無能為力，你們要留在學校，我可以保證你們三天的安全。三天之後，我也難料。”他認為他不公然反對當局，留在校長任內，對北大同學更有好處，至少可多保護一些師生。[20]
幾個小時之後，我們終於失望，在雨後的校園內漫無目的地遊蕩。一切已成過去，前途卻很渺茫。一種深深的失落與無力感，向我們襲來。
在電教東面，意外碰到了天安門民主大學的一個籌辦人。他說知識分子要在某校集合，已經準備好了幾十本護照，問我們要不要去。柴玲沉默不語，我卻很生氣，冷冷地說「謝謝，不必了。」他沒多加勸說，拎著一隻小手提箱要走。突然，又轉過身來，對柴玲說：
「你等著瞧，以後我的名氣會比你更大。」
說完就走了。我幾乎不敢相信，這竟是我們同伴的臨別贈言！但當時，我簡直沒有甚麼知覺，心已麻木。柴玲也極其平靜，好像沒聽見似的。
小白兔
下午北大的校園，經過暴雨的洗禮，空氣異常清新，與籌委會廣播站中的緊張氣氛宛如兩個世界。我們繼續在電教北面躑躅，突然柴玲臉上一副歡欣，宛如幼兒天真的笑：
「小白兔！」
青草叢中，一隻小白兔蹦來蹦去。昨夜的槍聲並不影響它迎接新的陽光。小白兔是我們結婚前的寵物，我們曾一道養了幾隻，常常拿到北大的草地上去放。她已經對未來完全放棄了希望？還是依然對生命有執著的頑強？她並不怨我沒有為自己準備一條後路，而將未來的安排暫時放下，還是完全信托於我？她因我而參加運動，現在卻……這時我鼻子一酸，摟住她，含著淚說：
「我對不住你。我完全沒有準備後路。」
柴玲一聽，眼淚也落下來，我們就在這個草地邊發誓：活下去！
從此，我們振作起來。具體辦法依然沒有，我想到同學那裡借兩部自行車，走到了29樓外時，常勁十分驚異地看著我們：
「你們怎麼還沒跑！40人黑名單上有你們，知道嗎？李鵬說見到這些人可就地處決！」這時我才慚愧地說，我們沒甚麼辦法可想。危難之中，還是北大籌委會幫助了我們，給了我們五千元人民幣和兩部自行車，以及一些朋友的地址，讓我們去那裡躲避。[21]
天已濛濛黑，我們騎上自行車離開北大，懷裡揣著八千元錢，從此踏上了長達十個月的逃亡之路。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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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廣場最後幾個小時最好的錄像記錄是西班牙電視臺的記者拍攝的，後來在日本NHK電視臺播放過。
[2] 最後的廣播站沒有甚麼帳篷，而是穿北大體恤衫“制服”的糾察隊圍成的一圈。邊上有個小帳篷，但我們不在裏面。
[3] 目前確切知道的廣場上的“六四”死亡案例有二：1）程仁興，中國人民大學蘇聯東歐研究所的雙學士生，被戒嚴部隊槍殺於天安門廣場旗杆下﹔2）戴金平，北京農業大學園藝系碩士研究生，在毛澤東紀念堂附近遇難。另外，凌晨兩點半左右，學生糾察總指揮張健在廣場東北角被一團級軍官近距離連開三槍，中彈倒地，被送往同仁醫院。最近，留在他體內的子彈才動手術取出2/3，還有1/3與骨肉連在一起永遠留在體內了。
[4] 李祿也記得類似的場面，但在子夜前。見《回顧與反思》第309頁。
[5] 據幾位當事人的回憶，此前邵江從屠殺現場跑回廣場，請四人勸同學們撤，劉曉波起初反對但被說服，於是四人到絕食團廣播站勸柴玲和李祿無果，這時“好在紀念碑上還有另一個廣播站，好在同學們都集中在碑的四周，一位聲音非常穩健，也相當沉得住氣的男同學（也許是李祿，或封從德——作者註：李祿當時在絕食團廣播站），是他在這最後關頭一直還能自我控制，儘量以自己的平穩的聲音安定大家，也是他帶著我們再度衝上紀念碑接過其他同學正在播音的話筒，把我們四人介紹出來，於是我們開始了第一步：以和平非暴力的理想勸說大家放下一切可能被當作是武器的東西。”見侯德健『我的親身經歷』（《天安門民主運動資料彙編》第339頁）。
[6] 劉曉波的回憶裏面也有這句話，但變成柴玲對他講的。這句話是撤到半路上柴玲告訴我的，意思是很感安慰：大家在最後關頭終於團結一致，而劉曉波也終於明白吾爾開希是怎麼一回事。
[7] 有一個流傳很廣的無稽之談，說柴玲對劉曉波、侯德健講：“趙紫陽派人來傳話，要求學生在廣場堅持到天明”。這應該是編造的，因為我一直在廣播站，寸步不離，完全沒見到這樣的戲劇化場景，最後的現場錄音中也沒有；而最後宣佈撤離的是我，如果柴玲有這個想法，至少也應該告訴我。這應該是甚麼人故意編造的或以訛傳訛。李祿在自傳中說是一個逼迫柴玲不撤的人說的，當時拿了一把手槍對著柴玲說：“我們必須堅持到天亮，趙紫陽會帶軍隊起義來支持學生……”見《Moving the Mountain》第197頁。
[8] 當時在場的《星島日報》記者蔡淑芳也聽到最後期限是早晨7點，見她在該報6月7日7版“天安門廣場最恐怖之夜”一文中的記述。李祿自傳中也記為7點，見《Moving the Mountain》第199、201頁。
[9] 劉曉波在書中說，“在封從德主持廣場上的人就撤留問題表決時，柴玲趴在我的身上，不住地抽泣。她最後趴在我耳邊說：「劉老師，吾爾開希真是個王八蛋。」”這不可能，因為我記得那時柴玲就躺在我身邊。
[10] 其中印象最深的是4月18日夜間新華門那次。
[11] 直到寫備忘錄時我還不知道5月15日成立指揮部時，李祿和柴玲設定的加入指揮部的條件：在同學死去之前先作犧牲。他們的話大概與此有關。另外，和平撤離廣場的學生隊伍走到前門之前也有傷亡，當時在隊伍中的程真和王磊各自目擊了2-3人的中彈情況，王磊（西北大學學生）還抬了兩個傷亡同學去前門醫院。見六四檔案網站上二人的“六四口述實錄”。
[12] 張伯笠在1998年出版的《逃亡者》一書及其英文版中，這樣描寫當時的情景：坦克碾壓11個同學之後，“李錄突然說：‘站住，我們應該回廣場去，我們沒有權力把廣場丟掉！’柴玲、封從德沒有表態。人們堅決反對，也認為這太不現實，而且中共肯定會下毒手，近百輛坦克，十幾萬軍隊守在天安門，我們回去不是送死嗎？我認為人的生命應是最高準則，我們的責任是讓他們安全地回到學校去。糾察隊長墨軒只能說：你們是指揮，你們說去哪我就帶隊伍去哪！結果我和柴玲、封從德帶隊伍回北大，而李錄、墨軒帶著一部分隊伍重新向廣場折回，也許他們看見跟隨他們的旗幟太少，後來又回來了，不過可以看出同學們是多麼痛苦地離開廣場。”我記得李祿帶隊伍向東是在之前，我們剛上長安街時，但我完全沒有印象當時張伯笠在場，尤其是對他和李祿的爭議更沒印象。
[13] 據丁子霖『瘋狂的坦克』一文，六四清晨“六部口死者5人，傷者9人，一共14人。這14人中的13人都有姓名、年齡、單位及受傷、致死部位。”五位遇難者是林仁富(30歲，北京科技大學應屆畢業博士生)、董曉軍(20歲，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青年工作系86級)、王培文(21歲，中國青年政治學院86級)、田道民(22歲，北京科技大學管理系85級)、龔紀芳(19歲，北京商學院企業管理專業88級)。受傷的9人是方政(北京體育學院85級)、王寬寶(北京科技大學研究生)、中國青年政治學院4學生(蘇文魁、趙國慶、錢奕新、單連軍)、權錫平(北京鐵路局南口機務段工人)、劉華(北京某民營公司職員)及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女生(北京某大學)。見丁子霖《尋訪六四受難者》第194-199頁。最近查到香港《明報》6月15日頭版刊出的三幅六部口坦克殺戮的照片，其中一張明確寫道照片上的死者中有兩個是北航的，一男一女，男同學是北航糾察隊員。對照《丁子霖名單》，可以判定這位男同學就是其中的47號虢安民，23歲，已通過考研，“6.4.凌晨，頭部中彈﹐當即死亡﹐半邊臉被炸飛﹐遺體於當日停放在政法大學主樓大廳﹐數日後由北航領回。”這樣，六部口死者至少7人，而從當時指揮部得到的報告以及大量其他人的見證（如吳仁華、高新、蔡崇國），應該是11位死者，中間差了4人，我推測很可能是外地同學，因為：1，上述16位死傷者全是在北京的學生和市民；2，廣場外地同學比例很高，最後撤離時也應有一半左右；3，外地同學零散，辨認身份較難，親人無法及時趕到，很多從此就成為“六四失蹤者”。從《丁子霖名單》目前188人的描述看，外地同學只有1位是明確在北京遇難，另有2人失蹤，總共只有3個外地同學，這個比例顯然有問題。
[14] 我當時並不太相信二千七這個數字，尤其是那些說有五六千甚至上萬的，所以8日到武漢大學時還讓柴玲留個錄音以正視聽。但後來暸解到紅十字會這個數字可能還是比較準確，因為它與另外兩個來源的數字吻合：一、北大籌委會和北高联派出28辆校车數百人去几十家医院的调查结果，將近三千；二、美国学者Timothy Brook书中有六四当天11家医院的死亡数字共478人，据此他推测整个北京124家医院应有2800人死亡。見常勁、王有才“六四口述實錄”及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161-162。“六四”後不久，吾爾開希在香港電視上說“廣場死亡數以千計，北京，我想數以萬計，我這是比較保守的估計”（廣見6月29日港臺各種報紙），但後來承認那是夸大，又說“我相信廣場有死人但不多，至少有一人死亡。[整個六四死亡]大約是一千人左右”（《開放》1995年6月11頁）。戴晴也有類似轉變，她在“六四”當天說“最少有兩千群眾及學生在軍隊衝突中死亡”（《聯合報》6月5日2版），後來則說“我估計不會超過一千人”（《開放》1993年2月46頁）。李祿則在7月12日對外稱“親眼所見，以人格擔保，廣場上至少死亡數百人，街道上至六四凌晨則在二到三千，以後無法估計”（《聯合報》7月14日2版）。
[15] 張伯笠多次回憶他在“六四”凌晨的活動，每次說法都有不同。他在1993年5月28日《新聞自由導報》上的文章中說，民主大學開幕式一結束他就“帶領十幾名同學迎著槍聲向包圍廣場的軍隊衝去”，在前門肯塔基燒雞店與士兵對峙，後又在前門附近的急救站見到很多傷員和死者。但在2004年5月接受BBC採訪時，張伯笠則說民主大學開幕式一結束他就帶領同學們去了紀念碑，而且繪聲繪色地描述了紀念碑上撤離的全過程。兩個說法顯然矛盾，其中許多錯誤也說明他當時並不在現場，如我最後進行口頭投票是用廣播而非“一個小喇嘛”；又如他說撤退時和指揮部一起走在第一排，但我清楚記得當時李祿和柴玲對他的消失還頗有微詞；尤其是他說“我們第一排出來迎接軍隊，解放軍的槍口都對著你，所以侯德建就過來說：‘能不能把槍口抬高一點兒，對著天，好不好？’”這根本不是當時的情形，而據侯德健的自述，侯並不在那里，他既沒從東南角走（而是去了歷史博物館前）、也不是早幾批撤出來的。另外，張伯笠在1998年出版的《逃亡者》一書及其英文版中，雖然第一章便是描寫六四的情況，但完全沒提及前門的經歷，而是從廣場撤離開始講起，並說走出廣場時還“回頭望去，民主女神像被坦克推倒”。這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兩三個小時前女神像就被推倒了。隨後對六部口的敘述也有許多類似問題，都說明他當時並不在現場。另外，1994年張伯笠在“回憶天安門民主大學”一文中提到，那晚他哥哥張翹就在民主大學臺下，“一個兢兢業業廉法剛正的共產黨幹部，值得信賴的兄長”，張伯笠受他的影響很大，鐵道部領導專程讓他來帶弟弟回去，但文中未提是否跟他走了。見《中國之春》1994年1月87頁。
[16] 徐璐，臺灣《自立晚報》記者。
[17] 臺灣《中國時報》記者徐宗懋。六四凌晨學生撤離、軍隊進去時，徐宗懋在廣場南邊遭槍擊，當時滿身是血，子彈從頸部打進去，穿過喉嚨，從嘴巴出來，隨即被送往同仁醫院。後來他的前排牙齒被換成假牙。
[18] 這位博士生的名字在1990年的手稿中沒有記下來，現在我已經忘記了，也許就是常勁說的嚴勇。據常勁修訂補充，當時北大校方請他到校長辦公室“以對同學們負責任的方式”正式通告已確認北大死亡四人，並要求籌委會解散以保護校園不被戒嚴部隊進駐，當時北大校黨委副書記說，“如果戒嚴部隊強行進入北大校園，北大百年光榮傳統會毀於一旦”。常勁記得名單上有化學系的講師蕭波、學生孫輝和概率系的嚴文。常勁對嚴文印象很深，他哥哥嚴勇是計算機系博士生，很活躍很支持籌委會，而嚴文在5月29日左右從常勁那裏得到批準借到攝像機，六三晚上就去屠殺現場拍攝，為歷史作證。那臺攝像機是丁健從美國帶回來捐贈給籌委會的，丁健代表美國留學生送來大筆的捐款（“六四”丁健曾任全美學自聯副主席，後回國下海，任亞信科技董事長）。據丁子霖名單描述，嚴文當時23歲，六四凌晨一時許，在木樨地幫助攝像時被打中右大腿根部動脈，送海軍醫院搶救不治身亡。嚴文為記錄歷史揭示真相而付出了最為高昂的代價。
[19] 劉光後來去了四川都江堰，去找我父母，告訴他們我還活著。他後來被捕入獄，關在武漢。
[20] 當時我不知道丁石孫校長“為了作出抗議，已經辭去黨籍”（《香港時報》6月5日引述北大校內的一張告示）。
[21] 據常勁修訂補充，他當時給了我們五百元，然後找到謝劍，謝劍又讓籌委會財務部的劉蓉（北大圖書館系學生）取五千元和一千元兌換劵，並把他們的自行車送給我們。我們完全沒用他們給的朋友地址，而是另有安全策略。
近日因為劉曉波獲獎事，八九年六四凌晨在天安門廣場上到底發生了什麼，又引起眾說紛紜。這裡將拙著《六四日記》中六月四日正文及註釋的全文發表於此，以便大家參考、引用。
另外，我還整理了一個視頻【"六四"淩晨天安門廣場撤離過程錄音（劉曉波、周舵、封從德）】，見：
封從德 2010年1月3日
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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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指揮部新建廣播站
紀念碑上堅持非暴力
同仇敵愾，死守廣場
「談判」還是「斡旋」？
四點正，廣場燈滅
四君子勸撤
口頭表決，撤離廣場
心理分析
他最希望是我死了
李祿帶隊折回廣場
六部口坦克壓死11同學
西四路口無力組織
青天白日，四具橫屍
怒燒《解放軍報》社標語
死亡數字二千七？
解散指揮部 疏散外地同學
北大博士生的故事
去導師和丁校長家求助
小白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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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指揮部新建廣播站
紀念碑上堅持非暴力
同仇敵愾，死守廣場
「談判」還是「斡旋」？
四點正，廣場燈滅
四君子勸撤
口頭表決，撤離廣場
心理分析
他最希望是我死了
李祿帶隊折回廣場
六部口坦克壓死11同學
西四路口無力組織
青天白日，四具橫屍
怒燒《解放軍報》社標語
死亡數字二千七？
解散指揮部 疏散外地同學
北大博士生的故事
去導師和丁校長家求助
小白兔
封從德著 《六四日記》 六月四日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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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 星期日 陰，下午雷陣雨 晝30℃夜20℃
轉移指揮部新建廣播站
凌晨一點。轉移了財務部之後，我鬆了一口氣。下一步要轉移指揮部。我建議將廣場上所有同學都集中到紀念碑周圍，並在那邊安一個廣播站，憑藉地勢作最後抵抗。李錄與柴玲留在絕食團廣播站，在廣播中請求同學們向紀念碑匯聚，並批駁了「拿起武器」的言論，強調學生運動歷來堅持的「非暴力」原則和「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紀律。[1]
我很清楚自己要做甚麼：在紀念碑上重建指揮部。兩個廣播站都在平地，很容易受到攻擊，因此都不能繼續作指揮部。我讓李錄和柴玲等人二個小時之後到紀念碑三層去找我，便告辭開始行動。
新的廣播站（也就是新的指揮部）建在紀念碑三層西南角，即原先財務部所在的地方，角上有一項帳蓬。這個方位最不容易受到軍隊攻擊––我估計軍隊主要從西面和北面來。而確保軍隊找不到學生的指揮系統，是我重建廣播站和指揮部的主要原則。重建廣播站，技術並不複雜，只須將「學運之聲」的廣播器材搬上來即可。我們啟用了那台長期不用的發電機來供電，以防軍方突然斷電。有兩桶汽油，足夠燒一夜。我請了一位懂行的同學專門看管發電機，並讓人將汽油隱藏到子彈打不著的地方，以防不測。[2]
紀念碑上堅持非暴力
凌晨二點過，柴玲、李錄等人撤到紀念碑三層上來，絕食團廣播站的站長王童告訴我，他將那裡所有的器材都砸爛了，衹帶了一隻收錄機上來。[3]
隨著指揮部轉移過來，各種情報、爭議和混亂也隨之而來。流血事件的報告依然不絕於耳，紀念碑上的市民和學生便出現了巨大的意見分歧，而這些分歧都戲劇性地匯聚到柴玲的頭上——一個工人拿一隻手槍頂著柴玲：「我的兄弟已經被打死了，你們學生要是還要說甚麼『非暴力』的屁話，我就一槍崩了你！」另一個學生則拔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衝她喊道：「誰對軍隊動手就是害大家的命，誰要是說拿起武器，我就先和他拚！」[4]
當時的緊張氣氛難以描述。實際上，在紀念碑上同時有好幾起不止於「文鬥」的兩派爭執，也不盡是市民要以牙還牙，血債血償，也不是所有學生都堅持「非暴力」。在擁擠的人群中，不時爆發陣陣騷動，新的廣播兩度險些被衝垮。那個拿槍的工人大約是「工人敢死隊」的，後來這班人馬乾脆離開紀念碑，紅著眼去跟軍隊拼命去了。後來聽說沒有一個有下落。(64memo/祖國萬歲)
我竭力維護指揮部的秩序，一面在廣播中不斷呼叫○○八和北大二十八支隊來虛張聲勢，一面將帶上來的那二箱「北京大學」Ｔ恤衫分發給守衛在廣播站周圍的同學，實際上無論是誰，套上這身「號衣」便自然成了廣播站的糾察。廣播站周圍立即一圈的白色，如此氣勢之下，再也沒人搗亂了。一個簡單的技術，往往可以起決定性的作用。
新開放的廣播，採用「自由論壇」的形式，讓大家自由辯論，實際上還有發泄與穩定情緒的作用。經過一段激烈的辯論，「非暴 力」的原則得到了捍衛。這個原則最有說服力的論點是：眼下，大軍壓境，一個人的暴力反抗等於是全體遭殃；長遠來說，我們從一開始便堅持非暴力，不讓血仇一環接一環地反覆下去，便等於是拯救了無數無辜的生命和祖國的安寧。一個市民拿過話筒說﹕“原來我不懂甚麼是非暴力，現在我明白了，這才是對付軍隊最明智的辦法。”
同仇敵愾，死守廣場
三點左右，侯德健、劉曉波等絕食四君子趕到廣播站，要勸說同學們撤離。[5] 侯德健是我很推崇的詞曲作家，我不光覺得《龍的傳人》唱出了中國人的屈辱與希望，也十分欣賞他其它一些歌曲的深沉。在大陸共產黨允許的文化氛圍之內，他是少有的具有思想與個性的藝術家。而劉曉波在激進反傳統的大學生中，也頗有影響。因而，他們的勸說，最初引起許多同學的驚訝與反感：知識分子的軟骨病。這背後的潛意識大概是：你們當然很清楚，夾在學生最中間，是無法臨陣脫逃的。
共同抵禦外強的決心，促成了內部的團結。與指揮部講和的，還有那些平時總來與我作對的人。劉強近日常常反叛，穿件Ｔ恤衫自稱「無領無袖」，這時也到廣播站來，重重地點點頭，說：嗯，烈火見真金。工人糾察隊和市民敢死隊的人也站到指揮部一邊。大林和程真上到紀念碑來同我們擁抱，說要與我們死守到底。劉曉波低聲地對柴玲說：「吾爾開希真不是個東西！我現在才理解你們。」[6]
「絕食四君子」最初在廣播中勸說大家的，尚是關於堅持非暴力原則的重要性。他們依然習慣長篇大論，但我記得很深的是劉曉波說：「……請你們放下手中的不成武器的武器，否則等於是謀害大家的性命，也給政府製造口實，損害整個學生運動的形象。」口才最好的還數侯德健，他說：「我們追求的絕不是死亡，我們追求的是真的生命！」
這時，柴玲和李祿去北面巡視，我在廣播中配合他們，請大家將手中的磚塊、木棍、汽油瓶和槍枝交給指揮部。我重申了學運一貫堅持的非暴力原則，及這個原則與達到我們追求的必要性，也強調了指揮部的權威和同學們應遵守的紀律。我要求○○八的下屬、北大二十八支隊和所有在場的糾察隊員配合指揮部的收槍行動。(64memo.com / 反貪倡廉)
一個工人含著眼淚交出一挺重機槍，辛苦和其它同學抬到毛主席紀念堂前的群雕下給砸了。木棍、磚塊、槍械集中到一個帳篷中，由專人看守。劉曉波也收了一些槍砸了。
二個來自法國的記者傳口信到指揮部：「我們一定與同學們堅持到最後！」我很感動地在廣播中向大家宣佈這個情況，紀念碑上一陣掌聲。這時只有極少的外國記者敢於到廣場上來。
「談判」還是「斡旋」？
接下來，「四君子」開始勸撤了。滔滔不絕有半個小時。停頓之間，紀念碑上一片沉寂；凝重的夜色中，火光與槍聲如除夕的炮丈，從遠處傳來。
自然也有同學操起話筒表示反對，最主要的理由是：一，北京市民冒死堵軍車，我們在最後關頭主動撤出陣地，日後無顏見江東父老；二，軍隊不一定能夠立即佔領廣場，只要堅持二個小時到天亮，百萬市民就會湧到廣場上來，我們就有希望堅持下去；而一旦撤出廣場，一切便無可挽回了。[7]
這時，許多同學並沒有真切地意識到，軍隊決心且已經採用了最為殘酷的手段。大家還不能相信，這些「人民子弟兵」會不用木棍和橡皮子彈來驅趕人群，而會用惡毒的開花子彈（達姆彈）。許多人設想到的最壞情況不過是頭上挨兩棍子，最多打傷打殘抓進監牢。在同學們的頭腦中，南韓學生與警察對峙時的催淚彈、警棍和橡皮子彈的印象太深刻了，這兩年在大陸電視裡，幾乎天天都有這樣的新聞鏡頭。
在辯論過程中，指揮部除了堅持提倡非暴力原則以外，並沒有加入。我作為廣播站的主持人，更不宜加入辯論的任何一方。四君子有點著急了，侯德健過來向我提議：由他們四人出面，與軍方談判，要求和平撤離廣場，要求戒嚴部隊在大家撤出時保證安全，他希望徵得指揮部的同意。(自由萬歲 / 64memo.com)
我沉吟片刻，對侯德健說：
「你們願意做甚麼，是你們的自由；你們若希望以第三方的姿態去與戒嚴部隊交涉，我個人表示欽佩；但是，你們絕不能說是代表學生指揮部去與軍方談判。與軍方交涉的結果也必須經過同學們的表決才能生效。」
我記得很清楚，侯德健是在明確得到我的這樣界定之後，才與另三個走下紀念碑，去與軍方交涉的。因此，這次所謂「談判」，勿寧稱為「斡旋」。
這時是凌晨3點3刻。
四點正，廣場燈滅
凌晨4點正，廣場上的燈全滅了。驚駭之中，大家感到死神在黑暗中披著一道道閃光向紀念碑襲來。剎那間，一切都像是凝固了，廣場上靜得怕人。為了安定大家的情緒，我將已經準備好的《國際歌》和《義勇軍進行曲》等錄音在廣播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
突然，從南面的紀念堂方向傳來一陣猛烈的槍響，是士兵在向紀念碑點射，大概用的是自動步槍。當時我是站著的，面向東北，劉光一下子將我的頭按下，後來他說，當時一顆子彈就在我們倆的頭頂上空穿過，語氣神情，頗有責備之色。而當時我覺得要蹲下身來躲槍彈，簡直是一種羞辱。(64memo/89)
點射斷斷續續地持續了十幾分鐘，目標主要是紀念碑上安置的高音喇叭，這些喇叭離我們頭頂不足一米。很快，他們便將喇叭殼打成蜂窩一般，但是並沒完全擊中連到廣播站的導線。我實在驚詫於這些「人民子弟兵」竟毫無顧忌地向「人民英雄紀念碑」開槍！
而這黑暗中，又有多少罪惡發生？
四君子勸撤
4點半，廣場上的燈又亮了。侯德健等人「談判」回來，繼續紀念碑上的去留之爭。侯德健在廣播中對大家說，戒嚴部隊願意在 廣場東南角留出一條通道，讓同學們和平撤走，保證不向和平的同學開槍。記得他提到，戒嚴部隊的唯一要求是：早晨7點之前務必撤出廣場，這是他們接到的命令中清場的最後期限。[8]
侯德健接下來要勸大家趕快走，這時，從四面八方傳來陣陣的咒罵：
「軟骨頭！投降派！」
「侯德健，你滾開！怕死鬼，要走你自己走，沒人攔你！」
……
有人衝到廣播站前，揪住侯德健要揍他，說是不許他再動搖軍心，周圍的糾察隊員死死地圍住廣播站，保護四君子與指揮部成員。
劉曉波抓住話筒，急了就結巴：
「同學們，我是，劉曉波！我是劉曉波！請大家相信我們，不要犧牲了！我們已經流了太多的血！一滴血和更多的血是一樣的。」
咒罵的勢頭稍微平息下來，侯德健緩過一口氣，接著對大家勸說道：
「同學們，我相信，現在留在紀念碑上的沒有一個怕死的！我們都不怕死！」在靜聽的人群中傳來陣陣輕微的哭聲。「但是，我們死得要有意義！眼前的事實說明，現在的政府已經不值得我們為之犧牲了！我再說一遍：我們追求的絕不是死亡，我們追求的是真的生命！同學們，請相信我們，趕快撤走！我會留到最後一個同學撤走為止！」
是侯德健這番英雄主義氣概感動了大家，為最後決定撤走作好了心理準備。
"六四"凌晨天安门广场撤离过程录音剪辑（刘晓波、周舵、封从德）
【录音来源】：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师
【磁带原长】：60分钟
【內容简介】：刘晓波等人劝撤和广场指挥部封从德主持撤离表决、撤离时同学受伤的录音原样。本片经过剪辑，保留时间顺序，未作任何语音处理。从中可以明显听出口头表决中「撤离」的声音比「坚守」的声音稍大，至少是一样大声。
【网站地址】：64memo.com
【录音来源】：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师
【磁带原长】：60分钟
【內容简介】：刘晓波等人劝撤和广场指挥部封从德主持撤离表决、撤离时同学受伤的录音原样。本片经过剪辑，保留时间顺序，未作任何语音处理。从中可以明显听出口头表决中「撤离」的声音比「坚守」的声音稍大，至少是一样大声。
【网站地址】：64memo.com
口頭表決，撤離廣場
但是，要大家撤走，這時還缺少一種形式。沒有人願意站起身來率先撤走。四個知識分子顯然沒有組織的經驗。
一片寂靜。
這時，劉光非常清醒地催促我：「必須作個表決！趕快！趕快！」話筒在我手裡。柴玲蜷在我旁邊似乎睡著了，我不忍心去驚動她。[9] 李錄顯得很沉默。靜默之中，我用期盼的目光看了李錄好一會兒，要把話筒給他，以為他會像往常一樣，來主持這個重大的表決。但是，不知何故，李錄似乎並沒領會我的意思，照舊的沉默。
就在這一瞬間，我忽然感到內心異樣的平靜，宛如一汪清潭。這是我從未體驗過的奇妙時刻。在我平常最應該睏倦的時刻，我的頭腦中異常清醒地產生了一個計劃：口頭表決。我這時感到最強烈的責任是作個表決，而並不十分在乎表決的結果如何。“馬上！必須快！”
是這股力量和意念支配我主持了紀念碑的表決，事後想起都覺得奇妙，因為我當時對形勢的險惡並無切身感受。從一點左右，我就在紀念碑三層東南角上，幾乎寸步不離，擔心廣播站被人奪走或毀壞。而北面廣場和長安街的一切情況我都沒看，既不清楚戒嚴部開槍殺人到何等程度，也不知這一時刻廣場實際上已布滿士兵，離我們最近的已經到了紀念碑北面的台階下。我甚至沒注意到廣場上中共發佈的一道道通告。
表決，必須有個表決。我確信，表決本身，比表決結果還要重要。這既因經驗形成的對於民主程序的信念，又與我當時的矛盾心情有關：這時我已不再堅持死守，原因不僅是因為侯德健的說服力，而是原先大家「堅守廣場」的優勢意識已經被打破，軍心已經不穩。在兩種對立的意見僵持不下時，任何群體都是脆弱而不足以抵禦攻擊的。
於是，我站穩腳根，握住話筒，憑藉生命的力，主持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表決：
「同學們，大家安靜一下，這裡是廣場指揮部。我們現在把廣場上的決定權交給在場的全體同學。現在情況不允許召開各校代表大會，我們就用喊聲大小來作口頭表決––我數一，二，三，然後願意留守廣場的喊『留守』；再數一，二，三，同意撤離的喊『撤離』。重複一遍，……」(64memo/1989)
沒人質疑這樣的表決方法。我就此執行。結果，我聽到兩次喊聲大小不相上下，無法作絕對的分辨。但是，這時的情形不容許我們指揮人員有任何遲疑，於是，我緊握話筒，向在場的三五千學生和市民，宣佈了這一決斷：
「指揮部認為，『撤離』的聲音較大，因此所有的人從現在起，馬上撤離廣場！請大家少數服從多數，馬上撤離廣場！」沒有歡呼，也沒有咒罵，但隱約聽到有人抽泣。我進一步宣佈了撤退方案：「同學們、工人、市民們，請分批有秩序地離開紀念碑，各校旗幟先打起來走在前面，從廣場東南角，撤到海澱區去。」
心理分析
關於撤離決定，進一步說明原因如下：
一，這一決議雖然幾乎祗是由我一人主持，但作了口頭表決之後，我同身邊的人小聲徵詢了幾句，沒有人說留，而劉光非常堅決地在我耳邊催促說「喊撤的大聲，喊撤的大聲！」他絕不是個膽小鬼。李祿也不再反對撤離。
二，心理分析。喊「撤離」的人應當不如喊「堅守」的人那麼理直氣壯，既然聽起來一樣大聲，自然判斷喊撤的人更多。
三，戰術分析。即使雙方各佔一半，我也傾向於撤。因為若決定留，那麼對喊撤的人，撤也不是，留也不是——若半數的人自行散去，實際的後果只能是更加動搖軍心，使紀念碑上的組織結構疏鬆；弄不好，一旦形成人流，造成趨勢，還是會把大部分甚至全部帶走，而其混亂局面將不堪設想。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讓這部分人留下，因為有這麼多人要撤，一旦受到軍隊的攻擊，哪怕是只有少數人撒腿開跑，整個場面必然大亂。無論哪種情形，我都十分擔憂軍隊乘虛而入，而在混亂中要是再自己踩死幾個弱小者，必然被中共當作笑柄，說死傷的學生是被同學自己踩的，玷污學生運動的形象。這樣的判斷來自幾次親身觀察，[10] 這樣的預計結果是我最不願意見到的。
四，戰略分析。斷然決定「撤」，也與當時的理論有關。即所謂「啟蒙運動」，這是運動中許多言論和大字報的主調。既是「啟蒙」，目光就要放遠些，收效也不指望一朝一夕。而這三千同學的生命，絕不應當像有的人希望的那樣，拿去換取甚麼政治功效。我將他們視為未來中國民主之光。這一批人，更加上那些在各處堵軍車的同學和市民，他們來自祖國四面八方，必然將再遍布全國各地，經過北京血與火的洗禮，爭取自由的意志與 追求民主的理念，必將牢牢在心中紮根。十年、二十年之後，這些促使中國走向自由、民主與富強的希望的種子，必將在祖國的秀麗山川之間，開花、結果、繁衍不息。(64memo/祖國萬歲)
自然，作此決斷時，我也有不少顧慮。最大的顧慮是覺得對不起阻擋軍隊的民眾，擔憂北京市民將怎樣看待學生，也擔心政府會怎樣加以利用。因此，在說「指揮部認為撤離的聲音更大」時，我已經準備好了，讓歷史來作評價吧。當時內心異常的平靜與堅定，使我能義無反顧地走下去。
撤離的決定剛宣佈，軍方便加緊了行動。一排點射，喇叭被徹底打啞了。當我和柴玲、李祿等人隨隊伍走下紀念碑三層南側的台階時，十來個穿迷彩服的士兵已經佔領了第三層，離我們不到五米遠。他們頭戴鋼盔，有的手持木棍，有的舉著小型衝鋒槍，在三層上得意地來回走動，或是忙於收查廣播站的器材與文件——自然，他們所獲有限，一切重要物件早已轉移。
這時是4點50分，離7點的期限還差2個多小時。
軍方沒有遵守承諾。
他最希望是我死了
撤離時同學們非常沉默，速度十分緩慢。走下紀念碑，向東南形成一股龐大而緩滯的人流。我夾在這人流中，默默然，一種決戰後的疲憊，幾絲對未來的茫然。劉光與我寸步不離，隨時警惕地環顧左右。離開紀念碑不到一百米時，柴玲和李祿過來，說：「為了穩定軍心，我們指揮部應該走到隊伍最前列帶領同學們，也讓同學們知道，指揮部依然和大家在一起。」於是我們向前趕，邊趕邊對同學們說：「這裡是指揮部，我們同大家在一起。」周圍逐漸匯集了一些失散的護衛人員和秘書處的同學。
紀念堂北側集中了好幾百士兵，到了南側時，則見成千上萬黑壓壓一片鋼盔。但是，同學們從廣場東南角向前門方向走時，並沒任何阻礙。大家照舊在兩側拉起了糾察線，近處有零星的市民圍觀。大家邊走邊唱《國際歌》，聲音低沉，眼含熱淚。有的市民安慰說：「同學們，好樣的。我們都能理解。」「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也有的市民習慣地鼓起掌來，隨即便有同學去攔道，「還鼓甚麼掌啊。」然後是一片抽泣。(64memo/反腐倡廉)
悲憤、壓抑的情緒到了極點。
到前門大街時，遇到許多隊士兵，或嚴陣以待，或頻頻調動。這時，同學們終於爆發了：「狗！」「法西斯！」……軍隊中無人理睬同學們的咒罵。
李錄很是沮喪，說「我要是死在廣場上就好了！」柴玲悄悄地告訴我：「他覺得我們幾個總指揮至少死一個在廣場上才好，」她頓了一下，聲音更低，「他最希望是我死了。」這大概出自內疚，覺得對不住保護我們廣場的同學而拼死堵軍車的市民。[11]
我默然無言，心情愈加沉重。
李祿帶隊折回廣場
繞過正陽門樓，向西走到前門大街時，我們趕到了隊伍的前頭。前面就是堂皇的「肯塔基燒雞店」。指揮部成員在隊伍前列一字排開，柴玲居中，我與李錄護其左右，大家手挽著手，迎接前面的危險與挑戰。
李錄建議說：「我們帶著同學們走那條『血路』，一直走到首都首鋼去，發動罷工。」所謂「血路」是指西長安街，這是流血最多的地段，從天安門向西數，主要的流血衝突發生在六部口、西單、民族飯店、復興門、木樨地、軍事博物館、公主墳和五棵松。
然而，當我們穿過狹窄的北新華街，上到六部口時，竟沒能見到任何慘烈的景象。空曠的長安街上，沒有屍體，沒有士兵，除了幾輛被燒的軍車還在冒著煙，地上撒滿了瓦礫、碎磚。大街上空空如也，只有兩邊佇立垂淚的零星市民。
這時，指揮部中形成一股衝動，李祿要帶領同學向東折回廣場。這時，不知從哪裡冒出許多市民來，攔在同學們前面，哭著說：「同學們，不要再犧牲了。前面的士兵架著機槍排在路上。」[12]
於是，大家繼續向西撤。
六部口坦克壓死11同學
從六部口街口到電報大街約300米，我們快到電報大樓時，隊伍後方突然一陣騷動，嘩嘩的如浪如潮地向前湧。我們在隊伍第一排，穩住陣勢。但是幾分鐘後，我們得到後面來的匯報：幾輛坦克從東面衝來，闖進隊伍，當場壓死11個同學！[13] 【見插圖63、64】
我震驚而憤怒，發誓要報仇。
接著，有市民將此前在六部口與西單死難者的部分名單交給我們。記得那是寫在幾頁通訊錄上的，兩處分別有二十幾個和十幾個名字與單位，是在送往醫院時收集的。(64memo/反腐倡廉)
再向西就是西單路口。十分嗆鼻的毒氣彈煙霧還沒散盡，證明這裡也發生過激戰。這時，我才注意到，天空是那麼陰沉，空氣是那麼滯悶。猛然間，發現一個商店的玻璃的窗上，赫然畫著幾個烏紅的字：【見插圖65】
「這不是墨寫的，是人血！」
這時6點半，天已蒙蒙亮，市民們仿佛都回家去了，往日繁華的街面上，再也見不到人影。一片死一般的沉寂。
在這沉寂中，又有多少母親在垂淚！
西四路口無力組織
我一路上沉悶地思考著眼下的種種情景，對軍隊的行動大惑不解。最讓我費解的是，為甚麼要在周末採取流血鎮壓行動？“六四”是星期天，市民們都在家休息，聚眾反抗的風險比平日大得多——以前大遊行多在星期天——那麼為何偏偏選這時鎮壓呢？為何不能等一兩天呢？反正已經十幾天了都不能實施戒嚴，也不著急一兩天。另外，顯然不同的軍隊各有區別，有的部隊相當克制，有的卻那麼兇殘。這又是為什麼？看來，軍政高層很可能出現了大分裂，比趙紫陽更進一步的分裂，而這次鎮壓背後實際上極有可能是一次政變！我又想到了鄧小平在4月底便讓38軍帶棉衣，楊尚昆說「軍隊進城，絕不是為了對付學生的。」許多內幕，都在迷霧之中。
內疚感越來越強。看到「這不是墨寫的，是人血」的文字，想像昨夜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做出的巨大犧牲；又看到空曠的街面，顯然戒嚴部隊並沒有完全控制整個北京，而我們卻在撤回學校；這時，紀念碑上的爭議又在我耳中回想，我感到無顏向北京市民交代。這時我想，大屠殺後民眾會不會起來抗暴，大規模的遊行罷工會不會發生？我決定一試，準備重返廣場，回去路上正好在市內遊行，吸引民眾參加。
但是，在西四路口，我終於明白，指揮部已經無力組織任何行動了。我帶著最前面的開路糾察向東折，北師大、政法大學等校校的同學卻往北走，而混亂之中，北大、人大和清華等隊伍則向西奔海澱方向。我趕快放棄向東折回的嘗試，找了半天才在西邊找到指揮部，而這時已經有至少三分之一的同學分流到北面去了。
青天白日，四具橫屍
西四向西二里，是白塔寺路口。柴玲、李錄帶著隊伍向西來與我匯合，奔海澱方向。許多人不斷鑽到第一排，儼然以指揮部成員自居。我和劉光都受不了，便到前面去探路。這時，開始有市民站在路邊，遞給同學們油條、饅頭做早點。這時，有幾個同學手中提著血衣攤著子彈，向市民展示軍隊的罪惡，邊走邊敘述：
「你們看看！你們看看！」
路旁的男女老少，見了學生，個個垂淚，有的女人經不住，就「嗚嗚」地哭起來。一路上都是這樣。
白塔寺路口聚了不少市民，約有20來人站在路當間議論著甚麼。我猛然見到十字路口當中，青天白日之下，竟然橫躺著四具屍體！急忙跑到市民當中，拉著一個過路的三輪車工人的手，央求他將屍體收起來拉走，在那工人的躲閃中，我說願出錢買他的三輪車。
這時，市民們圍了過來，一個中年壯漢將我推到一邊，憤憤地粗聲對我喊道：
「你們學生要敢作這樣的事，我就跟你們沒完了！」
我大惑不解。一位長者提示我說：「學生，這幾個人都是解放軍啊！昨晚這裡百姓死了四十多個，可比他們慘。你看那邊（他指著東面一家醫院，有幾個護士出入），連穿白大褂的都不願救這班凶手啊！」
我這才仔細打量了一番，這些屍首渾身黑乎乎的，分不出是血還是泥。有一個似乎還抽搐幾下卻沒有呻吟。我實在不忍再看下去。在幾分內疚和十分無奈之中，棄之而去。後隊的同學繞過他們，不知最後有沒有人將他們收殮起來。
怒燒《解放軍報》社標語
再往西不久，到了《解放軍報》社門口，因為是星期天，裡面空無一人。大家也走累了，索性坐在街上，有幾個同學翻過鐵柵門，爬到裡面的建築上將牆上掛垂著的「堅決擁護黨中央的英明決定」、「實施戒嚴，維護首都人民的安定團結」之類的紅布標語點上火，燒了。一路上，同學們一見到這樣的標語就要發瘋似地燒掉。
從阜城門外立交橋向北，沿展覽路到了西苑飯店，幾十層高的大樓上也掛有這樣的巨幅標語。同學們費了較長時間，才爬到樓頂，將標語卸下，用火燒掉。我實在睏得要命，躺在馬路上便睡著了。
李祿將我拍醒，隊伍要繼續開拔。這時我意識到自己的責任，要趕快與北大籌委會聯繫，安排這批外地同學食宿。於是，在西苑飯店外想找輛出租，劉光攔住了我：「你得同大家一道走回學校！」我只好找了一個騎自行車的同學先回北大報信。
死亡數字二千七？
自白塔寺之後，便不斷聽到死亡數字在不斷增大：二千、二千六、二千七……每次我都十分驚詫：怎麼會這麼快就有了統計數字？對其可靠性十分懷疑。到了西苑，見同學抱著一台收音機，這才恍然大悟：地球對面的「美國之音」在收集北京城的傷亡情況方面，可能比我們廣場指揮部還要詳盡而迅速。從收音機中聽到，「美國之音」報導死了二千七百人，說是紅十字會負責人透露的。另一家很清晰的電台叫「中廣新聞網」，後來才知是台灣新辦的，也有類似的報導。我告訴周圍的同學，在指揮部查實之前，不要再傳播這樣的數字，否則記者又會從同學們口中「引證」死亡數字。[14]
隊伍在人大又分走一批，到北大時，只剩下五百人左右。許多是外地同學。臨近黃莊時，老廣——我那個黨員同學——十分興奮地跳到我和柴玲跟前：「你們還活著！」
張伯笠這一夜沒同指揮部在一起，撤退途中不知何時歸隊。[15] 到中關村時有上千市民圍觀，伯笠十分起勁地施展了他的演講才華。到北大校門口時，籌委會在這裡組織了一個歡迎儀式，幾百北大師生圍著廣場同學，聽柴玲和伯笠向他們控訴軍隊的暴行。【見插圖66、67】
我無法記錄那麼多的眼淚。沿途總有婦女號啕大哭，無人不掩面而泣。這時我才明白，這一夜全城的人都沒睡，他們很清楚長安街上的慘狀。
解散指揮部 疏散外地同學
回到北大，已臨近中午。我們將隊伍帶到29樓外面，北大籌委會安排了這些同學的食宿。有許多教師、市民願意將外地同學領回家中，以躲避軍隊的搜捕。我與籌委會的常勁等人談了幾句，便帶著廣場指揮部的人到二十八樓廣播站去，在廣播中，我向廣場回來的同學宣佈廣場指揮部解散，對他們的安排由北大籌委會接替。(64memo/祖國萬歲)
然後，和指揮部幾個人在238室商量下一步怎麼辦。屋裏有柴玲、李祿、我、辛苦、劉光、馬斌及李祿的二個保安。
這時，有一個台灣女記者跑進來，[16] 拿著一張條子要請柴玲看。柴玲已趴在床上睡著了，我接過條子看了看，說：「對不起，我們不認識這個人。柴玲累得不行，能不看嗎？」記者十分理解地不再說甚麼。李錄好像與她很熟絡，同她聊了一會，得知竟有一個台灣記者脖子上挨了一槍，另一個下巴挨一槍，他們真夠勇的。[17]
大家都睏得不行，我和李錄商量著下一步行動計劃。現在必須逃亡或組織地下活動了。我堅持大家必須分散行動，「總不能讓他們一網打盡」。於是，商定好聯絡方案之後，我們分成了三組，辛苦、李錄及其保安一組，他們只要了六百元！他們竟是靠著這麼點錢，最先逃離了大陸。
北大博士生的故事
我叫醒柴玲，準備我們的逃亡。首先要換衣服，我們到29樓找到那個博士生，他給我和柴玲各找了一件換上。我將一些文件留在博士生那裡，請他保留或處置。[18]
從這位計算機博士生的口中，我們又聽到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原來，他昨晚也到了西長安街上堵軍車，「我們一隊學生糾察，排在路當中，後面是市民，前面是坦克。大家喊甚麼？『活著都不怕，還怕死嗎？！』子彈打來，我左手挽著的同學，一槍倒了；右手的同學，一槍也倒了——我是從死人堆中跑出來的。這時我看見甚麼？一個女孩，不到二十，左手插腰，右手揮動著（博士學給我們看），站在路當間，她竟相信坦克會在她面前停下 ！但是，坦克就是在她身上碾了過去。……」
他沒有哭，只是低著頭說，他已不再激動，如其平常一般的泰然。
出來時，聽雷雨之中，有籌委會在廣播中放羅大佑的歌：
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
黃色的面孔有紅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
西風在東方唱著悲傷的歌曲
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
沒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遊戲
每個人都想要你心愛的玩具
親愛的孩子，你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尋那解不開的問題
多少人在黑夜裡無奈地嘆息
多少人的眼淚在無言中抹去
親愛的母親，這是甚麼道理？
……
去導師和丁校長家求助
柴玲從睏倦中醒來後，見我已經讓馬斌走了，而我並沒有甚麼現實的出逃計劃，她很不滿意。當時我還堅持認為在校園內比哪兒都安全。找了幾處皆無法藏身。最初我想去國際關係學院，想到辦托福班的老師那裏去躲躲，但到海澱出租車卻沒有車。柴玲很煩，在我們這樣的不和之中，劉光失望地走了。他相信我倆單獨走更安全。我很惋惜，要給他一點錢，但他愣是堅持分文不要！[19]
國關去不了，我們只好再去蔚秀園找我導師，希望她能收留我們躲藏。我的導師驚訝地問﹕“真殺人了嗎？”她家住有親戚，不便收留，於是她打電話找丁石孫校長。丁校長還記得我，約我們去他那裏。從我導師所在的蔚秀園到丁校長的中關園，要穿過校園，有三四里路。途中下起傾盆大雨，卻將我淋清醒了一些。到了丁校長那裏，他也衹能對我們說﹕“我現在是無能為力，你們要留在學校，我可以保證你們三天的安全。三天之後，我也難料。”他認為他不公然反對當局，留在校長任內，對北大同學更有好處，至少可多保護一些師生。[20]
幾個小時之後，我們終於失望，在雨後的校園內漫無目的地遊蕩。一切已成過去，前途卻很渺茫。一種深深的失落與無力感，向我們襲來。
在電教東面，意外碰到了天安門民主大學的一個籌辦人。他說知識分子要在某校集合，已經準備好了幾十本護照，問我們要不要去。柴玲沉默不語，我卻很生氣，冷冷地說「謝謝，不必了。」他沒多加勸說，拎著一隻小手提箱要走。突然，又轉過身來，對柴玲說：
「你等著瞧，以後我的名氣會比你更大。」
說完就走了。我幾乎不敢相信，這竟是我們同伴的臨別贈言！但當時，我簡直沒有甚麼知覺，心已麻木。柴玲也極其平靜，好像沒聽見似的。
小白兔
下午北大的校園，經過暴雨的洗禮，空氣異常清新，與籌委會廣播站中的緊張氣氛宛如兩個世界。我們繼續在電教北面躑躅，突然柴玲臉上一副歡欣，宛如幼兒天真的笑：
「小白兔！」
青草叢中，一隻小白兔蹦來蹦去。昨夜的槍聲並不影響它迎接新的陽光。小白兔是我們結婚前的寵物，我們曾一道養了幾隻，常常拿到北大的草地上去放。她已經對未來完全放棄了希望？還是依然對生命有執著的頑強？她並不怨我沒有為自己準備一條後路，而將未來的安排暫時放下，還是完全信托於我？她因我而參加運動，現在卻……這時我鼻子一酸，摟住她，含著淚說：
「我對不住你。我完全沒有準備後路。」
柴玲一聽，眼淚也落下來，我們就在這個草地邊發誓：活下去！
從此，我們振作起來。具體辦法依然沒有，我想到同學那裡借兩部自行車，走到了29樓外時，常勁十分驚異地看著我們：
「你們怎麼還沒跑！40人黑名單上有你們，知道嗎？李鵬說見到這些人可就地處決！」這時我才慚愧地說，我們沒甚麼辦法可想。危難之中，還是北大籌委會幫助了我們，給了我們五千元人民幣和兩部自行車，以及一些朋友的地址，讓我們去那裡躲避。[21]
天已濛濛黑，我們騎上自行車離開北大，懷裡揣著八千元錢，從此踏上了長達十個月的逃亡之路。
註釋：
=====================================================================================
[1] 廣場最後幾個小時最好的錄像記錄是西班牙電視臺的記者拍攝的，後來在日本NHK電視臺播放過。
[2] 最後的廣播站沒有甚麼帳篷，而是穿北大體恤衫“制服”的糾察隊圍成的一圈。邊上有個小帳篷，但我們不在裏面。
[3] 目前確切知道的廣場上的“六四”死亡案例有二：1）程仁興，中國人民大學蘇聯東歐研究所的雙學士生，被戒嚴部隊槍殺於天安門廣場旗杆下﹔2）戴金平，北京農業大學園藝系碩士研究生，在毛澤東紀念堂附近遇難。另外，凌晨兩點半左右，學生糾察總指揮張健在廣場東北角被一團級軍官近距離連開三槍，中彈倒地，被送往同仁醫院。最近，留在他體內的子彈才動手術取出2/3，還有1/3與骨肉連在一起永遠留在體內了。
[4] 李祿也記得類似的場面，但在子夜前。見《回顧與反思》第309頁。
[5] 據幾位當事人的回憶，此前邵江從屠殺現場跑回廣場，請四人勸同學們撤，劉曉波起初反對但被說服，於是四人到絕食團廣播站勸柴玲和李祿無果，這時“好在紀念碑上還有另一個廣播站，好在同學們都集中在碑的四周，一位聲音非常穩健，也相當沉得住氣的男同學（也許是李祿，或封從德——作者註：李祿當時在絕食團廣播站），是他在這最後關頭一直還能自我控制，儘量以自己的平穩的聲音安定大家，也是他帶著我們再度衝上紀念碑接過其他同學正在播音的話筒，把我們四人介紹出來，於是我們開始了第一步：以和平非暴力的理想勸說大家放下一切可能被當作是武器的東西。”見侯德健『我的親身經歷』（《天安門民主運動資料彙編》第339頁）。
[6] 劉曉波的回憶裏面也有這句話，但變成柴玲對他講的。這句話是撤到半路上柴玲告訴我的，意思是很感安慰：大家在最後關頭終於團結一致，而劉曉波也終於明白吾爾開希是怎麼一回事。
[7] 有一個流傳很廣的無稽之談，說柴玲對劉曉波、侯德健講：“趙紫陽派人來傳話，要求學生在廣場堅持到天明”。這應該是編造的，因為我一直在廣播站，寸步不離，完全沒見到這樣的戲劇化場景，最後的現場錄音中也沒有；而最後宣佈撤離的是我，如果柴玲有這個想法，至少也應該告訴我。這應該是甚麼人故意編造的或以訛傳訛。李祿在自傳中說是一個逼迫柴玲不撤的人說的，當時拿了一把手槍對著柴玲說：“我們必須堅持到天亮，趙紫陽會帶軍隊起義來支持學生……”見《Moving the Mountain》第197頁。
[8] 當時在場的《星島日報》記者蔡淑芳也聽到最後期限是早晨7點，見她在該報6月7日7版“天安門廣場最恐怖之夜”一文中的記述。李祿自傳中也記為7點，見《Moving the Mountain》第199、201頁。
[9] 劉曉波在書中說，“在封從德主持廣場上的人就撤留問題表決時，柴玲趴在我的身上，不住地抽泣。她最後趴在我耳邊說：「劉老師，吾爾開希真是個王八蛋。」”這不可能，因為我記得那時柴玲就躺在我身邊。
[10] 其中印象最深的是4月18日夜間新華門那次。
[11] 直到寫備忘錄時我還不知道5月15日成立指揮部時，李祿和柴玲設定的加入指揮部的條件：在同學死去之前先作犧牲。他們的話大概與此有關。另外，和平撤離廣場的學生隊伍走到前門之前也有傷亡，當時在隊伍中的程真和王磊各自目擊了2-3人的中彈情況，王磊（西北大學學生）還抬了兩個傷亡同學去前門醫院。見六四檔案網站上二人的“六四口述實錄”。
[12] 張伯笠在1998年出版的《逃亡者》一書及其英文版中，這樣描寫當時的情景：坦克碾壓11個同學之後，“李錄突然說：‘站住，我們應該回廣場去，我們沒有權力把廣場丟掉！’柴玲、封從德沒有表態。人們堅決反對，也認為這太不現實，而且中共肯定會下毒手，近百輛坦克，十幾萬軍隊守在天安門，我們回去不是送死嗎？我認為人的生命應是最高準則，我們的責任是讓他們安全地回到學校去。糾察隊長墨軒只能說：你們是指揮，你們說去哪我就帶隊伍去哪！結果我和柴玲、封從德帶隊伍回北大，而李錄、墨軒帶著一部分隊伍重新向廣場折回，也許他們看見跟隨他們的旗幟太少，後來又回來了，不過可以看出同學們是多麼痛苦地離開廣場。”我記得李祿帶隊伍向東是在之前，我們剛上長安街時，但我完全沒有印象當時張伯笠在場，尤其是對他和李祿的爭議更沒印象。
[13] 據丁子霖『瘋狂的坦克』一文，六四清晨“六部口死者5人，傷者9人，一共14人。這14人中的13人都有姓名、年齡、單位及受傷、致死部位。”五位遇難者是林仁富(30歲，北京科技大學應屆畢業博士生)、董曉軍(20歲，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青年工作系86級)、王培文(21歲，中國青年政治學院86級)、田道民(22歲，北京科技大學管理系85級)、龔紀芳(19歲，北京商學院企業管理專業88級)。受傷的9人是方政(北京體育學院85級)、王寬寶(北京科技大學研究生)、中國青年政治學院4學生(蘇文魁、趙國慶、錢奕新、單連軍)、權錫平(北京鐵路局南口機務段工人)、劉華(北京某民營公司職員)及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女生(北京某大學)。見丁子霖《尋訪六四受難者》第194-199頁。最近查到香港《明報》6月15日頭版刊出的三幅六部口坦克殺戮的照片，其中一張明確寫道照片上的死者中有兩個是北航的，一男一女，男同學是北航糾察隊員。對照《丁子霖名單》，可以判定這位男同學就是其中的47號虢安民，23歲，已通過考研，“6.4.凌晨，頭部中彈﹐當即死亡﹐半邊臉被炸飛﹐遺體於當日停放在政法大學主樓大廳﹐數日後由北航領回。”這樣，六部口死者至少7人，而從當時指揮部得到的報告以及大量其他人的見證（如吳仁華、高新、蔡崇國），應該是11位死者，中間差了4人，我推測很可能是外地同學，因為：1，上述16位死傷者全是在北京的學生和市民；2，廣場外地同學比例很高，最後撤離時也應有一半左右；3，外地同學零散，辨認身份較難，親人無法及時趕到，很多從此就成為“六四失蹤者”。從《丁子霖名單》目前188人的描述看，外地同學只有1位是明確在北京遇難，另有2人失蹤，總共只有3個外地同學，這個比例顯然有問題。
[14] 我當時並不太相信二千七這個數字，尤其是那些說有五六千甚至上萬的，所以8日到武漢大學時還讓柴玲留個錄音以正視聽。但後來暸解到紅十字會這個數字可能還是比較準確，因為它與另外兩個來源的數字吻合：一、北大籌委會和北高联派出28辆校车數百人去几十家医院的调查结果，將近三千；二、美国学者Timothy Brook书中有六四当天11家医院的死亡数字共478人，据此他推测整个北京124家医院应有2800人死亡。見常勁、王有才“六四口述實錄”及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161-162。“六四”後不久，吾爾開希在香港電視上說“廣場死亡數以千計，北京，我想數以萬計，我這是比較保守的估計”（廣見6月29日港臺各種報紙），但後來承認那是夸大，又說“我相信廣場有死人但不多，至少有一人死亡。[整個六四死亡]大約是一千人左右”（《開放》1995年6月11頁）。戴晴也有類似轉變，她在“六四”當天說“最少有兩千群眾及學生在軍隊衝突中死亡”（《聯合報》6月5日2版），後來則說“我估計不會超過一千人”（《開放》1993年2月46頁）。李祿則在7月12日對外稱“親眼所見，以人格擔保，廣場上至少死亡數百人，街道上至六四凌晨則在二到三千，以後無法估計”（《聯合報》7月14日2版）。
[15] 張伯笠多次回憶他在“六四”凌晨的活動，每次說法都有不同。他在1993年5月28日《新聞自由導報》上的文章中說，民主大學開幕式一結束他就“帶領十幾名同學迎著槍聲向包圍廣場的軍隊衝去”，在前門肯塔基燒雞店與士兵對峙，後又在前門附近的急救站見到很多傷員和死者。但在2004年5月接受BBC採訪時，張伯笠則說民主大學開幕式一結束他就帶領同學們去了紀念碑，而且繪聲繪色地描述了紀念碑上撤離的全過程。兩個說法顯然矛盾，其中許多錯誤也說明他當時並不在現場，如我最後進行口頭投票是用廣播而非“一個小喇嘛”；又如他說撤退時和指揮部一起走在第一排，但我清楚記得當時李祿和柴玲對他的消失還頗有微詞；尤其是他說“我們第一排出來迎接軍隊，解放軍的槍口都對著你，所以侯德建就過來說：‘能不能把槍口抬高一點兒，對著天，好不好？’”這根本不是當時的情形，而據侯德健的自述，侯並不在那里，他既沒從東南角走（而是去了歷史博物館前）、也不是早幾批撤出來的。另外，張伯笠在1998年出版的《逃亡者》一書及其英文版中，雖然第一章便是描寫六四的情況，但完全沒提及前門的經歷，而是從廣場撤離開始講起，並說走出廣場時還“回頭望去，民主女神像被坦克推倒”。這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兩三個小時前女神像就被推倒了。隨後對六部口的敘述也有許多類似問題，都說明他當時並不在現場。另外，1994年張伯笠在“回憶天安門民主大學”一文中提到，那晚他哥哥張翹就在民主大學臺下，“一個兢兢業業廉法剛正的共產黨幹部，值得信賴的兄長”，張伯笠受他的影響很大，鐵道部領導專程讓他來帶弟弟回去，但文中未提是否跟他走了。見《中國之春》1994年1月87頁。
[16] 徐璐，臺灣《自立晚報》記者。
[17] 臺灣《中國時報》記者徐宗懋。六四凌晨學生撤離、軍隊進去時，徐宗懋在廣場南邊遭槍擊，當時滿身是血，子彈從頸部打進去，穿過喉嚨，從嘴巴出來，隨即被送往同仁醫院。後來他的前排牙齒被換成假牙。
[18] 這位博士生的名字在1990年的手稿中沒有記下來，現在我已經忘記了，也許就是常勁說的嚴勇。據常勁修訂補充，當時北大校方請他到校長辦公室“以對同學們負責任的方式”正式通告已確認北大死亡四人，並要求籌委會解散以保護校園不被戒嚴部隊進駐，當時北大校黨委副書記說，“如果戒嚴部隊強行進入北大校園，北大百年光榮傳統會毀於一旦”。常勁記得名單上有化學系的講師蕭波、學生孫輝和概率系的嚴文。常勁對嚴文印象很深，他哥哥嚴勇是計算機系博士生，很活躍很支持籌委會，而嚴文在5月29日左右從常勁那裏得到批準借到攝像機，六三晚上就去屠殺現場拍攝，為歷史作證。那臺攝像機是丁健從美國帶回來捐贈給籌委會的，丁健代表美國留學生送來大筆的捐款（“六四”丁健曾任全美學自聯副主席，後回國下海，任亞信科技董事長）。據丁子霖名單描述，嚴文當時23歲，六四凌晨一時許，在木樨地幫助攝像時被打中右大腿根部動脈，送海軍醫院搶救不治身亡。嚴文為記錄歷史揭示真相而付出了最為高昂的代價。
[19] 劉光後來去了四川都江堰，去找我父母，告訴他們我還活著。他後來被捕入獄，關在武漢。
[20] 當時我不知道丁石孫校長“為了作出抗議，已經辭去黨籍”（《香港時報》6月5日引述北大校內的一張告示）。
[21] 據常勁修訂補充，他當時給了我們五百元，然後找到謝劍，謝劍又讓籌委會財務部的劉蓉（北大圖書館系學生）取五千元和一千元兌換劵，並把他們的自行車送給我們。我們完全沒用他們給的朋友地址，而是另有安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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