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 輯錄
編者按：北京攝影師、作家、獨立紀錄片製作人杜斌，主編了《天安門屠殺》一書，於“六四”24周年前夕，在明鏡出版社出版。該書搜集、整理了 “六四”事件參與者、目擊者等各方回憶，按時間順序編排。杜斌說：天安門屠殺的核心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在天安門一帶以坦克車和機關槍，屠殺赤手空拳和平請 願的青年學生和普通老百姓，這是全世界的人當時在電視上親眼目睹的慘劇，“中國共產黨政權犯了殘害人類的滔天罪行”。
該書部分內容已經在《大事件》21期選載。以下內容也選自該書。
1989年6月3日23時(續前)
姜宏，一名北京市民，和她的先生，到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們。她看到廣場“滿目是人”，感到“空氣越來越緊張”。但她發現廣場上的學生和市民，和她這樣抱著“來看看”的心態的人完全不一樣，“他們好像在等著什麼似的”。
當姜宏和她的先生走到北京市急救中心時，看到此處有許多人，並有受傷的軍人從西邊送來。
我們停下來，瞭解到是戒嚴部隊在六裡橋處受到市民攔截所致。
我們主動協助打開一條通道，讓傷患順利通向急救中心大門。
這時，也有從西邊來的軍隊，當即就被我們截住了。他們的領隊只得叫他們停下。
我們馬上三三兩兩圍著這些大兵講真相，揭穿政府的謊言。大部分在默默聽著，也有人提問，從他們的面部表情和所提問題來看，他們完全是被騙來的。
當時，我講著講著竟不由自主的哭訴起來。讓他們千萬不能向這些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開槍。
隨著時間的推移，看到有呼嘯而來的救護車，送來的則是受傷的學生和市民，並說軍隊向學生開槍了。我們更是積極維護秩序，以便傷患儘快通過。但我心裡想：這些傷患是被橡皮子彈擊中的。
這時，形勢更緊張了，槍聲不斷。可救護車不見了。送傷患的換成個體戶的平板車和自行車了。聽說是接到命令不許單位出車救人。
當時，我看到一平板車上趴著一個女孩。一個幫忙推車的人，還用一隻手捂著她的後背說：她背後被子彈打了一個洞。我看到一灘血在此人的手和女孩的背上。
當時我就懵了。大腦一片空白，欲哭無淚，欲喊無聲。回頭看急救中心大廳已躺滿傷患，不斷傳出有死亡的。
我只是機械地維持著秩序，也是我此刻唯一能為我可憐的同胞做的事。也不知什麼時候，又有大隊大兵端著槍跑步奔向天安門廣場，同時伴有槍聲。
我隨著人流，急忙躲進附近一百姓家的院中，蹲在窗下。既不害怕，也無思維，但耳中仍聽到激烈的槍聲。（《我經歷的“六四”前後》，姜宏，大紀元新聞網，2004年3月21日）
“黎明即將到來”
在北京市公安局，值班員警陳葆琛正在忙碌著。他用汗津津的手，捏住乳白色的話筒，一遍又一遍地呼叫著：“……你在哪裡？大本營呼叫，聽到了請回答……”
他在戰績中寫道：
長方型電台上的紅色指示燈在閃亮，那是我發出信號的標誌，只有下方桔黃色指示燈閃亮時，才表明對方已經收到了我的呼叫，並向我回報。然而，那桔黃色的燈始終沒有亮；豈止沒有亮，電台裡連噝噝啦啦的電流聲也沒有。
這是6月3日晚十一點鐘。自4月15日到現在的一個半月裡，處辦公室的電台裡，幾乎每晝夜都可聽到我們和兄弟單位的呼叫聲。一會兒是勸阻遊行的學生，一 會兒是維持天安門廣場的秩序，一會兒是迎接戒嚴部隊……電台創造了建台以來的最高利用率，呼叫聲、回答聲、嘈雜的電流聲不絕於耳，人們仿佛扔下了日常該做 的工作，捲進了一個巨大的漩渦裡，被一股無形的力量牽著鼻子走。
我和我的同事，每天都在密切注視事態的發展，隨時都想為扭轉這種被動的局面出一把力，都堅信這一天終究會到來。
……電話終於響了，那鈴聲清脆得令人興奮。處長放下電話後鄭重宣佈：“局領導命令我們：一、派40名預審幹部，20名和宣武分局的同志一起做審查工作……；二、做好機關內部的保衛工作，特別要確保看守所的絕對安全。”
不言而喻，今夜將有暴風驟雨。人人摩拳擦掌，個個躍躍欲試。……
街上靜極了，沒有人影，也沒有車輛，顯得這個不尋常的夜晚格外黯淡。我一溜小跑來到離機關有兩站地的右安門裡，那裡的情景又不能不使我震驚：
幾輛原本規規矩矩停放在汽車總站的56路大公共汽車，被橫七豎八地堵塞在護城河橋的這一頭。從橋上望去，往右安門外大街盡是一輛挨一輛的軍車。一幫痞子模樣的人在為首的軍車前張牙舞爪。……
一個戴著某某大學牌牌的青年，爬上橫放著的公共汽車車頂。他的頭上紮著一條布帶……飄帶是紅的……上面歪歪扭扭地寫著幾個黑字。
“市民們！”車頂上的青年手裡舉的小銅喇叭發出了南腔北調：“頭可斷，血可流，自由民主不能丟！我們一定要頂住部隊，不許他們進城！……”
“好！”
“好！”
堵車的人們喊出了如舊社會戲園子裡捧場時才有的叫好聲。並且有的伸出大拇指，有的用食指和中指做出了橫行著的螃蟹的大夾狀。……
突然，從西北方向傳來了槍聲。
那槍聲似乎離我們這裡很遠，但在黑暗與寂靜中卻使人聽後為之激動，就像新年聽到辭舊迎新的爆竹一樣昂奮。
“開始反擊了，老陳，你到看守所院去看看，那裡別發生什麼問題。”處長對我說。
我快步趕到看守所大院，那裡大牆外大約1000米處就是右安門橋頭。靜夜裡，我聽到從右安門橋頭方向傳來陣陣喊叫聲。那喊聲真像我幼時在鄉下聽到的暴風雨即將來臨之際的蛤蟆吵坑。具體喊什麼無法聽清，似乎是在叫：“當兵的，回去！”“不准進城！”
我擔心地望瞭望旁邊的監所，那裡關押著全市刑事犯罪的尖子。在這關係到國家存亡的生死搏鬥關頭，且不說這些十惡不赦的傢夥越獄出去為虎作倀，就是乘機鬧起監來也不易收拾。
幸好幹部們的保密工作做得極好，從一扇扇關著的窗子裡，透散出昏黃的燈光，看出犯人們像往日的夜半一樣正在酣睡。
從右安門方向傳來機動車前進的轟鳴聲和部隊向城裡挺進的整齊的腳步聲。
我看到，在東方，大約虎坊路和天橋一帶的上空，隨著槍聲一束束耀眼的火光衝向夜空。
那是戰士們在對空鳴槍開道。那槍聲雖不很急，火光也不很多，但卻似雷鳴，似閃電，猛烈地撕扯著團團籠罩著北京的黑色夜幕，迎來即將黎明的曙光。（陳葆琛，《戒嚴一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
在中南海，總理李鵬一直在接收戒嚴部隊強行開進和天安門廣場學生的動態消息。
“23時南面在虎坊橋，東北面在安定門，東南面在崇文門，東面在建國門，”他在日記中寫道，“以及東面在煤炭工業學校前，有四百多輛軍車被阻、被搶、被燒。” （《關鍵時刻：李鵬日記》，李鵬著，網路電子版，日期不詳）
6月3日深夜，李鵬一直在接收戒嚴部隊強行開進和天安門廣場學生的動態消息。
屠殺見證人王曉明，到達離木樨地約一百米處科學院大樓下。他看到長安街上的路燈被全部關掉。但其它街道上像平常一樣開著路燈。
“我看不清長安街。子彈在頭上呼嘯而過，並聽到炸子兒在離我頭上不遠處啪啪地響。但是看不到火光。”他寫道，“一輛救人的公共汽車停在前面，裝了兩人開走了。”（《目擊實錄》，王曉明 文，華夏文摘增刊，1994年“六四”五周年專輯）
裝甲車和軍車列隊，向天安門廣場挺進。屠殺見證人黃穗生，與無數的市民和學生，跟隨軍隊的車隊“一幢樓又一幢的向東移動”。他們齊聲高呼：“法西斯”、“流氓政府”、“殺人犯”。
“我們在樓房黑影下，軍隊頭頂上街燈雪亮，看不見我們，也不敢離隊向路邊走，”他寫道，“什麼地方喊就朝那個方向開槍。”即使如此，軍隊依然“走走停停”。“在每一個路口都受到阻擊。”（《解放軍殺人目擊記》，黃穗生文，《百姓》，1991年6月4日）
在北京市東城區收容所，余志堅還沒有入睡。此前，他和朋友喻東嶽和魯德成赴京聲援學生們的抗議。這三名來自湖南省的青年人，在5月23日，用雞蛋和油畫顏料拋向他們的老鄉——毛澤東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的畫像，後被逮捕。
余志堅聽到外面槍聲大作，持續不斷，直到天明。“我當時感到極度的震驚，尤如五雷轟頂，心裡頭翻江倒海，徹夜未眠。”他伴隨著外面的槍聲，在日記本上寫 道，“中國歷史，人類歷史最為黑暗的一頁正在揭開！”（《八九回顧：我所認識的六四“暴徒”（之一）》，余志堅文，《人與人權》，2007年5月27日）
杜斌《天安門屠殺》一書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編者按：北京攝影師、作家、獨立紀錄片製作人杜斌，主編了《天安門屠殺》一書，於“六四”24周年前夕，在明鏡出版社出版。該書搜集、整理了 “六四”事件參與者、目擊者等各方回憶，按時間順序編排。杜斌說：天安門屠殺的核心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在天安門一帶以坦克車和機關槍，屠殺赤手空拳和平請 願的青年學生和普通老百姓，這是全世界的人當時在電視上親眼目睹的慘劇，“中國共產黨政權犯了殘害人類的滔天罪行”。
該書部分內容已經在《大事件》21期選載。以下內容也選自該書。
1989年6月3日23時(續前)
姜宏，一名北京市民，和她的先生，到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們。她看到廣場“滿目是人”，感到“空氣越來越緊張”。但她發現廣場上的學生和市民，和她這樣抱著“來看看”的心態的人完全不一樣，“他們好像在等著什麼似的”。
當姜宏和她的先生走到北京市急救中心時，看到此處有許多人，並有受傷的軍人從西邊送來。
我們停下來，瞭解到是戒嚴部隊在六裡橋處受到市民攔截所致。
我們主動協助打開一條通道，讓傷患順利通向急救中心大門。
這時，也有從西邊來的軍隊，當即就被我們截住了。他們的領隊只得叫他們停下。
我們馬上三三兩兩圍著這些大兵講真相，揭穿政府的謊言。大部分在默默聽著，也有人提問，從他們的面部表情和所提問題來看，他們完全是被騙來的。
當時，我講著講著竟不由自主的哭訴起來。讓他們千萬不能向這些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開槍。
隨著時間的推移，看到有呼嘯而來的救護車，送來的則是受傷的學生和市民，並說軍隊向學生開槍了。我們更是積極維護秩序，以便傷患儘快通過。但我心裡想：這些傷患是被橡皮子彈擊中的。
這時，形勢更緊張了，槍聲不斷。可救護車不見了。送傷患的換成個體戶的平板車和自行車了。聽說是接到命令不許單位出車救人。
當時，我看到一平板車上趴著一個女孩。一個幫忙推車的人，還用一隻手捂著她的後背說：她背後被子彈打了一個洞。我看到一灘血在此人的手和女孩的背上。
當時我就懵了。大腦一片空白，欲哭無淚，欲喊無聲。回頭看急救中心大廳已躺滿傷患，不斷傳出有死亡的。
我只是機械地維持著秩序，也是我此刻唯一能為我可憐的同胞做的事。也不知什麼時候，又有大隊大兵端著槍跑步奔向天安門廣場，同時伴有槍聲。
我隨著人流，急忙躲進附近一百姓家的院中，蹲在窗下。既不害怕，也無思維，但耳中仍聽到激烈的槍聲。（《我經歷的“六四”前後》，姜宏，大紀元新聞網，2004年3月21日）
“黎明即將到來”
在北京市公安局，值班員警陳葆琛正在忙碌著。他用汗津津的手，捏住乳白色的話筒，一遍又一遍地呼叫著：“……你在哪裡？大本營呼叫，聽到了請回答……”
他在戰績中寫道：
長方型電台上的紅色指示燈在閃亮，那是我發出信號的標誌，只有下方桔黃色指示燈閃亮時，才表明對方已經收到了我的呼叫，並向我回報。然而，那桔黃色的燈始終沒有亮；豈止沒有亮，電台裡連噝噝啦啦的電流聲也沒有。
這是6月3日晚十一點鐘。自4月15日到現在的一個半月裡，處辦公室的電台裡，幾乎每晝夜都可聽到我們和兄弟單位的呼叫聲。一會兒是勸阻遊行的學生，一 會兒是維持天安門廣場的秩序，一會兒是迎接戒嚴部隊……電台創造了建台以來的最高利用率，呼叫聲、回答聲、嘈雜的電流聲不絕於耳，人們仿佛扔下了日常該做 的工作，捲進了一個巨大的漩渦裡，被一股無形的力量牽著鼻子走。
我和我的同事，每天都在密切注視事態的發展，隨時都想為扭轉這種被動的局面出一把力，都堅信這一天終究會到來。
……電話終於響了，那鈴聲清脆得令人興奮。處長放下電話後鄭重宣佈：“局領導命令我們：一、派40名預審幹部，20名和宣武分局的同志一起做審查工作……；二、做好機關內部的保衛工作，特別要確保看守所的絕對安全。”
不言而喻，今夜將有暴風驟雨。人人摩拳擦掌，個個躍躍欲試。……
街上靜極了，沒有人影，也沒有車輛，顯得這個不尋常的夜晚格外黯淡。我一溜小跑來到離機關有兩站地的右安門裡，那裡的情景又不能不使我震驚：
幾輛原本規規矩矩停放在汽車總站的56路大公共汽車，被橫七豎八地堵塞在護城河橋的這一頭。從橋上望去，往右安門外大街盡是一輛挨一輛的軍車。一幫痞子模樣的人在為首的軍車前張牙舞爪。……
一個戴著某某大學牌牌的青年，爬上橫放著的公共汽車車頂。他的頭上紮著一條布帶……飄帶是紅的……上面歪歪扭扭地寫著幾個黑字。
“市民們！”車頂上的青年手裡舉的小銅喇叭發出了南腔北調：“頭可斷，血可流，自由民主不能丟！我們一定要頂住部隊，不許他們進城！……”
“好！”
“好！”
堵車的人們喊出了如舊社會戲園子裡捧場時才有的叫好聲。並且有的伸出大拇指，有的用食指和中指做出了橫行著的螃蟹的大夾狀。……
突然，從西北方向傳來了槍聲。
那槍聲似乎離我們這裡很遠，但在黑暗與寂靜中卻使人聽後為之激動，就像新年聽到辭舊迎新的爆竹一樣昂奮。
“開始反擊了，老陳，你到看守所院去看看，那裡別發生什麼問題。”處長對我說。
我快步趕到看守所大院，那裡大牆外大約1000米處就是右安門橋頭。靜夜裡，我聽到從右安門橋頭方向傳來陣陣喊叫聲。那喊聲真像我幼時在鄉下聽到的暴風雨即將來臨之際的蛤蟆吵坑。具體喊什麼無法聽清，似乎是在叫：“當兵的，回去！”“不准進城！”
我擔心地望瞭望旁邊的監所，那裡關押著全市刑事犯罪的尖子。在這關係到國家存亡的生死搏鬥關頭，且不說這些十惡不赦的傢夥越獄出去為虎作倀，就是乘機鬧起監來也不易收拾。
幸好幹部們的保密工作做得極好，從一扇扇關著的窗子裡，透散出昏黃的燈光，看出犯人們像往日的夜半一樣正在酣睡。
從右安門方向傳來機動車前進的轟鳴聲和部隊向城裡挺進的整齊的腳步聲。
我看到，在東方，大約虎坊路和天橋一帶的上空，隨著槍聲一束束耀眼的火光衝向夜空。
那是戰士們在對空鳴槍開道。那槍聲雖不很急，火光也不很多，但卻似雷鳴，似閃電，猛烈地撕扯著團團籠罩著北京的黑色夜幕，迎來即將黎明的曙光。（陳葆琛，《戒嚴一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
在中南海，總理李鵬一直在接收戒嚴部隊強行開進和天安門廣場學生的動態消息。
“23時南面在虎坊橋，東北面在安定門，東南面在崇文門，東面在建國門，”他在日記中寫道，“以及東面在煤炭工業學校前，有四百多輛軍車被阻、被搶、被燒。” （《關鍵時刻：李鵬日記》，李鵬著，網路電子版，日期不詳）
屠殺見證人王曉明，到達離木樨地約一百米處科學院大樓下。他看到長安街上的路燈被全部關掉。但其它街道上像平常一樣開著路燈。
“我看不清長安街。子彈在頭上呼嘯而過，並聽到炸子兒在離我頭上不遠處啪啪地響。但是看不到火光。”他寫道，“一輛救人的公共汽車停在前面，裝了兩人開走了。”（《目擊實錄》，王曉明 文，華夏文摘增刊，1994年“六四”五周年專輯）
裝甲車和軍車列隊，向天安門廣場挺進。屠殺見證人黃穗生，與無數的市民和學生，跟隨軍隊的車隊“一幢樓又一幢的向東移動”。他們齊聲高呼：“法西斯”、“流氓政府”、“殺人犯”。
“我們在樓房黑影下，軍隊頭頂上街燈雪亮，看不見我們，也不敢離隊向路邊走，”他寫道，“什麼地方喊就朝那個方向開槍。”即使如此，軍隊依然“走走停停”。“在每一個路口都受到阻擊。”（《解放軍殺人目擊記》，黃穗生文，《百姓》，1991年6月4日）
在北京市東城區收容所，余志堅還沒有入睡。此前，他和朋友喻東嶽和魯德成赴京聲援學生們的抗議。這三名來自湖南省的青年人，在5月23日，用雞蛋和油畫顏料拋向他們的老鄉——毛澤東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的畫像，後被逮捕。
余志堅聽到外面槍聲大作，持續不斷，直到天明。“我當時感到極度的震驚，尤如五雷轟頂，心裡頭翻江倒海，徹夜未眠。”他伴隨著外面的槍聲，在日記本上寫 道，“中國歷史，人類歷史最為黑暗的一頁正在揭開！”（《八九回顧：我所認識的六四“暴徒”（之一）》，余志堅文，《人與人權》，2007年5月27日）
杜斌《天安門屠殺》一書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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