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 輯錄
編者按：北京攝影師、作家、獨立紀錄片製作人杜斌，主編了《天安門屠殺》一書，於“六四”24周年前夕，在明鏡出版社出版。該書搜集、整理了 “六四”事件參與者、目擊者等各方回憶，按時間順序編排。杜斌說：天安門屠殺的核心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在天安門一帶以坦克車和機關槍，屠殺赤手空拳和平請 願的青年學生和普通老百姓，這是全世界的人當時在電視上親眼目睹的慘劇，“中國共產黨政權犯了殘害人類的滔天罪行”。
該書部分內容已經在《大事件》21期選載。以下內容也選自該書。
1989年6月3日22時15分（續）
新華社記者楊繼繩，騎著自行車在北京街頭見證歷史。他在天安門廣場，看到天安門下萬頭攢動。
他看到，一個寬大的會議室作為臨時急診室，裡面躺滿了傷患。他記下了傷患的名字：
馮友祥，男，外貿系統幹部。渾身是血。大腿上一個大洞，外表直徑約三釐米。短褲全被鮮血染紅，還在上面結成了血塊。大夫要剪開他的短褲，他說，短褲上的血是他愛人的。他愛人叫劉景華，頭部受傷，現在不知死活。
徐磊，女，航天部三院調度員。腿部受傷。
一位幹部模樣的年輕女傷患一邊呻吟，一邊罵：“我發誓，今後半輩子要反共產黨反到底!”
他還想記錄，但新的傷患不斷抬進來，醫務人員十分忙。
“一位大夫嫌我妨礙他們，我只好離開。”他寫道，“在一個角落的地面上躺著一具屍體，看樣子才20多歲，胸部佩著紅校徽。”
他聽見復興門外大街上槍聲還很密集。
他趕到阜內大街的人民醫院。他看到，這兒的一個大會議室作急診室，傷患很多，不讓記者進入。
他問一位大夫這裡的死亡人數，大夫不說。
“從裡面走出一位年輕女護士，見我詢問，她拐到沒人處對我說，目前死了兩個，一男一女。一個打中了心包膜，一個打中了肺，都是20歲左右。”他寫道，“女的書包裡還裝著課本。護士說著哭了，用兩手捂著臉跑了。”
在這個大會議室門口，他看到幾個人用手電筒照著地面，議論著。“我擠進去，看到一個人用小木棍挑著白花花的東西，”他寫道，“說這是人的腦漿。”
在人民醫院門口，他聽到一個學生喊：“誰自願獻血？”
“他話音剛落，站在門口圍觀的十多個人同時舉手：‘我去!’”他寫道，“學生說：‘真是好樣兒的!’獻血的人排著隊進去了。”
他趕到郵電醫院。他看到走廊裡都是傷患。
“有的大聲嚎叫：‘給我打一針麻藥吧！’其中有兩名受傷的防暴員警。”他寫道，“幾名身上帶血的人不讓大夫對他們兩人治療，說他們剛才打人太狠。這兩位員警無可奈何地呻吟。”
“我掏出記者證，對那幾個人說：‘他們現在是傷患，本著人道主義精神，應該為他們治。’”他接著寫道，“這幾名帶血的人還算通情達理，沒有阻止。”
他穿過復興門橋，經音樂學院附近胡同回到新華社內。
“在各個小胡同裡，都有年老的居民們站在家門口。他們神情木然，滿臉驚恐、焦慮，低聲地議論。”他寫道，“整個北京市的人都沒有睡覺。”（《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楊繼繩著，特區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
22時30分
據戒嚴部隊指揮部的一份報告中稱：部隊在人群面前開了槍。槍聲響起，火花四濺，上萬名市民意識到是真槍實彈，開始潮水般地退向木墀地橋。退卻中，擁擠的人群被自己設的路障阻隔，一些人被踏傷、擠傷。（《中國“六四”真相》，張良，明鏡出版社，2001年版）
在北京新華通訊社總社，國內新聞部主任張萬舒寫道：晚10時半，前線記者來電話：38軍先頭部隊到了木樨地，受到人山人海和各種路障的阻攔，軍隊終於開槍了。並讓我從電話聽筒裡聽槍聲。我果然聽到了劈劈啪啪的槍聲。
此後，家住皇亭子和中央電視台的我社職工不斷來電話，說：在木樨地一帶，軍人端著衝鋒槍向手無寸鐵的群眾掃射，傷亡慘重，僅我社職工家屬中就有九人受傷。他們有的是在路邊觀看的，有的是夜班路過的，沒有一人是參與攔堵軍車和部隊的。
聽到這些情況，穆青神情痛苦地說：“今夜，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夜！”
幹了一輩子新聞的穆青，晚年碰上了最可怕的新聞。
副社長郭超人接著說：“歷史將不會忘記這一夜！”（《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張萬舒，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0年版）
在人民大會堂，數萬名軍隊已“準備就緒”。在大會堂西門和西北門，市民和學生們越聚越多。時不時，有磚頭和瓦塊向大會堂飛。軍隊按照命令高喊：“暴徒留下，群眾閃開！”
成群結隊的軍隊，蜂擁衝出大會堂，戒嚴部隊某部上尉幹事倪福田寫道，軍隊的“強大的威懾力量使暴徒聞風喪膽”。
“我們廣大官兵威嚴地守住人民大會堂的各個門，一雙雙警惕的眼睛在注視著這場特殊的鬥爭，”他繼續寫道，“一顆顆跳動的心臟，在接受著血與火的考驗。”（“守衛大會堂”，倪福田文，《戒嚴一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
“血染方向盤”
在西長安街永定路和復興路的交叉路口，從山西省到北京天安門廣場清場的某部軍隊，受到市民和學生們的攔阻。團汽車連代理排長張震，擔任卡車首車駕駛員，帶領25台汽車。
他一路上遭到襲擊，身上12處受傷。“為了保衛黨、保衛祖國、保衛首都”，他認為值得付出“血的代價”。他還認為，“部隊清場之日”，就是“一小撮製造動亂的傢伙”失敗之時。
歹徒們煽動許多不明真相的群眾向車隊湧來，有的暴徒叫喊：“快動手打呀！砸呀！”還有人叫囂：“先打掉前頭的司機，他們就動彈不了了！”
頓時，磚頭、石塊雨點般的砸在我的車上。駕駛室前面和兩側的四塊擋風玻璃全被砸得粉碎。
對於這突如其來的情況，我沒有感到驚慌。突然，從左側飛來一塊石頭，重重地砸在我的左耳根部，當時只覺得兩耳轟得一聲響，眼前一黑，被打懵了。
但是，我的手沒有離開方向盤，車還在往前走。一陣陣難忍的劇烈疼痛，傷口的血從頭上流到身上。
當時，挨著我坐的軍務股長陶祥禮同志，探過身來一看，只見我左耳根部有一條大口子……我使勁咬緊牙關，努力使自己鎮定下來。……堅持一步一步地繼續向前開進。（張震，《平暴英雄譜》，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
“血染的征程”
在廣安門鐵路與公路交叉口，一列火車停靠在路口中間，擋住陸軍第54集團軍前進的道路。這個軍是從河南省趕赴北京。少將副政委張堃，和士兵們一起，從火車下面爬了過去。
部隊一過火車道，暴徒們就在車廂上用磚頭往下砸，用木棒和鋼筋棍打……前進受阻……官兵們攙扶著傷患，繼續往前衝！
隊伍行至廣安門護城河。這裡道路狹窄，聚集了上萬名不明真相的群眾。護城河橋頭的街道兩側正在拆建築物，暴徒們在這裡設立了第二道防線。……戰士們實在憋不住了，跪在團長徐乃飛和政委跟前，要求發子彈。……群眾與敵人混在一起，一時難以辨清。他和政委含著淚把戰士一個個扶起來，堅定地說：“執行命令，不准開槍！”……
我忍著全身疼痛，用我那還不太蒼老的嗓門，帶領部隊高呼“熱愛首都、熱愛首都人民、熱愛首都學生”的口號，許多戰士的臉上流著血、嘴裡流著血，也跟著我高呼。……人群稍向後退了一些，一些群眾還鼓起了掌。砸來的石頭、磚塊也少了些，部隊乘勢從狹窄的通道中擠了過去。
肉體上的痛苦，官兵們咽下了，最使他們感到難受的是被群眾誤解。部隊通過廣安門，進入廣安門內大街，沿街路障重疊，逼得我們只好從路障兩邊的小口子通過。每經過一個胡同口，都是一陣石雨的襲擊，都是一陣令人難以容忍的辱駡聲。“你們槍口對準誰？”“你們不是人養的！”“保皇狗！”……
部隊行至南新華街時，遭到了更為猛烈的襲擊。也許這裡接近廣場了，暴徒們準備在這裡孤注一擲。一些打著“北京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旗號的人，煽動起上萬名群眾，用幾十輛汽車、隔離柵欄設置了密集的路障……
我只有一個信念，必須儘快率部趕到天安門廣場。我命令部隊：不惜一切代價，火速向向天安門廣場挺進！（張堃，《戒嚴一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 ）
在劉家窯到天安公園東口這段道路上，戒嚴部隊某部上尉主力工程師李勃，乘坐在巡邏隊的第一輛裝甲車322號上。
“……人群中飛出雨點般的石塊、磚頭、瓶子，還有鐵釘等硬物，車身被砸得咣當咣當地響。”他寫道，“……322號帶著累累傷痕，在大街上艱難地行進。”
後來，他們成為第一輛開進天安門廣場的裝甲車。“淩晨一點多鐘，戒嚴指揮部的兩位首長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我們322號車的人員時，一位首長緊緊握著我的手，”他接著寫道， “高興地說：你們任務完成得很好，是開進廣場的第一輛裝甲車，顯示了很大的威力，給了一小撮歹徒很大的震懾……”（“第一輛裝甲車開進廣場”，李勃 文，《戒嚴一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
杜斌《天安門屠殺》一書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編者按：北京攝影師、作家、獨立紀錄片製作人杜斌，主編了《天安門屠殺》一書，於“六四”24周年前夕，在明鏡出版社出版。該書搜集、整理了 “六四”事件參與者、目擊者等各方回憶，按時間順序編排。杜斌說：天安門屠殺的核心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在天安門一帶以坦克車和機關槍，屠殺赤手空拳和平請 願的青年學生和普通老百姓，這是全世界的人當時在電視上親眼目睹的慘劇，“中國共產黨政權犯了殘害人類的滔天罪行”。
該書部分內容已經在《大事件》21期選載。以下內容也選自該書。
1989年6月3日22時15分（續）
新華社記者楊繼繩，騎著自行車在北京街頭見證歷史。他在天安門廣場，看到天安門下萬頭攢動。
他看到，一個寬大的會議室作為臨時急診室，裡面躺滿了傷患。他記下了傷患的名字：
馮友祥，男，外貿系統幹部。渾身是血。大腿上一個大洞，外表直徑約三釐米。短褲全被鮮血染紅，還在上面結成了血塊。大夫要剪開他的短褲，他說，短褲上的血是他愛人的。他愛人叫劉景華，頭部受傷，現在不知死活。
徐磊，女，航天部三院調度員。腿部受傷。
一位幹部模樣的年輕女傷患一邊呻吟，一邊罵：“我發誓，今後半輩子要反共產黨反到底!”
他還想記錄，但新的傷患不斷抬進來，醫務人員十分忙。
“一位大夫嫌我妨礙他們，我只好離開。”他寫道，“在一個角落的地面上躺著一具屍體，看樣子才20多歲，胸部佩著紅校徽。”
他聽見復興門外大街上槍聲還很密集。
他趕到阜內大街的人民醫院。他看到，這兒的一個大會議室作急診室，傷患很多，不讓記者進入。
他問一位大夫這裡的死亡人數，大夫不說。
“從裡面走出一位年輕女護士，見我詢問，她拐到沒人處對我說，目前死了兩個，一男一女。一個打中了心包膜，一個打中了肺，都是20歲左右。”他寫道，“女的書包裡還裝著課本。護士說著哭了，用兩手捂著臉跑了。”
在這個大會議室門口，他看到幾個人用手電筒照著地面，議論著。“我擠進去，看到一個人用小木棍挑著白花花的東西，”他寫道，“說這是人的腦漿。”
在人民醫院門口，他聽到一個學生喊：“誰自願獻血？”
“他話音剛落，站在門口圍觀的十多個人同時舉手：‘我去!’”他寫道，“學生說：‘真是好樣兒的!’獻血的人排著隊進去了。”
他趕到郵電醫院。他看到走廊裡都是傷患。
“有的大聲嚎叫：‘給我打一針麻藥吧！’其中有兩名受傷的防暴員警。”他寫道，“幾名身上帶血的人不讓大夫對他們兩人治療，說他們剛才打人太狠。這兩位員警無可奈何地呻吟。”
“我掏出記者證，對那幾個人說：‘他們現在是傷患，本著人道主義精神，應該為他們治。’”他接著寫道，“這幾名帶血的人還算通情達理，沒有阻止。”
他穿過復興門橋，經音樂學院附近胡同回到新華社內。
“在各個小胡同裡，都有年老的居民們站在家門口。他們神情木然，滿臉驚恐、焦慮，低聲地議論。”他寫道，“整個北京市的人都沒有睡覺。”（《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楊繼繩著，特區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
22時30分
據戒嚴部隊指揮部的一份報告中稱：部隊在人群面前開了槍。槍聲響起，火花四濺，上萬名市民意識到是真槍實彈，開始潮水般地退向木墀地橋。退卻中，擁擠的人群被自己設的路障阻隔，一些人被踏傷、擠傷。（《中國“六四”真相》，張良，明鏡出版社，2001年版）
在北京新華通訊社總社，國內新聞部主任張萬舒寫道：晚10時半，前線記者來電話：38軍先頭部隊到了木樨地，受到人山人海和各種路障的阻攔，軍隊終於開槍了。並讓我從電話聽筒裡聽槍聲。我果然聽到了劈劈啪啪的槍聲。
此後，家住皇亭子和中央電視台的我社職工不斷來電話，說：在木樨地一帶，軍人端著衝鋒槍向手無寸鐵的群眾掃射，傷亡慘重，僅我社職工家屬中就有九人受傷。他們有的是在路邊觀看的，有的是夜班路過的，沒有一人是參與攔堵軍車和部隊的。
聽到這些情況，穆青神情痛苦地說：“今夜，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夜！”
幹了一輩子新聞的穆青，晚年碰上了最可怕的新聞。
副社長郭超人接著說：“歷史將不會忘記這一夜！”（《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張萬舒，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0年版）
在人民大會堂，數萬名軍隊已“準備就緒”。在大會堂西門和西北門，市民和學生們越聚越多。時不時，有磚頭和瓦塊向大會堂飛。軍隊按照命令高喊：“暴徒留下，群眾閃開！”
成群結隊的軍隊，蜂擁衝出大會堂，戒嚴部隊某部上尉幹事倪福田寫道，軍隊的“強大的威懾力量使暴徒聞風喪膽”。
“我們廣大官兵威嚴地守住人民大會堂的各個門，一雙雙警惕的眼睛在注視著這場特殊的鬥爭，”他繼續寫道，“一顆顆跳動的心臟，在接受著血與火的考驗。”（“守衛大會堂”，倪福田文，《戒嚴一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
“血染方向盤”
在西長安街永定路和復興路的交叉路口，從山西省到北京天安門廣場清場的某部軍隊，受到市民和學生們的攔阻。團汽車連代理排長張震，擔任卡車首車駕駛員，帶領25台汽車。
他一路上遭到襲擊，身上12處受傷。“為了保衛黨、保衛祖國、保衛首都”，他認為值得付出“血的代價”。他還認為，“部隊清場之日”，就是“一小撮製造動亂的傢伙”失敗之時。
歹徒們煽動許多不明真相的群眾向車隊湧來，有的暴徒叫喊：“快動手打呀！砸呀！”還有人叫囂：“先打掉前頭的司機，他們就動彈不了了！”
頓時，磚頭、石塊雨點般的砸在我的車上。駕駛室前面和兩側的四塊擋風玻璃全被砸得粉碎。
對於這突如其來的情況，我沒有感到驚慌。突然，從左側飛來一塊石頭，重重地砸在我的左耳根部，當時只覺得兩耳轟得一聲響，眼前一黑，被打懵了。
但是，我的手沒有離開方向盤，車還在往前走。一陣陣難忍的劇烈疼痛，傷口的血從頭上流到身上。
當時，挨著我坐的軍務股長陶祥禮同志，探過身來一看，只見我左耳根部有一條大口子……我使勁咬緊牙關，努力使自己鎮定下來。……堅持一步一步地繼續向前開進。（張震，《平暴英雄譜》，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
“血染的征程”
在廣安門鐵路與公路交叉口，一列火車停靠在路口中間，擋住陸軍第54集團軍前進的道路。這個軍是從河南省趕赴北京。少將副政委張堃，和士兵們一起，從火車下面爬了過去。
部隊一過火車道，暴徒們就在車廂上用磚頭往下砸，用木棒和鋼筋棍打……前進受阻……官兵們攙扶著傷患，繼續往前衝！
隊伍行至廣安門護城河。這裡道路狹窄，聚集了上萬名不明真相的群眾。護城河橋頭的街道兩側正在拆建築物，暴徒們在這裡設立了第二道防線。……戰士們實在憋不住了，跪在團長徐乃飛和政委跟前，要求發子彈。……群眾與敵人混在一起，一時難以辨清。他和政委含著淚把戰士一個個扶起來，堅定地說：“執行命令，不准開槍！”……
我忍著全身疼痛，用我那還不太蒼老的嗓門，帶領部隊高呼“熱愛首都、熱愛首都人民、熱愛首都學生”的口號，許多戰士的臉上流著血、嘴裡流著血，也跟著我高呼。……人群稍向後退了一些，一些群眾還鼓起了掌。砸來的石頭、磚塊也少了些，部隊乘勢從狹窄的通道中擠了過去。
肉體上的痛苦，官兵們咽下了，最使他們感到難受的是被群眾誤解。部隊通過廣安門，進入廣安門內大街，沿街路障重疊，逼得我們只好從路障兩邊的小口子通過。每經過一個胡同口，都是一陣石雨的襲擊，都是一陣令人難以容忍的辱駡聲。“你們槍口對準誰？”“你們不是人養的！”“保皇狗！”……
部隊行至南新華街時，遭到了更為猛烈的襲擊。也許這裡接近廣場了，暴徒們準備在這裡孤注一擲。一些打著“北京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旗號的人，煽動起上萬名群眾，用幾十輛汽車、隔離柵欄設置了密集的路障……
我只有一個信念，必須儘快率部趕到天安門廣場。我命令部隊：不惜一切代價，火速向向天安門廣場挺進！（張堃，《戒嚴一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 ）
在劉家窯到天安公園東口這段道路上，戒嚴部隊某部上尉主力工程師李勃，乘坐在巡邏隊的第一輛裝甲車322號上。
“……人群中飛出雨點般的石塊、磚頭、瓶子，還有鐵釘等硬物，車身被砸得咣當咣當地響。”他寫道，“……322號帶著累累傷痕，在大街上艱難地行進。”
後來，他們成為第一輛開進天安門廣場的裝甲車。“淩晨一點多鐘，戒嚴指揮部的兩位首長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我們322號車的人員時，一位首長緊緊握著我的手，”他接著寫道， “高興地說：你們任務完成得很好，是開進廣場的第一輛裝甲車，顯示了很大的威力，給了一小撮歹徒很大的震懾……”（“第一輛裝甲車開進廣場”，李勃 文，《戒嚴一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
杜斌《天安門屠殺》一書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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