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 輯錄
編者按：北京攝影師、作家、獨立紀錄片製作人杜斌，主編了《天安門屠殺》一書，於“六四”24周年前夕，在明鏡出版社出版。該書搜集、整理了 “六四”事件參與者、目擊者等各方回憶，按時間順序編排。杜斌說：天安門屠殺的核心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在天安門一帶以坦克車和機關槍，屠殺赤手空拳和平請 願的青年學生和普通老百姓，這是全世界的人當時在電視上親眼目睹的慘劇，“中國共產黨政權犯了殘害人類的滔天罪行”。
該書部分內容已經在《大事件》21期選載。以下內容也選自該書。
1989年6月3日22時15分（續）
武警北京總隊5支隊8中隊的27名武警官兵，將軍區首長護送到目的地後，又接到新的任務。
“軍區前指立即召開緊急會議，組織各部隊的協同，會上更加明確地指示我們，”這個中隊稱，“由我們負責正面將暴徒驅散，解放軍300名先頭部隊隨後負責兩翼控制並排除路障保證大部隊開進。”
這個中隊認為，他們是為大部隊開闢通道的“刀尖子”。他們得到帶隊領導的兩條指令：“一條是任何一個同志不得盲目冒進；一條是誓死不能後退一步。”
中隊的官兵看到，已有不少軍隊在此集結，等待新的命令。
而在軍博門口東側不遠的地方，“有幾十輛公共汽車被暴徒橫排在馬路上，一場激烈的拉鋸戰在這裡已持續了半個多小時。上千名手持木棒、石塊的暴徒和不明真相的群眾躲在車後，解放軍戰士剛一接近，”這個中隊稱，“他們劈頭蓋腦就是一陣悶棍。有的戰士被打得頭破血流，有的當場昏了過去，一些受傷官兵陸續被抬了下去。”
如何排除眼前的路障呢？這個中隊在戰績中稱：
我們來到了離公共汽車約50米的地方，準備發起衝擊。指揮員一聲令下，我們27名防暴隊員一聲呐喊，幾個箭步便接近了公共汽車。
這時，磚頭、瓦片、玻璃瓶像冰雹一樣，從車的另一側砸了過來。頓時，我們有十幾個同志腿部被打傷，戰士關宏傑小腿部砸得露出了骨頭。
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我們第一次施放了催淚彈。並乘機向公共汽車東側發起了衝擊。暴徒們本以為我們不敢往他們這邊沖，當我們突然沖過來時，騷動的人群像炸了窩，喊叫著四處逃跑。
我們迅速穿過障礙物後，27塊盾牌一個挨一個，很快組成了一個半圓形，隊員們都蹲在盾牌後面隱藏起來，只有20多個頭盔在盾牌上方微微晃動。
驚魂未定的暴徒們，跑出很遠後，才收住腳步，一個個都被這奇怪的陣勢驚呆了。他們手持木棒、石塊，眼睛直愣愣地瞅著，沒有一個人敢靠前。
的確，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陣勢，沒有見過這樣的“秘密武器”。其實，這並不是什麼秘密武器，不過是我們平時自編自練的一種警棍盾牌術。……
就在人群發愣的時候，這半圓形的隊形，暫態間又化為三個三角形，猶如三把尖刀插入暴亂的人群。
頓時，暴徒們連喊帶叫，又驚恐地後退了十幾米。轉眼之間，那三把尖刀又收在一起，變換成原來的半圓形隊形。
解放軍先頭部隊也乘機清除掉用作路障的汽車，大部隊緊跟著向前推進。（李林，《戒嚴一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
當局頒發的平暴紀念章。
“百折不撓 一往直前”
在復興門立交橋下，聚集著從木樨地沿途退下來和原來守在這裡的市民和學生“人山人海”。
武警北京總隊5支隊8中隊27名武警官兵心中只有一個信念：“不到天安門，誓不甘休。”
在橋東側，12輛公共汽車被點燃，橫在馬路上，濃煙滾滾，火光沖天。不時響起油箱爆炸聲，隨著嘭嘭的爆炸聲，巨大的火球滾向天空。
但是，無論前進的道路多麼艱難，也難不倒我們這些為了黨和國家的利益，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的防暴隊員。
當我們驅散橋上的人群，來到正在燃燒的公共汽車跟前時，指揮員一聲令下：“沖過去！”戰士們一擁而上，有的硬是從噴著烈火的兩車之間擠過去，有的冒著熊熊烈火，從車窗爬過去，有的就勢一滾從車下鑽過去，一齊撲向暴徒。
到這個時候，大家已經戰鬥了近四個小時，攻克了18個大路口，16個小路口，所有人員已全部受傷，27個盾牌的有機玻璃觀察鏡全部被打碎，27頂頭盔綠漆全被打落，變成了花白色。
……
我們防暴隊員經過幾次較量以後，一些暴徒也越來越狡猾，手段越來越隱蔽，越兇殘。他們怕站在近處、明處吃虧，有的就爬到路旁樹上，用木棍、方磚往我們頭上砸，有的從樓頂上端著花盆往下摔，我們的生命隨時受到嚴重威脅。
就在這時，從指揮車裡又傳出一個令人心焦的消息：在復興門東邊不遠的民族文化宮，500多名擔負卡口任務的武警官兵，已經被近3萬人圍攻了數小時，其中上百人已經受傷。戰友的生命危在旦夕。防暴隊員聽到這個消息後，眼睛都紅了。（《平暴英雄譜》，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
“鐵流東進天安門”
在復興門立交橋，公共汽車設置的一道道火障，擋住了軍隊的路。38軍少將王福義政委正在組織士兵排障，他聽見從立交橋南側傳來隆隆的馬達聲。
我們軍的18輛裝甲車一輛接一輛地沖上橋來。
他們由軍區和我們軍的各一位參謀、A師一個團的副團長率領，從南郊趕來，正好與軍主力在此會合。幹部戰士都高興地跳起來，熱烈鼓掌歡呼。
軍區齊副司令、陳副政委見裝甲車上來，也十分高興，他們親自對我們軍的帶車參謀交代：“你們在前頭為步兵開路，速度不要太快，不要把步兵丟了，開吧！”
裝甲車滾滾向前，撞開路障，壓倒欄杆，排障隊跟著清理路面，人車互相掩護，前進速度大大加快。（王福義，《戒嚴一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
屠殺見證人、北京政府機關職員北京小左（筆名），和朋友們繼續走小胡同，到達復興門立交橋。他看到市民沒有反抗和阻截，只是在不停地咒駡軍隊。
“軍隊的前鋒已經過去﹐橋上軍車過個不停﹐不時打幾槍。”他寫道，“一響槍﹐人們就趴下或者蹲下。”
他和朋友站在西面的引橋上觀望。他看到離他一、兩米遠的同樣站在那裡觀望的一個人突然臥倒了。“就像中學生物理課的青蛙脊髓試驗那樣﹐身子突然僵直﹐平摔下去……聽到他呻吟﹐才知道被打倒了。傷在腿上﹐”他寫道，“我上去拖他﹐這老兄太胖﹐拖不動。叫人也沒人敢上來幫忙。後來還是我一個朋友上來幫忙﹐我們一起把傷患拖了六﹑七米遠﹐然後就有人幫著﹐抬上平板三輪車﹐大概送兒童醫院了。”（《我的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小左文，大紀元新聞網，2004年5月29日）
人的腦漿
新華社記者楊繼繩，騎著自行車在北京街頭見證歷史。他在天安門廣場，看到天安門下萬頭攢動。
“從中山公園裡面走出來一支穿便衣的士兵，被群眾包圍起來了。”他寫道，“有人喊打，學生勸阻，把士兵圍到一旁做說服工作去了。”
設在人民大會堂的官方喇叭一遍又一遍播放“緊急通告”。
設在廣場上的學生喇叭則播放著好消息：“前門西的解放軍被群眾圍住了，進不來了。”
在廣場西北角，他看到，有人高喊：“不好了，解放軍到軍事博物館了。”
他寫道：“不少人聞訊騎自行車向西猛跑。”
在前門西路北的北京供電局門前，他看到，果然有黑壓壓的一大片全副武裝的解放軍被群眾圍起來了。
“學生走進裡面去做工作，勸他們不要鎮壓群眾。”他寫道，“戴著鋼盔的軍人們緊抱槍枝，一言不發。”
在前三門大街，群眾用馬路隔欄做了重重路障。
“在十字路口，”他寫道，“都用公共汽車做路障。”
在和平門北京急救中心，他看到，有一部分武裝士兵被群眾包圍起來了。
他寫道：“包圍圈的群眾齊聲喊：‘人民軍隊愛人民!’”
在宣武門路口，他看到，兩輛大電車橫在前三門大街上。
“在電車西邊，兩輛軍車被阻，軍車上滿載著全副武裝的軍人。”他寫道，“車下的群眾和他們說話，氣氛並不緊張。”
在國華商場附近的路口，他看到，滿載武裝警察的三輛大轎車和一輛大卡車被阻。
他寫道：“車裡的戰士和周圍的群眾有說有笑。”
在復興門橋附近的廣播電視部門前，他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播電視部”的牌子丟在地上燃燒。
他寫道：“一輛武警的汽車也在燃燒。”
西邊傳來了槍聲。有人迎著子彈拼命騎車向西奔去。
他看到一位30多歲的男子用自行車馱著妻子。
“妻子說：‘就站在這兒看，不要往前了。’”他寫道，“男人說：‘不怕，去為學生壯個膽。’”
“妻子說：‘死了不值得，活著將來還可以說說這個事情的真相。’”他接著寫道，“他們還是騎車向西去了。”
在木樨地路口，他看到人山人海，槍聲密集，人聲如潮。離路口一百米，再也無法前進了。
他在路北25號樓旁邊站定。想看個究竟。他剛站定，突然感到眼裡、鼻子裡很難受。
有人說這是催淚瓦斯。
“突然，子彈的呼嘯聲從耳邊響過。我身邊一個人‘哎’地叫了一聲，我一看，他的右胳膊上的白襯衣被鮮血染紅了。”他寫道，“他用左手捂著傷口，向大樓後面轉移。”
他也緊躲向大樓後面。
“這時，一陣陣急促的喊聲：‘快!快!快!閃開!閃開!’”他接著寫道，“三個人、兩個人抬著一個又一個鮮血淋淋地傷患從胡同裡穿過。一輛輛三輪板車馱上了傷患。”
“槍聲太密集，有點像大年三十晚的爆竹。我隨著拉傷患的三輪車向北，”他寫道，“繞到了兒童醫院。醫院的過道上有鮮血。”
他想證實一下是不是橡皮子彈。他問在現場的大夫：“是橡皮子彈嗎？”
“他瞪了我一眼沒有回答。我又問第二個大夫：‘是真子彈嗎？’”他寫道，“大夫吼著對我說：‘不是真子彈還能這樣!’”
“後來不少人說，不僅是真子彈，”他寫道，“還是開花子彈。”
杜斌《天安門屠殺》一書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編者按：北京攝影師、作家、獨立紀錄片製作人杜斌，主編了《天安門屠殺》一書，於“六四”24周年前夕，在明鏡出版社出版。該書搜集、整理了 “六四”事件參與者、目擊者等各方回憶，按時間順序編排。杜斌說：天安門屠殺的核心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在天安門一帶以坦克車和機關槍，屠殺赤手空拳和平請 願的青年學生和普通老百姓，這是全世界的人當時在電視上親眼目睹的慘劇，“中國共產黨政權犯了殘害人類的滔天罪行”。
該書部分內容已經在《大事件》21期選載。以下內容也選自該書。
1989年6月3日22時15分（續）
武警北京總隊5支隊8中隊的27名武警官兵，將軍區首長護送到目的地後，又接到新的任務。
“軍區前指立即召開緊急會議，組織各部隊的協同，會上更加明確地指示我們，”這個中隊稱，“由我們負責正面將暴徒驅散，解放軍300名先頭部隊隨後負責兩翼控制並排除路障保證大部隊開進。”
這個中隊認為，他們是為大部隊開闢通道的“刀尖子”。他們得到帶隊領導的兩條指令：“一條是任何一個同志不得盲目冒進；一條是誓死不能後退一步。”
中隊的官兵看到，已有不少軍隊在此集結，等待新的命令。
而在軍博門口東側不遠的地方，“有幾十輛公共汽車被暴徒橫排在馬路上，一場激烈的拉鋸戰在這裡已持續了半個多小時。上千名手持木棒、石塊的暴徒和不明真相的群眾躲在車後，解放軍戰士剛一接近，”這個中隊稱，“他們劈頭蓋腦就是一陣悶棍。有的戰士被打得頭破血流，有的當場昏了過去，一些受傷官兵陸續被抬了下去。”
如何排除眼前的路障呢？這個中隊在戰績中稱：
我們來到了離公共汽車約50米的地方，準備發起衝擊。指揮員一聲令下，我們27名防暴隊員一聲呐喊，幾個箭步便接近了公共汽車。
這時，磚頭、瓦片、玻璃瓶像冰雹一樣，從車的另一側砸了過來。頓時，我們有十幾個同志腿部被打傷，戰士關宏傑小腿部砸得露出了骨頭。
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我們第一次施放了催淚彈。並乘機向公共汽車東側發起了衝擊。暴徒們本以為我們不敢往他們這邊沖，當我們突然沖過來時，騷動的人群像炸了窩，喊叫著四處逃跑。
我們迅速穿過障礙物後，27塊盾牌一個挨一個，很快組成了一個半圓形，隊員們都蹲在盾牌後面隱藏起來，只有20多個頭盔在盾牌上方微微晃動。
驚魂未定的暴徒們，跑出很遠後，才收住腳步，一個個都被這奇怪的陣勢驚呆了。他們手持木棒、石塊，眼睛直愣愣地瞅著，沒有一個人敢靠前。
的確，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陣勢，沒有見過這樣的“秘密武器”。其實，這並不是什麼秘密武器，不過是我們平時自編自練的一種警棍盾牌術。……
就在人群發愣的時候，這半圓形的隊形，暫態間又化為三個三角形，猶如三把尖刀插入暴亂的人群。
頓時，暴徒們連喊帶叫，又驚恐地後退了十幾米。轉眼之間，那三把尖刀又收在一起，變換成原來的半圓形隊形。
解放軍先頭部隊也乘機清除掉用作路障的汽車，大部隊緊跟著向前推進。（李林，《戒嚴一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
當局頒發的平暴紀念章。
“百折不撓 一往直前”
在復興門立交橋下，聚集著從木樨地沿途退下來和原來守在這裡的市民和學生“人山人海”。
武警北京總隊5支隊8中隊27名武警官兵心中只有一個信念：“不到天安門，誓不甘休。”
在橋東側，12輛公共汽車被點燃，橫在馬路上，濃煙滾滾，火光沖天。不時響起油箱爆炸聲，隨著嘭嘭的爆炸聲，巨大的火球滾向天空。
但是，無論前進的道路多麼艱難，也難不倒我們這些為了黨和國家的利益，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的防暴隊員。
當我們驅散橋上的人群，來到正在燃燒的公共汽車跟前時，指揮員一聲令下：“沖過去！”戰士們一擁而上，有的硬是從噴著烈火的兩車之間擠過去，有的冒著熊熊烈火，從車窗爬過去，有的就勢一滾從車下鑽過去，一齊撲向暴徒。
到這個時候，大家已經戰鬥了近四個小時，攻克了18個大路口，16個小路口，所有人員已全部受傷，27個盾牌的有機玻璃觀察鏡全部被打碎，27頂頭盔綠漆全被打落，變成了花白色。
……
我們防暴隊員經過幾次較量以後，一些暴徒也越來越狡猾，手段越來越隱蔽，越兇殘。他們怕站在近處、明處吃虧，有的就爬到路旁樹上，用木棍、方磚往我們頭上砸，有的從樓頂上端著花盆往下摔，我們的生命隨時受到嚴重威脅。
就在這時，從指揮車裡又傳出一個令人心焦的消息：在復興門東邊不遠的民族文化宮，500多名擔負卡口任務的武警官兵，已經被近3萬人圍攻了數小時，其中上百人已經受傷。戰友的生命危在旦夕。防暴隊員聽到這個消息後，眼睛都紅了。（《平暴英雄譜》，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
“鐵流東進天安門”
在復興門立交橋，公共汽車設置的一道道火障，擋住了軍隊的路。38軍少將王福義政委正在組織士兵排障，他聽見從立交橋南側傳來隆隆的馬達聲。
我們軍的18輛裝甲車一輛接一輛地沖上橋來。
他們由軍區和我們軍的各一位參謀、A師一個團的副團長率領，從南郊趕來，正好與軍主力在此會合。幹部戰士都高興地跳起來，熱烈鼓掌歡呼。
軍區齊副司令、陳副政委見裝甲車上來，也十分高興，他們親自對我們軍的帶車參謀交代：“你們在前頭為步兵開路，速度不要太快，不要把步兵丟了，開吧！”
裝甲車滾滾向前，撞開路障，壓倒欄杆，排障隊跟著清理路面，人車互相掩護，前進速度大大加快。（王福義，《戒嚴一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
屠殺見證人、北京政府機關職員北京小左（筆名），和朋友們繼續走小胡同，到達復興門立交橋。他看到市民沒有反抗和阻截，只是在不停地咒駡軍隊。
“軍隊的前鋒已經過去﹐橋上軍車過個不停﹐不時打幾槍。”他寫道，“一響槍﹐人們就趴下或者蹲下。”
他和朋友站在西面的引橋上觀望。他看到離他一、兩米遠的同樣站在那裡觀望的一個人突然臥倒了。“就像中學生物理課的青蛙脊髓試驗那樣﹐身子突然僵直﹐平摔下去……聽到他呻吟﹐才知道被打倒了。傷在腿上﹐”他寫道，“我上去拖他﹐這老兄太胖﹐拖不動。叫人也沒人敢上來幫忙。後來還是我一個朋友上來幫忙﹐我們一起把傷患拖了六﹑七米遠﹐然後就有人幫著﹐抬上平板三輪車﹐大概送兒童醫院了。”（《我的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小左文，大紀元新聞網，2004年5月29日）
人的腦漿
新華社記者楊繼繩，騎著自行車在北京街頭見證歷史。他在天安門廣場，看到天安門下萬頭攢動。
“從中山公園裡面走出來一支穿便衣的士兵，被群眾包圍起來了。”他寫道，“有人喊打，學生勸阻，把士兵圍到一旁做說服工作去了。”
設在人民大會堂的官方喇叭一遍又一遍播放“緊急通告”。
設在廣場上的學生喇叭則播放著好消息：“前門西的解放軍被群眾圍住了，進不來了。”
在廣場西北角，他看到，有人高喊：“不好了，解放軍到軍事博物館了。”
他寫道：“不少人聞訊騎自行車向西猛跑。”
在前門西路北的北京供電局門前，他看到，果然有黑壓壓的一大片全副武裝的解放軍被群眾圍起來了。
“學生走進裡面去做工作，勸他們不要鎮壓群眾。”他寫道，“戴著鋼盔的軍人們緊抱槍枝，一言不發。”
在前三門大街，群眾用馬路隔欄做了重重路障。
“在十字路口，”他寫道，“都用公共汽車做路障。”
在和平門北京急救中心，他看到，有一部分武裝士兵被群眾包圍起來了。
他寫道：“包圍圈的群眾齊聲喊：‘人民軍隊愛人民!’”
在宣武門路口，他看到，兩輛大電車橫在前三門大街上。
“在電車西邊，兩輛軍車被阻，軍車上滿載著全副武裝的軍人。”他寫道，“車下的群眾和他們說話，氣氛並不緊張。”
在國華商場附近的路口，他看到，滿載武裝警察的三輛大轎車和一輛大卡車被阻。
他寫道：“車裡的戰士和周圍的群眾有說有笑。”
在復興門橋附近的廣播電視部門前，他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播電視部”的牌子丟在地上燃燒。
他寫道：“一輛武警的汽車也在燃燒。”
西邊傳來了槍聲。有人迎著子彈拼命騎車向西奔去。
他看到一位30多歲的男子用自行車馱著妻子。
“妻子說：‘就站在這兒看，不要往前了。’”他寫道，“男人說：‘不怕，去為學生壯個膽。’”
“妻子說：‘死了不值得，活著將來還可以說說這個事情的真相。’”他接著寫道，“他們還是騎車向西去了。”
在木樨地路口，他看到人山人海，槍聲密集，人聲如潮。離路口一百米，再也無法前進了。
他在路北25號樓旁邊站定。想看個究竟。他剛站定，突然感到眼裡、鼻子裡很難受。
有人說這是催淚瓦斯。
“突然，子彈的呼嘯聲從耳邊響過。我身邊一個人‘哎’地叫了一聲，我一看，他的右胳膊上的白襯衣被鮮血染紅了。”他寫道，“他用左手捂著傷口，向大樓後面轉移。”
他也緊躲向大樓後面。
“這時，一陣陣急促的喊聲：‘快!快!快!閃開!閃開!’”他接著寫道，“三個人、兩個人抬著一個又一個鮮血淋淋地傷患從胡同裡穿過。一輛輛三輪板車馱上了傷患。”
“槍聲太密集，有點像大年三十晚的爆竹。我隨著拉傷患的三輪車向北，”他寫道，“繞到了兒童醫院。醫院的過道上有鮮血。”
他想證實一下是不是橡皮子彈。他問在現場的大夫：“是橡皮子彈嗎？”
“他瞪了我一眼沒有回答。我又問第二個大夫：‘是真子彈嗎？’”他寫道，“大夫吼著對我說：‘不是真子彈還能這樣!’”
“後來不少人說，不僅是真子彈，”他寫道，“還是開花子彈。”
杜斌《天安門屠殺》一書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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