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德国人民议院关于六四的两份声明
北京 申 雪
一九八九年六四大屠杀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中共政权空前孤立。即使在前“社会主义阵营”，也只有朝鲜的金日成和古巴的卡斯特罗跳出来支持中共的法西斯暴行。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叶利钦要求苏联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法国国民议会议长法比尤斯的话集中代表了西方民主国家的义愤，法比尤斯说：“中国政府的行为是对整个人类尊严的冒犯”。
可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八日，从欧洲传来了一个令人厌恶的声音，民主德国人民议院公开发表声明，对中国政府的行为表示“支持和理解”；由于它是以国家政权的最高形式──人民议院的名义发表的声明，所以十分引人注目。人民议院的声明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友好的兄弟国家，两国在十月都将各自迎来建国40周年的大典，人民议院的议员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和政府希望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问题的意图受到违宪势力的阻碍，因此人民政权被迫使用武装力量维持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造成了人员伤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将北京事件看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反对任何形式的外国干预。民主德国人民议院的代表坚信：中国政府和人民会共同努力澄清事实，继续走在40年前自由选定的社会主义道路上”。
民主德国人民议院的这份声明，颠倒黑白，助纣为虐，宣示了中德两国关系史上最可耻的一页。这份声明，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深深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当时，中共开动所有宣传机器，一遍一遍地不厌其烦地播放这份声明，以为其法西斯暴行寻找合法性依据。
民主德国在八十年代末已经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化，人民不满的情绪日益高涨，很多民主运动的组织如雨后春笋，民主运动轰轰烈烈，早就成为政府的一块心病。北京发生的血腥事件，使东德官方和民间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一九五三年的六．一七事件，当时在民主德国由工潮演变成全民抗争，人民的民主诉求遭到了苏联坦克的残酷镇压，有125人被打死，2300多人被捕入狱，18人被处决。获得诺贝尔奖的德语作家贡特．格拉斯在《我的世界》里记录了这一天并指出有数目不详的苏联士兵因拒绝向民众射击而被枪决。东德国家领导人依然笼罩在过去的阴影中，他们想以支持中国政府镇压的方式向本国民众发出一个明确的警告。当时的党领导人埃贡．克伦茨在六四过后立即飞往北京，和中国寻求在外交政策上的共同立场。
民主德国的声明发表后，在东德引起了许多知识份子和学者的强烈不满，他们大部份人对于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立场表示吃惊和震惊。位于德国东柏林的洪堡大学历史系教授海德里希．奥古斯特．温格勒回忆说：“这是民主德国政府发给其民众的一个信号，支持中国的镇压是为了威吓本国人民。但是这在统一社会党内部引起了很大的疑惑和失落。我记得我当时在莱比锡讲座的时候，和东德的历史学家们谈起人民议院的决定，征求他们的看法，他们要么沈默，要么藉口还没有读不予答复。这表明有许多人并不支持国家的决定，甚至有许多统一社会党的党员都没有紧跟党的路线”。
民主德国的这一公开声明同时也在联邦德国和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在反复琢磨统一社会党的幕僚们到底想要做什么？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鲁道夫．瓦格纳教授回忆道：“当时基本上所有德国的学生、学者和跟中国有关系的人，都认为东德政府的举动完全不可以同意。当时东德有很多人从西方的电视台看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惨案的全过程，他们知道政府也可能这样做。所以他们在以后的示威活动中，第一保持安定，以避免武力；第二希望东德政府中有一些人看到天安门大屠杀在世界上引起的强烈反应及其严重后果，期望东德政府不用一样的做法和压力对付东德的和平示威活动”。
东德有一批知识份子和人权组织一方面组织人们去东柏林中国使馆门前示威游行，另一方面展开个人攻势，试图对东德的内政施加影响。比如当时莱比锡交响乐团国际著名指挥家库尔特．马苏尔看了电视就努力避免在东德发生这样的冲突。他决定做东德领导人的工作，做自己能作的事。他对昂纳克说：“我完全希望你不要做跟中国同样的事”。受西方文明强大影响的东德斯大林份子，毕竟不同于东方的专制魔王，同时他也了解到，东德领导人私下里认为“中国政府的行为完全象一只失去了理智的野兽”。
原民主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对天安门事件的反应平淡，因为东德国家电视台和中国政府以及中央电视台站在同一立场上，使得他们无法真正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原联邦德国波鸿鲁尔大学学生会主席钱越军回忆说：“派到东柏林的留学生极少，并完全在中国使馆的控制之下，他们所听到的全部是中国官方的报道，他们本身不是很清楚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
与此相反，在联邦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对民主德国政府愚弄舆论、向民众隐瞒真相的做法十分不满；特别对民主德国政府全套照搬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而且通过人民政权的最高机构向世界公开宣布支持中国政府的做法非常气愤。他们派了三个学生写了抗议书赶到东柏林，把抗议书递交给民主德国的内政部和外交部，当时内政部拒绝接受，学生们把抗议信投到内政部的信箱里；外交部接受了。三人在回西柏林时在东德海关被扣留并被调查，最后还是放回来了。民主德国武装力量对在中国使馆门前进行请愿的民主人士没有采取暴力手段，而仅仅是将请愿的人士拘留不到12个小时后释放，并罚款200到600马克不等的治安管理处罚金。两德统一后，这些民主人士和曾从西柏林到东柏林请愿的中国留学生曾经到东德调阅当时的档案，却没有在秘密警察的挡案中找到他们的相关资料。
现德国联邦议会基层民盟代表原东柏林教区牧师莱纳．埃伯曼这样解释东德军警的做法，人民议院虽然通过了支持中国政府的决议，但实际上他们吓慌了，色厉内荏；政府变得不知所措，更加谨慎。一九八九年已经有了第一批民运组织，但政府十分不愿意直接与人民发生冲突，政府也不愿意由于行动激怒西德，因为在危机时刻能够提供支援的不是苏联盟友而是西德同胞。克伦茨坚持中间路线，还因为害怕使用中国方案发生内乱，同时戈尔巴乔夫也不会允许民主德国使用中国方案，因为这样会打乱他的设想。所以，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层清楚地考虑到如果使用武力会使局势复杂化，并不一定得到苏联的支持。苏联的态度使在莱比锡10月9日的游行没有受到军队的干预。出于这么复杂的原因，可以说中国夏天发生的事件对东德秋天发生的和平革命起了积极的影响。
莱纳．埃伯曼牧师当时在圣玛利亚教堂为中国死难学生做纪念弥撒，人们献上了白花，并且用汉语写着“我们思念你们，我们与你们同在”。许多东德的普通居民来到教堂，加入悼念的队伍，他们没想到共产党在中国会走到这个地步，愈发意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已经难以维持，因而积极投入到民主运动当中。以为对民众的要求让步就可以保持政权，仅仅是一种幻想，幻想属于没落的专制政府，民主德国也不例外。
一九九零年六月，民主德国第一次通过全民公开选举产生的人民议院发表了第二份关于六四的声明：“对一九八九年六月八日的声明表示公开道歉，人民议院全体成员，对死难者表示深切哀悼”。中国政府对海外的几乎所有华语电台进行强大干扰，力图阻断这条消息的传播，至使大部份中国人至今不知道民主德国人民议院关于六四的第二份声明。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